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方正门”将爆惊天金融贪腐大案——怵目惊心，但不意外，值得一读。

　　　　　　　　　　　　“北大方正门”将爆惊天金融贪腐大案

　　西诺编者按：本文是由西诺的大陆爆料人直接提供，西诺仅仅作文字修改，改掉了几个笔误，其余的文字是原作者提供。尊重原作者的要求，略去作者的名字。

　　根据北京政泉控股郭文贵先生的举报，令计划家族仅在日本和新加坡两地的存款就高达三百七十亿元之巨。令计划已成落水之狗，不管怎样举报其贪腐罪行，似乎已没有多大影响了。其中最有料的，是令案牵扯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甚至波及到前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根据郭文贵先生的爆料，令计划、李源潮两家在日本“东京”的豪宅，购价是三点八亿美元，现价愈五亿美元。郭文贵并将当事人的身份证明等信息“证据确凿”地登载在美国“博讯”上。此爆料一出，立即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博讯”在国际传媒界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新闻媒体，它所刊载的爆料文章，通常都会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此次也不例外。根据作者和“博讯”记者的深度挖掘，进一步发现“北大方正门”背后隐藏着更为惊人的大黑幕。

　　先从举报李源潮说起。就“政泉控股”郭文贵举报方正总裁李友为令计划家族在日本购买豪宅事件，经调查：第一，这两栋房子位置不在东京，而是在京都地区，其区域上价格差异就有天地之别；第二，遭到爆料的这两栋豪宅，在当地算“旺铺”，但其实际价值也超不过两百万美元（指现值），与五亿美元相差甚远；第三，举报信所罗列的令计划、李源潮家族成员的身份证、护照号码，并没有出现在那张被公之于众的“物业收费单”上。根据调查结果，这一举报文章显然水分太大，其真实性着实令人怀疑。其实，从表面上看，郭文贵先生是想把李友拖到“令计划案”中，为此不惜翻云覆雨，造谣中伤；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步观察，就会看到，‘北大方正“与”政泉控股“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实际上激起了中国政坛新一轮反腐浪潮。其涉及人数之多、贪腐金额之巨、涉案老虎之大，都令人瞠目。

　　郭文贵先生在中国政商两界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了，他深知道举报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对其自身很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伤害，何况是拿出这样一份错漏 百出的、经不起推敲的爆料文章。关于三百七十亿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如何通过中国大陆的银行转到日本、新加坡的银行？稍微对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有所了解到人，都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令计划家族的贪腐金额可能会更巨大，更加利令智昏，但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

　　那么，郭文贵宁愿冒着巨大风险、以一份错漏百出的爆料文章举报“北大方正”并顺便连带上李源潮、贺国强，其用意何在呢？

　　本文将为公众提供一把解开这一惊天大案的钥匙。

　　首先，举报人非常清楚，如果单独爆料举报李源潮等在位领导，在大陆的传播会遭到严格封杀；而将李源潮和令计划捆绑到一起，则其传播速度和广度、高度将完全不同。

　　一、郭文贵“政泉控股”是令计划“西山会”的重要成员，亦是主要资助人。在这场“北大方正门”事件中，其打斗的起因一直是个谜，直到今日，幕后故事才逐步显现出来。早在二零零六年，国内外媒体就报道过，发生在广东的胡炜生案件，打垮胡炜生的林强，后面的老板就是郭文贵；而郭与令计划的关系“十分不一般”（在广东和香港，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此乃证据之一；证据之二，在北京“盘古大观”（当时叫作摩根中心）项目上，郭文贵以一介平民子弟，敢和众多国企拼杀，更敢于干掉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刘志华，甚至在资金根本不到位的情况下，顶风作案，硬是将堂堂国有大型企业“首创集团”挤出局，这一番令人惊心动魄的捉对拼杀，如果后面没有比部级更高的后台撑腰，是绝不敢为的。而郭文贵的朝中后台，便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令计划。正是令计划，把郭文贵提供的刘志华贪腐证据直接送呈胡锦涛，由此引爆了刘志华案件。正是因为郭文贵手眼通天，才有可能“空手套白狼”，一举拿下“盘古大观”这个获利愈百亿的项目。

　　在郭文贵加入令计划小集团之后，令计划的夫人谷丽萍也将郭文贵和李友纳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需要说明的是，在闹翻之前，郭文贵和李友是多年好友，都是“河南背景”和“北大背景”。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郭文贵和李友同属令计划的“西山会”成员，这一点已是北京政商圈公开的秘密。否则，郭文贵是无法得知李友与令计划家族那么多私密的。

　　实际上，在薄熙来案件爆发后，郭文贵基本上就不在大陆呆了，大部分时间呆在香港、美国等地。郭文贵这种大佬级的人物，向来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但是他也清楚，即使薄熙来案件最终会牵扯到令计划，也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考量，决定了郭文贵此后的举措。当然，仅就谷丽萍、李友和郭文贵三者的关系而言，李友和谷丽萍的关系显然更近一层，但动大钱给西山会和令氏家族，主掌国有企业的李友却不能出面，只能是郭文贵，因为郭文贵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因为郭文贵负责出钱（而且还是大钱），李友等人就应该负责将郭文贵的“亏空”补上，否则，他们与令氏家族的合作将难以为继，因为郭文贵是不会总当这个“冤大头”的。这就是目前“北大方正门”事件的核心机密。了解了这个核心机密，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北大方正这一北京大学的校办国企，在对郭文贵巨额利益输送上的举动，如此不可思议。同时，我们也就能理解，北大方正在这场打斗中，为什么会如此被动。

　　郭文贵与北大的合作，所卷入的各级大小老虎甚多，利益要求方也甚多，对此，郭文贵十分清楚。其实，作为私营企业家的郭文贵，既卷入政治漩涡、玩弄政治于股掌之中，反过来，他又必然会被政治的利刃所伤及，这几乎是一个断无例外的规律。在反腐浪潮中，郭文贵看到大小老虎纷纷落马，自然担心自己的巨额投入会不会无所产出。于是，在二零零四年年初，郭文贵就向李友提出，加快兑现利益输送步伐，并大额度进行融资，把大笔资金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境外，为这个集团的外逃做好资金准备。

　　但是，北大方正内部知道内情的人甚少，就连董事长魏新对此也不甚清楚。因此，单靠李友及少数几个人很难落实郭文贵的要求，将以百亿来计量的巨额利益输送给郭文贵及各路幕后大佬的承诺自然就落空了。李友在政治争斗的黑幕下对此又无法解释清楚。于是，郭文贵及其团队就选择了新的策略，对北大方正作切割处理。即将“北大方正集团”送上公众审判台，以此为压力，迫使北大方正兑现承诺。这就是“北大方正门”事件的由来。

　　郭文贵的如意算盘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北大方正”（其实就是北京大学）必然会做出让步，从而抢在令计划出事之前将“政泉控股”的利益予以兑现。没想到的是，在几番轰炸之后，郭文贵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令计划出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公布的日期越发迫近。情急之下，郭文贵开始对北大方正实施更猛烈的攻击，这就是迅速在媒体上把令计划的日本豪宅公布出来，并绑架上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前任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再嫁祸于李友，造成轰动效应，迫使北大方正妥协。这就是令人疑窦丛生的“北大方正门”事件呈现在面上的真相。而其幕后更深的背景尚未触及，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揭开令计划之子突遭车祸之真相

　　该事件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令计划有一大哥令方针，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女叫令狐燕。由于令计划没有女儿，他收养了令狐燕。由于令狐燕早年丧父，令计划对这个侄女视为己出，十分怜爱，处处宠着这个女儿。后来，令狐燕在北京开了一家专营二手豪车的车行。所谓二手豪车，不过是为了逃避海关关税，新车当二手车卖。令狐燕卖出的车，号称是二手车，实际上只跑了两三千公里，但价格却要比新车便宜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二零一二年年初，郭文贵为了进一步密切与令计划的关系，便通过令狐燕为令计划之子令谷订购了一辆法拉利跑车，即后来出事的那辆车。令谷平时不敢当着令计划的面开这辆车，就一直存放在姐姐令狐燕的车行里。

　　在北京大学，由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成立了一家“超级豪车俱乐部”（英文名hyper auto club，简称HAC），令计划之子、薄熙来之子、郭文贵之子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令谷出车祸的当天下午，HAC的名门望族会员们聚会，会后，令谷便同郭文贵之子（还有其他几位党政大佬、巨贾富商的公子们）分别从饭店驱车前往郭文贵的大本营“盘古大观”七星级酒店。去唱卡拉OK。其实，令谷死的有点冤。某大佬想“尝鲜”，汉族女孩已不新鲜了，郭文贵便打电话给北京民族大学某副校长，让他安排两位少数民族校花前来陪伴领导。

　　更巧的是正好令谷和郭文贵之子一起进了盘古大观，郭文贵说你们顺便帮忙去接几个人，两个青年人就去帮忙接人。实际是两个年轻人接了四个美女返回盘古大观的。没有想到，在前往“盘古大观”的路上，令谷的法拉利出了车祸。令人奇怪的是，令计划居然比北京市公安局领导还要早就得知此事。原来，国家安全部马建副部长正在酒店等待藏族美女尝鲜，听到车祸报告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即向令计划亲自汇报，并建议立即封锁现场。这位马建副部长仍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说有人要谋杀令公子。令计划听到事态如此严重，这才出此下策，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武装力量前往封锁现场。于是，一场普通车祸经过那位副部长的杜撰，转化成为一场政治危机。

　　事后，其中一位藏族女孩康复之后，仍被谋杀于医院，一位青春美丽的女孩成为这些流氓政客的牺牲品。直到今日，该女孩的任职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的父亲，对于丧女之痛，仍然不敢吭一声，足见其中黑幕之黑。

　　　　　　郭文贵的“以暴制暴”、“以贪打贪”新策略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郭文贵和北大方正的这场争斗，远非一个人的战争。郭文贵后面还有一只大老虎团队。

　　郭文贵其实是这场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贪腐盛宴的受害者。此话怎讲？请看以下事实：

　　第一，郭文贵在举报令计划之后的第八天，令计划应声落马。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因为郭文贵在海外已经得知令计划将要被查的确切消息，于是才有了自我切割的无奈之举，以及在海外媒体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两条消息。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天津的戴相龙家族的贪腐爆料，涉及到平安保险的董事长马明哲和前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彪。在香港《明镜》周刊和海外众多媒体上，该爆料文章揭开了戴相龙家族和马明哲的平安保险的黑幕，其中受益的大股东除戴相龙家族外，还进而牵扯到天津帮帮主温家宝。这四家千亿富豪家族的各种消息在海内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和令计划案牵扯上关系，郭文贵还真是功不可没。但驱动这一切的，仍然是幕后那些“看不见的手”。

　　在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戴相龙为温家宝家乡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但天津原来就有利益集团首领，即前任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张立昌。张站在老天津帮的立场上，自恃有老帮主李瑞环一手罩着，并没有把戴相龙这个原央行行长、空降到天津当市长的外来户放在眼里。温家宝也知道，张立昌那帮老天津帮把天津视为自己的领地，靠他们来发展天津，怕是没有指望了。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戴相龙身上。戴相龙不负重托，迅速给天津贷来上万亿资金。戴相龙与温家宝密切合作，把天津打造成为北方的金融中心。温家宝的积极支持和戴相龙的有力推动，天津负债很快突破万亿，各种“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业内人士调侃说，天津可以破产三次了。

　　在温戴联手搞活天津、做大天津时，这两家并没有忘记自家的“自留地”也要好好“施肥”。就在此阶段，由温家宝和马明哲、戴相龙联手打造的“平安保险”这一投资平台成了这三个大家族的聚宝盆。入股平安，可获得天文数字般的财富，但总需要几十亿现金来运作。于是，戴相龙女婿車峰便将融资平台放在天津。国企平台锁定在“天津泰达”，民企平台锁定在“天津环渤海控股集团”。在二零零七年年底，車峰曾代表温家和戴家找到时任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书记的皮黔生。皮黔生表示不予配合。在此期间，郭文贵曾到滨海新区见过皮黔生几面，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还不为外界所知。

　　在加上当时天津市政府实际上也在张立昌的严密控制下，针对戴相龙的各种举报信都落入张立昌之手。张立昌利用这些举报信成功地阻止了戴相龙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一职。温家宝此时的处境已经不妙。家族、帮派利益的暗斗，使温家宝和戴相龙恨透了老天津帮。眼看着上千亿的“平安上市”提款计划就要落空，无巧不成书，这时車峰通过郭文贵和令计划搭上了关系。車峰通过令计划给天津泰达董事长刘惠文打电话（因为刘惠文是令计划之弟“王诚”的东北财大的同学），要刘惠文支持“平安保险”的上市和股东运作计划。刘惠文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令计划的介入，使得温家宝、戴相龙家族的巨额融资计划（主要是担保），跳过了天津市和天津滨海新区，直接由“泰达集团”对車峰段伟红指定的公司进行四十五亿元的银行质押担保，贷款行仍是戴相龙的根据地“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天津方面得知这一巨额贪腐行为后，立即发动了针对戴相龙的报复行动，最终迫使戴相龙黯然返回北京，担任“中国社保”理事长，而其仕途就此终结。

　　温家宝、戴相龙、马明哲及董文彪四大金融证券家族势力为了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及出于最终平安着陆的安全性考虑，温家宝直接运作，中纪委常委马馼出面，将老天津帮中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市委常委、滨海新区书记皮黔生等干掉。李宝金和皮黔生都被判死缓。至此，老天津帮的内部整肃行动，以天津“三巨头”的覆灭而划上句号。

　　由于对刘惠文的“叛变行为”怀恨在心，天津帮各门派对其举报不断。刘惠文也认识到，令计划这个保护伞将很快失去，自身难保，所以，在中纪委找其谈话后的第二天，在家中自缢身亡。

　　因为郭文贵直接向令计划引见了車峰，这就使得原本在政治派系上没有多少关联的温家宝、戴相龙集团和令计划家族集团在私人利益的领域建立了某种联系。这也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車峰在关键时刻借给郭文贵六个亿。

　　但是，真相还远远不止于此。对于政泉控股的郭文贵来讲，他不像車峰、温云松（温家宝的儿子）他们，可以动用高层关系来获得最终利益。郭文贵原本居于中国社会的平民阶层，他的所有成功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依靠金钱来铺就的，因此，郭文贵的社会关系“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郭文贵可以随时改换门庭，或对其掌握的政治资源做出某种调整。郭文贵的过人之处，是对于政治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上。必要时，郭文贵可以迅速将这种整合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民族证券”得收购到借壳“北大方正证券”上市的整个运作过程，就是郭文贵这种才能的精彩表演。

　　显然，从盘古大观到民族证券、再到借壳“方正证券”到几个跳跃；从负债累累到百亿级乃至千亿级的“三级跳”，自始至终都有令计划的幕后支持。而郭文贵巧妙地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系统国安系统整合在一起，来为他的财富帝国及政治梦想的实现服务。如果没有令计划案件的爆发，郭文贵的梦想应该是已经成功了。

　　在民族证券的整个运作中，車峰在其中占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暗股，这是开始运作民族证券时郭文贵安排的利益格局，然后，各自门户内的利益自己打点。因此，即使在薄熙来案件突发后，在令计划的地位岌岌可危时，民族证券的整个推进和鲸吞过程仍然顽强地往前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整个项目要经过证券交易所、审计部门、税务部门等十余家部门的审查；同时，还要将背景深厚的大型国企（如首都机场集团）和李鹏家族之李晓琳背景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的张宏伟顺利挤出局，没有以車峰为前锋的原金融证券行业和隶属于国务院系统的监管部门人民银行的深厚基础的支撑，单靠郭文贵的单打独斗，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例如，二零一三年初，郭文贵通过戴相龙担任理事长的“中国社保基金”为新组建的“平安银行”存入资金二百五十亿元长期存款，为郭文贵自己换来一笔二十九亿元的人民币贷款。这一笔贷款才将郭文贵断裂的资金链重新链接起来。戴相龙家族如果在民族证券的交易中没有巨大利益，堂堂“中国社保基金”的理事长怎么会为郭文贵这样一介民营企业主、而且社会声誉一直不怎么光彩的江湖人物出这么大的力呢？可以想见，按照“李克强经济学”的对证券业的重构完成之后，民族证券还没有上市，其股权将“很不值钱”。于是，車峰和赵大健（原华夏证券总裁，因和董事长周济谱闹矛盾，该公司遭受停牌处分）具体运作，以完成此事。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如果郭文贵没有戴相龙、車峰利益集团的幕后联手，把民族证券推到今天这个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郭文贵、李友和令计划家族的特殊的政商利益关系，“北大方正”也不可能按照郭文贵的意愿明目张胆地进行利益输送；同样，郭文贵也不可能掀起如此惊天巨浪。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其校办企业“北大青鸟”和“北大方正”相继曝出惊天丑闻，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在打着所谓改革的旗号，其实将其沦为各个利益集团的角逐场，国人能从其中看到中国教育的希望吗？

　　郭文贵的后台老板和合作伙伴，在习近平大力反腐的态势下，已经感到压力重重，绝不希望如此高调地处理这一丑闻。因此，他们纷纷切割与郭文贵的关系。比如，国家安全部就专门出函，明确指出郭文贵和国安系统没有关系。对郭文贵而言，利益集团在有利益时，纷纷出手相助；一旦面临风险，则纷纷撤离。但是，他们该得到利益已经到手，毫发无损，最终则由郭文贵独自承受所有的“成本”。如戴相龙家族，把社保基金的钱存在平安银行，不管郭文贵能不能还上这笔贷款，戴相龙都不承担责任，资金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而郭文贵则不同，他必须承担以百亿计的银行贷款本息的偿还和巨大的关系成本和贿赂钱款。如果北大方正不予配合，郭文贵就面临着资金链全面断裂的危险，由此所有贪腐链条及环节将全面败露。面对这种复杂局面，郭文贵制定了如下对策：举报自己的幕后老板令计划，捎带上李源潮（团派，仍有上升势头），也捎带上贺国强（北大青鸟的最终老板）。同时，将环渤海郑介甫（是車峰的长期合作者，与薄熙来家族也有交集），同时带出马明哲（是温家宝的大管家）。近来，郭文贵的反腐大宴就这样拉开帷幕。

　　郭文贵的意图是，捅一个天大的窟窿，看谁怕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