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读错字可以原谅的理由

近传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同志在大会致词时，将“鸿鹄”的鹄(hú)读成hào,引发了很多议论，据说还有人竟为此要求他辞职。

我从网上看到了他的道歉信，觉得还比较真诚，没有架子，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风格。他情急之下，将读错字的原因推到文化大革命头上，我不大赞许，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语文根底不好确实与这个现象有关。如果一定要将这个条件咬定是读错字的必然原因，也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我们没有必要纠缠这一点。

想想林建华近些年一直在大学校长岗位上摸爬滚打：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担子一个比一个重，应该说是一个人才。重庆大学干不好，肯定去不了浙大。浙江大学校长，乖乖隆的咚，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他当下来了，居然还当到北大去了，我想，我们的高层都是很精明的，不会看走眼，我们不能因为念错一个字，就埋没了他的作用，这是挺不划算的。

 

我觉得读错字可以原谅是出于体谅。试想，他1977年才上大学，此前的中学语文根底并不太好，后来主要又从事理工学科，没有机会弥补这个不足。对于这样的一些同志，在古文上出点差错，不必大惊小怪。北大校长又怎样？再过若干年的北大校长恐怕还赶不上林建华。有人爱拿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说事，我也不支持这种比较。

蔡元培出生在清朝同治年间，考上秀才，中过举人、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经过了三个皇帝，辛亥革命时他已43岁，这样的人自然古文功底十分了得。更重要的是他办学思想十分前卫，将北大办成了全国的楷模，甚至影响了全国的风气，是很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像这样的人全国能找几个？一百多年来，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蔡元培，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一定要拿蔡元培去比林建华，是不现实的。人们如果一定要抓住“古文功底”这根小辫子不放，那好，我们再往前推，唐宋元明又如何？唐宋八大家不说，就一个小小王勃20岁左右，就写出了名传千古的《滕王阁序》，古文功底岂不又胜蔡元培先生？一句话，不可比。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一天到晚，别的事不干 ，就琢磨那些字，记性好的可以背诵一二十万字。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中就有几位这样的大师。现代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功底也了得。这有他家庭条件的保证，促成他小时候练就了基本功。据有的资料说，他眼睛失明后，凭记忆还能著书立说，可见他脑子就是一个书库。还听说我们党的老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到解放后还能背诵全本《古文观止》，太了不起了！

拿蔡元培先生说事，还有一个很不合情理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说事的人脑子僵化，将世界的人和事看成是永远不变的，总是静止在一个点上。人们一定要将蔡先生放到清朝灭亡不久那个环境中去考察才对，北大也只是那个环境下的北大。当时民智未开，有见识有报负的人们纷纷寻找救国之道，蔡先生也是其中一员。究竟哪个学说有效？都说不准，包括蔡先生自己。所以采取兼容并包方针是适合当时那种环境的。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斗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些主义已经被证明无效，有些主义在斗争中早已败下阵来，有些主义变成了反对中国革命的武器，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留声机和传话筒，是历史淘汰了它们，难道我们还要兼容并包吗？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方针的消亡，并非经过中国共产党之手，是北洋政府的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蔡先生最后也客死香港，死得很无奈。如果是蔡先生活到现在，他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北京大学比他所在的时候对国家发挥的作用可以用百倍来计算，老人家一定是宽慰的。谈到兼容并包，方针本身是积极的，我们应该继承发扬，但内容不同，我们有我们现在的兼容并包的内容，绝对没有必要再返回100年，重新请回那些老八股先生们，重开那些课程。那样做岂不是书呆子？蔡先生也是不会赞同的。

所以，不要用那些过时的东西来要求林建华及所有的大学校长们。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所读的书，远远多于上述古文好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是老八股们所不及的，他们一点也不必为了一两个字而自卑。

中国古汉语文字的读音，情况十分复杂，读错字的因素很多，是防不胜防的。假定，林建华这次接受了教训，鸿鹄的读音改过来了，如果又遇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你怎么读？这也是个很普通的古文，里面也有一个“鹄”字。你如果按已经改正的读“失诸正鹄（hú）”,又错了！此字应读gǔ。“失诸正鹄”，正和鹄都是名词，都是射箭用的靶子，正，是布做的，鹄，是皮质的。再者，鹄，林建华读hào,还真有这个读法，《康熙字典》中就有鹄（Hào）泽这个地名。

就拿上文提到的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来说，到现在我都没有吃准。1952年初在朝鲜前线，我们连补充了一些贵州安顺来的新战士，其中有一位叫陈慎恪。我就按“恪守”的读音叫他陈慎（克），他用贵州普通话纠正了我。他告诉我的这个读音，现今的字典、词典中都没有，只在我的家乡湖北江汉平原的方言中至今还保留着，所以我听懂了他的话。他的这个“恪”，要读成quò（近似音，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这个音）,和喜鹊，麻雀的鹊、雀是同一个音。据此我就改成普通话读成què（确），叫他陈慎（确）。

所以，我后来看到陈寅恪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在心里一直读陈寅（确）。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个名字的权威叫法，如果某一天让我上台讲话，遇到这个名字我就会这么读。他们一个陈慎恪，一个陈寅恪，如果指责我是读错了，我会很冤屈。但是，陈寅恪到底该怎么读我一直没有底。

同一个字，在人名中也有不同读法。如毛泽覃、覃振中的“覃”，前者读tán，后者读qín。现在有些家长，为了避免重名，给孩子取名时尽量用些冷僻的字，搞得老师上课时不好点他们的名。还有些姓氏是祖传的，不好认。前不久，山东一个咒骂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人叫禚宝伟 ，他这个姓不查字典还真说不出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如果没有准备，临时读稿子，估计也难免卡壳。

我在广播节目上听到有人说“商贾（jiǎ）云集”,这是读错了。这里的贾应读gǔ,开店铺的叫贾，称行商坐贾。

孔子学生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这里的“说”读音和字义都同于“悦”。唐玄宗有一个宰相叫张说，“说”也读悦的音。这都是很普通的字，很容易犯错。古人一天到晚接触这个，他们有这个语言环境，不容易错。

有些字，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群众有自己的读音，如戛，很多人都念gǎ，小孩的名子“小戛（应为“嘎”）子”就是。那么碰到到书面语言“戛然而止”，情不自禁地也会读成“gǎ然而止”。有人出来纠正说，应该读“jiá然而止”，一查字典，果然只有一个读音jiá。但是，又出了个“戛纳电影节”，你怎么读？你总不能按字典读“（夹）纳电影节”吧。感谢上帝，《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承认了gā这个读音。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听到别人读一个字，是歧音也吧，是错读也吧，不要不饶人。读错了改了就是了，动不动要他辞职，言重了。

我们现在离清朝有一百多年了，我们现今的理工科知识分子，在古文根底上赶不上离清朝近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钱学森、钱伟长、李四光、杨振宁等人，是必然趋事，没有必要沮丧。可以预见，中国古文的传统将会越来越淡薄，今后二三百年间差别还会更大。其实，不要二三百年，现在一些年轻人，连我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他们都不用了，开始抛弃了。什么“粉丝”、“卖萌”、“小鲜肉”、“发烧友”，我就不懂。还有故意写错字的，“有木（没）有”、“小盆（朋）友”网上都很流行。端正这种文风，保证祖国语言的纯洁性，恐怕比纠正北大校长一两个字的读音显得还要迫切些。可是大家偏偏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岂不怪哉！

但是，我们从事理工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却不能因此放松自己的文学修养，文字底线是不能随意突破的，他们的学术论文辞不达意，句法紊乱，错字连篇，仍然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难免，不等于放纵错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避免尴尬，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事到临头不要太拘谨。

这些有身份的人，站在讲台上，有严肃的一面，但事到临头也不可太拘谨。据报道，林建华当时为这个字卡了一两秒钟，然后硬着头皮读了下去。这时，如果大方一点，多花两秒钟问一问身边其他人，问题就正确解决了。在自己人内部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你看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台上演讲，自己写的稿子愣是不认得，停了十几秒，不也没事？难道总统不比校长大，内容不比林建华的讲话还重要？过去我见过首长在台上作报告，讲着讲着，他说我要上厕所。大家也没当个问题。当然，不能这样提倡，我们还是要事先做好一切准备，做到万无一失才是上策。

其二，建议出版物给难字注音。

事情发生在林建华个人身上，却反映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国家不能当旁观者。鉴于汉字古文容易引发错读、难认的特点，国家应该出面做点改良工作，强调给难字注音。比如，报道山东那个骂黄旭华的人禚宝伟，最好印成：“禚（zhuó）宝伟”。出版者增加了一点点工作量，却省去了千万读者的时间，还在几秒钟内大面积地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时间久了，难字也变成了常见字，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建议切实抓好中学和大学的古文教学。

首先要切实抓好中学语文教学。有一段时间，中学语文课本削减了古文份量，这样做是眼光短浅的。现代中国人有个特点，古文基础好的，无论学什么都会出色，科学家，艺术家，翻译家，无一例外。为什么？因为中国古文的字根、字义是历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许多逻辑思维，有很强的哲理，学好古文，绝对无碍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汲取，看看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科学家、艺术家们都能证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就应该切实抓好语文教学，尤其要抓好古文教学。解放以前大学有国文课，解放以后削掉了。大学开不开古文课对学生是不一样的。我国广播事业专家赵宇就先生，今年93岁了。顺便告诉大家，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部的所有电视广播线路（几百公里长）就是他主持安装的，快60年了，至今还在使用。他还记得解放前在浙江大学，就学过《丘迟与陈伯之书》，他对老师的讲解现在还记得，去年还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了。其中就有“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这不正是林建华碰到的那个难题吗？

文革以后，有些学者鉴于大学生毕业后语文水平低下，在一些大学又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这是很正确的，是适应形势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可惜林建华没有赶上这一波。应该指出，现在有些大学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领导并不太重视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办得没有生气。本人希望以林建华事件为契机，切实加强大学的语文教学。

怎样加强呢？建议每个大学都开古文课（课本不选现代文），规定所有学理工的学生必需选修古文课，成为制度，永远传下去。如此一来，国家每一代都可以储存一批对古文有基本修养的教师，他们再将接力棒传递给学生，这是一支数量和质量都可观的队伍，代代相传，则中华古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才会获得制度上的保证。

希望北京大学和北大校长林建华同志在这方面加点推力！

（我父亲的一篇近作）

本文作者张之权教授（１９３３－，湖北工业大学语文教研室第一主任，现旅居美国西雅图）此文也发表于《中华大学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