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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中的母亲（一）
在上世纪1959、60、61三年中，中国大陆遭到了空前的大饥荒，在五九年时俺正在市里一所小学上五年级，大 妹妹和弟弟也在上小学，小妹妹在上幼儿园，父亲是老师，母亲在市里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营养护士，工作地点在病员食堂，俗称“小伙房”，相应的，职工食堂 则叫“大伙房”。
营养护士的工作主要是根据住院病人病情的需要，而制定相应的食谱，然后把各个病人的食谱下达给炊事员，炊事员做好后，到了开饭的时候，由专门的工人送到病房。
俺 上学的学校紧靠医院，放学后到医院小伙房找到母亲，由母亲带俺兄妹三人到大伙房吃饭，俺到小伙房时，经常会听到母亲说些“流汁、半流汁”的话语，那时不知 这“流汁，半流汁”是什么意思，稍大些后才知道“流汁”就是牛奶之类的液体食物，“半流汁”则是稀饭之类的食物。
母亲出生在城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按照中共土改时定的成份是下中农，母亲兄妹六人，外祖父在抗战时死于日本人的大扫荡中，丧偶的外祖母带领六个孩子生活，其困苦情形可想而知。
母亲生性好强，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有上学的，母亲也要读书，那时，女孩子读书的很少，家中大人被母亲缠不过，只好让母亲上了几年小学，在母亲兄妹六人中，母亲是唯一上过学的人。
母亲上学很用功，后来考上市里的一所教会学校，虽然考上了，家里却拿不出学费来，母亲向教会学校申请能否免除学费，学校最后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每天早上在同学到校之前，要把教室外面的走廊和校园打扫干净，算是变相的勤工俭学吧。
扫地这些活对于农村的孩子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要早起，天不明就要从离学校十几里的家中向学校奔去，当时那有什么交通工具，就是步行。
天暖和还好些，到了寒冬腊月，抱住大扫梳的双手生满了冻疮，多年后，母亲给俺说到在教会学校扫地时的情景，让俺看她的双手，那手上到了现在当然是没有冻疮了，但是仔细看，能看到手背上有些斑斑点点的皮肤颜色较其它地方深些，医学上把这些颜色深的皮肤叫作“色素沉着”。
上了几年教会学校，母亲又考上了一所教会办的卫校，这所学校的好处是管吃管喝还不要学费。
卫校是培养护士的学校，那时，护士的社会地位不高，上卫校的多是穷人家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子女是不屑上卫校的，认为护士是侍候病人的，干护士这行是又脏又累，是下等人的职业。
从卫校出来后，经人介绍到了市内这家医院，当时这家医院规模不大，也就几十个医务人员，不久国民党战败，共产党接管了这家医院，凡是愿意留下来干的，由军代表登记，就算参加了革命工作。
俺 母亲当然也加入了革命队伍，当年经过多年战乱，百废俱兴，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共经济上还很困难，因而，那时加入革命队伍的人是没有薪水的，叫作“吃供给 制”，当年的共产党是个穷党啊，不是号称“土八路”吗？这个“土”字就含有贫穷的意思，当年接管城市工作的多是山东过来的干部，衣着打扮是有点“土”，土 是土了点，但是干革命的热情却是异常的高，当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现在是阔多了。
实事求是地说，当年中共对这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还是比较照顾的，俺母亲曾经给俺说过每月会有几百斤小米的待遇，具体多少斤，俺已忘了，并不是真发小米，而是按当年小米的市场价格，将小米折合成钱和物。
吃供给制吃了没几年，就实行了薪金制，那时市里一般工人、营业员等人的工资也就三十来块钱，当时，给俺母亲定的工资是六十五元，差不多是一般工人的两倍， 父亲是老师，每月工资是五十多元，这样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一百多元，当年的物价低，俺印象中，那时，一个鸡蛋是两分几厘钱，一毛钱可以买三到四个鸡 蛋，那时，母亲除了工作之外，还要参加各项没完没了的运动，没有时间回家做饭，俺家人多在医院大伙房吃饭，对于当年大饥荒之前的饭食，印象中有一种大米和 荠菜做的粥，是一位老年炊事员烧的，一分钱一碗，俺问他这汤叫什么名子？他说叫“根汤”，汤里是有很多菜根，那是荠菜所特有的白色菜根，味道非常好，以至 多年过去了，也没忘记这个“根汤”。
能吃饱饭的日子没有几年，就迎来了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持续了三年，到了1962年才略有好转。
对于能吃饱喝足的日子记忆比较模糊，整天挨饿吃不饱的时候却记得非常清楚，大饥荒刚开始时，放学回来发现平常吃的白面馒头渐渐不见了，开始吃些窝窝头，有 一阵时间，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高粱面，几乎天天吃高粱面窝窝头，刚刚吃时，还行，吃了几天之后，几乎人人便秘，拉屎就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吃得最长时间的还是山芋干面做的窝窝头，差不多一直吃了四年多，到了1963年粮食供应开始好转，细粮多了起来，但是每月仍然有部分供应的是粗粮。
所谓细粮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多半是山芋干。
那时，吃粮按定量供应，小学生是每月二十七斤半，中学生是三十五斤，父母是文教卫生人员，每月定量是二十八斤。
这些定量的粮食放在现在是足以填饱肚子的，这是因为现在的副食品极大的丰富，油水多了，对于主食的需求也少了许多。
大饥荒时就不行，一是主食方面基本上是山芋干为主，白面大米每月按人头仅供应很少的一点，也就是一到两斤，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食油每月按人头一到二两，好像是到了1963年以后，食油的供应涨到每人每月半斤，这个半斤油的供应标准一直维持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
那时政府仅能勉强保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副食方面时有时无，即便像白菜之类的都要凭副食本证按人头定量供应，记得1960年春节每人供应了一两猪肉，一家人还没能买到一斤肉。
城市食品的供应是如此紧张，农村的情形想必就会更差了，只是那时年龄小，对农村的具体情况知道的很少，不过毕竟在城市的四周都是农村，多少还是能知道一点。
有一次听母亲回来说外科收进了一个胃穿孔的病人，是个农民，当时快要割麦了，这个患了胃穿孔的农民也是饿急了，一下子吃了很多快要黄熟的麦粒，结果把胃撑破了，送到医院进了手术室，剖腹探查时，从这个农民残破的胃里弄出将近半盆麦粒来！
这件事对俺的印象比较深，以至多年后，俺在这家医院进修时，还听到手术室的老护士讲这件事。
直到后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让俺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俺就乖乖地到农村去了，到了农村之后，才逐渐了解到那三年大饥荒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
三年大饥荒对于有定量供应的城市居民来说，只是供应的东西少，质量差，很难填饱肚子，那也只是营养足与不足，吃饱与吃不饱的问题，一般不会饿死。
而对于农民来说则是生与死的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主要是农民，种粮食的农民因为没有粮食吃，成千上万的饿死，难道不应该深深反思吗？
我是上班族，正职人士。任何毒誓都没问题。但你也要知道，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中共是不会给你钱的。但网上激情，免费，独立为毛泽东时代辩护的义士大有人在。
任何朝代都不会要故意饥荒，故意饿死人的。
我这里是在分析饥荒的原因，你们能说，水利建设不是原因之一吗?
欢迎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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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太清晰了，你这样做，就像纳粹想否认集中营和毒气室一样。
另外，你的漏洞很多：如果是前期的水利工程造成的粮食减产，这些淹在水下的良田难道是突然在3年自然灾害中，才不生产粮食的吗？
人民出版社的《曲折发展的岁月》里就指出：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粮食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1956年增加50亿斤。
就是说在三年饿死上千万人之前，粮食产量是增加的。难道是1958年才突然把良田淹在水下的吗?
1958年发生了什么：1958年大跃进。
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大将军
到了1959年底，出现了河南信阳事件，在国家粮库充足的情况下，仅信阳地方就饿死上百万人。
到了10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
短短三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总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林蕴晖的研究报告：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收割，大片田地荒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
看来当时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1958年起突然淹了很多良田在水下呀。所以到了1957年粮食还在增产，到了1958年就大片田地荒废啦。
另外，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注意，只是1960年一年而已。
最后，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民不是痛苦二字就可以形容的，但如果为了给水晶棺里的尸体涂脂抹粉，就这样颠倒黑白，大概说不过去吧。
支持你的观点。客观、翔实，具有说服力。
相关阅读：“论六零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因素”
正确理解六零年代初的困难时期，除了要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入手外，还得理解农村的水利建设。
六零年代前的中国，是大跃进年代，在农村就是大搞基本建设。最主要的基本建设就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是功在千秋的事业，即使是现在的中国仍旧在吃这些工程的老本，可在当时，这些水利工程的建造却也造成不小的惨痛教训。
水利工程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水利工程就是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工程都要消耗农田的！比如聚水建闸，水库建成了，大量农田也就淹了，而且往往原来最肥沃的农田可能就淹到水底了（因为这些农田往往地势较低才水源丰富）。为什么要建水库呢？因为中国的农业几千年来就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水利工程都建在秦国，其中一个就是都江堰）。只有水库建成了，农业才能做到旱涝保收。
再比如拦河筑坝和引水通渠，建水库是要占地的，而拦河筑坝引水通渠则是纯增加可耕地的。但是因为水量被引走的原因，原先自然河流灌溉的成熟耕地可能会减少一些。而增加的新溉区域的田地，因为原先是荒地（缺水）而非常贫瘠，不可能一下子成为高产的熟地。我们知道土地是由粘土组成的，粘土是不会生长任何东西的。要让粘土能生产粮食就得增加土里的有机质，如动物粪便、沤过发酵的树木野草等，落后的地区还有放火烧荒的习惯，这都是为了增加地里的有机质，成为碳水化合物的原材料。而这样的调理（还包括调节酸碱度等）是需要时间的，非得三年五年才行。
所以说，一个地区在进行水利工程的时候，短时间内是会造成粮食减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解决六亿国人的口粮问题，这个短缺的粮食怎么解决呢？这就必须提到国家当时在一些地区和省份实行的“高指标高征收”政策了。
什么是“高指标高征收”？这是为了填补部分地区的粮食暂时短缺，国家在另外一些地区进行暂时的收购粮食政策。要不然国家要囤积这些粮食做什么呢？
尤其是如果我们用逻辑推理来思考的话，“高指标高征收”政策在三年困难时期闹得怨声载道，矛盾四起，可是三年以后这个政策就没有再延续下去。为什么没有再延续下去呢？人口是以几何积数在不断增长的呀，在没有其他外界因素的情况下，“高指标高征收”应该是要延续下去才对的。为什么三年以后这个政策就没有再延续下去呢？这是因为“大跃进”年间农村里的基本建设铺开的太广，这个粮食的缺口就开得很大。但是随着对新开垦的可耕地调理，土地的粮食产量逐年升高，水利工程的效益逐年显现出来，这个“高指标高征收”政策不再需要了。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政策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国家是按照当地粮食的产量而制定的指标征收。
可是问题出来了，一是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邀功请赏讨好上级任意谎报（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第二个就是因为水利建设本身也会影响气候的改变，这样也会影响（或减少）水利建造地区的粮食产量（例如三峡大坝的建立造成一些地区的气候改变）。这样的两个结果都会造成粮食的短缺。特别是一些粮食收购地区，由于谎报产量而造成的“过度征收”结果形成饥荒。
假设A地区申报某项水利建设工程，并预计三五年内会出现五万吨粮食短缺。国家领导注意到B地区这三五年内，按照其申报的粮食产量，会有五万吨粮食盈余。于是国家就批准了A地区的水利建设，并承诺向A地区提供五万吨粮食。结果好啦，B地区的五万吨粮食，因为谎报，或者因为气候改变的灾难，而根本不存在，这样就造成了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一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口粮问题的“大跃进式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这里的潜台词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结果反而造成粮食短缺，并造成饿死人现象。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随着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益逐步张显，记得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年年都会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庆祝几乎每一年的农业粮食产量创造历史新高。这些成果基本都是水利工程的功劳，并在六十年代的末期，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出口国家”。
有的人试图论证，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大食堂”“大锅饭”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这是不对的。大食堂一直延续到六一年才关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食堂”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排除某些特例），二是饥荒并不严重（特别地区除外），绝对不可能出现饿死N千万现象。
我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尽早公布人口资料，不能让伪科学家们用似是而非的“资料”（指没有确切的人口资料和饿死人数据）造谣惑众。
同时，我们后人应该汲取并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但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事件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所幸的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五十年代）大兴水利建设，中国逐步的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六十年代以后，几乎就没有人饿死了。而饿死人在五十年代，解放前是非常普遍的。
曾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六零年代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有过很好的总结（不是原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至今仍被人们广为引用，不少人将其奉为至宝大作文章，用来攻击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顾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在极左路线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后造成的农村经济的严重失衡，进而引起“大饥荒”。
如果认真的逻辑思考，虽然五十年代的中国农业基础差经济底子薄弱，就算是风调雨顺的常年，国家仍没有解决全体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那么辽阔，究竟有什么灾难（指天灾）能够造成饥荒、并且还延续三年之久呢？这在逻辑上好像讲不通。
要弄清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起因，还得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入手。
现在的人们都很有知识和经验了。比如说要造三峡大坝，光论证就论证的十几年。其建设对周围及长江下游和南部中国的生态环境、水文地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将某年南方大雪，或者来年云南干旱的都怪罪在三峡大坝上。虽然不少是无稽之谈，但很多人还是健忘的，他们忘记了“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了。
我这里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朋友们，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及农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后），中国农村进行了改天换地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比如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条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几座水库和水电站。所有这些工程，对国家水文地理乃至气候的影响是巨大的。
举几种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为修闸筑坝被水淹了，或者因为断水或者气候改变变得干旱颗粒无收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荒地开始灌水可以播种，但因为它们很贫瘠产量很低，需要好多几年的调理才行，等等、等等。因为水利建设工程铺的很广泛，所以它们对广大地区气候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干旱暴雨、水患洪灾等。肯定有不少地方还需要整个村落的移民（移出来、移进去等）。
我不否认有些地方因为当地官员谎报产量造成部分农村饥荒、或者吃大锅饭坐吃山空等。但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连续影响三年。而能够连续影响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这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后，继续需要调整或改造的就是农村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当时治理淮河（拦坝筑堤）很可能就会造成不少农田的丢失（原来是水泛区域）。
总之，将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归咎为地方官员瞒报谎报粮产或因为极左实行吃大锅饭等因素是不对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国家政府在后来实行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并缩小基建规模是为证例。
当年中国农村进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设，对后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肯定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国仍在吃这些老本。但在当时确实有点悲壮。假如我们当时的领导者头脑不要太热，水利建设的规模不要一下搞那么大，而是慢慢的稳步的搞；假如当时的建设者和领队者们对于水利建设对气候改变等有更多的认识的话，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刘少奇总结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自然灾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灾害就是因为人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评的话，我也只能说这是“心急办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