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反思TD决策错误的制度根源——我们不会反思，新的错误还在继续。

中国须反思TD决策错误的制度根源

阚凯力

随着4G（第四代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3G技术标准之一，仅有中国移动采用）的新建投资。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将走向自然衰亡。

　　中国电信业内早就众所周知的TD-SCDMA真相，终于公之于天下。铁一般的事实是，它从来就不是什么“自主知识产权”，而是西门子公司数年前就淘汰的技术。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西门子将该技术“赠送”给前身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大唐公司以借道中国。在世界各国都“懒得理你”的情况下，2000年5月，这一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ITU）批准为国际标准。

　　当时，作为中国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对TD-SCDMA的态度非常明确。2000年底，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就指出：“尽管中国把TD-SCDMA申请为国际标准，但绝不意味着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国家标准。3G（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应用、是需求、是市场。”为此，他特意回顾了中国在技术标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中国嫁接了欧洲的技术和美国的频率，结果非驴非马，独此一家，不但没有规模经济性，而且无法国际漫游，发展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二代移动通信，中国采用了“原汁原味”的国际主流标准GSM，才取得了后来的超高速发展。

　　中国TD-SCDMA错误决策

　　但是偏偏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以及大唐公司中的一部分人，借助“国际标准”，将TD-SCDMA包装为“自主知识产权”，不仅因此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同时让其成为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创新型国家”的样板。但是，即使在“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一标准的推广依旧受到各个电信运营商的一致抵制，而信息产业部也始终对其存在的问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记得当时的王旭东部长在说到不能轻易推广这一标准时，就曾经面对笔者直言：“阚教授，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

　　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2008年3月中国政府换届，王旭东调任“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而李毅中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包括煤炭安全生产）局长升任工信部部长。没过几天，他就以“迎奥运”为名宣布：TD-SCDMA自4月1日起由中国移动试运行。几个月后，信息产业部又强行颁发了TD-SCDMA牌照。从此，中国电信业开始了“TD时代”的苦难历程。

　　2009年，以苹果公司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终于为3G带来了多年来苦苦求而不得的“杀手应用”，从而改变了全球运营商普遍亏损的窘境，而中国的3G市场也开始了快速发展。不过，中国移动的TD网络却因其服务质量低劣而受到消费者的强烈抵制，经营状况惨不忍睹。为了应付来自“上边”的压力，中国移动采取了TD用户不换号、不换卡、不注册登记的“三不”原则，使自己的用户数据“死无对证”。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是，一方面，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中国移动TD用户数量始终占3G用户总量的一半以上；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就会明白，真正的用户数量，是否有公布数字的哪怕十分之一？

　　最为突出的矛盾出现在微信用户迅速发展到几亿之后。中国联通的WCDMA与中国电信的CDMA2000网络正常运行，并与微信合作。而中国移动因为不得不把自己的数据业务转移到以前的2G网络，所以完全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流量。去年上半年它与腾讯之间爆发的“微信收费”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4G重蹈TD决策错误覆辙？

　　终于，随着2013年中国政府又一次换届，中国移动也迎来了跳出TD无边苦海的时机。它迫不及待地推行4G，而几年来苦苦经营的TD也行将退网，几千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即将被抛入大海。至此，中国在TD上的“创新”以失败告终。

　　然而，TD造成的损失，绝不仅仅限于被交了“学费”的几千亿元国有资产。它给中国电信业，以至整个信息产业带来的恶劣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

　　最直接的后果是，中国的4G不采用世界主流的FDD-LTE制式，而采用了仅占世界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TD-LTE标准。更无道理的是，不但中国移动要用TD-LTE，而且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两家根本不要求上4G的运营商也必须耗费巨额资金、立即开始铺设TD-LTE网络。实际上，各个电信运营商早就测试了这两种标准，得出的明确结论是，FDD-LTE在基站覆盖等各方面都明显优于TD-LTE。但是，在强令TD-LTE上马的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包括发改委、工信部及中国移动等）不顾LTE与3G技术毫无关联的基本事实，编造了“TD-LTE是TD-SCDMA的自然延伸”的谎言。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继续掩盖TD-SCDMA的决策错误。如此一来，中国的4G网络就必将成为TD-LTE和FDD-LTE的“混合组网”，而消费者也必须使用兼容二种标准的双模手机，运营商和消费者都将受到长期的损失。

　　有人认为，TD-SCDMA促进了包括大唐公司在内的中国电子元器件和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所以还是值得的。不过，世间的任何坏事，一般都会有其受益者。地震火灾，建筑商受益了，没有人会说这些自然灾害是上帝的英明决策。在TD造成几千亿元损失的同时，同样也必然会有受益者：一些人升官，一些人发财，一些本来毫无市场竞争力的电子器件和设备制造企业也为之受益。在整个社会因为TD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仅仅着眼于由此受益的个别行业和企业，是荒谬的。退一万步，即使中国真的对某种产品有特殊需要，本来也完全可以像“两弹一星”那样，将其隔离于市场之外，避免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另外，这些器件、设备制造企业在行政命令保护下发展，将越来越难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生存。随着TD的退出，它们的技术和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与多年来各种业绩工程、形象工程一样，成为对社会生产力无效的过剩产能，而这恰恰又是当今中国经济结构失调的病根。因此，这些企业的发展，不但不是TD的“成绩”，反而使国民经济又背上一个沉重的负担。

　　更为恶劣的是，发改委高技术司中一些人故意把TD说成是“中国式创新”，不但向决策部门隐瞒真相，同时也让公众蒙在鼓里。什么是中国真正的自主创新？可以首推早已在全国和全世界推广的杂交水稻。联合国粮食署认为，这种技术的推广，使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可以多养活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引领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绿色革命”。为此，在得知TD材料上报中央后，笔者曾质问有关人员：中国的自主创新，为什么要上报TD-SCDMA而不是杂交水稻？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因为杂交水稻不是我们发改委支持搞起来的”。

　　TD决策难觅科学化、民主化影子

　　早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但是，TD的决策过程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丝毫没有“科学化、民主化”的影子。不仅如此，在行政命令推广之后，几乎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声音都被封杀。对此，全国广大电信员工和技术人员都早已深有体会。笔者曾在接受权威媒体的一次采访之后，被记者当场告知，上级主管部门规定，对TD“只许讲好，不准说坏”，所以采访内容无法发表。如此，连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都被剥夺，还谈得上什么“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还谈得上什么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今天对于“TD式创新”的讨论，意义重大。几百年前的“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绝不仅仅是科学上的争论，其核心是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同样，今天对于TD的争论，也绝不仅仅是一场技术争论，而关系到中国基本的决策机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TD的错误决策，今天已经盖棺定论。但是多年来在这种机制下所做出的错误决策，远不止这些。在此，笔者不禁要问一句，全国人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为你们交了一次又一次的“学费”，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毕业”？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决策权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在市场中，消费者自然会选择最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用脚投票”，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就迫使企业选择最适合的技术和设备。华为、中兴就是在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中，而不是在TD的保护下，脱颖而出的典型。这就是“无形的手”，其力量远远胜过任何领导和专家。

　　同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消费者这个“上帝”的起码尊重。消费者是谁？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TD式创新”恰恰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技术发展的目的。TD的鼓吹者，历来只强调“国家利益”。但是，这个空洞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到头来还是个别集团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拉着国家的大旗作虎皮，一次又一次把几千上万亿元属于全国人民的国有资产，就这样无情地抛入大海或中饱私囊。

　　因此，对于以TD-SCDMA为代表的“TD式创新”，必须彻底批判。对其责任人，必须按照相关决策追究责任。非如此，就不能真正转变中国长期以来错误的决策机制，像TD这样的、甚至是更加惨痛的损失，就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