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也很简单，就是千年农业国的工业化

文革，也很简单，就是千年农业国的工业化

先看看中国历史，有人喜欢说“周期律”，其实那里有什么“周期律”，因为没有“周期”，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死，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也是一样，有的活的长一点，有的活的短一点，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中国人叫“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用现代一点的说法就是“管理团队”变了，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那些中国人，比如说，秦就是赢政的“管理团队”，汉就是刘邦的“管理团队”，等等等等。

近代一百多年，中国的“管理团队”变化了很多次，最后一次是从“中华民国”的管理团队变化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团队，或者说是从国民党的“管理团队”变化到了共产党的“管理团队”。

关于中国最后这一次的“管理团队”变化，虽然中国还是中国，虽然中国人还是那些中国人，但是，中国和中国人生存的环境与以往几千有了巨大的不同，不仅中国面临物质力量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而且不止一个，比如说欧洲、美国和苏联甚至日本，特别是中国还面临文化力量非常强大的对手，这些文化是否比中国更强大就见仁见智吧。

面临物质力量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也就是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对手，中国以前有过，比如说蒙古等等，在面临文化力量非常强大的对手这一点上，是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生存的环境与以往几千的一个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现代对于中国来自文化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另一个巨大的不同是这些对手的工业化性质，工业化可以认为是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挑战，本质还是文化，总之对于中国来自文化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面临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以往还没有面临过的生存的环境，中国的一切都必须变化以适应目前的环境，所以，现代的中国的“管理团队”必须改造中国的一切，不仅必须适应目前的环境，还必须在目前的环境中胜出，因为否则还是要“挨打”。

中国的最后这一次“管理团队”变化，从“中华民国”的管理团队变化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团队，或者说是从国民党的“管理团队”变化到了共产党的“管理团队”。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管理团队”变化，英文叫“change management”或“management change”，中文是“应变管理”（又称变革管理、变更管理）。

1982年，麦肯锡的顾问Julien Phillips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第一次发表了变革管理模型，但是花了整整十年，变革管理的同业人员才逐渐理解他的理念。

“变革管理”包括：

1，Missionary changes （目标变化）

2，Strategic changes （策略变化）

3，Operational changes (including Structural changes) （运作和组织变化）

4，Technological changes （技术或战术变化）

5，Changing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personnel （改变人员的态度和行为）

有趣的是：这第5条的维基的中文版是“人力资源之态度与行为上的再造（变革）”！

怎么样？

态度与行为上的再造（变革）（！），“再造（变革）”这些词儿用的重吧？如果对你进行“态度与行为上的再造（变革）”的话，你会舒服吗？

因此，有人敏锐的看到“文革”类似于中共到延安以后的各种“整风运动”，那是因为中共的“管理团队”在长征途中的变化了，到延安以后，中共必须补上相应的“态度与行为上的再造（变革）”这一课。

所以，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文革）都是那第5条的实施（即“变革管理”），直至“文革”，都是对中国“人力资源之态度与行为上的再造（变革）”，用英文描述也许不那么刺一些人的眼睛：Changing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personnel （改变人员的态度和行为）。

到现在为止，我只是说了与中国的最后这一次“管理团队”变化相应的“变革管理”的第5条，那么，前4条是什么呢？

我以为与中国的最后这一次“管理团队”变化相应的“变革管理”的前4条是：工业化！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国，中国文明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国人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民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对中国、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带来的震撼和震荡是可想而不可知的。

无论如何，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必然随着改变，中国文明也必须随着改变。

那么，工业化除了令人张口结舌的技术和机器之外，工业化还意味着什么呢？

工业化意味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产品，也就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由于工业化生产的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必然需要巨大资本，因此，工业化意味着与其巨大的规模相应巨大的资金集中。

由于工业化生产的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必然带来巨大的产量，因此，工业化意味着与其巨大的产量相应巨大的商业规模。

所以，工业化除了令人张口结舌的技术和机器之外，工业化还意味着巨大的资金集中和巨大的商业规模，以至于国际资本和全球化商业。

人类早期的工业化是资本家们作的，也就是说是资产阶级作的，那么，资产阶级作的工业化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马克思在他的《共产党宣言》里是这样描述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工业化对资金集中以及对商业化的要求必然导致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比如说工业产品数量大，种类少，质量化一，千篇一律，都喝可乐吃汉堡包，文化也是如此，消灭个性。

所以，中国的工业化，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管理团队”的管理下进行的，还是在共产党的“管理团队”的管理下进行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些资本家做的事情都会不可避免的在中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而且有些是以中国特有的形式发生的。

中国的工业化，只不过历史选择了中共的“管理团队”在中国大陆作中国的工业化，而国民党的“管理团队”在中国台湾作台湾的工业化。

简单的说就是中共也必须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些资本家做的事情。

时至今日，台湾的工业化和中国的工业化都摆在哪里，虽然台湾的规模要小的多，萝卜白菜，大家见仁见智吧。

上面是宏观是说“文革”，下面说一个具体的，那就是“度”的问题，而且我以为“文革”的“度”是恰到好处的。

很多人认为“文革”，“过分”了，“失控”了，甚至“超过承受能力”，我就不讨论至少这样认为的人们还是意识到了“文革”的必要性。

其实呢，中国或中共政府没死说明没超过承受能力，如果“文革”的“度”轻一点就不那么可怕了，中国人就不会介意再来一次，比如说会来一次“颜色革命”，“文革”就是一个“颜色革命”，“文革”的“红海洋”就是“红颜色革命”，如果来一次“颜色革命”，那就是不仅中共政府要完蛋，大家就都要完蛋了。

资产政府最怕暴力革命，所以民主国家都反暴力。

毛主席很清楚他的共产政府最怕什么。共产政府最怕颜色革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府都无一例外的死在颜色革命里了的事实就是证明。

文革的效果或结果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给了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颜色革命的免疫力，文革相当于给中国打了一针颜色革命的预防针，注射疫苗就是让人得一场病，所以“文革”必须是非常难受的一场“颜色革命”的病，否则64就把中国搞解体了，只不过中国解体要比苏联解体可怕的多得多。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国家就没有“文革”，他们不知道学生闹事的厉害，不敢镇压，也不会镇压，结果就都死了。

恰恰因为中国有了“文革”，“文革”也必须有相当的强度，甚至让一些人认为“超过承受能力”，不然的话中国人就不会介意再来一次了，也就不会接受镇压64了。

学生闹事，而且还反贪官，很正义嘛，为什么要镇压64？

有了“文革”的经验中国人就可以认识到似乎应该镇压64，因为提醒了大家“文革”，因为“文革”太可怕了，因此似乎应该镇压64，“文革”要是没那么可怕也就不会镇压64了，所以，“文革”必须可怕，让中国人不想再来一次“文革”，因为共产政府最怕“颜色革命”，中国人不想再来一次“颜色革命”，中共的政权就安全了，因为共产政府不象资产政府那样怕暴力，共产政府却最怕大规模群众运动。

其实呢，因为还是很多中国人反对镇压64，这也证明了“文革”不仅没超过承受能力，甚至都没接近承受能力，而是恰到好处，因为64显然提醒了大家“文革”，即便是大家认为“文革”太可怕了，也没有到谈“文革”色变的地步，因此中国人还没有到一致认为必须镇压64的地步，所以，如果“文革”要是没那么可怕的话，也就不会镇压64了。

所以，事业伟大，前途光明，任务艰巨，道路曲折，高瞻远瞩，预防免疫，方法唯一，恰到好处，结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