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6）

5.父亲工伤。
父亲的工伤，不仅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巨大冲击，也给我的学业带来很大影响。我每天除了要完成学校的功课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去医院照顾父亲。父亲的伤势很重，双手和整个面部没有完好皮肤，生活完全依赖别人的照料。在那个年代里，按中国的医疗水平也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治疗，还谈不上护理和康复医疗，而所有这些必要工作都是依靠家庭成员来完成的。

在医院的治疗期很快就过去了，父亲托着鲜嫩的双手和带血丝的面孔就要出院回家了，他这一生的梦想，就是以这种结局而宣告结束了，而在他下面即将面对的将会是那些曾经嫉妒过他的人的冷嘲热讽。他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带着我回到了上海。

上海是个对我来讲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因为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父母们就带我去过上海，那个时候，爷爷还是一家之长，没有结婚的叔叔们还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一个十几个人的大家庭，每天的吃喝拉撒，虽然都井然有序，但也热闹非凡。奶奶每天负责买菜，天不亮就去菜市场了，爷爷是雷打不动地天天去茶馆，叔叔们一大早去上班，每天两手空空地就下班回到家了。

叔叔们从小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工作以后都在做着很苦的体力劳动。我记得有两个叔叔都是在码头上做搬运工。有一天，我的第六个叔叔带我去十六铺码头，他给我一节甘蔗，叫我不要乱跑，我看到他自己在泊船上跑上跑下，肩上背着很大的麻袋包，每次经过一个磅秤，都要停留一下。对于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对那个会晃动的磅秤很感到好奇，于是就把脚伸了进去，结果脚被卡在了里面，怎么也拔不出来了，我看到大人们非常着急，赶紧找来撬棒，把铁板撬起，才让我得以把脚抽出。我的脚面被擦破了皮，没有伤到骨头，但是在心灵里遗留下来的恐惧至今都难以忘却。

爷爷的住房是上海老式的石库门建筑，前门是天井客厅，后门进来是 厨房间和去阁楼的楼梯，一家十几口人，到了晚上就都打地铺睡阁楼或睡客厅。我和父亲一直都睡在阁楼上。有时候叔叔们下班很晚，听到下面传来压低嗓子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他们下班回来了。

人们都说，上海的居住环境，造就了上海人精明能干的性格特征。如果用我的观察和体会，我认为，上海人其实很能吃苦耐劳，身处繁华都市，当然都要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但因条件所限，也就只有挖空心思，精打细算，把一个有限的空间安排得富丽堂皇，井井有条，这就是上海人精明能干之所在。而且上海人都很懂得体面，不管家里居住得多么狭小，只要是出门，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笔挺亮丽，给人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出生非凡的样子。

当时爷爷一家虽然都挤在重庆路的亭子间，鸽子笼里，但实际上爷爷却在浦东高桥还有一处房子，房子虽是在奶奶的名下，却是常年空着的，没人去住。原因是当时的叔叔们都还是单身，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所以谁都不愿住到乡下，深怕变成乡下人，可怎么去找女朋友。而且在那个年代，还流行着一个说法，那就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间房。

但父亲却喜欢经常带我去浦东乡下，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曾经在那里住过，但是乡下的风景和水乡环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奶奶的房子在高桥小镇上，下了汽车，沿着石板路一直可以走到奶奶的家。那是间古老的房子，内有带井的院子，窗户外面还有一小块地，可以随便种点什么。这种居住环境，拿今天人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乡间别墅。当然，后来据说因为狭窄的道路需要拓宽，整幢房子早已被拆除掉了，今天如果有机会前往话 ，在高桥镇的双井街，看到的也许只有当年留下来的一点点遗迹了。

记得有一次去乡下，父亲借了部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栏杆上，带我去海边玩。一路上，父亲教我讲上海话，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我会讲的第一句上海话是，"阿拉踏脚踏车到海边浪去白相'。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在4到5岁的样子，妹妹还小，仍和母亲在新疆。

大概一年以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再次来到上海，那时妹妹已经3，4岁了，长得玲珑剔透，聪明可爱。几个叔叔虽然已经开始谈恋爱，但都还没有结婚，妹妹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每天晚上，在餐桌上，妹妹就是大家的关注中心，宠爱对象。而我呢，就自然被晾到一边去了，不再有人关心，成了二等公民。也就是在那一次，妹妹被留在了上海。叔叔们都舍不得让她跟我们回新疆，而且，那个时候，母亲也需要工作，两个孩子，对于他们的生活负担也很沉重。

当我再次来到上海，已经是上小学两年级了，妹妹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当母亲带我来上海接她回去的时候，妹妹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她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叔叔们给她买的漂亮衣服，俨然像个小公主的样子，哪里还会把我这个土里土气的新疆人放在眼里。她不喊我哥哥，只叫我"新疆"，而且总是带着不屑的眼光对我冷眼旁观，一有不顺眼的，就会用一口上海话去找奶奶告我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