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4

然而，一重亲缘关系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另一重亲缘关系。在“音节”和“词序”形态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汉语”和“北方诸族语言”间，或许有着不亚于“汉语”和“藏缅语”间的关联。如，从基本语汇来看，汉语中的“阳”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语的hun和su，“岭”字则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而“泥淖”的“淖”，则是来自蒙古语的“湖泊”一字nuur。
“汉字系统”是从“象形字”发展出来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喻义”为本，也理当可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鲜、越南诸国将“汉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训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确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训，不仅可以追溯古代汉语的语源基因，还可以去判定汉字初造者们的族属和语属。
以“马”、“木”二字为例。它们不仅是两个基本的“象形字”，而且是两个重要的基本“声符”，由“马”衍生出的“妈”、“吗”、“蚂”、“骂”，和从“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从“明母m”。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造字之初，“马”、“木”二字就是读作ma、mu、mo的。为了确证这两个具有声符意义的汉字的语源，下面谨作一个范围稍广的比较：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楚瓦什语[62] 
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从这个比较不难看出：突厥语和藏语与这两个汉字是无关的；藏语的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语的lo，大概与“驴”字同出；楚瓦什语的lasha，则与满语的“骡”laosa有关；而只有满语和蒙语中的对应字，才与汉语中的“马”、“木”二字有本质的关联。尽管，我认为蒙古语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语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纠缠一个或许会引起争议的个人见解。
中国古藉为“古代汉语”和“北方诸语”的关联现象，也作了若干相当有意思的隐性记载。例如，《尔雅　释草》说：

卉，草。
?、?、华，荣。

作为一个象形字，“卉”表现了茂盛的丛草。“草”字在藏语中是tsa；在满语中是or-ho（“斡儿和”）；而在匈牙利语中为fu。不难看出，汉语的“草”，与藏语的tsa有着渊缘；而“卉”则or-ho和 fu间有着接近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语的fu，也应该就是从满语的or-ho转化来的。
《尔雅》又说：“?”、“?”、“华”，义“荣”，即“花”。我们不难识别“?”、“华”、“华”都是“花”的不同的写法而已；而独树一帜的“?”（可能读“伊”或“依”），则可能是满语的“花”－“依尔嘎（哈）”（ilga /ilha）的缩音。我不想再讨论“花”是否就是“哈”的转音，但我必须指出上述诸字与藏语是绝对无缘的，藏语的“花”字是metoo。
《尔雅　释天》还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是，它们是上古各代“年岁”一词的演变；“唐虞”则解作“唐尧虞舜的时代”。事实上，“夏”、“商”、“周”本是中原地区的领袖部落之名转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尧舜”所出的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汉族名“东胡”，或宋辽金元时代族名“唐兀”[63]之异译。与其说这几个同义词是发生在各个时代，还不如说它们是古代诸部落语言在中原汉语中的沉淀。
“年”字，蒙古语作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而满语作anen，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夏曰岁”之“岁”，则是“楚瓦什语”之sul，。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唐虞”是“东胡”，而不是“尧舜”，但愿不会被认为是个“离经叛道”的说法。
西方语言学者的丰富想象力予我们很多启发；但时而也有走得太远之嫌。例如，高本汉（BernhardKarigren）推定了汉字“卒”与藏字sdud-pa（读tsha，义为“收集，聚集，聚结起来”）同源后；又进而推论其“士卒”之义，是来自“受强制劳动的男人群体”的意思。对此，就连包拟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离题太远”的感慨[64]。
藏语的“士兵”是mermi，它与汉字“卒”是没有什麽关系的。蒙古语的“士兵”作tsereg，“健壮”作cheereg；而匈牙利语的sereg一字，又意转为“军队”。历史上有安禄山“养……曳落河八千人”[65]的记载。tsereg、cheereg、sereg、“曳落河”等当同鲜卑语“车鹿会”一字，“壮士”之谓也，在原始社会里“壮士”就是“战士”，它们大概就是汉语中的“士卒”之“卒”字的来源。
除“太阳”（hun）和“水”（su）外，若干“突厥语”的词汇，也遗存在“汉语”中。“土”（toprak）、“车”（hoca）这两个基本象形字，就与突厥语相关。“藏语”的chuu与“水”字也比较相近；“藏语”的“土”字saa，则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地要从“藏语”去寻找一切“汉字”源泉，不仅会舍近求远，而且也会有失公允。
根据“车”和它的衍生字“载”的现代读音，可以推测“车”的源音应该是在cha和chi之间，而“车”字在突厥语中为hoca，在匈牙利语中则为kocsi，它们的读音都恰似“高车”，亦几同欧洲语言中的coach。有匈牙利学者认为，这是匈牙利语汇对西方语言不多的贡献之一。如果这种说法是可靠的话，或许我们已经寻得了coach一字远在东方的“中原古代语言”的根。
上述的讨论，对专门家来说失之疏略；于浏览者来说则嫌之艰涩。一个简明的表列，或许能弥足双方的要求：

汉语 变通字 藏语 满语 蒙语 突厥语 匈牙利语
万 chi tuman
花 ?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铁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气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车 kolo hoca kocsi 
马 ta morin lo
驴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头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载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岳 ri uul
山脉 岭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云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后，我们不妨注意一下一个很有趣味的地理－语言现象：长江以南“河流”多以“江”为名；而长江以北则多以“水”或“河”为名。前者如：“珠江”、“湘江”、“赣江”、“黄浦江”等，后者如：“泾水”、“渭水”、“妫水”、“淝水”、“汉水”、“漳水”，或“黄河”、“淮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等等。其实，“河”是蒙古语gol字之转，而“水”则是突厥语su之本音。今甘肃临夏地方旧名“河州”，当地使用蒙古语的“东乡族”民众，则以谐音称之为“各州”。而今之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地区有河名Sara-su，实即突厥语之“黄水”也。五十年前，上海郊区土话中的“江”字（读gong）作形容词时，可作大小“河流”解；例如，将“河鱼”叫作“江鱼”（读gong-ng），把“河蟹”说成“江蟹”（读gong-kha），还把“船”叫做“江船”。其时年幼，初入其地，莫明其妙；如今方知“江”、“河”、“水”，乃不同语言之裔字也。

一、 结论和思考
经过上述姓氏、地名、语词的比较，我们应该会注意到若干重要的现象，同时也会进一步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声调”的确是弥补“单音节”词汇的表义困难的一种手段，但也很难设想一种能够表义的原始语言的基本词汇系统，与生而来就是具有“单音节－声调”特征的。事实上，不少藏语和古汉语的词汇，也是“多音节”的；由于“多音节词汇”的表义精度增加，自然也就可以免除对“声调”的管制。当然，也有些学者极有见地地认为，人类语言的词汇音节数量可能是由简到繁的；还有学者认为“辅音丛”或“复辅音”的分化，是“多音节”词汇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古汉语是否具有“复辅音”的特征？我想这种人类语音中的常发现象，是不必否定的；但是也不宜将其“扩大化”。例如，不少学者认为宋景公之名“头曼”，就是一个“复辅音”字t.rmog；但察明了“商部落”与“北方民族”有着同源的关系后，“头曼”是通古斯语的“万”字tuman，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孔子诸多弟子的姓氏，也都是无法用“复辅音”现象来解释的。许多单音节汉字是“北方诸族语言”多音节字的简缩，“万”来自tuman，“马”出自morin，即是两个例字。这种转化的原因：既可能是来自所谓“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也可能是“象形文字”的反作用。总之，“中原汉语”多见的“一字一义一音”的特征，不少是“后天获得性”的非自然现象。
其次，藏语作为一种较纯的“汉－藏缅式语言”，它与南方汉语方言有比较接近的关系；加上“壮”、“侗”、“苗”、“瑶”等同属语言，也都居于中国南方的地缘分布，使我们可以判断（猜测）：它们的共有语词和“单音节－声调”的特征，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地区发育成形的。而所谓“藏缅语”诸族，大概也是从长江以南地区朝西扩散出去的。中国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迁徙活动，则是改变黄河流域古代部落语言特征的根本原因。
黄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语言，与“北方诸族”及其语言间的关联，显示“北方诸族”与“中原古族”是同源的。离开黄河流域的古代部落，保留了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地区带出去的，具有较纯粹形态的各种“原语”。这些迁徙活动，可能在现代人类的祖先到达东亚地区后，就没有间断停顿过。“爱斯基摩”人脱离“通古斯”部落群体，可能是发生在“数词系统”产生之前，即是一个例证。最近发现的“红山文化”早期遗址，可定在五千至七千年前，或许这也是“中原部落”进入“东北亚地区”的时代坐标之一。
“汉－藏缅”式中原语言，即“汉语”的形成和确立的时代，至少应该是发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史前期”，因为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就已经是用具有这种语言特征的文字写成的。包拟古说[67]：

这种先藏语（按：指“汉－藏缅式原语”）的影响到底发生在什麽时候呢？公元前1027年周灭商的时间比它要晚，因为许多跟藏语有关的上古汉语词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
周族跟这个影响汉语的先藏语部族可能属于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种亲属关系的另一支，不过入侵中原的时间要晚一些。
再者，商代的汉语至少在句法和词汇上跟周代好象并无根本的不同，而后者的语言已经见诸彝器铭文的许多材料，而且很早就用来书写古典作品了。所以这个影响的年代不会迟於商代初，也许还要更早些。
　
鉴于藏缅语中许多语言的差异很大，我们只得把共同语的时间定在非常遥远的年代。但是由于现在假设一大部分汉语和藏语的共同词汇是借用的结果，这就容许我们把（按：应指上古中原语言自“汉－藏缅式原语”借词的）年代定得比较近一些，也许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的前后几个世纪之间，对于解释这两种语言的相似和差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时间深度。

他在这里说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如“汉－藏缅式原语”，即所谓“先藏语”对于古代“中原语言”来说是外来的。而“汉语”，即“汉－藏缅式的中原语言”中的与“藏语”共有的语词，大部是“借用”的，而不是“同源”的。
但是，作为“借方”的各中原部落的语言，在受到“贷方”语言－“先藏语”的冲击前，例如“商部落”的祖语，究竟又是一些什麽样的语言呢？他是没有把握来回答的。在上述的引文中，他还曾猜测“周族”可能是一支“先藏语部族”。其实，种种迹象表明，远古时代的“夏”、“商”、“周”、“秦”等部落，非但不是什麽“汉－藏缅式原语”的载体，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部落。
那末，“汉－藏缅式原语”的冲击，又是来自什麽方向的呢？包拟古在一条注解[68]中说，这种“先藏语”影响主要是来自西方的。这大概是从古今藏族一直居住在中国西部的现象，引发出来的一种地缘性的结论。其实，“藏民族”只不过是使用“藏缅式原语”的古代诸族中，因为走得最远而保留了较纯净的语言形态的一支人群－部落而已。那种具有“单音节－音调”特征的古代语言，对“中原古代语言”的冲击，更可能是直接来自长江以南的“南蛮”诸族。这种语言的运动取向，与亚洲东部古代人类的由南朝北的迁徙态势也是一致的。
我们明知“汉语”的“多源性”，却只说“汉语”和“藏缅语”有着共同的祖语，当然是不全面的；而将如此庞杂的“汉－藏缅语系”的共同祖语（如果存在的话），又仅仅说成是“先藏语”，则更是欠妥的；然而，使用“先藏语”这样一个名词，只是用现存表象去逼近（approach）历史真实的一种“无奈”。我也勉为其难地造了一个“汉－藏缅式原语”（Proto Sino-Tibetan/Burmic-LikeLanguages）这样的替代名词，但仍然无法摆脱那种“缘木求鱼”式的方法。
对于“前汉语”时代的中原语言的定名，也有若干的困难。中原地区古代部落的“夷”、“狄”、“戎”、“胡”属性，都表明他们与后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同源。这些出自黄河流域的“北方诸族”的语言，已被西方语言学者归属为“阿尔泰语系”。然而，经过数千年的兼并融合，在这三种北方语言中，不仅连基本数词都不一致，而且它们的许多“共有词”也几乎都是互借的结果；可见远古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情况，还要大大地复杂得多，因此也很难设想它们只有一种共同的祖语。虽然“阿尔泰语系”理论的基础是如此地脆弱，它的影响却又是如此的巨大；我有时也想就干脆把“北方诸族语言”的中原祖语，称为“阿尔泰式诸原语”（Proto Altaic-Like Languages）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