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飞羽
它山之石助思辩
大国游戏（连载）第一篇
此情更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李商隐
一
二零零八年，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一定是一个具有分水岭的年份。
这一年，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国际次序开始逐渐现雏形，全球的大国和准大国们都在这一年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重新洗牌，省视自己在尔虞我诈的国际丛林中合纵连横的策略，辨清这当前的一刻，谁是盟友，谁是敌人。
也是在这一年，四百年的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地位开始衰落，世界重心开始向东亚转移，完成了其历史性的由东至西的漂移，从东亚，到西欧，到北美，再回到东亚的循环。
这一年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变的数个大国和国家集团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重大变更，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和全球体系铺下另一轮明争暗斗的伏笔。
其实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已经在去年发生：在去年，世界第一经济强权美国已经不再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这一地位已经被古老而新兴的中国取代。以前只要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要重感冒的情形已成了昨日之黄花。凡是经济上极度依赖中国的国家，就不需要喝感冒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不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是一方面美国联储局担忧美国经济长期衰退，对银行利率一减再减；但中国央行担忧中国经济长期过热，对银行利率一加再加。美国领导人听到经济衰退的警告，象是救护车的警笛那样刺耳，但这些警告在中国领导人的耳里，却美妙如天籁，庆幸美国的衰退会将中国经济冷却到可以接受的9%水平。
只不过人们会更记得今年，经济数字比起新闻事件来说，很难在普通人的记忆中留下太深的印记。而今年的全球事件，却会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分析家们记忆犹新。
二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看上一次国际次序的变化。
那是发生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强权英帝国和法帝国在与纳粹德国的苦战中，势力衰落，但仍然想保住自己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在全球的影响力，以求重新崛起。
当时的国际情形是美国经济独大，苏联军事强悍，世界强权两级化开始显现。美国在1953年，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伊朗政变，推翻了民主独立的伊朗政府，扶持美国傀儡的巴列维国王，从而取代了英国在二战前的统治地位。加上对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控制，已经在战略重地—世界经济能源仓库中东形成三把钳子的姿势，控制住分散和不团结的阿拉伯人。
苏联想伸一足进来，就利用以巴冲突，由卫星国捷克向埃及提供可以和以色列先进武器抗衡的苏制武器。于是美国和西欧停止向埃及的阿斯温大坝提供贷款，引起埃及总统纳塞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其过路费收入来保证大坝资金。
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络以色列，对埃及展开军事入侵，并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当时英法两国还未从二战的废墟上恢复，经济上无力支持这场战争。于是两国向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申请援助。这一要求立即受到美国的要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运河区和英法军队退出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经过痛苦的煎熬，英法不得不退兵，从此将中东完全交给了美国统治。
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彻底终结。英国本来在1948年结束对巴勒斯坦的管辖权，让以色列独立之后，还控制着埃及。但是1951年，埃及发生革命，纳塞尔上台，推翻国王体制，建立共和国。本来美国先是支持英法的行动，但是在最后变卦，在联合国通过停火协议，被常任理事国英法否决后，又通过联合国大会运作，最终逼迫英法退兵。在英国势力受此打击之后，伊拉克的一帮军官在纳塞尔的激励下，发动政变，推翻国王，也成立了共和国。
英国的埃登政府因此一事件而倒台。之后的英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谁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老板。从此后英国外交政策将以美国马首为瞻，亦趋亦行，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而法国就走上与美国分道扬镳之路。先是开始和德国（当时的西德）和好，为最终的欧盟成立，建立基础。当然，法国人从来都是比英国人慢几拍，直到后来的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才让他们真正明白大势已去。
三
这之后，美国就成了世界的主导力量。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大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必须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的美国在经济上确实是世界超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发了军火财，又没有在战争中受太大损失。除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和殖民地菲律宾被战火洗礼，美国本土丝毫无损。虽然在战争中人员伤亡大，但比起所有的其他国家，还是算是比较小。但是军事上却不占优势，在朝鲜战争中，被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个下马威。在欧洲，美国军力同样比苏联要弱，需要通过核威慑来抗衡苏联强大的陆军。在外交上，除了傀儡中华民国和新收编的英国外，影响力和苏联是半斤八两。在文化上，美国就更是要稍逊一筹。当多民族的联邦苏联产生出非俄罗斯族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1932年成为最高统帅时，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才3岁，差不多30年后才可以为深受种族迫害的黑人民众争取基本的权利并很快丧命。也许在70余年后的今天才可能出现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马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
通常来说，一个大国的影响力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恐吓力。我军事实力强，你不听我的，就打你个鼻青脸肿。或者是我掌握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对你实施经济制裁，让你有了上顿没了下顿。或者是我朋友哥儿们遍天下，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二是收买力。和我站一边，你有好处分。帮我干一件事，你会得到更好的报酬。总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利益而行，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三是亲和力。我的行为让你佩服，你心甘情愿的和我套近乎。当然，如果套完近乎后，又可以有利益分的话，当然是锦上添花。有人认为这种亲和力跟文化价值一样的话，就是大错特错。现在西方的一些人，成日以为自己掌握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具有国际舆论的话事权和道德仲裁人的身份，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亲和力，其实是一种意淫的想法。对一些小国家和曾被人殖民和欺负的人民而言，一个大国对他们尊重，平起平坐和不要教训他们，可能会有更强的亲和力。
而美国的强大主要在于其收买力。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使很多国家发了财，不仅包括北约圈子里的欧洲国家，还包括了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
四
当然，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强大挑战：
一是苏联的军事挑战，二是日本的经济挑战。
苏联的军事挑战主要是以冷战的方式进行。唯一的一次热战的机会是古巴导弹危机。其实在两强的对抗当中，持续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对经济实力较弱的苏联肯定不利，因为军力强大的苏联在战场上取胜的机会要大得多。当然，如果能够让对方陷于战争泥坑，自己可以在旁边四两拨千斤，那就是最佳选择。所以说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大败笔。但是，在新的武器系统下，当双方都具有完全毁灭对方的核子武器，而又没有保障自己不被毁灭的导弹防御系统，热战的机会又比较小，因为总是可以通过牺牲自己的马前卒—附庸各国的利益而达到平衡。
这一军事挑战最后以戈巴乔夫盲动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和政治开放（Glasnost）带来的苏联解体而告结束。当然中苏分裂和中美友好都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但是只靠军事一条腿，而没有强大的经济，苏联的胜算本来就不大。
苏联的麻烦始于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其实经过成本昂贵的军备竞赛，苏联和美国双方的经济资源都消耗很大。在苏联这之后十年在阿富汗浪费军力和经济资源的同时，衰退的美国开始面临来自日本的经济强大挑战。美国的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都在日本的竞争下，处于劣势。日本人挟高企的楼市和股市，凶猛的出口工业，和变成巨无霸的各家银行，以一个超级暴发户的姿态，在美国展开购物狂潮，将美国地产的标志—如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加州的帕博海滩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的电影和唱片公司，一扫而空，在美国民间，掀起强烈的反日浪潮。
但是，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无法带来真正的威胁，因为日本在现实上还是美国的殖民地。一旦美国在苏联陷于阿富汗泥坑后，松出一口气，立即逼迫日本在对其最为关键的外汇兑换率上做出让步。在1985年的普拉扎协定后，西方各大央行对日元实行干预，让日本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使美国的赤字从ＧＤＰ的３.５％降了下来。在短短两年之间，美元对日元兑换率降了一半以上，日本的经济实力按美元计，几乎接近美国。而由于快速的货币增长，导致日本和国际游资强进日本的股市和楼市，造成固定资产的泡沫化。在最高点时，日本东京皇室３.４１平方公里的地皮，居然比美国整个加州的土地总和还要贵。最高价的银座，更是卖到１百五十万美金一平方米。不明就里的日本人民族自尊心高涨，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叫叫劲。于是有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出书【日本可以说不】，对美国的权威进行挑战。
五
在【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两位趾高气扬的作者认为日本应该从商业到外交上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而只是两位作者平时作的演讲的讲稿集。
石原慎太郎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在高科技上，尤其是半导体方面要比美国优越，因此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日本要强硬点，不要老是卑躬屈膝。日本应该用高科技作为一个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不惜和苏联作交换，迫使美国让步。他认为日本应该换掉不会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外交官，让在商场上打得美国人落花流水的日本企业家参与贸易谈判。他还主张日本结束与美国的安保条约而由日本自卫队保护自己，可以少花钱（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费用由日本政府出）多实效（对美国军队的效率怀疑），并且结束日本对美国的依赖。
石原慎太郎还认为美国和基督教传教士实行文化帝国主义，每到一处，就毁灭当地文化，代之以西方文化。并表示美国人充满白人优越感，自以为现在西方统治世界就不可一世，将来会为此付出代价。有趣的是，他用一种日本人的优越感来攻击美国人的优越感，认为日本工人的教育程度高，竞争力强，而美国工人水平低，产品质量所以差。甚至日本以前的殖民地如台湾和南韩经济高速增长，而美国以前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充满问题。
当然石原忘记了台湾和南韩，包括日本都是重视教育和提倡勤劳吃苦的中国儒家文化，而菲律宾不是。只不过从他的看法里，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黄种人和亚洲人对白人世界和欧美人趾高气扬的一种反感。
而盛田昭夫就有些不同。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并在纽约住过，所以他对美国企业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中肯。比如说他觉得：
－美国商界太热衷于合并和并购这类金钱游戏，而不重视真正的产品创新和制造能力；
－美国企业太重视于短期利润，为此而牺牲长期的企业整体生存，比如将制造业移到海外；
－美国公司高层收入太高，对公司伤害大；
－日本公司的员工来自于人际关系紧密的社区，所以总的生产效果要比美国好；
－美国公司在基础研究上比日本强，但是在产品发展的市场推广上比日本弱。
他还提出一些如何提高日本国际形象和地位的建议，也许对今天的中国都有参考意义：
－反日情绪主要在于日本企业在海外没有和本地人交往而成为本地社会的一分子；
－日本人需要更多的接受西方文化和语言，便于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不会被误解；
－美国对日本的轻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不利；
－日本需要自觉自己世界领袖的角色，做好支持世界经济应尽的责任；
－日本必须帮助亚洲发展而确立起地区经济的领导地位；
－日本需要提供更多的海外援助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
六
这两位日本精英其实代表了日本两种不同的民间情绪。一种是对日本自身国际和地区角色的反思，希望回归本身的东方文化，不惜与美国的对抗而达到国家人格的独立；另一种是加强向西方的靠拢，希望在西方为主的体系中担当更大的领导角色。
笔者本人在１９８８年，也听到日本战略界学者认为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如果日本帮助美国的话，可以把美国的强权延长５０年。如果日本帮助中国的话，可以使中国的崛起提前５０年。而当时的我，认为中国崛起的时间就是５０年内的事。看来日本学界当时对美国和日本实力的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实力的估计过低。
当然石原们忘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日本就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没有强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正如苏联的一条腿一样，是没有资格和美国叫板的。结果是到了１９８９年底，日本的楼市和股市泡沫爆破，从此日本走进经济萧条中，一直到了近二十年的今天，仍然没有从谷底中走出来。也许石原慎太郎今天开始亲中，是看到日本是没有资格对美国说不，只有中国才可以这样做。
就在日本威胁消除的同年，苏联黯然的从阿富汗撤军，并在短短两年后，烟消云散。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美国开始了一个短暂而意气风发的一支独秀的唯一世界超强的时代。那时候，美国军事实力打遍天下无敌手，将不老实而蠢动的伊拉克变成了展示美国高科技武器的实战表演，为美国军火商赢得商机。俄罗斯在美国不怀好意的哈佛休克专家的折腾下，几乎破产。中国老迈的邓小平艰难的进行９２年的南巡，为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竭尽全力。然后交代中国的年青一代领导人要学会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美国的经济也在日本的崩溃下，恢复生机，开始了以互联网商业化带动的创新浪潮。而美国代表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风行，无坚不摧，导致了多国的颜色革命。
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于是，有几位学者仿照日本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西方价值提出批评。当然和日本学者不同的是，中国说不的资格并不是简单的由几个学者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用生命赢来的。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想说不，但却没有这个实力。而中国有说不的能力，但没有做这个选择。
其实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日本，军事实力不如俄罗斯，于是中国选择了在政治和外交上，避免与美国对抗。尽一切可能广交朋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七
其实那几位年轻学者的强烈反美情绪主要是对８０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崇美情绪的一种非理性的反弹。这种反弹不仅存在在中国，也存在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知识精英基层。那些出身权贵，有机会去美国大学深造，对美国价值和美国极其推崇，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又可以当政。突然发觉和美国外交官，政府官员，企业大亨等等，打交道时充满屈辱，被傲慢和无礼的对待。然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和以前的强权一样，都是帝国主义！
不要以为中国人骂美国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据说当年亲美的蒋介石，娶了个完全美国化的宋美龄为妻，还被彻底改造成了个基督徒，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充满仰慕之情。结果在史迪威事件后，大骂道：娘希皮，美国也是个帝国主义。
一个超级大国，又缺乏文化底蕴，很难不会成为骄横跋扈，趾高气扬的暴发户。虽然，美国前总统泰迪罗斯福曾引用西非俗语“手持大棒，说话温和”来描绘美国外交政策，但大多数执行的小暴发户们，通常会是“手执大棒，恶语相向”。
基本上，全世界的任何反美情绪都是对美国全球外交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美国本身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鄙视。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知识精英们本来带着一种谦虚的态度，努力向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系进行全面的学习，渴望走出从前的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成为国际体系的一员。但是冷战的结束，立即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增加不明朗因素。
以１９９１年为分水岭，开始了美国一霸天下的短暂时代。而在这个时代的来临，必须有人为美国的勇武出场而祭旗。那个倒霉蛋就是伊拉克强人胡赛因。
本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抓住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把财多身子弱的阿拉伯人按住，保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绝对权威。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成功，推翻了美国傀儡巴利維国王，并扣住美国外交官为人质（１９５３年政变就是有美国大使馆策划），一举打破美国的现有战略布局。于是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希望由伊拉克来削弱伊朗的势力。结果胡赛因以领土争端为由，挑起了长达十年的两伊战争，对自己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伊拉克转而想用武力收回１９６２年在英国保护下独立的科威特，给美国一展雄风，忘掉越战失败的梦魇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八
以当时美国的强大军力和广泛的同盟，可以想象战争的结局。
当然，美国军队在高科技的战争理念和武器装备下，其指挥系统，各兵种协作，投放能力，战地信息交换，导弹精度等等，都令世界耳目一新，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其他国家的军队，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手心里捏把汗，自认为和美国军事能力一比，当甘拜下风，开始有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
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出手，也改变了其战略行为。从通过军事威慑，而由代理人出手的方式，改变为亲自动手的方式。军事打击伊拉克，再加上驻军沙特阿拉伯，引发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开始以美国为敌的军事恐怖活动，最终导致了９１１事件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深陷泥坑，为美国独大的时代终结埋下伏笔。
就在美国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东亚的军事布局却受到一个重创。菲律宾国会拒绝同美国续约，从而把美军赶出了苏比克海军基地，使美国对中国封锁的第一岛链完全中断。这一事件，不光给了中国海军南下南沙群岛，监视马六甲海峡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扩张减轻了压力。
本来美国的第一岛链，其北段从阿拉斯加，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本土和韩国，在到冲绳，把俄罗斯的东面和中国的北部海岸线堵得严严实实，但其南段却因为中国的主权问题，美军不得不撤出台湾，已经被从中间切断。这次在菲律宾的撤退，简直就使整个军事布局形同虚设。
而美国的对应策略是，先是与新加坡签订协议，在樟宜建立一个深水港，为美国军舰提供停泊，补给和维修服务。另外，美国试图通过不间断的联合军事演习和９１１后的反恐合作，不断的在菲律宾保持军事存在，并通过在帕拉万岛和马来西亚的博尔尼岛增加对南中国海的围堵。当然，这些行动都是２０００年之后的事。
九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１９９２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但是在亚洲实力均衡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实力空间，于是在二月份签署了马斯却齐条约，正式宣告欧洲联盟的成立。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联盟分裂，开始了数年的民族战争。
当时的中国正确的了解到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不光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而且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三月份签署了防核扩散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机构和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是交往政策（Engage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与中国的更多交往，来确定美国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美国的企业界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象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外国资金在中国金融等关键行业的比重。但要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鼓励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一是围堵政策（Containment）。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对中国进行围堵，来确定在中国的发展中，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加强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对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完全控制。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有其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只是考虑到自己一方的双边关系的欲取欲求，而不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和意愿，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十六字口诀”为基点，尽量采取低姿态和少露面的方法，除了牵涉到中国的关键利益之外，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位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不稳定因素。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非浅的时候，其他意识形态的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空口白话。当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而中国在应对压力上也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使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最优先考量。至于令美国国防工业收益最大的围堵政策，同样面临困境，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埋头苦干和小心翼翼，国力变得越来越强，使美国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十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以此彻底颠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基础的国际次序。本来在这一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是大国横行，但最起码在联合国宪章下，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利用借口，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而大国如美国或者中国，小国家却没有本事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这一政治企图遭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挫败了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
1994年，声称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开始了美国政府对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退却。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并创立了以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要点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然后以台湾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双方在台湾海域里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中美为台湾而战，可能会引发局部核战争的推论。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以美国风险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受重创各国能够苟延残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误炸”中国大使馆，给了中国一个下马威。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以及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而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变成了一峰三转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的入主白宫，美国极端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布什早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后，随着本拉登的圣战死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人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恐怖分子，使中国从美国的敌人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民主改造，陷入伊拉克战争，使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待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再次回顾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望洋兴叹，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而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