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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社会畅通的今天，给讲真话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正文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华裔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陈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华侨遗泽，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它有过特殊关注。自独立以来，新加坡 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去年人均GDP达5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确实成绩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 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政局相当稳定，被称为威权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范例。于是，无论海内海外，许多舆论都声称，新加坡与中国的体制接近且更为完美，最适 合中国参照模仿。众多中国官员纷纷赴新加坡留学，学习执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万名中高层官员去过新加坡。但是，他们能学到什么呢？
不必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新 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新加坡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还不到中国一个较 小的地级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在独立前就是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中心枢纽，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基础设础，甚至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准。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 新加坡过去是一个既落后又孤立的破败城市，纯粹是为了树立家族独裁的神话。独立后新加坡摆脱了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制，人民习性勤劳，又没有偏远地区 需要扶助，不出现经济腾飞恐怕才是奇闻。
这些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就无法学习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单纯的城市来比较，深圳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现在已是现代化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数倍。无论比哪方面，深圳经验都远比新加坡经验更加辉煌，中国官员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说这种理论争论还比较空泛，眼前还有更实实在在的案例。
1994 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 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 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 是4万美元。
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不否质疑的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学不了，也不能学
新加坡公认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组屋——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上的最关键原因。
但这套政策别人也很难直接套用。
1966 年新加坡制定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开始时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到1985年，仅建屋发展局就已经拥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而新加坡 政府直到1995年才开始按市场价格向原主人提供补偿（这里的“市场价格”仍是只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导致的升值不予考虑）。低廉的土地成本 是新加坡能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组屋的关键，而只要看看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对于“钉子户”们的无条件支持，就能想见，中国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话，会有多快就被唾沫 星淹没。
如果说住房政策还只是很难学，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学，也不应学。
李光耀是一个完完全 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和人民行动党一直挂在嘴上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如果仅仅是反对欧洲式的高福利，这 话当然不能说就是错的。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则是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水准，新加坡 却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龄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2012年一位80岁的老人在做清洁工作的菜场里猝死，震惊全国， 但新加坡政府却依旧毫无反应——累死老人本来就是新加坡财政得以维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 加坡唯一覆盖大多数国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积金，相当于他国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所有社保项目的总和，但与其它国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积金要由个 人缴纳大头，一般占工资的20%，而雇主缴纳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间。以上海作为对比，同样的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为 18%，而雇主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公民是没有救济帮扶责任的。
这些难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未来方向吗。
至 于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从来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美大多数国家，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 如果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实在太小，抬抬脚就能到物价较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对于大多数身处中下层的 新加坡人来说，这个“第一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廉洁牌”很虚假
对于“新加坡模式”来说， 新加坡的廉洁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也一直以此夸赞自己的操守和能力举世罕见。应该承认，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 管理，有着相当出色的一面。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让这些老百姓最经常接触的政府人员，既 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是，对于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真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新 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动党高层来说，所谓的制约制衡几乎完全就是装装门面。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亲朋，早就完全占据了新加坡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键职位， 几乎整个国家实际都已经是他们的，个个可以完全合法的大发其财。用拙劣的手段贪污一点小钱，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罢了。
就以吴作栋为例，他任总理时的年薪是一百多万新元（600万人民币），还自称因为只有这份收入，所以自己实际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之一，但他太太陈子玲的一次无心之语却把他家的实际财力水准捅破了。
2005 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NKF，爆发主席杜莱（Durai）滥用善款丑闻，此案堪称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过杜莱被抓到的是直接 用善款给自己发高薪和各种奢侈享受。陈子玲是NKF当时的三位名誉赞助人之一，但她在亲自听审后却公开表示杜莱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并无其它不妥，还向记 者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象杜莱这样掌管机构千万财产的人来说，年薪60万新元（超过300万人民币）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将相当于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随口比喻为一粒花生，可以想见对于人民行动党高层人士的家族来说，正式的 “养廉”高薪到底是个什么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 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 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 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接受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 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大门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律，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语涉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 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莱，直到丑闻爆发后，新加坡精英层还坚持他行事虽有不当，但绝无违法行径。可由于他名声已经太臭，公愤迟迟难以平息，最后终于失 去了高层保护，结果略一调查，马上被查出了原来早就利用职权，在工程发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贿赂。新加坡几十年来所谓著名反腐大案，几乎无不是这样的模板—— 原来被吹嘘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层的庇荫，立即就被发现原来是隐藏极深的大腐败分子。成为媒体吹嘘不论任何显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点腐败的新证 据。
当然，对于一般的中下层公务员们涉嫌腐败，反贪局和其它机构的调查积极性和力度确实可观，这种贪腐等于是家奴在偷窃和破坏新加坡统治者们的私产，当然要从重从快的严惩不贷。
新加坡的政治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实质威权化。偶有学术争论，也无非是探讨民主多一些，还是威权多一些。
在 笔者看来，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谈。新加坡的政治实质，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动党，利用各种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惧，来维持自己 的绝对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不仅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在规则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对派的获胜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为人不齿的手段来打击反对派，甚至将其重 要人物直接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
2、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
3、严格控制媒体，只传递对人民行动党有利，于反对派不利的信息；
4、强制在本区投票，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
5、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
6、利用警察、税务等强力机构，整治反对派人士，威胁潜在反对者；
7、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
8、动用内安法等殖民时代留下的严苛法令，直接将摧残对手的身心。
这 些，哪一项都与中国现行体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与共和国几代领导集体遵循人民的共同意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驰，哪里有 半分值得参考、借鉴的价值。除非中国的官员想建立一个为统治而统治的极权国家。否则完全没必要去进口这些二手的殖民地镇压经验。
李 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为了确保政权，其很多所作所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较，都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难以置信。西方把他们的体制说成与中国现在相似，甚至引诱、 鼓励向其学习，用心用意其实是非常恶毒的，一旦中国入套，承认确与新加坡类似，还认真的去学习借鉴。他们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 国体制的名声和信誉，也就会不可挽回的全盘崩溃，受到大多数人长久的厌恶和恐惧。甚至等不到外人说话，中国人民自己就会丧失对体制的一切信心。
政 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经验，不是难以仿效，就是令人厌恶，这种的“模板”还是敬谢不敏的好。而自建 国以来，中国凡是把某个或几个外国当成模板，结果都是东施效颦，学苏联，学西方还是如此，今天去学什么新加坡必定还是如此。无论是建国，还是改革开放，实 践都证明，只有按着中国自己的条件，开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抄捷径的思想万万再要不得了。
注 1：新加坡的公务员分为超级和1~4级五大级别，《2011年新加坡薪资指南》报告显示，2011年，处于顶级，即部长，副部长级别的领导月薪范围分别为 14.6万新元至16.5万新元，及10.6万新元至14.6万新元。而处于最低级别的管理执行岗位给予应届生的月薪达2800新元。同期，15至24 岁，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新加坡国民的平均月薪仅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还包括年终奖金，业绩花红（经济不景气年份会停发）。另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隐性补贴，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缴纳的公积金一般在13-15%之间,但政府为公务员缴纳的比例却是20%。
注 2：NHF丑闻，2004年《海峡时报》在报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莱购买金水龙头装修自己的办法室，杜莱声称受到诽谤而控告海峡时报的母公司新加坡报业控 股集团。但2005年开庭时，报业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师文达星以攻为守，当庭迫使杜莱承认了他的实际薪水高达60万新元，用公款供养私车，虚报 NHF数据等行为，引发新加坡社会的震怒。
不必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新 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新加坡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还不到中国一个较 小的地级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在独立前就是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中心枢纽，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基础设础，甚至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准。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 新加坡过去是一个既落后又孤立的破败城市，纯粹是为了树立家族独裁的神话。独立后新加坡摆脱了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制，人民习性勤劳，又没有偏远地区 需要扶助，不出现经济腾飞恐怕才是奇闻。
这些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就无法学习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单纯的城市来比较，深圳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现在已是现代化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数倍。无论比哪方面，深圳经验都远比新加坡经验更加辉煌，中国官员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说这种理论争论还比较空泛，眼前还有更实实在在的案例。
1994 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 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 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 是4万美元。
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不否质疑的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学不了，也不能学
新加坡公认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组屋——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上的最关键原因。
但这套政策别人也很难直接套用。
1966 年新加坡制定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开始时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到1985年，仅建屋发展局就已经拥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而新加坡 政府直到1995年才开始按市场价格向原主人提供补偿（这里的“市场价格”仍是只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导致的升值不予考虑）。低廉的土地成本 是新加坡能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组屋的关键，而只要看看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对于“钉子户”们的无条件支持，就能想见，中国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话，会有多快就被唾沫 星淹没。
如果说住房政策还只是很难学，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学，也不应学。
李光耀是一个完完全 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和人民行动党一直挂在嘴上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如果仅仅是反对欧洲式的高福利，这 话当然不能说就是错的。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则是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水准，新加坡 却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龄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2012年一位80岁的老人在做清洁工作的菜场里猝死，震惊全国， 但新加坡政府却依旧毫无反应——累死老人本来就是新加坡财政得以维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 加坡唯一覆盖大多数国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积金，相当于他国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所有社保项目的总和，但与其它国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积金要由个 人缴纳大头，一般占工资的20%，而雇主缴纳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间。以上海作为对比，同样的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为 18%，而雇主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公民是没有救济帮扶责任的。
这些难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未来方向吗。
至 于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从来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美大多数国家，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 如果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实在太小，抬抬脚就能到物价较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对于大多数身处中下层的 新加坡人来说，这个“第一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廉洁牌”很虚假
对于“新加坡模式”来说， 新加坡的廉洁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也一直以此夸赞自己的操守和能力举世罕见。应该承认，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 管理，有着相当出色的一面。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让这些老百姓最经常接触的政府人员，既 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是，对于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真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新 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动党高层来说，所谓的制约制衡几乎完全就是装装门面。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亲朋，早就完全占据了新加坡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键职位， 几乎整个国家实际都已经是他们的，个个可以完全合法的大发其财。用拙劣的手段贪污一点小钱，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罢了。
就以吴作栋为例，他任总理时的年薪是一百多万新元（600万人民币），还自称因为只有这份收入，所以自己实际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之一，但他太太陈子玲的一次无心之语却把他家的实际财力水准捅破了。
2005 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NKF，爆发主席杜莱（Durai）滥用善款丑闻，此案堪称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过杜莱被抓到的是直接 用善款给自己发高薪和各种奢侈享受。陈子玲是NKF当时的三位名誉赞助人之一，但她在亲自听审后却公开表示杜莱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并无其它不妥，还向记 者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象杜莱这样掌管机构千万财产的人来说，年薪60万新元（超过300万人民币）只是“一粒花生”（a peanut）。将相当于普通新加坡人15年的收入，丈夫半年的“唯一收入”，随口比喻为一粒花生，可以想见对于人民行动党高层人士的家族来说，正式的 “养廉”高薪到底是个什么地位了。
而新加坡著名的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 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向一家HPL公司（Hotel Property Limited）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 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 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接受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 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大门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律，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语涉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又 比如那位NHF的前主席杜莱，直到丑闻爆发后，新加坡精英层还坚持他行事虽有不当，但绝无违法行径。可由于他名声已经太臭，公愤迟迟难以平息，最后终于失 去了高层保护，结果略一调查，马上被查出了原来早就利用职权，在工程发包中接受多家公司贿赂。新加坡几十年来所谓著名反腐大案，几乎无不是这样的模板—— 原来被吹嘘为操行楷模的精英，一失去了高层的庇荫，立即就被发现原来是隐藏极深的大腐败分子。成为媒体吹嘘不论任何显要，在新加坡都有不得一点腐败的新证 据。
当然，对于一般的中下层公务员们涉嫌腐败，反贪局和其它机构的调查积极性和力度确实可观，这种贪腐等于是家奴在偷窃和破坏新加坡统治者们的私产，当然要从重从快的严惩不贷。
新加坡的政治没有任何借鉴价值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一般被认为是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实质威权化。偶有学术争论，也无非是探讨民主多一些，还是威权多一些。
在 笔者看来，这若非人云亦云，就是不敢得罪新加坡的欺人之谈。新加坡的政治实质，是李光耀家族和人民行动党，利用各种手段造成人民疑惑甚至恐惧，来维持自己 的绝对统治地位。人民行动党不仅利用自己的执政优势，在规则制定上最大限度削弱反对派的获胜可能。而且更使用大量为人不齿的手段来打击反对派，甚至将其重 要人物直接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消除出去。这些准恐怖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1、设置集选区，不断变动选区范围，分化反对派的支持群体；
2、只设置极短的竞选时间，划定极小的范围和方式，让反对派没有时间和渠道，与选民接触交流；
3、严格控制媒体，只传递对人民行动党有利，于反对派不利的信息；
4、强制在本区投票，在选票上设置号码，与选民对应，向选民施加心理压力；
5、以房屋翻修先后次序等政府资源，威胁利诱选民；
6、利用警察、税务等强力机构，整治反对派人士，威胁潜在反对者；
7、控制法院，滥告“诽谤”，判罚巨款，将反对派领袖和骨干整垮，威慑其他人不敢提出批评；
8、动用内安法等殖民时代留下的严苛法令，直接将摧残对手的身心。
这 些，哪一项都与中国现行体制和法律格格不入，更与共和国几代领导集体遵循人民的共同意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理想、努力完全背道而驰，哪里有 半分值得参考、借鉴的价值。除非中国的官员想建立一个为统治而统治的极权国家。否则完全没必要去进口这些二手的殖民地镇压经验。
李 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为了确保政权，其很多所作所为，即使放在文革里比较，都会让人觉得触目惊心，难以置信。西方把他们的体制说成与中国现在相似，甚至引诱、 鼓励向其学习，用心用意其实是非常恶毒的，一旦中国入套，承认确与新加坡类似，还认真的去学习借鉴。他们只要把新加坡的政治真相全部抖在光天化日之下，中 国体制的名声和信誉，也就会不可挽回的全盘崩溃，受到大多数人长久的厌恶和恐惧。甚至等不到外人说话，中国人民自己就会丧失对体制的一切信心。
政 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新加坡的方方面面，都与中国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经验，不是难以仿效，就是令人厌恶，这种的“模板”还是敬谢不敏的好。而自建 国以来，中国凡是把某个或几个外国当成模板，结果都是东施效颦，学苏联，学西方还是如此，今天去学什么新加坡必定还是如此。无论是建国，还是改革开放，实 践都证明，只有按着中国自己的条件，开辟自己的道路，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抄捷径的思想万万再要不得了。
注 1：新加坡的公务员分为超级和1~4级五大级别，《2011年新加坡薪资指南》报告显示，2011年，处于顶级，即部长，副部长级别的领导月薪范围分别为 14.6万新元至16.5万新元，及10.6万新元至14.6万新元。而处于最低级别的管理执行岗位给予应届生的月薪达2800新元。同期，15至24 岁，拥有本科学历以上的新加坡国民的平均月薪仅为2600新元。
而且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还包括年终奖金，业绩花红（经济不景气年份会停发）。另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隐性补贴，如上文中曾提到,新加坡雇主缴纳的公积金一般在13-15%之间,但政府为公务员缴纳的比例却是20%。
注 2：NHF丑闻，2004年《海峡时报》在报道中提到NHF主席杜莱购买金水龙头装修自己的办法室，杜莱声称受到诽谤而控告海峡时报的母公司新加坡报业控 股集团。但2005年开庭时，报业控股聘用的新加坡著名大律师文达星以攻为守，当庭迫使杜莱承认了他的实际薪水高达60万新元，用公款供养私车，虚报 NHF数据等行为，引发新加坡社会的震怒。
我看中国正向这条路上驶去呢。学这个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