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里过新年的薄熙来和王立军

薄熙来在重庆搞法西斯恐怖，用“唱红”对民众进行洗脑，通过“打黑”对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抢夺，重庆的“打黑”运动跟希特勒清洗犹太人如出一辙，王立军扮演罗姆（冲锋队长）和希姆莱（党卫军头子）的角色。重庆“打黑”认定了560个“黑社会组织”，其中大半是合法民营企业家，从中强行没收了上千亿的资产。

王立军在重庆郊外的多处“农家乐”非法设立刑讯基地，据亲历者和警方人士透露，铁山坪其实只是当年重庆打黑的24个基地之一。这些基地的出现，主要是当时抓的人太多，很多地方人满为患，被迫陆续启用一些新的基地，之后发展成为各个专案组的“外讯基地”。

曾在江北看守所代号“0885”的“嫌犯”告诉记者，当时在看守所，要被送往铁山坪的程序，是警察在监舍外喊“0885、外讯”，“万州一个做园林的富商，我认识他，关在隔壁的监舍，喊他外讯时，在监舍里大哭起来。”

亲历者介绍，这些“打黑基地”里，最出名的刑具之一就是“老虎凳”。有人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挨打时也不能躲闪，只能实实在在挨着，坐得太久了，有人最终尾椎坐烂，屁股上长疮、变烂。但亲历者介绍，这还不是让受讯者最胆寒的刑罚。最让人感到生不如死、身体和精神上都遭受极限挑战的，是另一种刑罚：“吊起”。 “0885”说，“最长吊了3个小时”，汗水打湿了脚下的地面，“手脚全都不像是自己的了，解个小手要花20多分钟。”吊起的方法则多样，两只手同时反扣铁窗上吊起，身体前倾，叫做“鸭儿浮水”。双手在背后交叉吊，叫做“苏秦背剑”。“063”介绍，自己被吊后，人虚脱出现了幻觉。

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疑犯，每间房的警察相互之间都不能过问。在房间的墙上，贴着白纸红字的“讲政治、守纪律、懂规矩、听招呼”，每个字有A3纸那般大小。对这个标语，警察伍伟说：“懂规矩、听招呼，这哪是公安机关的口号，分明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语言！”

“基地”附近有歌厅迪吧

　　如今，铁山坪已从一个戒备森严的“打黑基地”，变为安静平常的民警战训基地。基地在山上，离铁山坪森林公园大门口有二十多分钟车程。穿过一道无人看守的大门，水泥路延伸数百米，映入眼帘的是两幢连在一起的红砖建筑，北侧一幢有五层，正对着的那幢有三层。这里很安静，曾经的隐秘只有少数人知道。

　　现在，那栋五层建筑一楼是饭堂，楼上可住宿。身着红色衣服的女服务员是今年新招，随口就应承记者“可以住”。但穿黑色服装的领班匆忙赶来，神情紧张地问“你们来干什么？”又以“房间都住满了”为由拒绝并转身离去。

　　三层建筑如今挂着“重庆市公安局铁山坪民警战训基地”的标牌，只有一名保安看守。这名保安透露，这里就是曾经的“打黑基地”，今年4月份，整幢建筑都重新装修了，之后有警察过来参加格斗之类的训练。而在打黑期间，“山上都守着武警”。

　　虽然现在成了训练基地，但是上面有严格的规定，“外人不能进入”。“426”说，从外表看，基地建筑最大的变化是严实牢靠的铁窗都换成了玻璃窗。

　　当年这个“打黑基地”，也催生了另类的“繁华”——一条十来米的“街道”，拆除得并不彻底，在基地靠近山林的一角，还能找到当年繁华的“痕迹”。这条“街道”两侧，各有四间简易的裸露着红砖的低矮平房，每间面积只有十多个平方，屋顶在今年4月被掀掉了。虽然简陋，但街道仍然显得正规，墙上还贴了标牌——蓝底白字的“铁玉路”。

　　尚未拆去的店铺名称显出了曾经的繁华：中国移动通信、金园珠宝银楼、中国农业银行、农贸市场、零点迪吧、月亮湾歌舞厅、星桥美容美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这条铁玉路，是“打黑基地”工作人员的消费场所。除了娱乐休闲的场所之外，为何还有“珠宝银楼”这类店铺，现在成了令人费解的难题。

   二战期间，在捷克的犹太人中转站特莱津，也有这类“珠宝银楼”店铺，党卫军将犹太富商身上洗劫来的珠宝首饰拿到这些店铺变卖成现金，装入自己的腰包。

揭秘重庆“黑打”基地


出狱后的黎萍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笔录恐惧症”。“特别是刚出来的时候，谁让我写字，我的手就会发抖，也害怕别人叫我签字”——这是那段特殊经历所致——“我在‘山上’呆了七天七夜”。黎萍回忆。

“山上，”这个称谓听起来美妙，对于黎萍却是痛苦记忆。“我们之间都是这么称呼的，后来见到媒体说是什么‘打黑基地’，才知道是被关在了哪里。”

黎萍，43岁，原重庆市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强公司”）财务主管兼会计，原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的妹妹。2009年，她以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获刑一年半，2011年1月刑满释放，黎强则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等八项罪名获刑20年，至今仍在渝都监狱服刑。

2009年7月14日下午6时许，黎萍被抓。“当时是下班时间，其他人已经陆续走了，我和伍树芹（黎强妻子，原渝强公司出纳——编者）还在，七八个人冲了进来”，黎萍回忆，“他们进来就问：黎强和何永红（黎萍丈夫，原渝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编者）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看他们全是便衣，留着平头，气势汹汹的，还以为又出了交通事故了，来‘扯皮’什么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黎萍意料：来人冲进她和伍树芹的办公室，把她的双手反铐起来，戴上黑头套，一边一个便衣，扭送到了楼下的车上，说是去协助调查。黎萍比伍树芹先被带走，坐在黎萍办公桌后的伍树芹目睹了整个过程，“把她给吓惨了。”

她们当时都不知道，早在此前的当日下午两三点钟，黎强已在渝强公司所在地重庆巴南区一个银行门口被抓。

黎萍先是被带到南泉派出所，约两个小时后，一个警察说：“收队了，全部到目的地”，又被戴上黑头套，带上车，“七弯八拐的，也不知目的地在什么地方”，下了车，她感觉在爬楼梯，后来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凳子上坐下，“一直坐了七天七夜”，直到7月22日被送进看守所。

黎萍这样描述她所处的房间：就像宾馆的标准间，约10个平方米大小，白墙，有个独立卫生间。她带着脚镣手铐背窗坐在凳子上，前方有张桌子，警察坐在桌子后面，24小时轮番询问，不让睡觉，困得不行要打盹，警察就用笔在木桌上使劲地敲，叫她的名字，厉声呵斥“在干嘛”。

在黎萍的记忆里，看守与讯问她的警察多是20来岁，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他们也不许下山，下山必须请假。”由于一个曹姓中年警察名字较为特殊，黎萍“最记得”他，“每天都用笔敲桌子，在一张纸上不停地写，他偶尔也要出去，等他出去了，我就挪过去看他写些什么，他写的是：‘瓦解他的意志，摧毁他的精神。’”

其实，刚到“山上”没多久，黎萍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致方位。她听到一个警察说：“今天晚上如果住不下的话，就到清风峡去住。”黎萍回忆：“我听了，心想：哇，天哪，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是把我们关到云篆山上来了。”

云篆山是巴南区南端的一个风景区，山上经营着数十家农家乐，而清风峡是这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当地非常知名。黎萍回忆，出事前不久的某年“妇女节”,黎强还带员工到那里爬过山，在出事前的那个春节，她们公司员工还到“清风峡”边上的那家农家乐吃过年饭。后来黎萍知道，这家名为“湖畔松林山庄”的农家乐，正是关押她们的打黑“基地”。

农家乐化身“基地”

12月7日上午，《东方周报》记者与黎强的女儿黎林（化名）一起，前往云篆山探访“打黑基地”。

黎林生于1987年。黎强仅此一个孩子。黎家出事的那一年，黎林刚刚从美国一家大学毕业并在美从事有关金融的工作。黎林是在黎强诸人的案子审定以后方才回国，那时父母已经入狱，并已能够探监。现在她在重庆一家外企上班，黎家亿万财产已尽数充公，“我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

从巴南区府所在地鱼洞镇出发，上云篆山，只几十分钟车程，就可到达“湖畔松林山庄”。云篆山上的农家乐多位于山顶，“湖畔松林山庄”则位于半山腰上，相对僻静。这是一个独门独院，主体建筑是一栋四层小楼，仍旧对外经营着。据服务员介绍：“最多可以接待100人左右，每天的费用标准是120元/人。”这一天，它的生意看上去很不错，一些客人聚拢在一楼前台接待处，气氛很热闹。

   这是黎林第二次上山来了。“我爸爸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被关在哪里，”黎林说。黎强一案被称作“518”专案，专案组成员主要由巴南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组成。黎林告诉《东方周报》记者，黎家涉案的7人以及其他“骨干成员”，都曾被带到“山上”审讯。黎强被抓之后，一直在“山上”呆了76天，“他性格刚烈，无论你对他怎么样，他没有做的，就是没有做。他在山上呆了多少天，就坐了多少天的‘老虎凳’。”

    对于父亲在“山上”的经历，黎林知道的并不多。“其实，我和爸爸现在的接触很有限，”她说。有一段时间，监狱允许一个月吃一次“亲情餐”，这个时候，他们父女还是可以低声谈一些话，但对于那些经历，“他不愿意说，我也不是很想听。”

黎林的母亲伍树芹现在已刑满释放，作为黎强“团伙”的第十四名被告，她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薄罪获刑两年半，她在“山上”的经历更是成谜。“我曾经问她愿不愿意把在基地的经历给我说一说，或者写下来，她说不愿意，‘想起来就头痛’”，黎隽说。

而“湖畔松林山庄”的老板叶先生告诉《东方周报》记者，他至今不知道楼上房间里关过什么人，他的这家农家乐与“518”专案组的合作过程很简单，“之前不认识，他们到处看，看了七八个地方，觉得我们这里比较合适：安静，有停车场、会议室、围墙，设施齐全，而且离村民稍微远一点，周边没有住家，互不影响。”

专案组租用这家农家乐的时间并不长，七八个月时间，每月一万八或是两万块钱，“住宿、吃饭、水电都要自费，后面几个月他们人就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在这里。”在前台负责接待的一位服务员记得，那时每天都有武警坐在一楼的楼梯口值守，“我们不上楼，也没看到过犯人，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是在做秘密工作，也不会让我们知道。”

图：渝强集团公司的资产被没收后，黎强夫妇的私人存款也被洗劫一空



非法“基地”成“合法”

王立军时代的重庆“打黑”，惯用模式即是“专案组+基地”。一位重庆警察告诉《东方周报》：“找一个农家乐或者宾馆，就成为一个审讯基地。重庆打掉多少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多少个专案组。专案组审讯嫌犯，根本不使用看守所。有时几个专案组会使用同一个基地，这个案子审完了，下一个案子接着用。”

这些“基地”为警方临时征用。“每一个公安分局，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基地。”“前律师”李庄说。重庆市公安局官方网站显示，重庆共有13个公安分局。另据媒体报道，重庆“打黑”期间共成立审讯基地24个，但这一数字，《东方周报》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李庄告诉《东方周报》记者，关押罪犯的地点，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未决犯要在看守所，已决犯在监狱。而重庆打黑，大量在“基地”审讯。“因为有监控，有隔离网，在看守所里不能打人。公安内部和‘黑社会’的人都懂，看守所是有‘安全感’的地方，‘外讯’则很恐怖。我接触过一个所谓‘黑警察’，他被提到基地‘外讯'过，后来又要‘外讯’，死死抓住铁栏杆，不敢撒手。”

“基地”——成为重庆“打黑”时代的重要代名词之一，其间发生的一切则成为“黑打”的有力注脚。

自2009年以来，重庆打掉了多少“黑社会性质组织”？据重庆市公安局主办的内部报刊《警察文化沙龙》2012年1月1日总第30期载：“打黑除恶以来，累计立案侦办涉黑涉恶犯罪团伙56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7800余人……”

30岁的沙坪坝区双碑村人黄飞是上述7800余人中的一个，2009年12月他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两则罪名获刑三年，现已刑满释放。黄飞于2009年9月19日在重庆武隆被抓，戴上黑头套后，上车拉走，当天晚上被关进一间屋子，“也不知道是哪里”，直到同月23日夜里被送进看守所。

抓捕黄飞的是“725”专案组，他涉嫌参加由同村人毛海“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此案由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侦办。黄飞回忆，在接受审讯的那几天里，“不让吃，不让喝，也不让睡”，后来，在一次警察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望出去，竟然望见了嘉陵江上的石门大桥，那桥正在他所处房间正前方的下面，黄飞由此判断自己原来是在平顶山上，“我还判断出我是在一家农家乐，因为平顶山上有很多农家乐。”

平顶山位于沙坪坝城区，海拔400余米，是沙坪坝的制高点，上面有一座公园，并有多家农家乐。11月30日，《东方周报》记者在山上找到了这个名为“桥缘生态山庄”的“打黑基地”，目前仍在开张，“主营茶、棋牌、会议、住宿、休闲娱乐等”，是山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农家乐，站在楼上平台望出去，嘉陵江上的石门大桥赫然可见。

作为“725”专案的头号人物，40岁的毛海“在基地老虎凳上坐了20多天，后来才被转到看守所”。毛海的妻子郭翠说：“毛海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是被抬着进的看守所，手脚全肿了。”而翻看“725”专案案卷材料，《东方周报》记者发现，关于毛海的讯问笔录，“讯问地点”一栏，有多份填写的是“沙坪坝公安分局725专案组”、“沙区725专案”或“沙区725专案办公室”。

同案的李正渝是在2009年9月28日中午在双碑被抓的，也在平顶山上关了三个白天四个晚上，“手脚铐着，空调一直开着，温度调到最低，还要加一台风扇，一直对着脑袋吹。”

2009年12月25日，毛海、李正渝、黄飞等12人在沙坪坝区法院接受审判，李正渝回忆：“他们说我是那年的9月30日被抓的，有两天时间没给我算上，我就在庭上问那两天我被关在了哪里，第二天，法庭出示了手续，说是关在沙坪坝另外一个临时看守所，说平顶山上的农家乐是他们合法的看守所。”
    
基地里“没有办不了的案子”

李庄的当事人龚刚模的遭遇更为惨烈。李庄告诉《东方周报》，在铁山坪打黑基地，龚刚模曾被“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让他手捧大便，拿着内裤擦地板。”

铁山坪是最为知名的打黑基地，具体是指位于江北区铁山坪森林公园南部的“重庆市江北区民兵训练基地”，这里实则是重庆警察的一个训练场所。12月11日下午，《东方周报》记者来到这里时，基地已经恢复平静，原本值守的武警早已不见踪影，来自重庆江北、渝北和北部新区三个分局的数十名警察正在训练场上操练。

   “‘专案组+基地’，重庆以这种方式打黑，没有办不了的案子。”一位警察告诉《东方周报》记者。这不仅仅是对所谓涉黑人员，还包括“自己人”，亦即公安内部的“整肃”。“在王立军时期，重庆至少有3000名警察受到处分”，一位重庆警察透露。这其中有曾给王立军当过秘书的忻建威。

作为一名警察，忻建威也曾被戴上黑头套，扭送到一个叫做“碧湖山庄”的基地，关押长达四个月之久，受尽各种折磨，后被处以撤职处分，他已于2012年6月被正式平反。“打黑基地，那个之惨啊……”提起往事，忻建威仍是心有余悸。

负责忻建威案件的时“091-327”专案组，“专门搞我们七八个警察。”在“碧湖山庄”基地里，忻建威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被以“9号”代替。他被架上铁椅，戴上手铐脚镣，第一轮，一坐就是九天九夜。审讯人员每次二人，每次两小时，五六十人轮换“进攻”，不准休息，“如果见你疲倦闭眼了，就用巴掌、拳头、枕头把你打醒。”忻建威回忆：“前九天九夜，他们没让我闭一分钟眼睛，我困得大脑嗡嗡直叫，双眼红肿，双脚浮肿，脉跳加速，下身糜烂，还屙血尿。我要求去室外透透气，答：不行！我要求去医院看病，答：不行！我要求就地活动一下，答：不行！”第一轮结束，接下的第二轮，是五天五夜；第二轮结束，还有第三轮……放出来时，忻建威已是奄奄一息。

“碧湖山庄”位于重庆城区西北一角，隶属北部新区大竹林镇。12月12日中午，《东方周报》记者在这里看到，所谓“山庄”，实则仍是农家乐，只是院落稍大，有水塘可供客人垂钓，餐厅豪华，其规模可容纳数百人同时用餐。这里也已恢复平静，尽管有些客房仍在装修，也已对外开放营业。

“现在的政策掌握不了啊，”一个女服务员感叹，“我买了本书，是讲王立军的，我看了，晓不得到底哪个是好人哪个又是坏人啊！”
（黎林是化名）    刊于《东方周报》试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