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
文摘
历史的贫困
杜君立
历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师，它充满了邪恶，它只对那些在历史中选择实例的自由人诉说它的真相。----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
一
人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历史。个人有记忆，集体也有记忆，于是，个人、家庭、民族、地域、国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历史。历史和记忆一样，往往是靠不住的。“六经皆史也”，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称为“史官文化”。历史构成传统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与源自古希腊私人修史的传统不同，中国历来都是由官家来修史。史书一旦由专制王朝的官方来写，其真实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我们中国的权威史书“二十四史”，不仅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钦定”。比如《明史》的编写就是直接处于从顺治到乾隆四朝皇帝的“明加督责，隐寓钳制”之下进行的。不难想象，这里面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它又能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历史的真相。
唯物史观是中国官方的基本指导思想，史学服从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维护权力和社团的需要，丑化敌人、修改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观真实性当然只能放在第二位。林彪总结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其实他不过说了句实话。扭曲历史，宣传的虚假和荒谬，使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品德和社会价值底线彻底崩溃。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甚至阴谋诡计流行泛滥，中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权谋、玩弄权术，厚黑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学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邓文初将中国人道德感的缺失归结于历史教科书，“中国的保密部门、档案部门在有意识地删节、封锁档案，中国的党史部门在有系统地遮蔽、歪曲事实，中国的宣传系统在长时间对国民进行洗脑。封锁信息、控制史料，愚民智慧，灌输废料。历史不再是过去的故事，乃是人们每天的现实。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恢复真相乃是重建人类正义的必然之路。学习历史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
孙中山先生开启民国后，开始从教育上培养中国人的公民思想。没有公民的国家算不上国家，至少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从那时起，和世界许多文明国家一样，公民课一直是中国儿童的必修课。1949年后，公民课随着民国在台湾继续。新中国没有公民课，但有政治课，一直到现在，公民课的恢复依然遥遥无期。
和思考一样，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但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政治课”，不过是教唆撒谎，且撒得有信心罢了。我想那不应当是真实的政治----“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正义所属于我们”。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人类的道德感，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权利，但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一种神圣的权利，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利审视自己的记忆。历史学家的权利就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的人。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已经使一代人完全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上中学时恰逢纳粹占领时期，他的历史老师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当时中国的历史学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对中国官方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政治。正因为是政治，所以一定要“正确”，必须删除抹杀“错误”和“不正确”。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王的家史，那么现代史就是社团的“革命家史”，或者说“光荣历史”，“不光荣”的历史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国权力自古对历史就喜欢“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
真相缺席的历史教育往往导致良知的缺失和偏见的滋长。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历史教科书”被用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时，被当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真正的历史就消失了。
2006年，袁伟时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结果触怒了权力当局，引发大祸，《冰点》被停刊，报人李大同“被下岗”。袁伟时先生在文章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意思是说历史教科书在宣扬阶级斗争等暴力史观，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暴力传统中滋养长大的。文革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写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二
俄国幽默文学大师左琴科在其代表作《幸福的钥匙》中写道：“只有两门功课我感兴趣，一门是动物学，一门是植物学。其他都兴味索然。其实历史我也感兴趣，不过不是我们学的那本历史教科书。”
如果翻翻现在中学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很惊奇。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教科书提到“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没有讲地主、富农被列为“四类分子”受到迫害。教科书提到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没有详细解释。实际上《土地改革法》规定将土地按户分配并由人民政府发放《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每户农民对其土地、房产有所有权，“可以任意处置（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关于人民公社运动，教科书提到“生产队和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实际是废除了新政府刚刚颁发《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这里的“部分财产”写得轻描淡写，让人永远也看不到背后农民的血泪，和从此中国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对浮夸风、放卫星、打麻雀、全民炼钢等均没有提及。
关于朝鲜战争，教科书用的是“抗美援朝”。对邱少云和黄继光有详细的介绍，但没有提到毛岸英的死亡。或许后者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看看后来的江青和金太阳就知道了。
关于反右运动，只字没提。
关于1959-1961年，教科书没有采纳官方常用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没有用比较客观“三年大饥荒”，而用了比较含糊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三年困难”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注意----不是“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撤资。没有关于“人祸”（过度征粮用于出口换汇、禁止难民逃荒）的只字表述。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状况，教科书说粮食减产、供应紧张、生活必需品短缺等，没有提到3000万农民饿死（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无数人因为饥饿导致浮肿。也没有提及庐山会议。
关于对印度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文化大革命”，教科书用了“错误”这个字眼。对文革的具体损失（死亡人口、经济损失、文化损失、政治损失等等）没有表述。
关于对苏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林彪之死未有提及。
关于天安门“四五”事件，教科书陈述比较详细，点名肇事者为“江青等”。
关于1976年的10月事件，教科书提到“华国锋”。
关于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板桥水库溃坝和唐山大地震，以及1977年恢复高考，未提到。
关于拨乱反正，教科书提到：为440万地主富农摘帽，对55万错划右派改正，对300万华侨家属落实政策、为刘少奇平反。教科书没有提到“胡耀邦”。
关于持续数年并导致数十万军人死伤的侵越战争未有提及。
关于人民公社解体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教科书有比较详细的表述，但没有提到农民（个）对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依旧没有得到恢复。
关于1987年到1989年的民权运动和**事件，教科书没有出现“暴乱”、“政治风波”等表述，采取了回避，只提到了“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教科书更没有提到“赵紫阳”的“严重错误”。
关于大兴安岭火灾、克拉玛依火灾、法轮功事件、非典事件等，教科书没有提及。
三
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有一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我们常常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导致30万中国人死亡的“南京事件”）拍案而起，面对中国历史教科书，我们大概应当拍案惊奇吧。
索尔仁尼琴曾经讽刺苏联说，谎言是国家的支柱。苏联时代的历史课本完全就是谎言大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认为“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没有意义”，遂取消了历史考试。《消息报》评论说：“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今天，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称“苏联时代是地狱”，并指出列宁的罪行：依靠德国提供的5000万马克发动革命导致沙俄对德战争失败，列宁事实上充当了德国特务的角色；列宁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设立610个契卡工委，杀人达200万以上；实行公有制和军事化，导致国内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记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也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谈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赞美的就是两位不畏权势与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但如今中国人却被剥夺了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不知道中国发生过的“六四”真相如何，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及无数发生在中囯共产党执政60多年当中的历史事件之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自己本国历史懵然无知的人，等于没有进入社会成年期。而在那一次次国家罪恶中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中国人，更不应该被看作是单纯的数据或人口统计资料，因爲那是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他们被无端剥夺生命的事实，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湮没在历史烟尘之中，否则今后中国还会发生无数次国家权力制造的罪错。
一直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似乎都笼罩在宏大叙事和官方话语之下，来自民间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这显然不是真实历史的全部。历史的动因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只有走向田野与民间，了解民众的普通生活细节，才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当大家热衷“品三国”、探讨太监公公和老佛爷的历史之谜时，对自己祖父、父亲的历史却不愿回首，令人好不惊奇。或许，历史本是每个人历史，只要是历史，就要被每个人有意无意地篡改，好像不篡改就不能叫历史。世界上有没有信史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历史往往只是别人眼中的历史，或者是他们要我们接受的历史。因为懦弱，一些过往，有的人总是无法面对，永远过不了这个坎，最好选择屏蔽、遗忘、篡改。
从60多年前开始，中国就进入历史的黑洞，一切与历史有关的东西都成为禁忌和危险。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最终将这场灾难推向巅峰，文化被“革”了“命”，历史不复存在。鲁迅说，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军事家看来，历史就是战争史；对政客来说，历史就是宫廷史；对普罗大众来说，历史就是社会史……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制定的正史从来都是权力进化史。对阴谋主义的社团来说，历史就是宫廷权谋斗争，与凡夫俗子没有任何关系。对指鹿为马的宫廷来说，无论“阳谋”或者阴谋，历史都是不可言说的“皇帝新装”。
与其说教科书是为了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袁腾飞先生毫不客气地将官方的“中学历史”斥为“秽史”，并忠告孩子们不要将这种课本带回家，因为实在“太脏”。我相信，真正的历史永远只在民间，在每个人的心间，这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勘探。对中国未来的主人，毕竟他们现在还是孩子，真实的历史就权当一出“少儿不宜”的暴力色情电影吧，就像从前，每个中国孩子都被妈妈告知，自己是妈妈从河里捡来的。
在奥威尔的《1984》中，老大哥有一条语录：“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未来。”在这本书里，历史就是篡改的意思，之所以要篡改历史，是因为“他必须和历史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因为必须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辈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另一个重要得多的理由是需要维护党一贯正确的形象。为了表明党的预见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要对各种演说、统计数字、文献记录经常地加以更新，而且不能承认党的学说和政治联盟关系有任何变化。因为改变思想、甚至改变政策，就是承认自己的怯弱。比如，如果东亚国或者欧亚国（不论哪个）现在是敌人，那它就必须历史上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修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友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是少不了的”。
四
宋代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这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后因以“太史简”为史官临难不苟，敢于秉笔直书的典实。《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暴敛残酷，执政大臣赵盾苦谏无效，被迫出逃。灵公被其族弟赵穿所杀，赵盾回来继续执政。史官董狐以“赵盾杀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对此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
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传统的唯物史观，历史成为唯一可以臧否强权的文明力量。三年大饥荒时期，刘少奇就对始作俑者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史书的！”之后刘就遭到毛的残酷迫害，他临死前曾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不幸的现实中，往往是谁控制了现在，也就控制了过去和未来。正如暴君斯大林所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或者说，所谓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而不是真正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一向被定位为社会科学，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而常识告诉我们，人类的求知欲、好奇心是自由的，科学无禁区，科学家可以在他感兴趣的任意领域纵横驰骋。然而，现实却是禁区重重，如西路军、延安整风、大饥荒、文革等，都曾经或者仍然是有名的“雷区”，不许研究者越雷池半步。毛万岁的“秘书”张玉凤曾回忆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成真的了”。
史学界有句名言：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研究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领域，文革档案不开放，研究受限制，成果发表难。1988年，某某部对出版文革图书专门下达文件，称“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译著，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明令规定此类书籍出版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查。因此，文革结束30多年来，中国公开出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不过可怜的4部（王海光：《“合理想像”的妄言》，《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
2011年12月26日，一位历史学家的去世成为一件公共事件：中国最优秀的现代史学家高华在毛万岁诞生日离去。几乎直到他去世，他的著作也无法在中国公开出版，他的《红太阳如何升起》甚至成为禁书。高华的遭遇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现状的浮标。从家史到党史，从帝王史到伟人史，这就是中国历史学的唯一“变化”。尼采曾说：“在所谓历史教育中，有关过去时代伟大人物的知识要比那些五光十色的死的历史事实更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瘫痪症。”
历史就意味着真相，没有真相的历史叫做戏剧，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在中国，真相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对于真相阙如的中国来说，也就没有历史可言。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有企图的欺骗和洗脑。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著史必须具备“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最重要是史识，即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又提出史义与史德。史义是指对学术文化客观存在的演变之系统理解，是以对于史事的见识为基础，而又有别于史识。史德是要对于历史的客观实际，不只不应该歪曲历史，而且不应该为个人的成见所蒙蔽。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些官方的历史专家和学者完全可以称得上“史奸”。
“7·23”灾难之后，中国官方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掩埋车头，这种下意识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他们一贯的作法，傲慢地想继续依靠暴力来掩埋真相，然后垄断真相的唯一解释权。对反启蒙的中国教愚（“教育”）来说，历史就是真相的反义词，真相对孩子们来说还很遥远，只有学会质疑和批判精神，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官方历史，真相才会越来越清晰。“多少往事堪重数”，如果民众的眼光和智慧达到正常水平，不再那么愚昧时，官方的拙劣伎俩必然会土崩瓦解，历史也必然将露出它的真面目。就如同“7·23”惨案中，中国官方在丢人现眼之后，最终在国际国内压力下，又把刚埋掉的火车头挖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