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的博客:寻找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我好像还有一个爸爸？”13岁的我怯生生地问妈妈。妈妈一听，马上沉下
脸打断我说：“傻孩子，哪个小孩有两个爸爸？千万别说这种傻话，别人听见会笑
话你的”。我不敢再说什么，但我分明看到妈妈说话时流露出一丝惊恐，像要极力
掩饰什么。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 50年代末我们住在安江黔阳地委的时候。我只有一两岁，说话
说不清，走路也走不稳的时候，妈妈曾经要我叫另外一个男人爸爸。
那时外婆和我们住一起。妈妈总是叫我“宝宝”。“宝宝听话，宝宝乖”。我小时
候也真的听话，不吵不闹，每天中午都会乖乖地睡午觉。醒来以后枕头边总有一块
小饼干，妈妈说那是楼上的有一只猫，很爱宝宝，在宝宝睡觉时去商店里偷来的。
但是如果宝宝不睡，它就不去偷。所以我更加听话，更加自觉地睡午觉，醒来以后
总有饼干吃。因为来之不易，我总是慢慢地吃饼干，先吃边上，咬一小点，然后慢
慢往里咬。一块饼干要吃上半小时，因为他知道一天就一块，吃了就没有了。有一
天，宝宝醒来没有看到饼干，妈妈说，楼上的猫去偷饼干被发现了，被打伤了，所
以没有饼干。我执意要去看天花板上的猫，要妈妈找梯子来。妈妈说猫不想别人打
搅，最好别去。我这才放弃了。
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个瘦高的年轻男人来我们家，一见我就一把抱起来亲过不停。
妈妈说：“叫爸爸!”。我不记得叫过没有，因为我小时候很腼腆，而且对他有点陌
生感。我能感觉到他很喜欢我，这让我心里很温暖。每次他来都会把我放在自行车
的前面，骑车带着我在地委大院里飞奔，看到路两边的树木往后退，迎面的风吹着
我们的脸，我感到很新奇，很兴奋。
深秋的时候，他会带我去附近的果园。大片大片的柚子林挂满了一个一个黄色的大
柚子，看园子的老头每次都要挑一个最大的柚子送给我。安江的沙田柚以汁多、甘
甜闻名，我特别喜欢吃。
不知什么时候，他再也没有来了。我总盼着他能再来，抱我，带我骑车，去果园。
我心里纳闷：他怎么不来了呢？我没有问，妈妈也没有解释。
但那一段时间，妈妈变了。没有笑容，总喜欢紧紧地搂着我，自言自语地说：“宝
宝，你要是没有了妈妈该怎么办啊？”。我不懂妈妈说这话的意思。
那一年秋天，我远远地看见果园那边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柚子，我盼他来带我去果
园，但他没有来。一天，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到果园边，看园的老头看见了，马
上摘下一个大柚子让给我抱着，对我说：“孩子，拿回去吃吧!”。
过了一些日子，妈妈说我们要搬家。搬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想带走楼上的猫，妈妈
说：“猫老了，不愿意离开”。我说那我上天花板看看它，妈妈说：“它病了，不
想别人打搅它”。
搬家那天来了一辆大卡车，几个人把我们的东西装上了车。我恋恋不舍地和妈妈上
了卡车。一路上，我看见路边的河流，田野，山坡，漫山遍野的树木，还有被伐倒
的木头。我很快忘却了离开天花板上的猫所带来的忧伤，好奇地问妈妈：“那是什
么？”，“为什么要砍树？”，“河水是哪里来的？”， 。。。。。。妈妈一路上
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到了一个小城，妈妈说叫芷江。当时街道还是青石板路，两边都是木头房子。
城中心的钟鼓楼正在被撤除。我们一直走到城的最北边的一个学校，后来知道这就
是芷江师范。
我们有了新的家。家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妈妈让我叫他“爸爸”。我想起了那个
“爸爸”，没有叫。不过他从此就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妈妈不再叫我宝宝，而叫“罗维”。妈妈姓罗，我跟她姓。妈妈在我的衣服都缝
上了“罗维”的名字。
我被送到芷江幼儿园，在东紫巷县人民医院对面。从芷江师范家里走去十分钟就到
了。幼儿园的园址原来是美国人办的育婴堂，条件很好，有假山，沙盘，Playground。
老师基本上是长沙幼师毕业的，无论学校条件，还是师资都是当年黔阳地区最好的。
每天早晨妈妈送我去，下午新爸爸来接我回。我对他慢慢地消除了陌生感，有时放
学的时候甚至盼望他早点来接我。
1962年，妈妈生了大弟弟三毛，妈妈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商罗维，因为新爸爸姓商。
但她很快将我的名字改了，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觉得“商罗维“三个字都是平声，
叫不出来。将中间的“罗”改成“乐”，一个四声的“乐”一下就让名字变得响亮
顺口了。从此，我就叫商乐维。
但家人，朋友还有同学还是叫我“罗维”。一是叫惯了，二来芷江人把“乐”念成
“罗”。
新爸爸当年脾气急躁，有时候会打人，还喜欢用拳头刮头。妈妈说过他很多次，说
孩子最好不要打，要打也只能打屁股，不能打头。他后来虽然改了一点，但有时候
还是忍不住。我和三毛都没少挨过他的打。所以我很怕他，也曾经很恨他。有一次
他在菜地除草，我躲在墙角朝他扔石头。没有打着他，他也没有察觉。不过他不发脾
气的时候也还和蔼。
  1965年秋天，我8岁的时候，芷江师范与芷江二中交换校址，芷江师范搬到芷江机
场的东边的木油坡。那天爸爸拉着装满东西的板车，我跟着他。走到芷江机场边上，
我们停下来休息。他走到我面前蹲下来，问我：“你喜欢爸爸些，还是喜欢妈妈些？”，
我当时不知怎么回答，只是喃喃地说：“都喜欢”。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在乎我
怎么看他。
搬到木油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请保姆属于剥削。爸爸妈妈只好把保姆王阿
姨辞退，将年老体弱的外婆送回常德老家，两个年幼的弟弟送回桃源乡下的比外婆
年轻一些的奶奶带。
所有机关都瘫痪了，妈妈所在的县妇联也瘫痪了。她是普通干部，没有被批斗，但
也和县政府的其他干部一起被送到乡下劳动去了。爸爸是芷江师范校长，受到了冲
击。我那年九岁，诚惶诚恐地看到校园里到处都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和“打到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商太生！”的大标语，感到非常害怕。有一次一个认识我们的
学生要我跟他去看一个好看的节目，他带我到了学校礼堂（原美国飞虎队俱乐部），
坐下来一看，看见很多人正在批斗挂着牌子的爸爸，我当时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
办。
好在他来学校的时间很短，家庭出身也没有问题，红卫兵们找不出他的什么“罪行”
来，斗了几次就让他靠边站了。天天没有事做，他开始练毛笔字，他也让我练毛笔
字。但他并不教，就让我照着字帖写。一天一页，好坏不管。但如果那天我忘记写
了就要挨打。出了练毛笔字，他还带着我在房子后面的地里种大白菜。冬天种，春
天收获了送给学校厨房。
在家务事上他很差，不会做饭。所以我很小就自己学做饭，后来成为家里最会做饭
的人。爸爸对于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保护自己非常有心得，常常教我如何逃生的技能：
如着火了怎么办？如果门打不开，怎么用椅子打破窗户逃生？在浓烟烈火里，为什
么要低下身子匍匐爬行而不是站起来跑？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文革期间生活条件又很差，一个月半斤或一斤计划肉，4两油。
而我胃口不好，不怎么吃东西，所以长得骨瘦如柴。有一天，我去食堂买饭，回来
的路上，有两个人在背后议论我：“这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这么瘦，父母一定坑
了他的饭!”。爸爸刚好走在后面听见了。晚上他和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以为我睡
着了，提起这件事情。这事不能怪他们。爸爸买什么好吃的东西回来，都会与我分
享。
妈妈当时远在百里以外的学习班，很少回家，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虽然我感觉到
他对我越来越喜欢，但他有时还是忍不住会打人，只是不再打头，改为打手和屁股
了。
1971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很久没有打我的爸爸打了我。当时我已经十四岁了，自
我意识很强了，感觉非常委屈，就离家出走了，到了天黑也没有回去。妈妈回来知
道了，狠狠地批评了爸爸。他们派人四处找我。等到快半夜的时候，我自己回去了。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我。
70年代初，曾经有两位原来在黔阳地委的阿姨来看妈妈，见到我都说我很像爸爸。
我敏锐地感觉到她们说的爸爸不是现在的爸爸，因为周围的人都说我像妈妈，不像
爸爸，但两个弟弟很像爸爸。我感到她们说的“爸爸“就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妈妈曾
经要我叫“爸爸”，带我骑车，带我去果园的人。但我不敢问。
1972年冬天，桃源大姑家的表哥杜远胜来我们家玩，我们一起去上坪硫磺矿哥哥那
里玩。哥哥是爸爸与前妻的孩子，比我大十二岁，早就工作了。我们上了火车，过
了一站，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上来坐在我们的对面，看上去像干部。我与杜远
胜聊天的时候，他们一直盯着我看，不时窃窃私语，我感到他们是在议论我。
过了十几分钟，其中一个人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他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
后问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了爸爸的名字。他们楞了一下，又问我叫
什么，我说“商乐维”。他们犹豫了一下，然后问“你妈妈是谁？”，我说了妈妈
的名字。他们俩对视一下，点点头。我心里发紧，觉得这背后有什么事。可能是和
那个我记忆里的爸爸有关，我有点紧张。
他们低声问我，记得你的父亲吗？我点点头。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他们说，我们
是你父亲当年的好朋友，你父亲是一个好人。我紧张得不敢呼吸。他们又问，现在
的爸爸对你好吗？我说好。他们说，现在的环境我们也帮不了你，你好好保重，听
妈妈的话。然后就下车了。
整个过程，远胜坐在边上，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也没有问。他们走后，我心
里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的问话让我确认了过去记忆里见到的那个男人不是幻觉，而
是我的生父。但他后来怎么了？从那两个叔叔的表情看，他很可能不在人世了。发
生了什么？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回来以后，我没有告诉妈妈火车上的事。那年月，政治压力巨大。我虽然小，但看
见无数好人莫名其妙就被当成了坏人批斗，甚至关进了监狱。家属孩子也受到牵连。
我觉得妈妈不告诉我，应该有她的道理。
我从小体弱多病，成长的时候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食物严重缺乏。
长期营养不良使我身体很虚弱，经常盗汗，疲惫，失眠。进入青春期，问题更为严
重。妈妈带我到处看医生，却一直没有查出器质性的问题。1973年冬天，妈妈领着
我去怀化的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医院看病。省铁医是为了当时正在修建的湘黔、
枝柳铁路而成立的。怀化是两条铁路的交叉点，所以省铁医就建在当时离怀化十几
里的中方镇，需要坐公共汽车去。因为是刚建，公共汽车不能直达，下了车还得走
十几分钟。看了病以后，我们沿着冬天的田埂路往公共汽车站走。斜坡上的稻田里
只有匍伏在地上嫩绿的草籽，给冰冷的冬天带来一点生气。天灰蒙蒙的，北风吹得

人冷飕飕的。我们走在田埂路上，过往的行人很少。

“罗维”，走在我后面的妈妈突然叫我。我回头，见她一脸严肃。“我有件事要给你
说一下”，从她沉重而严肃的语调中，我预感到她要说什么了。这里没有人，就我
们俩，应该是说这件事最好的地方。
“罗维，这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但因为担心你年龄太小，承受不了。它压在我心头十
几年了”，妈妈在后面语气很沉重地说。我大气不敢出，默默地走着。“你今年也
满十六岁了，是应该知道这事的时候了”。妈妈停了一下，然后说“你还有一个爸
爸，就是你的生父。他叫曹仲先，是耒阳人，你生下来不久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后
来被开除，发配到黔阳八面山农场劳动，1960年病死在那里”。
我脑海里出现了小时候在黔阳地委那个来看过我几次，妈妈让我叫爸爸的人。
 “因为你小，怕你背上思想包袱，我不敢告诉你。生了弟弟后，怕一家几个姓，别
人会问。如果知道你的生父是右派，你可能会受到歧视，所以才改姓让你跟现在的
爸爸姓”。
这我早就猜到了。
 “你有一个伯父在辽宁，曾经写过几次信，想与你联系。因为他自己也是右派，我
怕影响你，所以没有告诉你。将来你长大了，可以与他联系”。
我很紧张，没有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显然她以为我那时很小，不可能记
得父亲。我没有告诉妈妈：我一直记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后来妈妈在不同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生父的一些事情。他比妈妈小两岁，
家庭出身是地主，高中毕业，在黔阳农村办公室工作。聪明，能力强，领导很欣赏。
但是性子急躁，容易生气，爱提意见。他先追求妈妈，但妈妈没有同意，主要是考
虑到比她小两岁，又有些孩子气，显得不成熟。但后来他锲而不舍，还请领导出来
做工作，妈妈就同意了。虽然他年轻气盛，但很能干，也很会关心人，妈妈怀我的
时候，都是他照顾，还杀鸡炖汤给妈妈喝。我出生后，他亲自给我取名为“曹志坚”。
还写信给曹家告诉曹家的亲戚。
妈妈说，父亲性情耿直，心里藏不住话，喜欢提意见。对于他这种出身地主家庭的
人是很危险的。她劝过他很多次，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这让妈妈很担心。因为妈
妈自己也有家庭问题的压力，长期不能入党，得不到提拔。她时刻小心翼翼，从不
敢乱说话，提心吊胆地躲过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灾难。对父亲耿直的性格，她觉得会
要出事。
反右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毛主席说过，95%的干部是好的，所以
每个单位就有一个5%的右派指标。但是黔阳地委没有达到5%的右派指标，为了充数，
才把他和另外的几个家庭出身不好，又喜欢提点意见的人补上去。当时领导还对他
说：你年轻，吃点苦不要紧，就是去凑个数，过一段就会回来的。
生父被划右派以后，妈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与他离了婚。从生父还常来看我、
妈妈将我的名字改成罗维来看，妈妈离婚主要还是想减少对我的影响。妈妈说，她
当时准备等生父平反的时候与再他复婚。可是1960年冬天，上面通知妈妈，说父亲
病死在八面山农场。妈妈说，当时大雪封山，她没有能去八面山看他最后一眼。
生父死后，妈妈觉得压力太大，看不到前途，曾经有轻生的念头。但一想到我那么
小，没有了父亲，再失去妈妈将怎么过啊！她才最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我想起了
小时候她总抱着我说：“宝宝，你要是没有了妈妈怎么办啊！”
知道生父的事情以后，驱散了我心中的疑云。我心中一直记得的那个我曾经叫过爸
爸的男人就是我的生父。他是不是右派对我来说没有关系，我从来就没有把他当坏
人，在我眼里他永远都是一个好人，而且我知道他爱我。虽然心中的疑团解除了，
但父亲并没有被平反，周围的政治环境仍然很险恶。所以妈妈叮嘱，生父的事不要
告诉任何人。因为那个时候，让人知道自己有一个右派分子的父亲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在右派平反之前，我对生父的事一直守口如瓶，谁也没有告诉。
77年高考，我考得很好。因为还在农村当知青，报自愿的时候，没有敢报高，准备
第一志愿为湖南大学。后来在别人的鼓励下，改成了华中工学院自动化，还被爸爸
妈妈说了一顿。他们生怕我万一不被录取，可能会在农村带一辈子。
在申请表上父亲一栏，爸爸妈妈还是让我填现在爸爸的名字，没有填生父的名字，
怕影响我的录取。家庭成分填的是爸爸的“中农”。但是申请表被打回来了，说是
填得不对。看来，有人很关注我。后来就只好重填申请表，在父亲栏填上“曹仲先”，
家庭成分填上“地主“。交上去以后，我们都担心，这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的录取。
还好，后来我被北大化学系录取，这可能是因为我报考的是理科。当年不少报文科
的，很多考分很高，但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就没有被录取。
去北京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两个人的地址。一个是陈桂平阿姨，当年她与妈妈在新
晃县同过事，后来与先生去援藏，因为不适应高原气候得了心脏病，病退到了北京。
另外一个是王力阿姨，她是南下干部，做过妈妈的领导。丈夫杨建培早年在大学就
参加革命，后来在中央工作。我刚到北京时，经常去他们那里。他们都记得我父亲，
说他聪明能干，为人热情。
后来妈妈给我寄来她与父亲的结婚照，父亲看上去浓眉大眼，很帅，但显得有点瘦
弱。
1979年，在胡耀帮的主持下，右派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我生父也被平反了。妈妈
写信告诉我，还说辽宁的伯父再次来信要与我联系，她将地址、姓名告诉我，让我
给他写信。
我给伯父写了信，表示我们可以联系。伯父回信了。虽然信封上写的是“商乐维”，
但信里他称我为“志坚”，因为当年生下我以后，他们一直记得我的名字是曹志坚，
这是我父亲告诉他们的。曹家的亲人都坚持称我为“志坚”，我很理解。
1980年暑假，我去辽宁朝阳见伯父曹石先。他当时住在朝阳郊区农村的一栋土屋里，
还是当年被打右派的时候，伯母的亲戚帮助盖的。睡的是土炕，全家人睡一个炕上。
我很不习惯。睡在炕上，土墙上常常掉土下来，让我浑身发痒。伯伯当时刚刚恢复
中学教师的工作，生活仍然很困难。但为了招待我，每天去买上半斤卤猪头肉，两
瓶啤酒。吃晚饭的时候放在门口的小桌子上，让我与他边喝酒边唠嗑。而伯母与堂
弟妹们却都在里面吃高粱米和咸菜，这让我觉得有点难堪。
他与我谈了他自己和我父亲是怎么读书离开老家耒阳县燕子窝。他比我父亲大两岁，
但他们是一起上学，而且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时，正好是1950年，我父亲参加工
作去了黔阳，他参军去了部队。他说他所在的部队就是电影《兵临城下》里的部队。
虽然他在沈阳军区做到军部参谋，但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后来被认为不合适在部队，
安排他转业到了朝阳当老师。57年也被打成右派。伯母是当地人，这时对他不即不
离，同时发动她在朝阳的亲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一起熬过了艰难的岁月。
伯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比我小一个月。所以都喊我“志坚大哥”。让我觉
得很亲切。
伯父在家排行老三，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就是我的父亲，一
个妹妹。大伯父因为曾经帮助爷爷管理家业，土改时逃到广西，隐姓埋名，与当地
的一个姑娘结婚并生了孩子。后来被前妻发现，报告政府，结果以重婚罪入狱。60年
初出狱后在一个矿山井下的事故中去世。大姑嫁给衡南的一位贺姓老师，一直是家
庭主妇，爷爷去了香港，一直没有音讯。当年留在燕子窝老家的奶奶与满姑(小姑)，
被抓来当地主批斗。满姑当时还只有七八岁，也陪着奶奶一起被批斗。后来她跟大
姑生活几年，十五岁就去了湖南冷水滩电力局工作。奶奶后来被伯父接到朝阳，1978年
80岁的时候去世。去世的时候仍然还叮嘱伯父一定要找到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孙子曹
志坚。
当年妈妈与父亲离婚，伯父多次要求与我联系的信，妈妈都没有转给我。他说当年
他曾经提出让我跟他过，妈妈拒绝了。所以伯父对妈妈印象不好，觉得妈妈那个时
候离婚对不起父亲。他让我改回原来的名字曹志坚。我没有为妈妈辩护，也没有跟
伯父一起指责妈妈。
在改姓的问题上，我觉得既然“商乐维”这个名字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同学老师都
熟悉这个名字，一下改过来会有很多不便。所以不改为好。我也考虑到改姓对继父
的心理冲击。虽然他有缺点，但为人正直，爱惜人才，深受老师们的尊敬。而且他
一直很关爱我，为我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我知道，如果我要改姓，他不会阻拦，
但他肯定心里会难受。不改姓也是我表示感激他的养育之恩。
我当时向伯父保证，虽然我不改姓，但将来我的孩子一定姓曹。
1981年暑假，我去湖南冷水滩见满姑曹衡菊。她当时37，8岁，见到我，她流泪了。
她告诉我，父亲在50年代初回过老家一次，见了她就把她抱起来，说她受苦了，带
她去饭馆吃饭，还给了她一些钱。满姑当年才7，8岁，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被人
抓去和奶奶一起当地主批斗，让她天天以泪洗面，对前途非常悲观。十五岁去冷水
滩工作，想起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被人看不起，就感到无限的悲哀，常常一个人哭
泣。这引起了一个也是刚来，比他稍微大一点小伙子的注意。当他了解了她的身世
后，非常同情她。他是贫农家庭出身，他小时候也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负，觉得没
有前途。所以他特别理解她，总是关心帮助她。因为同病相怜而相互理解，相互帮
助，最后这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小伙子爱上了地主家庭出身的满姑，两人结婚了。我
去的时候，满姑是冷水滩电力局工会主席，姑父是电力局的高级工程师。他们有一
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盛淑红当时16岁，正在读中学。两个表弟还在读小学，
他们都很欢迎我，一口一个“志坚哥”地叫，让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见了满姑，我又去衡南见大姑姑。她一辈子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没有读过什么书，
也没有出去工作过。姑父对她很好。满姑当年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她把满姑接到家
里一起生活，直到满姑15岁参加工作离开。家里孩子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除了最
小儿子的贺小峰等到了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其他的都没有上大学，做了普通工人。
回到芷江以后，妈妈通过原来的同事帮助，联系到了生父生前劳动的八面山农场。
我于是去八面山寻找父亲的遗骨。
到了黔阳八面山农场，找到原来农场的民兵营长，一个壮壮实实，有着黑红脸膛的
中年人。他还记得我父亲。他说父亲高瘦的个头，说话很直爽。开始心情不好，话
不多，也不会干活，慢慢学会了赶马车和干农活，心情也好一些了。民兵营长说，
他觉得那些右派都是挺好的人，不知道怎么就被打成了右派。开始还好，但三年困难
时期，没有东西吃，才饿死了人。那年月，不是右派的都饿死了，更别说右派了。
饿死的人多了，上面增加了些供给，同时允许右派投亲靠友，这才没有再死人。他
说这里一共死了七八个右派，你是第一个来找遗骨的后人，难得你有这样的孝心。
他说有人当年参加过掩埋你父亲，找到他就可能找到埋的地方。于是他带着我坐车
上山去找当年。
八面山方圆几十里，竹林茂盛，树木葱葱。爬到半山，只见白云萦绕，空气清新。
松涛阵阵，竹海翻浪，一望无际的山峦叠翠。望着这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景色，
我心里想，父亲虽然含冤死去，但躺在这美如仙境的地方，也算是对他亡灵的最好
的抚慰。
我们到了山上一家农民家，主人也认识我父亲。但是没有参加掩埋我父亲，那些掩
埋右派的人大多是右派。有的刚刚还埋过别人，过了两天自己也死了。没有死的后
来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最后一个右派也于1978年离开了。所以山上没有人知道我
父亲埋在哪里。
于是只好下山，民兵营长建议我去找这里最后下山的那个老右派，他回到原单位安
江纱厂工作了。去年来信说刚刚结了婚。他很可能参加了掩埋我的父亲，应该记得
一点。
他给了我地址，于是我就去了安江纱厂，找到了他。他当年50岁左右，显得很憨厚，
没有什么生气，对我不冷不热。不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还是因为常年受压变成
了这样。他告诉我，因为很久没有吃饱饭，大家就在山上挖葛根，一种野生的藤状
植物的块根，样子像细长的红薯，有少量淀粉但粗纤维很多，吃了不容易消化。人
一般是不吃的，但天灾时没有饭吃，大家便上山挖葛根吃。他们右派也学老百姓上
山挖葛根。那天父亲因为饿得太久，就吃了很多。他还劝父亲少吃点，怕胃受不了。
父亲说，顶多不就是死吗？比这样活着还好些。
第二天，他见我父亲很久没有起床，叫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走了。人饿久了以后，
胃就萎缩了，突然吃很多，尤其是粗纤维的东西，可能会撑破胃而产生胃出血。父
亲就是这样死了，当时只有27岁。当时组织上对他说是凑个数，很快就会回来的。
结果没有想到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位老右派说，他是参加了掩埋我父亲。但那是晚上，草草地裹上两张草席，抬出
去走到一个宽敞一点的地方，挖一个坑，胡乱的埋了，连记号都没有做。当时死的
右派多，隔几天就埋一个，前几天埋别人，过几天自己也被埋了。当时大家都饿得
眼冒金花，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根本就没记谁埋在哪里。
于是那次寻找无功而返。
1990年妈妈与爸爸一起去了八面山，找到当年一起在八面山改造的其他右派，通过
他们的帮助，找到了掩埋父亲的地方。但尸骨已经找不到了，连坟头都没有。因为
当年草草掩埋，三十多年过去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妈妈将父亲留下来的一些
遗物，与掩埋父亲的地方挖出来的一些木板之类一同葬了，并树了一个碑，上书
“一片丹心为人民，八面山上埋忠骨”。
1991年女儿生下来，我给他取名为曹桑梓。我给曹家亲戚去信告知女儿的出生和给
她取的名字，让他们放心，我的孩子姓曹。然后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感谢这么多
年来他的养育之恩，欣赏他刚直不阿的人品，我永远是他的儿子，也永远姓商。但
是考虑到曹家亲戚的愿望，我的孩子应该姓曹，以慰生父在天之灵，也是兑现对曹
家亲戚的承诺，让他们有些许安慰。
2006年我带女儿和儿子曹天源回老家，在原邻居方茵，方羽的帮助下，去了八面山
祭奠父亲。因为儿子突然发烧没有去，我带女儿去了。
去的前两天，天下雨来了。我们去的那天，仍然在下雨，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想这是老天在哭泣，也是在考验我是不是心诚。我没有改变计划，冒雨一路时走
时停，艰难地上山。山上的情况更加糟糕，简易公里很多地段都冲坏了。有时候我
们被迫绕道，或下车修好路才能前行。从简易公里到父亲的坟的两百多米，山路泥
泞，我们一步一滑，最后来到了坟前。
事先已经请人将坟墓整修了，看上去干净。我们在坟前点燃了香。
我在坟前双手合十，深深地鞠躬。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您的志坚来看您来了。
我知道您受了冤屈，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您。在我心中，您永远都是一个好父亲，
一个高尚的人，我将永远怀念您。这里风水很好，是一个世外桃源，很适合您。您
可以安息了”。
我抬起头，任雨水淋在头上，从脸上淌下来。看着远处雾茫茫的山峦，心想父亲在
这里已经与天地融为一体，永远地解脱了。
终于找到父亲了，了结了我多年来的心愿。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让我了解了生父，妈妈和继父他们的人生经历以及走过的路
程。同时也找到了自己，我是从哪里来，怎么走到今天的。他们给我留下了三个名
字：曹志坚，罗维，商乐维。这些名字不再是简单的符号，它们是历史的写照。每
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故事，将这一个个故事串起来就是父母们一步一步走过的人生足
迹，也是我的成长经历。这些名字饱含父母们的爱，无奈与期待，是他们给我留下
的宝贵遗产。我喜欢所有这些名字，愿意他们用他们喜欢的任何名字叫我，因为他
们的爱与这些名字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