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周年系列报道：消失的“毒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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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的一个深夜，省中医院把一名"非典"患者紧急送往ICU（重症监护室）检查，又一轮日夜不分的抢救，和死神争分夺秒。 （资料图）黄伟江/摄

 

　　■救治"毒王"被感染，邓练贤烈士成为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资料图）邓勃/摄

 

　　■接到"非典"疑似患者，医院如临大敌。图为2004年1月12日，一位医生在市八医院发热门诊值班。 （资料图）新华社发

 

　　■广医一院玻璃房ICU监护区内，医护人员给病人做内窥镜--肺部检查。

　　
　　他先后传染了130多人，为了救他两医护人员殉职10年来，他只有不断地逃，逃到你找不到……
　　【开栏语】“非典”是因事件而众所周知的名词，有的人难以忘怀，有的人却不愿记起。它就像个分岔路口，那些名字曾为大家熟悉的人们，在不同的选择中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而一座城市的变化，也在时间的沉淀中，渐渐明晰。
　　■采写：新快报记者杨林
　　在“非典”十年之际，新快报陆续推出“非常典故”专题报道，讲述那些被“非典”改变命运的人生，被“非典”所启发完善的机制。这对于亲历者而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对于旁观者而言，可做他山之石之鉴。
　　海鲜铺老板周作芬消失了，他换掉手机号码，搬离原来住的小区，换掉了干了多年的海鲜档口。10年来，很少有人见过他长什么样，记者手上唯一一张关于他的照片是曾经收治过他的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简称“市八医院”）提供的，照片上，他的表情有点疲惫，笑得很僵硬，他局促地拿着锦旗，想躲在几个医生身后。
　　当时，年过不惑的他刚刚从生死线上回来。出院后，作为商人，他提出给救治他的医生护士们送一些钱作为谢礼，但是被拒绝了。最后，他请人做了一面锦旗，现在，那面印有“起死回生，再世华佗”的锦旗依然悬挂在市八医院的老院区门诊楼内。送完锦旗，“非典”（即SARS，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痊愈者周作芬似乎完成了人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之后迅速消失，他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
　　他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在抗击“非典”中最初追认的三位烈士中，两人是因抢救他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面对过去的10年，面对那段记忆，他想做、能做、唯一做的就是逃，不断地逃，他试图躲避着任何一个试图寻访他的人，无论是曾经救过他的医生，抑或是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更不用说是记者……

　　
 

■"非典"时期,人们更注意自我防护，街头上到处可见帅哥靓妹戴着形形色色、五彩缤纷的口罩。 （资料图）吴万生/摄

 

　　■"非典"发生后，广东加强防控力度。图为2004年1月9日，中山一院发热门诊内，医护人员对发热病人进行认真检查。 新华社发

　　
　　典型生意人染上“非典”，住院后他还在数钱
　　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无几：广东湛江人，到广州闯荡多年，好不容易闯下一片海鲜批发生意，每天都在海鲜批发市场上忙进忙出。那年，生意特别红火。除夕那天，他感到浑身上下酸痛，已经连续5天咳嗽、发热的症状加剧，呼吸急促，体温也升高了，说话都有点接不上气来。
　　他是一个典型的生意人，却染上了“非典”。被送至医院时，他的腰间仍然系着一个钱包，像是从生意场上直接送到医院的。
　　当时，谁都没有把病情想得那么严重，包括周作芬自己。他生病很少去医院，所以他依然没有把这次生病当回事。当他住进病房后，还在和老婆一起数上午卖海鲜赚来的钱。
　　他在中山二院停留了24个小时。4天之后，所有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共30余人相继患上“非典”。救护车司机范信德病情最重，抢救无效身亡之后被追认为“非典”烈士。
　　后来他被转至中山三院，又感染了20多名医护人员。“毒王”的称号来源于此。他染病50天，先后传染130多人，21名亲属因他染病，传染的至亲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儿子、母亲和岳父岳母。
　　岳父母在他病愈前去世。广东省最初在抗击“非典”中被追认的三位烈士中，有两人是因为抢救他而被感染殉职的。有人这样形容他身上所携带的致命传染性病菌——他的一声咳嗽足以引起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整个中山三院传染病区因为他而陷入瘫痪，整个医院甚至找不到一个还能医治他的健康医护人员。于是他又被送到了市八医院。
　　得知岳母因他而死，他的泪水打湿了枕头，从此开始躲避人们
　　当年周作芬的主治医生陈燕清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毒王’的称谓，甚至都没有‘非典’这样的说法，但是周作芬的到来，依然让全院如临大敌一般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当时，位于三楼传染病区的2号病房被专门腾了出来，原本三张床被撤掉了两张，隔成了一个单间，当时最好的医疗器材也都被搬了进去，整个病房被划上了重点隔离区，除了一个护士和三个治疗医生之外，不许任何人靠近。
　　第二天上午陈燕清查房的时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作芬终于醒了过来。因为戴着呼吸机，周无法言语，但是眼珠随着自己的走动转来转去，眼神里充满了询问和恐惧。意识清醒之后，周作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天来到底花了多少钱？医生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你已经毒倒了50多名医护人员，20多名亲朋好友，80多人的医疗费应该超过100万了。
　　仅仅两天后，他的妻子、岳父母和儿子等十几个亲属因为被他传染，陆续住进医院，离他只有一墙之隔。
　　当这个内向的男人被告知岳母去世的时候，他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用一种近乎撒娇的方式，挣扎着要过去再看岳母一眼，但是因为身体原因被医护人员劝住。
　　当晚熄灯之后，陈燕清查房时发现，周作芬的枕头被泪水打得湿透了。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躲避所有媒体和前来探望的人。
　　逃离死亡线后，无论是下馆子还是娱乐，一被发现都会被请走
　　逃离死亡线后一个多月，他突然提出要请陈燕清吃顿饭，地点就选在了周家的附近，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海鲜酒楼里。过去，周一直为这家酒楼提供海鲜。
　　那顿饭的海鲜依旧来自周作芬经营的档口，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吃的海鲜是被偷偷运进去的。周作芬解释说：“现在我和这家酒楼都是地下交易，如果被客人知道从我这里进货，估计就没人来了。”
　　不仅是酒楼，周作芬下馆子吃饭或者消遣娱乐，如果被人发现，都会被客气地劝出去，甚至他住的小区里还有人因为他专门搬了家。
　　在这样的氛围里，那顿“感恩”饭吃得并不热闹，场面甚至有点尴尬。周作芬话不多，饭局的尾声，周作芬举了一杯酒敬陈燕清，有点磕巴地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命，感谢……”
　　那是陈燕清和周作芬吃的唯一一顿饭，也是两人至今最后一次见面。
　　本来，之前他们还有一次吃饭的机会。周作芬刚出院时，央视记者王志希望通过陈燕清将周约出来做个访谈。饭局已经安排好，来的却是周作芬的老婆。就是在那个饭桌上，周妻向王志索要5万元的采访费。这件事被王志写进一篇访谈录中，也成为周作芬被舆论抨击的主要话题之一。
　　主治医生：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有权选择消失
　　不管怎样，此后的十年，他希望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线内。他不再主动联系与“非典”时期有关的任何人。很多记者寻到他的家，但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就连“非典”后曾多次去周家消毒的原芳村疾控中心站长也无法追寻到他的踪影。“再后来去他家，永远都是黑灯瞎火的，房子应该是没人住了，听说他已经搬家，原先的房子又租不出去。”
　　十年里，他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摆脱“毒王”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成功。
　　不久前，记者给曾经收治过他四天的中山三院打电话，医生一听到他的名字，立刻用略带夸张的玩笑语气说：“不可能的，怎么联系得上他，这个人把我们那么多医生护士都传染了，他好坏的。”他的同事、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就因为被传染，成为广东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广州芳村老城区的一些住民，也依然没有忘掉他。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还记得周作芬，“哦，就是那个‘毒王’，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做海鲜生意，搞得我心里有阴影，后来一直都不愿去他待过的海鲜市场买东西。”
　　周作芬刻意躲起来的身影并非无迹可寻。2011年，他在当地一家报纸的角落刊登了一则遗失声明，“荔湾区周作芬先生，遗失营业执照两本，现登报作废申明”，根据他刊出的营业号，证实是他本人。他应该还在荔湾区做生意。
　　在与媒体为数不多的一次电话接触中，他拒绝露面：“上电视的话就全世界都知道我了，我到商场买趟货，商场的人认出我就会歧视我；我到酒家喝茶，酒家的人就会歧视我；我打车，司机肯定不载。”
　　在陈燕清看来，他不是“毒王”，也不是某些人言语鞭挞中的“恶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戏耍的普通人，因而有权利选择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