華夏邊緣的維持：羌族歷史記憶(6)

五、華夏邊緣的維持：由羌人到羌族

五、華夏邊緣的維持：由羌人到羌族

現代羌族認同的形成過程及羌族認同的本質，可以讓我們思考歷史上被歷朝中國稱為「羌人」的各族群的本質。以及，由「羌人」到「羌族」所呈現的華夏邊緣變化。無疑，「羌人」與「羌族」有極大的差別。雖然中國史籍中稱岷江上游部分人群為「羌」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但是據許多村寨裡的中老年人說，他們在解放前或小時候根本沒聽過羌或羌族。在前面我們也說過，甚至於現在被等同於「羌族」的「瑪」或「爾瑪」等族稱，在過去都只是指一條溝中的人，或指本溝與鄰近地區的人。這個現象反映了由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中國人與岷江上游人群的互動方式、中國政權對這些邊緣人群的政策都有相當的不同。同時，中國人對岷江上游上著人群的意象，以及此邊緣人群的自我族群意識，也都有相當的轉變。主要的差別在於，傳統中國將這兒的人群當作是異化的邊緣人群，在政策上採透過當地土司頭人的間接管理，因此當時並不存在一個建立在主觀認同上的「羌族」。現代中國，尤其是1949年之後的中國，國家的影響力深入到每一村寨之中，因此才有可能在所有村寨人群中形成共同的「羌族認同」。

建立並創造現代羌族認同的尖兵，主要是羌族知識分子。雖然在明清時期這一帶已設立漢式學校，但當時並沒有出現一批「羌人知識分子」。因為明清時期在此所設的學校主要供當地漢人移民或漢化土著頭人的子弟就讀：到了民國時期仍是如此。再者，嚴重的民族歧視使得所有接受漢人歷史記憶與知識的土著都以「失億」來成為漢人，而非重整本身歷史記憶來建立新的「羌人」認同。在歷史上，岷江上游地區許多被稱作羌的人群(如灌縣以上至綿篪的人)都已成為漢人，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

在社會主義中國建立之後，中國大陸施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普及村寨中的學校教育，如此才創造出一批羌族知識分子。藉由這些羌族知識分子對本身及華夏歷史記憶的選擇與詮釋，羌族認同才被建立起來。並且在他們的努力下，統一的羌族文化與語言文字也在形成之中。

那麼，在現代之前，岷江上游人群的認同究竟是什麼情形呢?由漢代至今兩千餘年問的絕大多數時候，岷江上游的人群一直與中國政權有往來接觸，或受中國間接管轄。在這期間其它政權如西夏，党項，吐蕃等，也曾對此地的人群社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因此，在歷史上當地的人群認同應有相當複雜的變化。但是在現代羌族記憶中，同寨、同一溝中或鄰近地區的人以「兄弟起源故事」彼此凝聚，以及從前許多人都認為本溝、本地區的人群就是「瑪」(或爾瑪)，以別於上游的「赤部」，下游的「而」。這種極端分散且孤立的人群認同模式，至少代表社會主義中國建立之前，清末民國時期岷江上游人群的族群認同狀態。如果歷史上這一帶的羌人一直住在孤立的溝中，如果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能如社會主義中國這樣將國家行政與教育推及到羌寨之中，如果沒有一個時代中國能貫徹民族平等政策，那麼，很可能這種極端分散的族群認同狀態代表兩千年來當地族群現象的常態。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人不能以其各自的族稱來為他們命名，而只能泛稱他們為「羌」。

傳統中國邊緣的「羌人」與現代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羌族」，最主要的差別便是：前者是對漢人而言的邊緣異族，而後者，除了仍被漢人視為華夏邊緣外，他也是一個建立在「認同」上的民族。這種變化的主要動因，還是由於民國革命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建立以來，華夏由傳統「中國人」轉變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人群。傳統「中國人」由異化的邊緣來凝聚：強調邊緣人群的異質性，也等於強調華夏間的同質性，藉此由邊緣強化華夏認同。而「中華民族」則是，在民族國家架構下，一個與現代中國相對應的民族。現代中國建立後， 「中國」需要一個確定的實質邊界；由於華夏邊緣人群對中國人的凝聚非常重要，所以他們都被劃入「中國」與「中華民族」之中。

與傳統中國正史對四裔人群的記載相比，民國以來的邊疆民族史研究可說是一種建立、塑造「中華民族」的集體歷史回憶活動。以「羌族歷史文化」來說，這種回憶首先由漢族歷史學者主導。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後，國家的行政力量與國家教育深入村寨中，並貫徹執行民族平等與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在學習漢文與漢文記載的歷史記憶之後，岷江上游人群也開始在華夏的歷史記憶中發現、塑造自己。從此，「羌族歷史文化」成為漢族學者與土著知識分子間，或羌族人民與漢族人民間，共同的歷史回憶活動。藉由如此的歷史回憶活動，岷江上游人群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個傳統的華夏邊緣更牢固的與華夏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