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井底望天] 大国游戏 (连载) 第八篇

大国游戏 (连载)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缕烟。
                                --自题

七十一

谈到中日关系，必须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局去看问题。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大国，有利于打破世界经济和技术上由欧美垄断的局面，对中国是一个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美国殖民地，则对中国有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日本采取亲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华政策，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个阻力。当中国的发展迫使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东亚，日本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则会帮助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争夺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从日本本身的角度来讲，在这个世界性的大变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中美两大超强中，平衡关系，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一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其国家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但问题是，如果日本的立场完全亲美，中国就会否决这个提议。而如果日本的立场亲中，美国就不会让其入局。

对日本而言，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尽力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给予中国技术和投资上的支持同时，也享受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在军事和安全层面上，则继续依靠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军力的增长持提防的心态。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必须加快和中国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一旦日本对中国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再恐惧的话，日本真正的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的时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条约，把美军从东北亚赶出去。

所以中国在对日政策上，必须着重三点。一是经济上更紧密的合作，二是军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层互访。至于在民间情绪上，中国人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才可以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真正的感受到作为大国国民的自豪。对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为，不需要有过激的反应。这一点，中国人需要象美国学习，美国人对日本教科书上对珍珠港的处理，完全不予理会。对美国人而言，实力决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觉得向美国叫板的话，顶多我再扔几颗原子弹而已。

对日本而言，过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资源，与大国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现之后，这一套就完全无用。在当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具有足够辽阔的国土，可以经受住一场核战争。象日本，英国等之类岛国，则更本没有胜算，一次核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没有资格和别人找架打，只能靠维持足够的阻吓能力来增加敌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国的统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战的好处，军国主义想在日本复活是难于上青天。

日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由于东方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日本自然是一个长寿社会。在加上发达国家养育孩子费用昂贵，人们普遍不愿生孩子。在男女较为平等的国家，如北欧和北美，因为丈夫比较愿意帮忙做家务，妻子比较愿意生孩子。而在歧视女性比较严重的国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会愿意生孩子，来增加自己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通常不会好战，而希望有一种安宁的生活。


七十二

根据人口学研究，当一个社会平均年龄低，差不多每个家庭的生育率是3-5个孩子的话，那样的社会因为年轻人多，社会结构不稳定，国家通常比较好战，每个家庭也比较容易接受有孩子为国捐躯。对日本和中国而言，其社会结构都要求其人民越来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减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选，又是来自中国上海等地的留学生，来补充其未来不足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有人还在散布日本威胁论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大概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

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带来的独生子问题，也是不会轻易和别人动刀动枪，本来能够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当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换，从来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大力提倡的。战争只能作为最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还是损失惨重，仍然看不出结束的一天。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战争得来的，而日本今天的经济强国地位也不是靠战争获得。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场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日间的任何冲突，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而推迟世界中心向亚洲区的转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对抗，直接得益者应该是美国和欧洲，因此每当中日关系有所发展的话，你就会听到不少撩是斗非的声音，攻击中国政府。而这些来自于海外的声音，你必须知道他们的资金来源于何处，才可以对他们的意图进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国政府势力，在美国和欧洲的财政支持下，会进行针对中国政府的舆论和行动。当这些行动和舆论产生危害时，中国政府不得不对美国和欧洲做出妥协，在其关键利益，如中东和北非等，作出让步，这些西方的帮手，就会转过头来指责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利益。

最近的东海协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要求归还琉球的主权。本来，当初琉球被日本强占，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森仲裁给了日本，而清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认。据说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曾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归还琉球主权，而被婉拒。当然，以那时国民政府的施政水平，连台湾人民都被逼出来个228，就算当初琉球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没有琉球的主权问题，日本不光在东海，在钓鱼台上都没有资格和中国谈判。而将琉球主权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现实，但如果这个争议一天不解决，中国，至少在民间，就应该以支持琉球独立作为一个反制方式，来压迫日本的谈判基础。

中国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极其有远见的。在坚持中国的主权底线下，对日本进行一点让利的甜头。其实对一个大国而言，不论是保障大陆架国家的关于大陆架的条款，还是保障海洋国家的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条款，你都不能让所谓西方控制的国际法庭来决定你的主权。而中国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对中国不怀有偏见。这样的主权纠纷只能由纠纷国的实力来决定，而中国在面临日美军事联盟对抗并不占优势的今天，当然应该将主权纠纷留到后代，等中国的实力强大之后，在去解决问题。

七十三

在搁置主权争议后，对该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不能有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当然中国可以强行从春晓等油气田出产，因为其本身位置并不在争议范围之内。而日本除了抗议之外（以春晓油气田从争议地区吸油气为理由），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举动，比如让得到授权的日本石油公司在争议水域里勘探等等。笔者不认为中日会因为这些双方姿态性的动作，包括可能的舰队和军机的短暂对峙，会导致一场军事上的冲突，但是东海和中日关系之间，就会呈现紧张关系。

在这种形式下，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和影响就会发生变化。本来，目前控制南沙群岛的几个东南亚小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协议，而这些小国根本没有兴趣去挑战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地缘战略利益，并视中国军力的存在为他们的保护力量。一旦中国和日本在东海争执上剑拔弩张，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承诺就会有所怀疑，从而给予美国军力介入南沙群岛的争议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使美国可以高姿态的重新驻军这些国家。

因此不能达成共同开发协议，基本使中国无法在这些海域进行开发。那么在能源对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国际油气价格高企的时候，中国号称有大量油气储备却无法开发。而由于能源价格高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加大投资在各类再生能源上，在今后的数年内，不排除在这个领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来去解决争议，可能那时的石油气资源已经不再那么值钱。正如西方俗语里一句话，手上抓住的一只鸟，胜过林子里的两只鸟。

其实对中国今天的发展，寻找稳定和多元的资源当然很重要，但是如何尽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对减缓能源需求和供应之间不平衡的压力，改善现在的环境污染，都急切需要解决。而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于美国２.５倍，欧盟的５倍，和日本的９倍。中国的落后不光是在对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上，还是在提炼和加工方面，甚至在具体消费上，都存在极大的低效率问题。当年中海油出高价并购优尼科，其主要原因是获得先进的开发和提炼技术。但由于美国其他石油公司担心中国会打破他们的技术垄断，从而增强在世界上开发油田领域的竞争力，通过其控制的美国政府令收购计划失败。如果中国通过在东海开发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会绕过这个阻碍，有助于中国获得这些先进科技。

日本与中国正好相反，在节能上位于世界前列。日本人创造１美元的ＧＤＰ只是美国人的３７％，是名至实归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详细的法律和全民族的节能和环保意识，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综合使用能源上，确实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笔者在数年前就建议中国应该以东海合作上的让步来换取日本在高能效技术上无偿或低价转让。这样不光可以为中日两国人民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而且光是中国节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经不亚于开采出来分给日本的分额。而从中带来的合作的好处，又是多方面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无法染指东海的能源，在当前的局势下，日本只能在美国控制的伊拉克油田（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等着买入经过美国大石油公司和华尔街大投资行拼命加水的高价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加入争夺非洲的油气资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５７％出口欧美为最大市场，１４％到中国，已经引起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口诛笔伐，试图利用苏丹达尔富尔和抵制奥运会来逼迫中国吐出来。至少中国以大佬的身份带着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苏丹的大尼罗河石油公司里，印度的股份就有２５％，减少了因为竞争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进来抢油，而且也抬出中国投资无附加条件的招牌菜，肯定会推高中国在非洲开发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国合作，以其领先的技术能力，加上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国的石油公司带着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来源多样化，并能够参与到美国和欧洲够不到的地方的开采工作。当日本的能源来源不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话，日本就比较愿意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热心的保留态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来源更多和中国扯在一起的话，就比较自然的容易赞同中国对全球事务的看法。而当日本可能不得不响应美国的号召而对某些国家实施制裁，就可以学习美国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国成立由日资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国公司合股的中国法人公司，以绕过美国的制裁限制。

中国在与日本达成东海合作协议，除了引来美国已经对台海两岸走得太近的担忧，和欧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恐惧外，俄罗斯恐怕也会发表一些怨言，因为中日合作使其奇货可居的谈判姿态必须放软，但没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在这个合作基础上，中国同美国关于能源技术的合作和转让上，美国也不得不降低价码，免得让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如果中国能够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并在其上进行更新，在清洁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储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为的话，就可以大大减低中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中国由于争夺资源而和美国和欧洲造成冲突。本来，由于中国是唯一一个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国家，中国对原材料和各种金属的需求量极大，但因为并没有抢进西方列强的饭碗，因此对这个领域西方还是比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上，由于西方经济极度依赖，中国小小的动作，就会造成满堂喊打喊杀声。

事实上美国在节能的高技术上与日本相差不是太远，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国防领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国内的节能计划通常会被政府反对而胎死腹中。比如说现在美国一天要消耗２千万桶原油，其中１千１百万需要进口，这个消耗量的６９％是用于包括开车之类的运输，只有大约４％用于发电。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要改变美国人对海外石油的依赖，如何改变当前的交通技术，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阳能发电，当为其首选。但是在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已经有很成熟的电动车技术，可是由于政府的阻扰，这个技术完全没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只是电油两用车才在油价的不断攀高之下，初成规模。反而，用来抬高世界粮价，斩杀美国纳税人，忽悠环保意识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谈由美国和中国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Ｇ２之外，又多了一个Ｐ３，也就是太平洋三强俱乐部，由美国，日本和中国参与，来解决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另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提议把加拿大从Ｇ８里赶出来，让中国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现存的Ｇ８基础上，扩大到Ｇ１３，加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各种提法，都是为了面对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对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那一种排他的俱乐部都无法对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事务做出全面的操控，而又没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涵盖所有面临的挑战。

比如说，如果要谈到石油问题，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问题和中东问题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务上有所作为。再如，地区性的争议，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虑当地的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意见，但这些联盟又不可能对其他地区的事务有太大发言权。结果就变成你还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国家形成一个小圈子，然后在具体事务上临时加入各相关团体。

那么这又和现在的Ｇ８有多大区别呢？俗话说，汤多不入盐，主要的区别是现在的Ｇ８俱乐部闲杂人员太多，合资格入会的人士太少。从国家分量来看，加拿大固然是个十分的假货，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７成水货，连法兰西，德意志和不列颠都是３成加水。俄罗斯和日本如果变成一个国家，则是名副其实的硬通。可惜的是两位仁兄都是一条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罗斯跛的是经济腿。那么剩下来的确实只是美国，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级强权，才堪称当然会员。这也难怪当初新保守派分子们，有种投鞭阻流的气派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异军独起，别树一格，也给当前的格局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本来一个俱乐部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参加的不光是要够资格交得起会费，还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声同气。而中国就是与大家不同，不拉进来玩，你这个俱乐部就是形同虚设，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然后大家磨一阵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喷上大大的几个吐沫而已。要拉中国进来，就要大改章程，结果可能是原先说好是足球俱乐部，最后就变成了美式足球俱乐部，搞到与其设计的原始初衷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差别在于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然不愿放弃其自以为是的个人幸福感觉，照着镜子忸怩作态，自己把自己爱得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哪里愿意为了你一个“丑陋”的面孔，而削足适履，改变他们的游戏规则呢？那么要中国人改变，才可以入会，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如果中国人变得太慢，等到合乎这个俱乐部的入会资格时，也许俱乐部早就破产了。更何况，中国人小日子越来越红火，可能真的不想改变其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方法呢？

当然也有人士认为，为什么中国不快点变成俱乐部要求的标准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国吃了这张开出来的药方，然后兴冲冲的赶去交俱乐部申请书，可能在还没有走到俱乐部大门口的时候，就已经病发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实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近的不说，看看俄罗斯的经历，大家就知道这种以西方药方为蓝本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是饮酒止渴。说难听点，只不过是西方在新的形势下，为大家开发出来的新型鸦片，让你吸了毒后，毒瘾大发，觉得很ｈｉｇｈ很快乐。然后等毒瘾过后，你就觉得好傻好天真。

许多人会说，中国人都没有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当然不知道里面的好处。错了，中国人搞过议会民主和选举，搞到最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只是到了１９５０年，又靠着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才又变成了一个虽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强鱼肉的国家。在中国议会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戏，就是１９２３年曹锟选总统。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议员们已经将自己的选票开出了价，大致是５千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光脑袋。５千个袁大头碰撞在一起，估计比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吐硬币的动听音乐更要接近天籁，够这些人民代表天马行空，想入非非一阵子。

可惜中途杀出个程咬金，据某家大报（如美国拿手的宣传战）爆料，曹三傻子刚刚用１０万块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做４房姨太。这一下，整个国会炸了锅。群情激愤，这些谦谦君子们怒火万丈，开始讨伐曹锟的恶劣。不是大家真的贪钱，只不过发现堂堂民选的国会议员拿出来卖，还卖不过一个小婊子！而一个小婊子居然值２０个国会议员，真是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锟则赶紧约见议员做工作，并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别有用心人士所为，其实买妓女只是花了４万而已。一轮轮国会议员的讨价还价，唇枪舌剑，结果最终以每位议员１万元成交，使民选的国会议员们真实的感受到了民主赋予的权利应该怎样善加运用。最后曹锟在５９３票中以４８０票高票当选了伟大的中华民国总统。

不过回头来看，曹锟虽然绰号叫三傻子，其实智商要比美国两次由人民选出来的布什总统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中出头。也许有人又会说，那些时候的道道，今天没人会玩。说这话的人，估计是没有了解过印度，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等地的民主选举是怎么玩的。其标价方法和收钱方式和中国以前的选举基本相似。也许会有些人说，这些都是民主变形，人家北美和欧洲的就比较像样。其实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细来描述要更准确一些。不信的话，如果你有钱，想在美国收买官员替你效劳的话，笔者到可以教你几手。比如说，办什么样的事，要买那几个官，每个什么价，那种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并不是说议会民主一无是处，相反这里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但是如果个个明白人都学广东大炮孙文，对美国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对实际操作完全一头雾水，只是精于读完几本“教会傻瓜什么是民主”系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谈阔论，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实践，又不了解中国传统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来批评中国政治实践。如果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只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国的学校里，也只是妖言惑众，多骗几个后辈而已。但如果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政，那可就是大难临头，则一定要起来推翻他们，免得这些江湖术士把中华民族再次拖进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统一中国一次。

七十七

在孙中山对美国的民权充满向往时，超过数百万的美国黑人还在集中营里做奴隶。自从林肯赢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经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当成奴隶，但美国宪法和其他法规并没有把黑人当奴隶，认定为犯法的条文。于是美国南部各州自己颁布了形形色色专门针对黑人的法律，比如说黑人在任何时候必须证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则就立即抓去坐牢。在这种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给美国的大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等等，作为变相的奴隶来用。在这些强迫的集中营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种类似于关塔纳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层出不穷，许多在营中的黑人被沉重的劳役，得不到治疗的疾病，和无休止的折磨而丧生。而美国公司在租用这些罪犯来开采矿山，修建道路时，则赢取暴利，还因此而击退了白人工会的罢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没有总的数据，但是光在阿拉巴马一州，至少超过20万黑人被租出去。

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才由罗斯福政府出来干预。当时干预的原因是，日本帝国利用这个事件开展的宣传攻势很成功，使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另外就是，美国需要大量人力从事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和军需生产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国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说是日本军国分子们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变成了新奴隶。当时的中国政府趁此机会，由宋美龄主导，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都有赖于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国和英国放弃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华特权，也得益于日本军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签订的日本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协定，迫使美国和英国不得不作出比日本军国主义要“道德高尚”的行为来。即使是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如果不是苏联的政治攻势，估计很难预料其结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奥巴马出来选总统的今天，经历了两任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年轻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在蹲打牢，而且这种局面改善的机会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现在有人搞笑的解释说，美国宪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译错误，应该是“所有（白人）男性创（被上帝）而平等”。女人当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种（非北欧和德国北部，英国）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美国从来倡导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广泛的民主政治。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应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在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类社会就是要有这样的制度，让所有青年洪秀全不会成为中年洪秀全，使沈万三儿子和孙子，不再是沈万三本人。

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其中一个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结果公平。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你到底如何得来的。比如卡耐基是盘剥工人得来的，布什是贩卖黑奴得来的，等等，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们的财产，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你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呢？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产，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盘上开派对，请客，进行野餐之类。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来扫你的兴，阻止你以上的行为，你就可以正二八经的去法院递交申请，要求把这块地正式归于你，应为你已经行使了地主的权益，而没有人有异议。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当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估计中国人立马就会把这个法庭放火烧了。中国人重结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规矩，和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难度。法不責众，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对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进行挑战，表现了中国人社会中的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则是“人民的多数认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维”比法律要更有真理价值。

粗听起来似乎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为其对“民意”的重视似乎是一个终极的社会关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决定天命，而天命决定谁当皇帝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当权者来负责的。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真正的民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导致历朝历代被剥夺了天命呢？

一个指责游戏，就是怪罪于庞大的官僚系统。天子是要与民同乐的，而且芸芸众生也是出自内心爱戴万岁爷的。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间却出了岔子。这房子的盖子很棒，基础也很扎实，可惜是中间的柱子被该死的蛀虫挖空了，搞得国家摇摇欲坠。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帮人民公仆们，黑了良心，把孔老爷子的教训吐进痰盂桶了。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贪官那里。只要我们可以清洗贪官，这大宅子还是会高大光猛，富丽堂皇，和勃勃生机。所以说，中国的民意不是如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甚至不是选举三里屯屯长，而是为什么这个傻冒屯长为啥没有听听“俺”的说法。中国的民主最大的关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诚信）。而西方选举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于其决定的是关于政府威信的问题，及为啥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因为俺三里屯人选了这几个蛤蟆），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施政合理性（为啥这些个蛤蟆晚上三点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科学院可以发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每个村子里放一个做村长，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输进去，然后让机器人执行，不知中国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洁可以提高多少？

七十九

对于这个机器人村长来说，其作为很象中国传统的技术官僚，要求对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派别，采取一种旁观和超然的态度。在中国的传统制度中，这个官员必须外派并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责任。但在操作实践中，当地方势力增长，比如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过度，由层层地方官员形成的强大体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员代表中央政府的意愿，而衍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势力。

在过去的体制中，一个来自岭南的官员来到洪洞县做县太爷，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语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地方上的士绅来协助他的工作。这些士绅们通常是分成两类人士，一是退休后，告老还乡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级京官如尚书之流，二是取得举人资格，在家等空缺外放。这两类人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估计所有的外来县太爷几乎是一筹莫展。当然发挥余热的老爷子们以动脑张口为主，随时可以传一两手绝活给动手跑腿的后生们，进行做官前的实习训练。在某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是建立在一种灵活而多变的契约关系下，根据形势而年年调整。中国的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通常涉及极少，只要钱粮（税收）顺畅，刑名（社会稳定）不乱，地方上的事务通常通过血缘联姻的同宗会，商业上的同业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的社会协调组织来维持。

铁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不能被同一帮人，或者说同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这就要求当地的官员必须经常轮换，避免与当地势力结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过过去的门生或者同僚关系，来干预现存官僚体系的运行，毕竟是人一走茶就凉，其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要受到现任官员的限制。而一旦现任官员压不住当地的地头蛇，或者说现任官员被当地势力控制，已经失去独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这时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然后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就开始走马上任。而由于当地士绅的过度用权导致的社会不公，就会在击鼓鸣钟，拦轿喊冤的信访制度下，通过王朝马汉这些公正的法律卫士，黑面老包一出场，问题就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个主要的趋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作为农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会地位，而导致人往高处走的情形，其结果就是导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员也不再返乡过田园生活，而是跟着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飘洋过海。而在过去的朝代里，农业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现在，由于农业税基本免除，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再受到高层的重视，只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群体对抗事件，才会引起高层的关注。

其实中央政府对这个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长期的不均衡发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后的着重城市政策，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县镇村，社会发展极其不平衡，个人机会不均，导致了各类人才从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贫富两极化严重。而当前实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于元朝忽必烈的吏员入阁制，使底层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准低劣。


八十

当年忽必烈治理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两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变了过去郡县的缺乏中间环节的体系，把金朝实行的临时行省制度固定下来。二是鉴于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特点，取消了科举取士，改用提拔能干的吏员出任官员位置。这个制度的长处在于吏员有长期的实际政府行政管理经验，可以处理各种当地事务，其缺点在于由于在本地工作时间长，又与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缺乏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教育，贪污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政府的管理职能日益多样化，从原先简单的税收和治安，推广到公共卫生，道路交通，乡村企业，教育扶贫等等。在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当地人才却出现低素质化，显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而这个过程中，矮子里的将军们，又变成了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冗员，本来这些地方精英应该在当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起领导作用，就被这个安逸的工作养懒了。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下，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就是城市里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就会以手上的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以开发落后地区为名，来进行不公平条件竞争下，对小城市，县镇村实施低价的原材料，矿产，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而当地的政府官员，包括外地来的代表中央（其实更是省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又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工作重点，希望做出点成绩，有助于升官，就为这一层面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体化，即官商勾结提供理想的温床。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