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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湖北房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选择了城镇化的脱贫发展之路。作为一个打工大县，外出打工者回县城买房，自发地向城镇聚集。另一方面，政府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兼并农村，引导城镇化进程。
但在快速的城镇化中，政府无法解决进城打工者的城市生存问题，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如何处理土地与开发，农民以及打工者的城镇化生存，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如何定位，是房县急需解决的问题。
出门打工13年的程涛准备回家了。
他在宁波一个镇里搭建钢结构厂房，去年宁波搞城镇化建设，严禁私搭厂房。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去哪儿”，这是程涛最迷茫的一年。
老家房县城镇化的发展让他看到了一条新路。
已经在房县城里买房子的程涛，想趁着越来越多农民迁出山里的机会，回山里包地发展养殖业。
程涛一家一直处于进山与出山的循环中。
太穷了，进山寻找出路。种地无法养活自己，出门打工。住进城里，留恋土地，想靠土地发展。
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打工大县，48万人一半靠打工为生，成为脱离贫困的重要方式。打工者在外地打工，回县城买房，自发进入城市。
房县政府试点城镇化，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房地产。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保障。买房进城，暂时脱离贫困后的农民如何应对城镇化生存，双方暂时都没有找到答案。
将山民聚到镇上
房县他们用5年时间，耗资700多万元做出房县县城80平方公里的战略规划
在程涛看来，房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意料。
房县地处湖北神农架北部，属于秦巴山区贫困带。“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全县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由于资源匮乏，数十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
现在走进房县县城，最显眼的就是处处可见的房地产项目。当地人说房县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楼盘名称多冠以“豪庭”、“国际”，售价从3500到5000。而房县2010年的人均收入才3380元。四个四星级宾馆，一个五星级宾馆正在沿河而建。
房县的城镇规模在几年内，从5平方公里扩张到25平方公里。城区的人口由不足10万人达到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
未来的规划更宏大。1月20日，房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用5年时间，耗资700多万元做出房县县城80平方公里的战略规划，“扩大城市规模，吸引打工的人进城”。
程涛家住的军店镇也划进房县县城西扩范围。
房县2010年成为“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沿305国道的5个镇全面开始推进城镇化建设，目的以城镇化为主体，带动贫困县的发展。
“旧房上刷白灰，耕地上搞开发”。1月20日，军店镇73岁的沈发良说，竹房城镇带最大的动作就是建设，工地突然多了。
对此，军店镇镇长操航不否认。操航说，从2008年起，房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求各个集镇上建小区，目的是让山里、偏远地区的村民到乡镇上住。
经过5年发展，操航说军店镇全镇4万人，如今在镇政府所在地聚集2.6万人，“军店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
1月17日，房县规划局、扶贫办、农业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竹房城镇带”的目的就是将山区农民集中到城镇居住，人口聚集后，再发展产业化、农业现代化。
“这不仅是房县一个县城的发展道路，也是让山区农民致富的一条途径。”1月20日，房县扶贫办副主任张立国说。
十堰政协副主席朱仕雄多次对房县城镇化做过调研。
2月20日，朱仕雄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原来以农业经济为主，以集镇管理为辅的偏远山区房县，如今正在朝着区域中等中心城市的规模发展。前年湖北省两会上，朱仕雄提交提案，建议将房县更名为房州市。
打工者不愿再回村
房县48万人一半人都靠打工为生。打工的人近几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县城买房
在朱仕雄看来，房县县城聚集一半人口，但并不等于城镇化率达到50%，只有30%左右。“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属于城乡两栖农民工。”正是这种两栖农民工，在最初推动了房县的城镇化。
出门打工是房县人改变生活的重要手段。程涛是房县12万多名外出务工者之一。若加上县域内的打工人群，房县48万人一半人都靠打工为生。
打工的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选择在县城买房，县城教育资源集中，他们希望下一代在县城上学。常年的打工经历，让他们更喜欢城镇生活。
从房县遍地的小产权房开发可看出端倪。很多人回忆，三五年之内，县城内突然冒出很多私建的小开发房。
房县县城主街里面，很多新建的六七层小楼。居民住宅盖成七八层高的“握手楼”、“蘑菇楼”。还有一些城中村在集体土地上建起住宅楼。
这些“两违建筑”售价2000多元，买不起商品房的打工农民会购买这类房屋。
去年，十堰市全市严打“两违建筑”，超过4层违建，均被罚款，才遏制住小开发风。
军店镇作为房县第二大镇，沈发良目睹了镇上外地人搬迁的过程，穿镇而过的305国道旁，基本上所有的新房都是外地人来购买。
沈发良说，他们这条老街共有13户居民，七八户家里租住着外地人。他们有从房县偏远山区九道、上龛、窑淮搬过来，住在这里离县城近，孩子上学方便。
房县城关镇花宝村是房县的郊区村。村民丁文茂说，花宝村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住在花宝村，能去上房县东关小学，很多外地人购买花宝村民的小产权房。
如今，全村6000多人，有一半人是从外面来的。
回不去的大山
住在山上，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搬来陪读。另外山里的地供养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能理解那些挣钱在县城买房的打工者。
房县有“千里房县”之称，除了周边几个乡镇，其他乡镇均在传说中“神农架野人”出没的大山里，最偏远的乡镇九道乡，从县城到需要翻三座大山7个小时。
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住在山上，到镇上看一次病，开农用车来回要一天。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陪读。除此之外，山里那片地供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的家在军店镇的双柏小区内。小区是房县搬迁移民的试点。100户村民从深山搬到军店集镇上。
程涛家1999年就从山里搬出来。按他父亲程传普的话说，以前人穷了上山，现在人穷了下山。程涛的爷爷因为穷从军店镇搬到山里开荒种地，如今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搬下来。
1999年，程传普交不起土地提留款和其他税费决定搬下山。临走时，村里扣下他家的两头耕牛和所有家当。
回忆山里的生活，程涛说，他和妹妹每年学杂费都没有交齐，若不是父亲上山砍树卖，他们小学读不完。
去年，程传普原来住在山上的村成为房县唯一的扶贫搬迁试点，全村一半人安置到军店镇双柏社区。
程传普说，他原在山里的旧房作价5000元，退耕还林的6亩经济林每亩补偿1130元，此外再拿出14万元，交出土地承包合同，才能获得双柏社区一处新房。
如今搬到双柏社区的100户村民，户口已变更为军店镇双柏社区居民。
他们搬下来的人，孩子和大人均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看门。
军店镇74岁的老农沈发良算过一笔账。如果现在单纯靠种地为生，饭都吃不起。
他说，种一亩地水稻，按一亩收1000斤稻谷算，收入1500元，除去生产成本，收入为510元。一个人种一亩地一天还赚不到5块钱。
而现在房县的搬砖小工，一天工价就150元。一人在工地上干4天，就能超过种一亩地的收入。
“大片大片的耕地都荒了。”沈发良说，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种地了。全村55岁以下的人几乎全在外打工，家里的地交给老弱病残在种。
进城要付出失地代价，但程传普一家仍选择离开山里的土地。
下山之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更多。
“难免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
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说，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房县的官员们在谈到城镇化时，主要介绍的是城市新的规划，城市规模扩大，新建多少条道路等。
“城镇化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建好城市，吸引打工农民进城。”1月20日，房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当中，出现一些征地拆迁纠纷。
城郊的花宝村村民将房县县政府告上法庭。他们提出，政府征用该村的耕地建商品房，一亩地给他们补偿2.1万元，卖给开发商每亩150万元。
如今在他们的土地上，4栋30多层的商品房小区“奔业·沁园”每平方米4000多元对外出售。官司打到十堰市，二审村民败诉。
军店镇三角洲150亩地是镇上最好的水田，如今这里已盖成商品房对外出售，村民们说，每亩地获得赔偿2.4万元，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去每亩18万元。
如今，军店镇和花宝村的村民说，他们以征用土地问题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再受理。
“县城要发展，难免要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难免会泥沙俱下。”1月20日，房县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房县财政是吃饭财政，长期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他所说的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过程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这位要求匿名的干部对目前房县的发展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要发展城镇化、工业都要地，在征地问题上难免不出现瑕疵。
其中，为占用城市周边的耕地，县有关部门通过农民下山后交出宅基地、耕地，把他们的土地按照整理项目上报，以达到占补平衡。
城市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城建局有关负责人称，通过捆绑上级划拨的各项资金，集中经营项目。
房县的河道两边景观带、诗经广场等公共设施均是通过这种方式建设。
朱仕雄说，房县作为秦巴山区贫困带的扶贫县，享受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两个方面的扶贫措施。
2月20日，湖北政协委员潘世东说，作为贫困山区，基础脆弱，发展城镇化资金不足，很多干部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想尽快出成绩，建成新的城镇，但管理跟不上去。因为资金的问题，建设项目也会留下后遗症。
“城镇化应避免剃头刀子一头快，别只顾发展城镇化，忘了政府本职的责任。”
“我们未来怎么办？”
镇上农民说，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多，土地被占，镇上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如果征地建工厂，我们欢迎死了。”军店镇的失地农民杨先龙说，他反对把耕地拿去搞房地产开发，地卖了，以后就没有依靠了。
事实上，已经有进城的农民开始不适应城市生活。
在城郊花宝社区购房的农村人，有一部分把房子卖了重新回山里居住。村民丁文茂说，他们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的是陪孩子读书，孩子读完书了，大人住在城里，没有进钱的门路，吃喝拉撒都要钱，生活不下去只好重新搬回去。
失去土地的军店镇农民有自己的担心。镇上的农民说，现在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还多，他们土地被占，镇上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加上镇上没有工业，所谓的就业岗位都是经商，做小商小贩，没有资本，贷不到款，无法运作下去。
军店镇农民余富章因为土地被征用，又没有工作，一家四口只有26平方米的住房。他没有申请到低保。1月18日，看到记者，他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对于失地农民的担忧，镇长操航说，军店镇让村民们参加全国统一的新农保，解决他们今后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给予低保照顾。
这些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前年，湖北省发改委副处长郭胜华在房县挂职副县长。
他曾在军店镇月明村走访，被一个失地农民拦住质询，“我们的未来怎么办？”这已不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问这个问题。
郭胜华在向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提到，月明村农民人均占地不到0.6亩，一户人家就算是土地全部被征用，也就只有5万元左右，相当于全省农民人均8年的收入，根本无法提及对未来的“保障”问题。
郭胜华认为，要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是要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外地的打工者也面临着未来怎么办的问题。前年开始，沿海省市大批企业停产或关闭，对房县的“打工经济”带来影响，房县一些打工者只能返回房县另寻就业机会。
房县城镇人口的膨胀，这些打工者再就业的难度也变大了。
程涛决定自己改变未来。他想着，在房县承包一片地，一边建场养山羊，一边搞特色农业种植。发展起来后，他就跟工人一起搬到山里去住。
“不管城里怎么发展，地终究还是要种的。以后就看谁能种好这片地了。”程涛说。
一个返贫家庭样本
家庭：大连市普湾新区复州湾镇郭屯村，老郭家
2009年之前
●种地、开馒头作坊，经过十几年努力，老郭家逐渐脱贫步入小康生活。家里共有4间新房、一辆农用车、一辆摩托车、30余万元银行存款。
2009年秋天
●2009年秋天，儿子小郭确诊骨癌。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当年10月，第一次手术。
家庭积蓄 第一次手术共花费约40万元
学生大病保险报了6.8万元
师生捐款1万多元
新农合报销46738元
2011年11月
●骨癌后来转移，进行了第二次手术。2011年11月，第三次手术。
卖掉农用车、摩托车、馒头作坊，找亲朋借款
两次又花费30多万元
新农合报销25127.7元
当地企业家捐赠10万元
房子用于抵押借了5万元高利贷
2012年
●进一步化疗，至少需要15万元。老郭家已无力负担。2012年，小郭去世。而老郭家也由小康家庭，陷入贫困之中。
返贫主要原因
什么是返贫？
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
大病重病 医疗保险尚未全面普及，包括一些药品不能报，生大病或遇重大事故，往往带来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
自然灾害 贫困地区一般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抵御灾害能力差。自然灾害依然是西部地区返贫、致贫主要原因。
失去土地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失地，一些农民失地即失去经济来源。也有农民得补偿后一夜暴富，又挥霍一空。
教育费用高 根据社科院绿皮书，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至少25倍，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劳动力衰老 大多数农村地区，打工和种地是主要收入来源，均需健康的身体。当劳动力衰老，一个家庭就可能返贫。
生孩子 “养儿防老”的现实依然存在，落后地区一些家庭为生儿子不惜违反计生政策超生并交大量罚款，从而返贫。
娶媳妇 一些地区尤其经济落后，“彩礼”习俗盛行，礼金很重还要求盖房等。一些家庭因给儿子娶媳而返贫。
市场风险 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经营蔬菜大棚等要应对风险，一旦亏损就可能返贫。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湖北十堰报道
但在快速的城镇化中，政府无法解决进城打工者的城市生存问题，更多地把目光放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如何处理土地与开发，农民以及打工者的城镇化生存，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如何定位，是房县急需解决的问题。
出门打工13年的程涛准备回家了。
他在宁波一个镇里搭建钢结构厂房，去年宁波搞城镇化建设，严禁私搭厂房。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去哪儿”，这是程涛最迷茫的一年。
老家房县城镇化的发展让他看到了一条新路。
已经在房县城里买房子的程涛，想趁着越来越多农民迁出山里的机会，回山里包地发展养殖业。
程涛一家一直处于进山与出山的循环中。
太穷了，进山寻找出路。种地无法养活自己，出门打工。住进城里，留恋土地，想靠土地发展。
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打工大县，48万人一半靠打工为生，成为脱离贫困的重要方式。打工者在外地打工，回县城买房，自发进入城市。
房县政府试点城镇化，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房地产。但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保障。买房进城，暂时脱离贫困后的农民如何应对城镇化生存，双方暂时都没有找到答案。
将山民聚到镇上
房县他们用5年时间，耗资700多万元做出房县县城80平方公里的战略规划
在程涛看来，房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意料。
房县地处湖北神农架北部，属于秦巴山区贫困带。“八山一水一分田”地区，全县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由于资源匮乏，数十年来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
现在走进房县县城，最显眼的就是处处可见的房地产项目。当地人说房县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楼盘名称多冠以“豪庭”、“国际”，售价从3500到5000。而房县2010年的人均收入才3380元。四个四星级宾馆，一个五星级宾馆正在沿河而建。
房县的城镇规模在几年内，从5平方公里扩张到25平方公里。城区的人口由不足10万人达到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
未来的规划更宏大。1月20日，房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用5年时间，耗资700多万元做出房县县城80平方公里的战略规划，“扩大城市规模，吸引打工的人进城”。
程涛家住的军店镇也划进房县县城西扩范围。
房县2010年成为“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沿305国道的5个镇全面开始推进城镇化建设，目的以城镇化为主体，带动贫困县的发展。
“旧房上刷白灰，耕地上搞开发”。1月20日，军店镇73岁的沈发良说，竹房城镇带最大的动作就是建设，工地突然多了。
对此，军店镇镇长操航不否认。操航说，从2008年起，房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求各个集镇上建小区，目的是让山里、偏远地区的村民到乡镇上住。
经过5年发展，操航说军店镇全镇4万人，如今在镇政府所在地聚集2.6万人，“军店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
1月17日，房县规划局、扶贫办、农业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竹房城镇带”的目的就是将山区农民集中到城镇居住，人口聚集后，再发展产业化、农业现代化。
“这不仅是房县一个县城的发展道路，也是让山区农民致富的一条途径。”1月20日，房县扶贫办副主任张立国说。
十堰政协副主席朱仕雄多次对房县城镇化做过调研。
2月20日，朱仕雄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原来以农业经济为主，以集镇管理为辅的偏远山区房县，如今正在朝着区域中等中心城市的规模发展。前年湖北省两会上，朱仕雄提交提案，建议将房县更名为房州市。
打工者不愿再回村
房县48万人一半人都靠打工为生。打工的人近几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县城买房
在朱仕雄看来，房县县城聚集一半人口，但并不等于城镇化率达到50%，只有30%左右。“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属于城乡两栖农民工。”正是这种两栖农民工，在最初推动了房县的城镇化。
出门打工是房县人改变生活的重要手段。程涛是房县12万多名外出务工者之一。若加上县域内的打工人群，房县48万人一半人都靠打工为生。
打工的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选择在县城买房，县城教育资源集中，他们希望下一代在县城上学。常年的打工经历，让他们更喜欢城镇生活。
从房县遍地的小产权房开发可看出端倪。很多人回忆，三五年之内，县城内突然冒出很多私建的小开发房。
房县县城主街里面，很多新建的六七层小楼。居民住宅盖成七八层高的“握手楼”、“蘑菇楼”。还有一些城中村在集体土地上建起住宅楼。
这些“两违建筑”售价2000多元，买不起商品房的打工农民会购买这类房屋。
去年，十堰市全市严打“两违建筑”，超过4层违建，均被罚款，才遏制住小开发风。
军店镇作为房县第二大镇，沈发良目睹了镇上外地人搬迁的过程，穿镇而过的305国道旁，基本上所有的新房都是外地人来购买。
沈发良说，他们这条老街共有13户居民，七八户家里租住着外地人。他们有从房县偏远山区九道、上龛、窑淮搬过来，住在这里离县城近，孩子上学方便。
房县城关镇花宝村是房县的郊区村。村民丁文茂说，花宝村成为城区的一部分，住在花宝村，能去上房县东关小学，很多外地人购买花宝村民的小产权房。
如今，全村6000多人，有一半人是从外面来的。
回不去的大山
住在山上，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搬来陪读。另外山里的地供养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能理解那些挣钱在县城买房的打工者。
房县有“千里房县”之称，除了周边几个乡镇，其他乡镇均在传说中“神农架野人”出没的大山里，最偏远的乡镇九道乡，从县城到需要翻三座大山7个小时。
出来了就很难再回去。住在山上，到镇上看一次病，开农用车来回要一天。孩子到镇上读书，家长们需要陪读。除此之外，山里那片地供不起孩子读书。
程涛的家在军店镇的双柏小区内。小区是房县搬迁移民的试点。100户村民从深山搬到军店集镇上。
程涛家1999年就从山里搬出来。按他父亲程传普的话说，以前人穷了上山，现在人穷了下山。程涛的爷爷因为穷从军店镇搬到山里开荒种地，如今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搬下来。
1999年，程传普交不起土地提留款和其他税费决定搬下山。临走时，村里扣下他家的两头耕牛和所有家当。
回忆山里的生活，程涛说，他和妹妹每年学杂费都没有交齐，若不是父亲上山砍树卖，他们小学读不完。
去年，程传普原来住在山上的村成为房县唯一的扶贫搬迁试点，全村一半人安置到军店镇双柏社区。
程传普说，他原在山里的旧房作价5000元，退耕还林的6亩经济林每亩补偿1130元，此外再拿出14万元，交出土地承包合同，才能获得双柏社区一处新房。
如今搬到双柏社区的100户村民，户口已变更为军店镇双柏社区居民。
他们搬下来的人，孩子和大人均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看门。
军店镇74岁的老农沈发良算过一笔账。如果现在单纯靠种地为生，饭都吃不起。
他说，种一亩地水稻，按一亩收1000斤稻谷算，收入1500元，除去生产成本，收入为510元。一个人种一亩地一天还赚不到5块钱。
而现在房县的搬砖小工，一天工价就150元。一人在工地上干4天，就能超过种一亩地的收入。
“大片大片的耕地都荒了。”沈发良说，如今几乎没有人再种地了。全村55岁以下的人几乎全在外打工，家里的地交给老弱病残在种。
进城要付出失地代价，但程传普一家仍选择离开山里的土地。
下山之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更多。
“难免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
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说，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房县的官员们在谈到城镇化时，主要介绍的是城市新的规划，城市规模扩大，新建多少条道路等。
“城镇化就是扩大城市规模，建好城市，吸引打工农民进城。”1月20日，房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当中，出现一些征地拆迁纠纷。
城郊的花宝村村民将房县县政府告上法庭。他们提出，政府征用该村的耕地建商品房，一亩地给他们补偿2.1万元，卖给开发商每亩150万元。
如今在他们的土地上，4栋30多层的商品房小区“奔业·沁园”每平方米4000多元对外出售。官司打到十堰市，二审村民败诉。
军店镇三角洲150亩地是镇上最好的水田，如今这里已盖成商品房对外出售，村民们说，每亩地获得赔偿2.4万元，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去每亩18万元。
如今，军店镇和花宝村的村民说，他们以征用土地问题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再受理。
“县城要发展，难免要牺牲一部分百姓的利益，难免会泥沙俱下。”1月20日，房县县委一名工作人员说，房县财政是吃饭财政，长期靠国家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他所说的牺牲百姓利益是指政府征地过程中低价买，高价卖的现象。
这位要求匿名的干部对目前房县的发展有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说，要发展城镇化、工业都要地，在征地问题上难免不出现瑕疵。
其中，为占用城市周边的耕地，县有关部门通过农民下山后交出宅基地、耕地，把他们的土地按照整理项目上报，以达到占补平衡。
城市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城建局有关负责人称，通过捆绑上级划拨的各项资金，集中经营项目。
房县的河道两边景观带、诗经广场等公共设施均是通过这种方式建设。
朱仕雄说，房县作为秦巴山区贫困带的扶贫县，享受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两个方面的扶贫措施。
2月20日，湖北政协委员潘世东说，作为贫困山区，基础脆弱，发展城镇化资金不足，很多干部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想尽快出成绩，建成新的城镇，但管理跟不上去。因为资金的问题，建设项目也会留下后遗症。
“城镇化应避免剃头刀子一头快，别只顾发展城镇化，忘了政府本职的责任。”
“我们未来怎么办？”
镇上农民说，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多，土地被占，镇上工作越来越难找了
“如果征地建工厂，我们欢迎死了。”军店镇的失地农民杨先龙说，他反对把耕地拿去搞房地产开发，地卖了，以后就没有依靠了。
事实上，已经有进城的农民开始不适应城市生活。
在城郊花宝社区购房的农村人，有一部分把房子卖了重新回山里居住。村民丁文茂说，他们这些人进城的主要目的是陪孩子读书，孩子读完书了，大人住在城里，没有进钱的门路，吃喝拉撒都要钱，生活不下去只好重新搬回去。
失去土地的军店镇农民有自己的担心。镇上的农民说，现在外来人员占集镇总人口一半还多，他们土地被占，镇上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加上镇上没有工业，所谓的就业岗位都是经商，做小商小贩，没有资本，贷不到款，无法运作下去。
军店镇农民余富章因为土地被征用，又没有工作，一家四口只有26平方米的住房。他没有申请到低保。1月18日，看到记者，他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对于失地农民的担忧，镇长操航说，军店镇让村民们参加全国统一的新农保，解决他们今后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给予低保照顾。
这些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前年，湖北省发改委副处长郭胜华在房县挂职副县长。
他曾在军店镇月明村走访，被一个失地农民拦住质询，“我们的未来怎么办？”这已不是他碰到的第一个人问这个问题。
郭胜华在向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材料中提到，月明村农民人均占地不到0.6亩，一户人家就算是土地全部被征用，也就只有5万元左右，相当于全省农民人均8年的收入，根本无法提及对未来的“保障”问题。
郭胜华认为，要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是要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外地的打工者也面临着未来怎么办的问题。前年开始，沿海省市大批企业停产或关闭，对房县的“打工经济”带来影响，房县一些打工者只能返回房县另寻就业机会。
房县城镇人口的膨胀，这些打工者再就业的难度也变大了。
程涛决定自己改变未来。他想着，在房县承包一片地，一边建场养山羊，一边搞特色农业种植。发展起来后，他就跟工人一起搬到山里去住。
“不管城里怎么发展，地终究还是要种的。以后就看谁能种好这片地了。”程涛说。
一个返贫家庭样本
家庭：大连市普湾新区复州湾镇郭屯村，老郭家
2009年之前
●种地、开馒头作坊，经过十几年努力，老郭家逐渐脱贫步入小康生活。家里共有4间新房、一辆农用车、一辆摩托车、30余万元银行存款。
2009年秋天
●2009年秋天，儿子小郭确诊骨癌。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当年10月，第一次手术。
家庭积蓄 第一次手术共花费约40万元
学生大病保险报了6.8万元
师生捐款1万多元
新农合报销46738元
2011年11月
●骨癌后来转移，进行了第二次手术。2011年11月，第三次手术。
卖掉农用车、摩托车、馒头作坊，找亲朋借款
两次又花费30多万元
新农合报销25127.7元
当地企业家捐赠10万元
房子用于抵押借了5万元高利贷
2012年
●进一步化疗，至少需要15万元。老郭家已无力负担。2012年，小郭去世。而老郭家也由小康家庭，陷入贫困之中。
返贫主要原因
什么是返贫？
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贫困人口，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
大病重病 医疗保险尚未全面普及，包括一些药品不能报，生大病或遇重大事故，往往带来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
自然灾害 贫困地区一般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抵御灾害能力差。自然灾害依然是西部地区返贫、致贫主要原因。
失去土地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失地，一些农民失地即失去经济来源。也有农民得补偿后一夜暴富，又挥霍一空。
教育费用高 根据社科院绿皮书，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至少25倍，供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劳动力衰老 大多数农村地区，打工和种地是主要收入来源，均需健康的身体。当劳动力衰老，一个家庭就可能返贫。
生孩子 “养儿防老”的现实依然存在，落后地区一些家庭为生儿子不惜违反计生政策超生并交大量罚款，从而返贫。
娶媳妇 一些地区尤其经济落后，“彩礼”习俗盛行，礼金很重还要求盖房等。一些家庭因给儿子娶媳而返贫。
市场风险 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经营蔬菜大棚等要应对风险，一旦亏损就可能返贫。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湖北十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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