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2

三、"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
《史记》关于葱岭之西诸国的记载，是以"大宛"为中心来描述的，故名《大宛列传》。"大宛"和"大夏"分别是在"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Farghana）盆地，和依旁"阿姆河"的"巴里黑"（Balkh）绿洲。《史记》说：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居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弥、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氏城，有市贾贩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北魏、隋唐年代，中原皇朝对于西域的人文地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新唐书　西域传》点明了说：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水之南，古大夏地。……大夏即吐火罗也。

西方著作中也有与"吐火罗"相关的族名记载。斯屈波的《地理志》记载了Saka部落名Tochari[26]。而中国历史又记载，有一个"塞种"的民族很早就游牧于伊犁河－楚河流域，是"大月氏"人将他们逐出了这片"塞地"；前140年左右，这些"塞种"又转进阿姆河以南地区，取代了希腊人建立的Bactria王国。从而在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流域，分别形成了"大宛"和"大夏"两大族国。从时代、地域和历史事件的对应上来看，Tochari就是"大宛"和"大夏"，也无疑就是"吐火罗"或"睹货逻"；而西史中的Scythian、Sarmatian、Saka等亚洲游牧部落，可能都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塞种"。
历史上，中亚－新疆地区曾经有过两个重要的"吐火罗"地方。其一是，阿姆河两岸今阿富汗、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等国的部分地区，即古"大夏国"之所在地"吐火罗斯坦"，玄奘则称之为"睹货逻国故地"。其二是，新疆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也曾经被人们称为"吐火罗"地方。
二十世纪初，在后一"吐火罗"地方，曾发现过不少七、八世纪间用一种怪异语文写成的佛教文献，西方学者确证了它与多种欧洲语言有着近缘关系[27]。据九世纪的"回鹘"文献对这种语言的称呼，现代语言学者也将其命名为"吐火罗语"[28]。这种语言的发现和解读，是二十世纪内震动世界的考古、语言学的成果。为了解释这种"吐火罗语"之所出，有人提出是西迁的"大月氏"人，将这种印欧语言传播到那里去的。因此，Scythians、Sarmatians、Saka、月氏、乌孙等东方游牧民族的西迁活动，也都被认为是欧洲人种的一种"倒流"（rebound [29]）现象，法国学者R.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极有影响地普及了这种猜想。今版《大英百科全书》也全面地采用了这种假设。
然而，自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者在同一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某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欧洲人种的干尸和遗存后，新疆、中亚、南亚地区的早期居民的人种归属已经渐趋明朗，蒙古人种迟于印欧人种到达亚洲中部的事实，已是不容怀疑的了。尽管这些考古学的成果并不直接与语言学的研究相关联，然而从东方为"吐火罗语"寻找印欧民族载体的理论需求也就不复存在，当然这也为客观地研究"大夏"和"月氏"的族源，营造了有利的学术气氛。
中国历史上的"夏"并不令人陌生，"华夏民族"中也定必融有"夏族"的成分，"夏朝"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史记　夏本纪》说："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国号夏后……"。尽管"夏"是否就是"大夏"，还有待进一步证明，但是若干夏代帝王之名，如"不降"、"孔甲"、"履癸"，以及包括"夏后"在内的"有扈"、"有男"、"斟寻"、"斟戈"等氏族名的记载，都是"夏族"是非汉语民族的线索。
而"匈奴"的族源，也暗示了这个内涵复杂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夏族" 有着某种关联。《史记　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关于族名"山戎"、"猃狁"、"荤粥"的源出，一直困扰着古今的学者；而"唐虞"究竟是时代、地方、人名或族名？更令人莫衷一是。由于蒙古语的"山"字读作"乌洛"，因此"山戎"大概就是后世族名"乌洛浑"。而"猃狁"、"荤粥"、"唐虞"，则可能就是族名"室韦"、"兀者"、"东胡"的转写。
"东胡"曾经是一个势力很大的民族，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它也被叫做"屠何"、"徒河"、"屠各"、"独孤"、"达?"、"大贺"、"独活"、"唐兀"等。早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土方"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土方"即是"东胡"[30]。在先秦的文献中，族名"东胡"或"屠何"就开始出现了。《山海经　海内西经》说："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管子　小匡篇》说："[桓公]中救晋公，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史记　匈奴列传》则说："燕北有东胡、山戎"。《后汉书　乌桓鲜卑列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三国志　乌桓鲜卑东夷传》则说："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显然，史家们是将影响较大的"东胡"，当作这些古代蒙古语民族的总称了。
西汉初年，"东胡"一度非常强大，它对"匈奴"部落欲取欲求，最后导致激烈反抗，冒顿单于领兵灭东胡，并虏获了东胡的大量人口和牲畜。到了"匈奴帝国"也不成气候时，《晋书　匈奴传》又提到过一个"屠各"部落：

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屠各种、鲜支种……。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这个"屠各（何）"氏族，又成为"匈奴"的"单于"家族了。
姚薇元先生[31]很早就考证了，隋唐时很显赫的"独孤氏"，就是"屠各氏"。他还证明晋世匈奴豪杰刘元海本为"屠各"种。然而，更有名气的是一位"赫连勃勃"者，《晋书》[32]说他是"刘元海之族也"，《魏书》[33]则说他"僭称大夏天王"。史载匈奴语"赫连"即"苍天"，而突厥语中buyuk即"大"，beg即"酋长"，"赫连凡?勃"当为"天之大酋长"的意思。人类的语言常变，而血缘永驻。"赫连勃勃"的属众使用的可能是"匈奴－突厥语"，而他的国号"大夏"，则又是在重申他们的宗属本是"屠何"种。
"东胡"也是"契丹"民族中的最重要的成分。《新唐书》[34]记载了契丹之始和贞观年间它的部落内涵和区划：

契丹，本东胡种……。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
……
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

根据这些记载，唐初契丹民族也被《辽史》称为"唐大贺氏八部"，其实上述八部九州之名，也都是一些部落名，其中 "独活"、"徒河"、"弹汗"和"大贺"一样，都是"东胡"、"屠何"、"大夏"、"唐虞"的异译。
元蒙时代还有"朵豁剌惕"[35]部落。"朵豁剌"无疑就是"吐火罗"或"睹货逻"，不过那时蒙古地区的"朵豁剌惕"，已经不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部落了。至明清两代，这个显赫的"东胡"民族已所剩无几，大兴安岭两侧的"达斡尔"族是它的一支较纯净的直裔，这个族名的汉译亦作"达呼尔"、"打虎儿"等[36]，其语言至今仍然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蒙古语"。
中国历史－文字学者刘凤翥、沈汇等[37]，从契丹小字读音与达斡尔语的比较着手，论证了契丹民族既源于东胡，而达斡尔族必源于契丹亦源自东胡的结论。中国考古和民族学者干志耿、孙秀仁则极具洞察力地指出[38]：

古代民族……，很难说哪一个民族绝对纯粹，在其流变过程中必渗入他族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相对来说，达斡尔族还是保持了较纯的成分。……达斡尔族及其语言，比蒙古和蒙语保存了更多的鲜卑－室韦－契丹系统的成分，保持了这一系统民族语言的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斡尔族在民族史上犹如东胡民族的"活化石"。

现代族名"达斡尔"即是古之"东胡"，绝非仅仅对音的巧合，而是有着坚实的比较语言学的依据的。当然，上述学者关于"契丹"是"源"，"达斡尔"是"流"的说法，未必是必要的，它们可能都是源自"东胡"的两支平行的"流"。
在发掘了如此丰富的"东胡"、"屠何"、"吐火罗"的隐性记载的基础上，我们再罗列比较三组族名的音转现象：

蒙古 护古 屠各 
蒙兀 回纥 东胡、屠何、大贺 
蒙兀儿 畏兀儿 打虎儿、达斡尔
忙豁勒 朵豁剌、睹货逻、吐火罗

根据上述的对照，从语音上推定"吐火罗"就是"达斡尔"，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了。除去"大夏"、"大宛"外，西域族国名"桃槐"、"单桓"等，显然亦都是"吐火罗"或"达斡尔"的转音。
"吐火罗"或"达斡尔"，也是"蒙古"及其相关民族的常用人名。著名者有如："脱斡邻勒"[39]，即"克烈部"酋长"王汗"，《史集》记作tughuril[40]；"秃忽鲁 帖木儿"[41]，也先不花之子，东察合台汗国第一任汗，蒙古汗皈依伊斯兰教之第一人；"妥欢贴睦尔"，元顺帝之名；"秃忽鲁"，字亲臣，康里人，《元史》有传；Tughril，"塞尔柱帝国"奠基人乌古斯酋长塞尔柱之孙等等。
在《史记 大宛列传》关于"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大宛国"的记载中，曾提到五个"大宛"王族的人名："郁成"、"煎靡"、"毋寡"、"昧蔡"、"蝉封"。其实，它们也都是东北亚民族常用的人名：

郁成 兀术氛　?
煎靡 且末、拘弥，
毋寡 乌古、护骨，
昧蔡 ??、麻察，
蝉封 吐浑、单桓。

八世纪初，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在其所作的《往五天竺国传》说[42]："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原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文中的这个"跋贺那"即是"费尔干纳盆地"，亦即汉代"大宛国"故地。
慧超的上述说法极具人种－语言学分类的意义，他把当地人种分成"胡"和"突厥"两大类，又将那里的语言分成"吐火罗"、"突厥"、"土"三种。所谓"土"或"胡"当指印欧人种原住民，而"突厥"必指蒙古人种。而慧超所说的"吐火罗"语，必是当时流行于"吐火罗斯坦"或"睹货逻国故地"的语言，据《梁书诸夷传滑国》记载，那里的语言必须经"待河南人译然后通"，而所谓"河南人"又即是河陇地区的"吐谷浑人"。由此可以推论，这种中亚－南亚古代语言，必是不同于"突厥语"的一种"东胡--鲜卑"系的东方语言，而不会是那种被现代语言学定名为"吐火罗语"的古代新疆印欧语言。
不容否定，印欧人种是中亚最早的居民。然而，"大宛国"的国名、人名及其后世语言，却又如此明显地具有东北亚民族－语言的特征。因此，可以判定入据中亚的"塞种"诸部是有着东北亚背景的蒙古人种，而"大宛"、"大夏"、"吐火罗"或"睹货逻"，亦非"东胡"、"屠何"或"达斡尔"而莫属了。
"大夏"、"大宛"或"吐火罗"民族来自东方的轨迹，也可以循中国历史－地理记载去梳理澄清。《汉书 地理志》曰：

陇西郡。秦置，莽曰厌戎。……县十一：狄道，白石山在东，莽曰操虏。……大夏，莽曰顺夏……。

其中"厌戎"、"狄"、"操虏"等，可能是"阴戎"、"?狄"、"敕勒"等族名的转写。而这个"大夏"县置，在今甘肃临夏、广河一带，"大夏"当然就是"东胡"或"屠何"的谐音。
出河西走廊，一路还有由"吐火罗"转化而来的大量古地名：
一如，西汉所设的郡置"敦煌"，显然是"屠何"或"吐浑"的转音，"月氏"和"乌孙"民族就是先后从那里出走的，"东胡"部落也一定在那里盘据过很久。
二如，巴里坤湖东的"吐尔库里"湖[43]，"吐尔库里"当即Tochari的转写，其地也有相当数量的考古遗迹发现。
三如，新疆焉耆附近有《水经注》所说的："敦薨之水"和"敦薨之山"，余太山先生说："敦薨和大夏同为Tochari之对译，焉耆周遭山水皆以敦薨为名，说明该地曾有Tochari人居住"[44]。那里也就是回鹘人称为"吐火罗"的地方，当地的古代语言"吐火罗语"的印欧语言特征，和"吐火罗民族"的东北亚属性并不矛盾。这和"北京话"被西方人称为Mandarin的情况很相似，满清皇朝首都的汉语方言，与满清皇族的祖语通古斯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四如，《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自于阗"[东]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与《汉书西域传》对照，该国应该就是所谓"小宛国"。张骞既已用过"大夏"和"大宛"两个译名，于是便以"小宛"来命名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再一个"吐火罗国"了。
"东胡"民族在中国本土和欧亚大陆上留下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在东北亚，还是在中亚－南亚地区，它与"月氏"或"兀者"民族长期共生在一起，它们既是"北狄"，也都是"西戎"。上古时代，陕甘宁青就是它们的根据地，河西走廊则是它们西向迁徙的通道之一，它们的语言在这些地区可能一直保留到宋代以后，自称"大夏"的"西夏"民族及其语言[45]，可能就是这些"西戎"民族及其语言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