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
－从春秋时代齐鲁地区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启示－

朱学渊

一、 引言
"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汉语"的形成机制，无疑是"汉民族"起源的关键问题。它的方言分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洞察性的信息。以"北方官话"和"西南官话"所代表的"北方汉语"语音的统一性，表明它是一种传播和融合性的语言；相反，在种类繁多的"东南方言"间，却非常缺乏互懂性，这又显示它们可能都是较孤立的原生性语言。有人认为，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性，可与欧洲语言的多样性相比拟[1]。然而，"北方汉语"却又有着并不亚於"美洲英语"的统一性。后者产生於欧洲诸国大量移民的近三百年间；而"北方汉语"的出现，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这种"大一统"现象，使我们猜测："北方汉语"不可能形成於人类之初，它必定是在一个漫长时期里，由许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语言融合而成的。那时候，在黄河流域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融合活动。
现代语言学是将"汉语"归属于"汉－藏缅语系"的，这种极具学术说服力的理论，使人们开始积极地注意"藏缅语"与"汉语"间的关系；但同时又使人们忽视了其他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在"古代中原汉语"形成前的时代，黄河流域的许多历史、语言、人类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与北方"戎狄诸族"直接相邻，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血缘上的联系；其次，基于对地缘和人口的考量，似乎不应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缅式语言"的载体部落参与了"中原汉语"的形成。然而，"北方诸族语言"与"藏缅式语言"，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语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区各古代民族来去的方向，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将是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有许多证据可以表明，所谓"北方诸族"是在远古时期从中原地区出走的。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带，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所谓"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转徙陕甘宁青，尔后再经河西走廊扩散至中亚、南亚、东欧地区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的许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国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历史中追溯到它们的始源；反之，"华夏民族"民族的许多语言信息，亦可以在欧亚草原上去寻觅它们的去踪。"北狄"、"西戎"与"中原部落"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现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有着举足轻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一些传统观念，非但无助於这些问题的认知，反而堵塞了人们的思路。首先，在没有搞清亚洲东部人类的来去始末的情况下，就将"黄河流域"当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且一味地强调"汉民族"及其语言自北向南的扩散过程；从而完全抹煞了他们远祖是来自南方，而且还不断受到后续而来的南方民族和语言的影响的事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头山遗址"等考古发现，震撼了世界各国学术界，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长江流域有着更早的人类社会活动。其次，以现代基因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的研究，也发现亚洲东部人类男性Y－染色体种类，自南向北渐趋单纯的瓶颈现象[3]。这些考古学、基因－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重现了古代人类迁徙活动，这也为"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
然而，"语言"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化石"。例如，"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於人类语言的早期发展阶段。而"族名"（亦即"姓氏"）又往往会转化为"人名"和"地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白令海峡两侧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爱斯基摩"（Eskimo）、"楚克奇"（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渠"、"挹娄"。甚至在"阿拉斯加"一侧的"尤比克语"（Yup'ik）中，还保留了为数不少的"通古斯语"的基本词汇；但是，尤比克语中的"基数词"不仅与通古斯语完全不同，而且还具有"五进位制"的特征[4]。这表明：可能是在"通古斯语"的"数词系统"产生之前，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就带着他们的"族名"，离开了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体。
不少人企图从"地名"去为"民族"寻根。例如，在满、蒙地区就可以找到许多个"鲜卑山"，我们能否就认为它们都是"鲜卑民族"的发源地了呢？事实上，上古人类是不可能先为山川河流，而后为自身血缘命名的；这些山水地名不过是"鲜卑部落"迁徙活动的遗迹而已。同样，人们寻找"族名"的语义，也往往是徒劳的。象"爱新"（通古斯语"金"）、"阿巴嘎"（通古斯语"天"）、"叱奴"（蒙古语"狼"），这样一些保有语义的族名，是为数不多的。"语种"的湮灭在历史上从未休止过；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语言的更替，而轻易放弃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语言的兴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丧失了它们曾经有过的含义；那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华夏"这样的族名的语义的努力，还不是统统都归于失败了吗？
由原始"族名"发展而来的"地名"和"姓氏"，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由于它们大部分没有语义内涵，因此也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变幻，从而成为语言中较稳定的语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或方法。而中国历史又恰恰在这些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记载。
例如，《逸周书　王会解》，就是一部较准确地记载异族族名的先秦古藉。在该书的"伊尹朝献篇"中，记载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等族名，其中"大夏"、"东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族；而"貌胡"、"莎车"、"旦略"、"戎翟"、"楼烦"、"纤犁"和"其龙"等，则是屡见于史载的族名"??"、"?狄"、"同罗"、"如甲"、"术和"、"敕勒"的异写。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显见于后史记载。
其实，"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两个同源的族名。《晋书》的"乌谭种"[5]；《魏书》的"渴单氏"[6]，和"柔然"初附之"纥突邻"[7]部；辽代"五国部"的"越里笃"[8]，可能都是它们的变音。《汉书》记载的"塞种"部落"捐毒"或"尉头"[9]，则可能是它们远涉中亚的同源族类。"于阗"或"和田"，又是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国名。是《史记》最早记载了"于阗"[10]，《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也都提到过它[11]，《秘史》将其作"兀丹"[12]，《元史》则作"斡端"或"忽炭"[13]。实际上，中原地名"邯郸"、"洪洞"、"滹沱"，都是它们最恰当的对音。从这两个族名的语音解析，我们或许可以瞥见源自中原的古代人类部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流动状态。

"中原地名"与"北方族名"之间的关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史记》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区，必是"华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时，那里有"北虢"、"东虢"、"大卤"、"曲沃"、"令狐"、"羁马"、"狐厨"、"篪祈"等地名[15]，它们显然与"仆骨"、"东胡"、"同罗"、"昭武"、"术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对应。又如，中原"戎"名"扬拒"、"伊雒"、"陆浑"、"?瞒"、"皋落"等[16]，又与"按出"、"挹娄"、"术和"、"悉万"、"斛律"对应。这些关联现象，不仅是北方诸族出自中原的证据，也是确认中原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据。
应该说，一些与先秦人名相关的语言－族属信息，也一直没有为人们所重视。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语中的"夫人"－"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后裔，"宋国"的末代诸侯"景公"名"头曼"[18]；一个匈奴单于[19]之号，亦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远在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与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吗？再如，在与"北方诸族"打了数千年的交道后，我们或许会联想："东郭"、"东方朔"、"孟尝君"、"扶苏"、"胡亥"、"伍子胥"、"无忌"这样的一些古代人名，可能就是由"屠各"、"东胡"、"??"、"密须"、"回纥"、"兀者"这样的族名转化而来的。而《史记　秦本纪》所记载的："大费"、"蜚廉"、"太几"、"大骆"、"奄息"、"到满"、"乌获"、"孟说"、"白起"、"恶来革"、"百里奚"、"?里疾"等人名，则无一不是"胡名"、"胡姓"[20]。
当然，对"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汉语古代语音问题。清代以来的中外文字语言学者们对先秦语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切韵》系统上从事反推。一些学者客观地指出，作为规范汉语语音的一种努力，《切韵》等书也把许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现这些"古音"，选取一些非汉语的对照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梵语和汉语的译音比较，曾对认识唐代语音起过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语和汉语间的比较，则划时代地推动了汉－藏缅语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而近百年来，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对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例如，蒲立本（E.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书中，就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和田"、"焉耆"、"龟兹"、"且末"、"蒲类"、"拘弥"、"贵霜"、"奄蔡"、"乌弋山离"[22]、"丘就却"这样一些译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从中可以发现上古汉语的一些语音线索。
事实上，对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与历代北方族名、人名的比较，不仅具有"语音学"的研究价值；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汉民族"极其语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时期齐鲁地区住民的族属分析
相对於"夏"、"商"、"西周"三朝来说，"春秋"是一个仕农工商全面发展，文化教育长足进步时代。而春秋时代的"齐鲁"地区，又是中原农业文明的中心，《史记》是这样地描写那里的经济文化的状况的[23]：

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有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24]。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吝，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这样的一位"专业"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现在鲁国地方，是齐鲁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必然结果。
西周的"宋"、"卫"、"鲁"三国，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之余民"[25]。孔子的家乡"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鲁国的都城。史载说："鲁国，古奄国"。而"鲁国"亦称"商奄"，那是因为商王"南庚"和"阳甲"两代都"奄"的缘故[26]。"南庚"与女真姓氏"粘葛"[27]，"阳甲"与族名"弘吉[剌]"很接近；学界一般也认为"商族"与"东夷系"（通古斯系）民族的渊缘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他们创制了"甲骨文字"，这于"汉民族"及其语言的形成来说，是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所记载的孔子的七十七个平民学生[28]，都是出自"商奄"周边诸国，他们的姓名则为我们检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属，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标本。孔子的这些弟子的姓氏，与后世汉族"张、王、李、赵"式的姓氏大异其趣，它们无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族名；而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相似性，则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与中国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实。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学生中的含"公"诸姓。基于这些姓氏与北方诸族族名的比较，我们归纳和推测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种科学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种重要的"假设"手段，它不一定能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证，但却为无数的事实所肯定[29]。现代语言学者关于汉语古代语音的诸多"构拟"，即是使用这种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