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根据在腾讯总部参观过的朋友透露，那里有个镜框写着”永远跟党走”。这个不奇怪，因为猫儿视察央视等媒体时说过：“党媒姓党，听党指挥”，“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具体封控言论出现在自己身上，还是令人莫明其妙，或者说相当无语。我通过几个来回才悟出什么是半封状态，有过解封后又关起来，从那时到现在都是这状态，已经五年多了。至于半封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读这篇博文。
需要些背景知识，腾讯将通过国内电话注册的叫Weixin，以墙外电话注册的则是WeChat。即使你人在海外，只要是Weixin则会严控，如果选择海外电话变换成WeChat也可获得自由。谁是测量指标或对照呢？以是否能看到雅美之途的微信朋友圈为准。
《疫情中我的微信处于半封状态》
我在2月6日清晨接到这个短信：“老师好，怎么这两天突然看不见你的微信了？是你疯了我还是你我被啥给疯了[Grin]”。她是我们在圣路易斯的朋友，我怎么会封了她呢？所以我回答：“我沒封你，你看不见朋友圈？”，她说：“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里是否也有类似我的情况，看不见你的最新朋友圈了”。我赶紧去寻问国内的朋友，发现他们都看不到我的朋友圈了。
我曾经自定微信政策：首先，我不主动加人微信；其次，任何加我微信的人都必须报出实名，如果不告诉我真实信息，我会过段时间删名单的。所以除了极个别人外我是不屏蔽朋友圈的，以后可能会屏蔽些了。
原来这位圣路易斯朋友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她的微信是若干年前回国时注册的。海外Wechat和国内Weixin存在区别，两者存的数据库都不同，腾讯曾经解释Wechat用户不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现在为了看我家的伯恩山犬Teddy，这位朋友要求我加了她先生的微信，便于以后看我的朋友圈。
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他们是在2月2日看不见我的朋友圈的，2月6日才有这位圣路易斯的朋友告诉我。到了6日晚上才发现我在所有群里的发言，国内朋友都看不见了，但是非国内注册的人都没问题，因为在日本注册的微信使用中国手机看都没有问题，所以我把这称为半封状态。在我们圣路易斯华大的一个微群里，一位国内来的医生看不见我们几位在美国注册的群友的微信；还有国内的朋友说，有些官员看不见其他人分享的信息，怪不得他们觉得岁月静好。
因为问我的朋友越来越多，还有一些新的情况，所以我这样出通知统一回答：“我的微信昨天出现部分被封状态，算是对我在疫情期间太投入的惩罚，但是我不后悔，为能在此国难当头时刻尽微力而自豪。现在想想原因可能是不应该去国内人多的陌生人群，我被人告了。我现在微信处于这样的状态：1。可以与任何人单独交流；2。可以发出和读到任何微信；3。但是拥有中国注册微信的朋友，你们不能看到我的朋友圈；4。中国注册账户也不能在群里看到我的留言，任何其他地区的人都可以。掌握现代科技的人真厉害，我是服了[疑问][疑问]”
这种半封现状当然会给我带来不便。我是实在不明白，我还是很小心的，遣词造句都是很注意的，也是尽自己所能提供准确的信息，以帮助国内抗击冠状病毒。只是因为家人全在武汉，一家五口在一起隔离，所以特别关注武汉疫情的发展。我从首篇发表于1月18日的关注疫情的博文开始，就是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进展像中国科学界的优秀表现，我赞扬；坏的方面如早期限制说“人传人”，我批评，我这是犯了哪门子的规啊？
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过几天会解封的，常听说这样的半封状态，然后都解封了，这是对国外人的照顾”。这给了我不少希望，我可不愿意当什么英雄，只求与国内的通讯方便些。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改进的地方，腾讯先生，请你告诉我，你不会要求我按什么手指印吧？
在这点上我和李文亮没有区别，请看下面的评论：
“其实李文亮并不是英雄，面对警察的时候，他很害怕，担心影响前途，承认自己是造谣，写下了明白两个字，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他也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其实他也没有向公众大喊危险，只是偷偷告诉他的朋友和亲人，让他们小心，让他们要注意。但为什么我们都伤心？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呀！我们面对强权会屈服，害怕警察找上门，不想做什么英雄却总希望能保护身边的人！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他不是英雄，但他很真实，他就是芸芸众生中那个没那么伟大但默默善良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当他逃不开命运的摆布我们才会更痛心！－－看到的最好的评论。”
看见武汉市民悼念李文亮的视频与照片，让我想起他和我那命在旦夕的同济室友所任职的武汉中心医院。也就是我们度过了整年实习期的武汉市第二医院，位于汉口的闹市区，旁边就是武汉著名的天主教堂。西洋建筑融合在汉口市区中，也可能是为什么它改名为中心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图书馆就是高穹隆的敞厅，十分壮观，或许我热爱古典建筑的兴趣就发源于那里。我们也是在那里相爱的，没少压那里城中幽静的马路，那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单纯的时代，一个拐角就是可及的电影院。我们后来回去吃过江汉路上的芙蓉酒楼，以后我们会再找机会去那里的旅店住住，重温那些美好的时光。
转柏林同班同学：“今晚德甲足球勒沃库森主场对阵多特蒙德的巨型标语：武汉加油！黄冈加油！中国加油！德国华人华侨与你们在一起！”。文章写于2020年02年08日
当时的武汉处于封城的状态，家里亲人被关在家中，所以任何美国的进展都觉得是希望，当时的可能新药就是瑞德西韦即Remdisivir。相当的巧合是开创瑞德西韦的美国吉利（Gilead)公司还是WashU校友Michael Riordan创办的，当时媒体称瑞德西韦是“人民的希望”。
考虑到美国药物奇贵以及人道主义的原则，这便有了我的这篇希望美国能网开一面免费向中国疫区提供此药。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因为WashU前生化主任领导的默克公司就曾经向中国提供过几乎是免费的重组DNA乙肝疫苗。这个美国的善举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惠及了亿万的中国儿童，以前的乙肝是困扰中国的常见传染病，现在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此文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欣赏过武汉病毒研究所前所长的厨艺，必须声明这与我对武汉所的评论完全无关。
《我们应该呼吁美国将特效药免费援助中国疫区》
美国实验药物Remdisivir被翻译成“人民的希望”，这是再好不过的神翻译了。它虽然在治疗埃博来病毒中不理想，但是在美国西雅图首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治疗中，它是一鸣惊人，24小时内病人的体温从39度降到37度，血氧饱和度从50%上升到90%以上，救了他的命。在新生杂志mBio上发表的机理方面的文章揭示，“人民的希望”拥有两个酶靶点：RNA聚合酶和RNA外切酶，这可能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
为了通俗易懂我还是以“人民的希望”而不是瑞德西韦来称呼此可能的特效药。Remdisivir中的vir是抗病毒药喜欢用的，美国的一个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干脆就叫Vir，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与免疫系前主任Skip Virgin大约在二年前辞职去Vir公司担任资深副总裁。这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放弃学术生涯投身工业界时，Vir还是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公司，现在该公司迅速扩张到240多人。Skip必将赚大钱，现在仅公布的工资就比Vir的CEO还高，公司是不惜代价抢领军人物。 Virgin在华大的免疫学领域还不是做得最好的，经常在周会上被人调侃何日能成为真正的免疫学家，但是他在病毒免疫领域确实是世界一流。华大素有杰出科学家放弃学术领域投身于公司的传统，包括Andy Chan，默克前总裁Roy Vagelos，以及Pfizer或Amgen前资深副总裁等等。
武汉病毒所前所长胡志红团队近期发表合作文章，证实“人民的希望”比抗疟疾的传统药氯喹对于阻止病毒进入细胞更有效，虽然氯喹对冠状病毒也有效。当然她们的工作全是体外细胞实验，虽然具有相当的临床指导性。氯喹的疟疾耐药性明显，但是在冠状病毒的控制上让我们充满希望。透露点学术之外的故事，作为科学家的胡志红的厨艺也了不得，她是我们同班同学的太太，我至今难忘她亲自为我下厨的家宴。可惜我太太没有享受到，那次回国是我借在日本开会期间单独回去的。
现在北京中日友好领导的临床双盲试验已经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实施，还会有段时间才会有结果，让我们期待他们的好消息。
这次美国公司的行为更多的是援助，这已经很清楚了，结构式都无偿公布给中国了，潜台词就是你可以仿。Gilead（吉利德）科学家刘茜的访谈十分感人，美国政府或其他高层找到了他们的公司，现在完全免费，全力支持中国。这根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三期临床试验，我知道三期会很贵，但是这次不完全是商业行为，很大部分是对疫区的无偿支援，人道主义色彩非常浓。
这个时候谈美国特效药“人民的希望”的专利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全力以赴救人才对，武汉疫区的很多市民是在生命线上挣扎。现在我们曾经实习的武汉中心医院仅医务人员就有几百人感染，多位主任被插管抢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教授林正斌（同济78级）因冠状病毒去世。病人里包括武大CUSBEA海归华科大的红凌教授，他去世前三个多小时还与太太微信，这致命的Cytokine storm太厉害了。他的太太赶到协和后不能与他告别，可以理解；但是死后需要等四个小时的殡仪馆派车来运遗体，不能理解。这些都是有名的人，还有多少可怜的普通病人。
天朝的武汉病毒所在此节股眼上申请专利，傻得不能再傻了，不但不容易得到批准，反而给人一个非常自私的形象，这完全像是没有受过任何公关训练的人出的馊主意。明摆着的现实，别人早就筛到的复合物，已经有专利保护，用在埃博来不成功，现在碰在武汉冠状病毒成功治愈一例病人。而武汉病毒所的体外实验也只能是支持别人的临床结果，况且你完全沒有可能去生产此药。
美国公司在人文关怀上要先进多了，美国毕竟是经历了资本残酷积累和竞争的成熟国家。现在天朝像是荒野的美国西部牛仔，从改变人胚胎的基因组到横插争专利权，什么都敢想，更是不惜为假，什么都会去做。你们看吉利德的总裁多么会说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以救人为首要考量，对中国的治疗给予全力的支持，这个道德制高点全让他给占了。但是你也应该仔细听他的话，他们药物的专利不仅保护化合物，还保护包括在世界范围内治疗冠状病毒的很多疾病，他在乔治城的生物本科和哥大MBA没有白读。武汉病毒所强调他们的专利所涉及的重点是应用在中国市场，这是说不过去的，中国专利局可能都不会批准。
我也预测，美国吉利德公司决不会因为中国疫情而发黑心财的，美国舆论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公司的宗旨为提升人类健康服务的水准。大家想想，美国卖专利药给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不太发达的中国病人？中国病人完全付不起，谁来买单，肥得流油的天朝ZF愿意买单吗？这再怎么也说不过去。盖茨可以捐超过五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非洲，并且呼吁美国公司将治疗艾滋病的药对非洲等穷国大量降价，天朝如果自吹富有那就沒有办法了。
让我们努力去呼吸美国政府和民间，如果中日友好的临床成功，美国公司应该免费供应中国疫区以抗击冠状病毒，决不能以高价的专利药出售。如果临床试验有效的话，这将是可以与默克公司援助中国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比美的善举，当时美国的捐赠使数以千万的中国孩童免于乙肝之苦。
最后谈谈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可能对这次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贡献，美国是出英雄的地方，华大本科校友Michael Riordan就是其中一位。他在29岁时在硅谷创立的吉利德，就是那制造美国特效药“人民的希望”的公司。Riordan在华大修的是生物和化学工程双学位，完成了华大全美闻名的医预科，同时又是英语辅修。这家伙在华大忙到日历表以15分钟间隔计划，因为他也是华大董事会的学生代表，还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
Riordan后来去读了霍普金斯的医学院，华大学生怎么尽往竞争对手霍普金斯那里跑？然后读了哈佛商学院。Riordan当时想成立以核苷酸类似物为主体的生物公司，他太年轻应该没有与华大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发现DNA聚合酶的教授Arthur Kornberg和发明基因工程核心技术的Paul Berg, 有过交集。当他从哈佛商学院去查尔斯河对岸的哈佛生物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且思考自己公司的名字时，他将取Gilead这个来自圣经的公司名归功于在华大读的English Literature Minor（英国文学辅修)。这也是美国文理教育的成功，我儿子确实是以英语专业从耶鲁毕业的，但是他也修了有机化学和线性代数，这对于中国和欧洲的英文专业来说，应该是闻所未闻的。Riordan把Gilead公司在1992年做到上市，离1987年创办只有5年的时间，现在吉利德是百亿美元的公司，华大募捐的官员Rachel应该把目标盯着Michael了。感谢这位华大校友，他为全球的武汉冠状病毒患者带来了希望。文章刊头他接受采访的时间是1994年，算算当年他只有36岁。
如果“人民的希望”继续临床成功，FDA加速批准，快速上临床，吉利德会与Merck公司齐名，将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这次抗击疫情的援助位于世界的首位，占了超过40%的总援助额。美国境内的口罩和防护服等用品都出现告罄的情况，ZF和盖茨的援助都是上亿美元，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需要摸摸自己的良心。
美国并不是到处都是利欲熏心的资本家，在此时刻，美国輿论都会加入呼吁限制吉利德公司发疫情横财的行列，药物将会以低价甚至免费用于世界患者。我不完全肯定后续的发展，但是这在美国并不是奇闻，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加入呼吁吉利德免费的行列，就看中日友好的临床试验的效果了。
武汉病毒所胡志红团队的合作文章，揭示“人民的希望”和氯喹的抗冠状病毒效应，特别是前者在阻断病毒进入细胞中的作用。
中国留美博后在方舱医院闲读福山的专著《政治秩序的起源》。Frank Fukuyama也转了，他以后应该请这位理科博后吃饭，只为他在此艰难时刻还向往着世界的文明。写于2020年02月10日。
重读这篇2020年2月中旬的文章，我的眼框湿润了。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原始的野生病毒株是多么地凶险，武汉人民的苦难是永远都需要牢记的。决不能让无耻的政客们掩盖真相，这么高的病死率对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什么？
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与美国人相比较，以前的中国人拍照都很少笑容。选择性遗忘是我们逃避悲伤历史的反复刺激的方式，但是正是这些遗忘才导致了中国悲剧的不但重演。
野生病毒株毒性大，病毒在人体内在进化选择压力下为了自己的生存毒性减弱，这是达尔文和现代医学的常识和真理。这么简单的道理中国以饶伯伯为首的所谓砖家都不懂，他还与其弟饶海联合以什么生化理论，在疫情曝发近二年后争辩新冠病毒可能越变毒性越强。有人推测这是他们为自己的公司所涉及的核酸业务开道，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中国的这些所谓科学家的良心是被动物吃掉了。
武汉病死率高达18%是英国院士Neil Ferguson得出的，我是相信专家的人，凡事找人询问和核实，也为自己在最早的时刻向中国民众传递Neil Ferguson的科学结论而自豪。
《帝国理工预测湖北冠状病死率高达18% 》
英国帝国理工Neil Ferguson教授的团队，在2020年1月17日的论文中预测武汉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在1月12日已经达到了1723人。在第二天的1月18日，我写博文向国内介绍这位去年当选美国医学院院士的预测结果。
当时谁也不相信这项现在看来比较靠谱的预测，武汉当天举行了四万人参加的万人宴，很少人戴口罩。湖北省委省政府还有大型春节团拜会，沒有人告诉他们会人传人。我朋友今天也说：“说实话，看您第一批微信说有1700人感染，我们也不信，但后来证实了”，因为当时国内报道只有40多例感染了武汉冠状病毒。
现在伦敦帝国理工的Ferguson团队又继续推出他们的第四篇对武汉冠状病毒的预测，这次涉及病毒感染的凶险程度，也就是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io)。他们预测冠状病毒在湖北的病死率为18%，而中国以外的旅行者的病死率为1.2-5.6%之间，而武汉冠状病毒的总病死率为1%，大家可以看出湖北的惨烈程度。
依据现在官方的说法，武汉冠状病毒在武汉的病死率是4.9%，在湖北省是3.1%。这次英国人的率比官方病死率高了太多，很难让人理解，或许没有考虑中国采取的如此强烈的措施，我猜测最终数据会在4.9%和18%之间。
这里要澄清一下病死率的概念，病死率是指死亡人数在整个感染人群中的比率，也就是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除以被冠状病毒感染的总人数。病死率又是一个跨时间的概念，需要在整个疫情结束后看到底有多少感染的人去世，总死亡人数除以所有被感染过的人数。作者通过多种数学模型以解决这个时间差所产生的误差，统计学家和应用数学家可看他们文章中的推导公式。我勉强能弄懂一些炎症风暴或者细胞因子风暴所产生的致命效应，解说数学模型就太难为我了。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所有数据均来自Ferguson教授团队。
英国人的推测也是根据的各方网站的数据，而现在的诊断仅以核酸检测为标准是有欠缺的，因为只有35%为阳性，具体例子是李文亮感染二十天左右才核酸阳性。石正丽团队已经间接证明武汉冠状病毒能有效刺激机体产生抗体，因为感染的病人血清能中和病毒。既然感染的潜伏期可以高达14-20天，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制备测定病人血清抗体的试剂盒，那会比核酸检测的阳性率高很多，因为抗体是均匀分配在血液中的，并且抗体蛋白出奇地稳定，而核酸检测时取样是来自上呼吸道的咽喉或下呼吸道的BAL (肺泡洗脱液）会差别很大。现在调整诊断标准后，湖北昨天新增病例达14840人，这些变化也会冲击数据预测，我们也需要感谢美国MD Anderson华裔放射科主任呼吁将CT纳入诊断标准的努力。
Ferguson团队也重点引用了日本、德国和马来西亚从武汉撤侨人员的感染情况：日本第一批撤侨206人中4人感染，第二次210中2人；德国124人中2人；马来西亚207人中2，这些国家的平均阳性率为10/747=1.3%，以此可以类推武汉市1100万人口中会有多少？
借此机会谈谈在美国JAMA发表冠状病毒临床病例论文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教授，他是我们的朋友。向老彭致敬，老彭医技高超，更重要的是他能顶住压力说实话干实事，他学到了美国医学之真传。没有他在1月5日收治首例冠状病毒患者时坚持的隔离措施，他的中南医院ICU病房不可想像，那是不会人传人的时期，他是我的英雄。他的底气来自他在美国的太太，我们的同班同学啰，彭志勇拥有強大的后盾，充其量他可以重返美国。
引号部分是Ferguson团队自己对论文的中文解释：
“报告摘要4本篇报告中，我们提供了三种类型的2019-nCoV感染病例的病死率（CFR）估计值。对于在湖北发现的病例，我们估计病死率为18％（95％贝叶斯置信区间：11％-81％）。对于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旅行者中发现的病例，我们根据统计方法得出, 病死率估计值的中位数介于1.2-5.6％之间，而且这些中心估计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根据日本和德国撤侨航班上乘客的检测结果，估算出1月底武汉市的潜在感染盛行率，并据此调整湖北省早期病例或中国大陆以外病例的病死率的估算，从而估计所有感染病例（不论有无症状）的总病死率约为1％（95％信赖区间：0.5％-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估计值的差异并不反映国家之间疾病严重程度的根本差异。在各个国家/地区中的病死率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不同监测系统对疾病严重程度检测的敏感性以及为重症患者提供的临床护理。由于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大陆对死亡和病例所进行监测的敏感性，因此应谨慎看待所有病死率的估计值。此外，所有估计都依赖于一般个案从症状出现到死亡或复原的时间间隔，这些有限的数据会影响病死率的估计。” 这是他们论文的截图。写于2020年02月13日。
在2020年的2月中旬，全球面对大流行可以说是措手不及。Neil Ferguson说他做出预测后越想越害怕，后续发展真被他不幸言中了。
自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我与自己的导师和美国两院院士阿肯森教授谈了好几次。那是长时间在他办公室的探讨，我主要是想他能给中国医学界的同行提出专业建议。阿肯森教授是美国可以找到的最为杰出的医生科学家，他曾经在麻省总院住院医和NIH受训以及担任过华大的大内科主任，自己又是在基础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HHMI研究员，他当然知道我是心疼中的武汉人。
与阿肯森的谈话导致了我们在第一时间向国内传递了临床治疗方面的建议，我们当时在群里讨论这方面时反对的声浪很高。我们认为，因为恢复期病人的血液中含有高效价的中和性抗体，所以支持国内启动向感染病人输入恢复期血浆的做法。
医学是个体化的实践，考虑血浆输入可能加重病人己经拥有的炎症，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对重症感染病人应该慎重使用输血浆的做法，为此我还咨询了华大的重症监护和肺科的医生教授。
与我们的观点相似，WashU感染科随后也开展了征集恢复期病人血桨的工作。我们能够在那么早期给出关键建议还应该感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研究员，因为她们的扎实和完整的研究证实了新冠病毒拥有强大的免疫原性，能够刺激机体产生IgM和IgG抗体。
《与美国院士谈冠状病毒患者的血浆治疗》
现在谈点将冠状病毒康复病人血浆用于治疗的话题，因为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公开向社会征集病人血浆以用于治疗，我认为是个好主意。我十分敬佩同济81级校友张定宇在这次抗击冠状病毒战疫中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太太还患肺炎。我们是认识张定宇的，他应该记得当年他刚毕业不久在手术台上做麻醉时，那位同台的漂亮妇产科主刀女医生就是我的太太，我们都是同济81级的。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的文章已经间接证明了保护性抗体的产生，因为病人血清可以在体外有效中和病毒，如果血清保存得好，应该也有补体的作用。如果她的团队是取的感染14天以后的血清，那还是class-switched high affinity IgG抗体，当然也会有IgM的早期抗体。
为写这篇文章，我又去翻了石正丽团队的Nature论文，他们发现病人的IgM和IgG的抗体反应性都很强，尤其是IgG。他们测了五位病人，病人的免疫应答都不错，在一例患者中还看到典型的早期IgM和稍后跟进的高亲和度的IgG抗体的动态分布。这里有个亲和成熟的问题（Affinity Maturation), 太专业我就不啰嗦了。石正丽团队也做了中和实验，他们使用了不同人份的血清，每份病人血清都能分别中和病毒，这是康复病人血浆可以上临床的免疫学基础。
现在是救命的时候，大量人死亡，能用应该尽快用，当然需要筛选病人的其他病毒，诸如艾滋病或乙肝病毒，这应该是他们应用血液制剂的常规。至于血清病会是一个挑战，我放帖后史良如教授马上点赞，因为他们尽知血清病的痛苦。当时他和谢毓晋教授做抗胸腺淋巴球蛋白，从免疫了的马或猪中来，血清病在当时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单抗的发展特别是人化单抗的突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血清病的问题。国内尤其是同济的临床免疫学家，现在应该抓紧时间研究人体对武汉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
我今天就向感染冠状病毒的病人输入恢复了的病人血浆的问题，与阿肯森教授交流了30分钟左右。他是世界级别的医师科学家，为精于基础和临床免疫学的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前内科主任。他每天跟踪武汉冠状病毒的疫情，连相关病毒之间有多少核苷酸的差别，他都能随口说出。
阿肯森教授认为如果已经证明血浆中含有中和抗体，输入血浆是可以考虑的选项。并不需要输纯化的免疫球蛋白，直接需血浆就行，因为抗体是可以直接中和病毒的。他就知道抗艾滋病毒抗体直接中和病毒的例子，当然这种病人的比例不大。我们讨论时，阿肯森最为担心的是肺中的病毒含量和所输入血浆中的抗体含量，主要是因为病人已经处于炎症的状态，输入的抗体是会去肺等组织中寻找病毒抗原的，形成免疫复合物后就会激活补体。我也认为，抗体直接也可以诱发炎症反应，通过与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上的免疫球蛋白受体（Fc受体)的结合，甚至产生细胞因子风暴。这样在输入血浆后的短时间内，炎症可能会加重，这是阿肯森的观点，所以对具体病人需要评估。
昨天看到新闻，我以前工作和读研究生的武汉生物制品所，已经开始采集康复期病人的血浆，他们进行了病毒灭活并且测定了血浆的抗病毒活性，他们准备或者已经将这些血浆应用到了冠状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根据阿肯森的说法，还不应该用于重症病人，因为害怕炎症加重的可能。所以武汉所血浆的推广还应该跟临床一线医生协调，看是否应该先从轻中度病人着手，然后再试重症病人。大家对输血浆的副作用存疑，主要是交叉感染的问题，希望中国专业人员务必在所输的血浆中，证明没有艾滋病毒和乙肝与丙肝等血源性病毒。还有涉及灭活病毒是否彻底的问题，因为现在有报道称康复病人可能还携带病毒，虽然我还沒有看到冠状病毒的病毒血症的报道，那篇美国首例治疗成功的报告里血清的病毒核酸是阴性的。总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马，对任何人都是考验。
另外我和阿肯森教授也讨论了病毒可能利用抗体进入细胞的可能性，我觉得病毒滥用针对自己的特异性抗体的可能性不大。阿肯森对血清病并不担心，他认为毕竟病毒的抗原量在体内太少，不足以产生覆盖全身的血清病。我们的谈话是从他最近的一个小讲座开始的，那讲座是关于血清病的，我当时没有去听，那项研究揭示即使是血清病也是可以掌控的。我以为是病案讨论，没有想到为涉及一个三期临床的药物，机体产生了对这个药的抗体，不仅仅强力激活补体的IgM抗体的滴度高，高亲和力的IgG抗体也持续高，这样激活了补体，使补体C3和C4下降，但是他们还能控制用药的过程以达到疗效。没有想到FDA还让这药通过了，可能没有出现通常血清病存在的活化了补体后的肾损伤。这就是我说的，即使面对可能的血清病，输含有抗体的血浆给冠状病毒患者也是值得的。
这里讲个涉及血清治疗的插曲。不少蛇的口腔腺体能分泌一种蛋白质，叫Cobra Venom Factor (CVF), 为蛇毒的致命因素之一。病理基础是CVF为补体C3b的类似物，大家知道C3bFb作为补体活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换酶能切割C3，这样在短时间内通过扩增机理能够产生大量补体片段去执行抗病毒功能。CVF/Fb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并且因为亲和力高，控制补体活化的调节蛋白还不能阻止CVF/Fb酶的活性，该酶可以把机体的补体消耗掉。CVF到机体十几分钟后，人就没有补体了，释放的炎性分子所产生的扩管等休克症状甚至会致命。这就给一些美国人找到了一条生财的路，他们自愿将CVF注射到自己的机体内，然后卖自己的血清给被蛇咬了的人。这是抗体封闭毒蛋白的例子，也顺便让有些美国人挣些钱。
说点医学知识，血浆是含有凝血因子等非血细胞的液体成份，血清是血液自然凝固后再离心而获得的上清成份，所以血清不含凝血因子。纯粹从抗体治疗上考虑，应该输血清，贝林和北里发现抗体并且应用抗体治疗白喉和破伤风就是用的血清，但是血浆含有完整血液中的非细胞成份，对维持渗透压和酸碱平衡等功能会起重要的作用。
这是我看了石正丽团队的文章后第一时间的反应：“石正丽团队从病人的BAL（肺支气管洗脱溶液）分离到病毒颗粒，这些武汉冠状病毒可以被感染病人的血清抑制，说明机体的中和抗体被病毒有效地诱导了，病毒没有产生抑制抗体产生的免疫逃避机制，可以用于抗体治疗的设计。流感病毒可以直接感染B细胞以降低抗体的产生，病毒聪明吧”。没有想到武汉生物所向前推进的速度如此快，据说已经有临床效果, 也希望他们能提供质控高的血浆产品。
引用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接受的记者采访：
“问：痊愈病人体内产生的抗体，对于研究对应药物是否有用？
答：“当然是有用的。现在这些恢复期的病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捐献他的血浆，然后拯救那些危重病人。而且这个方法，在这次第五版的指南里面，都有推荐。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件事情。”
这些康复出院的病人，他们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抗体，如果能够捐献自己的血浆，他为拯救那些危重患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呼吁这些恢复期的（康复病人）能够伸出自己的胳膊，帮助一下那些危重的病人。不需要他们专门来医院，我们接下来会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对象，主动给他们打电话联系。而且献血对身体影响很小，稍微休息就能恢复。”
石正丽团队的Nature论文揭示冠状病毒患者产生抗体的情况。机体不仅产生了IgM和IgG抗体，在他们应用病人血清中和病毒的实验中，五位患者的血清都能在稀释1:40的情况下中和冠状病毒，四人的血清在超过1:80稀释的条件下也能中和。免疫系统还是蛮给力的，只是有时在帮倒忙，希望病人的血浆能为人所用。写于2020年02月14日。
同济再怎么也应该算是国内的一流医学院，但是同济对发生在家门口的新冠大流行防控的贡献确实有限，同济那个号称宇宙第一的公卫学院的表现尤其平庸。
武汉协和医院院长是位留日的血液病学家，但是他也沒有发现血栓是新冠病人致死的重要原因，这个现象还是德国医生最早观察到的。当时有位华中科大教授和CUSBEA学者突然在汉口协和医院去世，恐怕就是因为血栓，因为他在武昌时病情还是稳定的。
在2020年的2月初传来好消息，从一级教授杨述祖创办的病理系分出来的同济法医系的刘良教授主刀，我的同班同学周亦武教授参与，完成了中国对新冠病人的首例尸检。我们现在说起来轻松，但是当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十分有限，他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职业精神。
海外同济校友当时每天讨论得都非常热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济在美国执业的病理医生韩玉龙的意见，他曾经在克里夫兰受训。他几乎在第一时间预测ACE2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受体，这个预言被石正丽团队证明。他的第二个预言更具前瞻性，在那么早的时候，他当时认为因为ACE2在心脏中的表达很高，检查感染病人的心脏表现很重要，这个预测与随后观察到的新冠病毒感染和随后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涉及心脏病变相符合。
《尸检对认识冠状病毒的病理机理至关重要》
欧洲中世纪的解剖课堂。
记者采访同济法医教授刘良时，他说截止2月14日全国至今沒有病理解剖一具冠状病毒死者的遗体，我对作为美国执业病理医师的同济校友这样说：“这位同济病理学家刘良与你英雄所见啊，无一例尸检。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尸检的习惯？还是考虑疫情控制的问题？”
华夏文明素有身体是父母之授，应该完整入土为安的传统，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文化，它极大地阻止了中国医学的发展。现代医学既沒有以中国人命名的疾病，中国人对临床诊疗的原创性贡献也很少。弄到现在面对冠状病毒的治疗，还是一窝锋地上中药。如果冠状病毒造成了肝和肾的损伤，这些毒性相当的中药需肝脏额外的工作去解毒，也需要从肾排泄。愚昧之极，这次从官员到文化，直面曝光的问题太多。唯一好的是让我们这些远离武汉的人，看见武汉的城市建筑拥有了飞跃的发展，镜头中的市区确实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冠状病毒对不同系统的涉及程度，心脏、肾和肌肉等全身器官的病变都可以在尸检中看出。如果有需要并且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甚至可以取组织供体外实验用。尸检当然可以看肺的终极损伤，现在临床怀疑是否存在冠状病毒通过病毒血症传到了全身，尸检对各器官的检查就更重要了。这就是尽快开展尸检的重要性，反馈的信息可以直接指导当下的临床。对于冠状病毒这种传染性疾病，难办是无法进行体内动物实验，而临床上又需要疾病机理的指导。现有这么多不幸去世的病人给了医生科学家挖掘资料的可能，尸检正是研究病毒在体内的致病机理的重要手段。
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17世纪初发现了人体的循环系统，没有他们的包括解剖在内的各种探索与实践，这项改天换地的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当年的勇敢，就是打开机体来看看在说。西班牙人航海美洲也是风险巨大，大量海员死亡，他们当年还不是踏上了不归途。这就是我长期所强调的：世界级杰出人才必须拥有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courage, 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大约在18年前，我们首次去意大利开会和旅行。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小展厅，看见达芬奇的人体内部结构素描的真品时，令我十分震惊，我后来在伦敦也看过从意大利来的达芬奇巡展。贝芬奇的人体解剖素描可以从儿童、年轻人直到老态龙钟的长者，甚至包括孕妇，以及那死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他画了全身的各个器官，从大脑、心脏、肾脏和循环系统，我们对达芬奇之观察力，只有惊叹的份。我是学医的，知道神经、动脉和静脉有时是在一起的，达芬奇当年肯定不知道这些结构是干什么的，但是他忠实地画出了它们的不同表观特征，让我一眼就能辨别出来。那是1450左右的十五世纪，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天主教皇是禁止解剖上帝的创造物的。贝芬奇肯定在人们的帮助下偷偷大量解剖了各类的尸体，并且是系统深入的解剖。有些作品很小，就是从笔记本上取出来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文艺复兴的humanist开辟了疆土，面对真实的人体开创了现实人文主义的新天地，这些解剖的体验也为达芬奇在绘画中创造Mona Lisa这些生动的人物打下了解剖学基础，我还应该强调米克朗基罗也是如此，他们彻底改变了中世纪绘画里僵化宗教人物的桎梏。人家是在500多年前，天朝今日在疫情如此危重时，去世患者早己过千，还不能尸检，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现在分享我们同济校友也是美国执业病理医师的关于尸检重要性的留言。我曾经与一位美国病理医生共事好多年，他告诉我，每位美国病理住院医生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尸检才能毕业。这位同济校友至少在美国担任了超过十五年的主治医生，拥有丰富的经验。希望同济的病理和法医同仁能听进他的建议，现在实施还来得及。
留言时间：2/7/2020
“RT-PCR核酸检测技术成熟，操作规范都应该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取材的部位和量。我推测2019-nCoV在肺的易感细很有可能是肺泡巨噬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而上呼吸道上皮细胞并非这个病毒的易感细胞，所以咽拭子组织细胞提取的核酸病毒有可能阴性，而这是假阴性！此外我检索发现ACE2在心肾中含量高（肝中不确定），如情况属实，肺感染后引起的病毒血症有可能引起心肾等脏器隐性感染。这种隐性感染至少可能有两个后果，一是有可能形成体内的病毒源/携带者（象乙丙肝病毒一样），二是造感染器官的受损。心肌特别是心脏传导系统受损有可能引发室性心律失常等造成心功能障碍，会加重病情。我们看到临床上有些轻症病人可能突然意识丧失，除了肺的因素外，有没有心脏等的因素呢？至今中国死亡病例超过500，在顶奸杂志上的有关论文超过十篇，但没有一例尸检报告或病理诊断，是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前两天我在同济病理群呼吁要赶紧尸检、尸检、尸检，但据说尸检仍有阻力，专业学会也还在讨论，会长还在努力！我急呼同济人要有担当、有担当、有担当！我们错过了讲真话，不能再错过了摆事实！！！了解病人死亡的真相，除了尸检别无它路！难道所有病人都是死于肺功能哀竭吗？”“这个不需要P4实验室吧？况且根本没有供尸解用的”P4”尸解室，可能只需负压，紫外线消毒即可。尸解被感染的风险应该比发热门诊或武汉肺炎病房高，因为防护可以做的更好！”
留言时间：2/15-16/2020:
“同济也有唯上不唯实，唯权不唯真的病！”。“我曾在同济病理群中呼吁，“同济病理人要有担当、有担当、有担当！”，同济错过了说真话的时机，不能再错过揭（疾病）真相的时机！！！我是欲哭无泪，干着急！”；“从我推测该病毒有可能是通过ACE2进入肺部细胞（肺上皮细胞和肺泡巨噬细胞等），我就比较担心病毒血症会不会引起病毒二次感染其他器官，特别是心、肾。因为这两个器也有比较高的ACE2表达。没有病解的支持，把重症或死亡病人简单的归为肺衰竭或“炎性因子风暴”引起的多功能器官衰竭，没有病理实证是不合理的，会影响对疾病的治疗。所以，我就呼吁尸检、尸检、尸检！”
“在大疫面前，病理人不能做“隐形人”！“希望同济人在SARI的病理诊断上有所贡献！”钟南山现在为什么受欢迎，受尊重，因为他SARS时讲真话，现在SARI讲实话呀！“中国病理医生不应落在他人之后！中国武汉是该病的首发地！中国病理医生要有所作为！同济病理人可以有所作为！“要只争朝夕！否则会留下遗憾的！”机会是留给那些敢想敢干的人的，只要不违法！”。这是我对中国病理人，同济病理人说过的话，也算是我对中国病理人，同济病理人的希望吧！”
“我们入校时，虽然校门简陋，但院内大师云集，百咖争流！我们应该算是一代幸运的同济人吧！”
“死于该病毒的病人不会比发热门诊或急诊室，ICU的传染性高！可在什么神山、雷山医院开一间房子即可。做好负压过滤通气，紫外线消毒。body fluid/blood 收集，防止污染。”
“目前该病毒还是归于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死人没有呼吸释放病毒????的量比活人要少很多很多！防范措施要到位，但真正的危险比武汉的发热门诊低多了！那么多临床医护在一线抗疫，病理医生就让这点困难给吓住了？[Scream][Tongue][Angry]”
“是否有其它器官的病毒感染，只有尸检/组织细胞学检查才能回答！”
“我有过关节置换手术后病人死亡的病例。病人家属不知听谁说的可能是肺栓塞而要告临床医生，临床医生也害怕因为影响学检查也怀疑是。结果尸检不是！而病人死了于心梗。病人原来做过搭桥，尸捡发现左前降支有些部位堵塞90%以上，有多处陈旧性及近期心梗病灶”。“这个时候赔钱也要做！病理医生也许一生只碰到一次这种机会！”。“不仅要做，而且要尽可能多做！”。“做的越多，对这个病的发生发展的了解就更加全面，防诊治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昨晚上得知，武汉没有尸检是因为没有符合标准要求的P3解剖室。有负压通气，紫外线消毒，污水处理等的P3解剖室当然好，没有就不做尸检了？我反复强调死人传播呼吸道传染病的危险要明显小于武汉的发热门诊、急诊室、ICU。而且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房间稍做改造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解剖室。可国内事情就是难办！没有特殊情况时要求特殊！有特殊情况时，又不能特殊特办！谁都不愿意担则，冒风险！我都喊出“时不待我！”“同济病理人可以有所作为”“机会是留给那些敢想敢干的人的”！结果还是一个“等”字。现在说终于有军队符合要求的解剖室可以用了！但谁能用？谁先用呢？”
“我也不是完全确定病毒可以直接感染损伤心肾，因为病毒感染的免疫和炎性反应也有可能、或许可能性更大。但由于病毒的直接致损和免疫炎性反应致损的机理不同，所以临床预防治疗的方法重点就不同。所以一定要尸检帮助弄清事实！这就是我不厌其烦、反复呼吁的主要原因！当然也存有私心，就是不愿看到同济在自己家门口再失去机会！同济病理多年来在国内都在第一梯队，甚至领先，也出过或有过不少大师！”
这位美国病理执业病理医师的同济校友的呼吁，经同意转发：“早选通过检索 SARS病毒的研究，我提出SARI有可能也是利用 ACE2作为受体进入易感细胞。这个推论被随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的团队在体外实验证实，但这毕竟是体外细胞培养上进行的，缺乏体内证据。近日我在班群中提出，应动态查一下尿中是否有该病毒的存在。如果ACE2确为该病毒受体，而肾中有较高的ACE2的表达，尿中有可能检出病毒核酸，这对临床病人治疗后的监控等有意义。此外，有些临床轻症病人突发晕厥或猝死，是否也有可能由于病毒感染心肌细胞包括传导细胞引起的室性心律失常有关呢？因为ACE2在心脏中的表达也很高。除了肺本身外，这些只有病理检查可以回答。”
同济拥有多么辉煌的病理学历史，甚至开创了中国的病理学。现在的同济病理学家也应该全力以赴加入到抗击冠状病毒的行列中。（写于2020年2月16日）
腾讯封微信，或者让我的微信处于半封状态，呈现的是渐进式的模式。他们还有解封，或者仅封群里留言或朋友圈的一项，花项确实不少。他们随后一直是让我处于半封状态，即国内微信持有人看不到我在群里的留言和我的朋友圈。
但是他们还不敢对WeChat持有人完全封锁，因为那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所以我与任何人单独通讯没有问题，其他的海外WeChat持有人看我的信息也沒有问题。
当时我们还在校友群里谈论如何纪念这次在故乡武汉发生的大流行，我们觉得应该在汉口江岸的海鲜市场前，在武汉那些著名景点，在李文亮和我的同济室友江学庆去世的武汉中心医院前，建立新冠大流行的纪念碑。
我现在都不能提那些当年与我拥有同样想法的校友的名字，因为害怕影响他们可能去大陆的旅行。原因是猫儿政府完全撇开了他们在新冠中的责任，还在海外毛粉们的帮助下，倒打一耙声称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
希望在武汉建新冠纪念碑不仅是铭记疫情中的失误，还有一个目的是纪念武汉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在抗疫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这个想法来自我在欧洲看到的大量关于黑死病的纪念碑，忘记过去就意味着类似的天灾人祸还会重演。中华民族始终是个让社会痛苦尽快遗忘的人群，因为我们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文中也首次披露了我与华大著名病毒学家Michael Diamond的邮件通讯，因为我得知他们刚弄到了新冠毒株，想与他们就补体机理合作。我们还真做了抗C5的治疗，只是结果是阴性的从而没有兴趣发表。Michael Diamond确实不辱使命帮助我们认识新冠病毒，发现奥米克戎毒性很弱和抗体活性也需要Fc段的帮助，也因为在新冠领域的杰出贡献当选NAS院士。
从我与Diamond的通讯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在口头或邮件上仍然称新病毒为Wuhan Virus（武汉病毒）。本身就应该叫武汉病毒，中国人的短视让武汉失去了应该拥有的历史地位。
《写在微信被解封的时候》
我像往常般在群里。看见有人打听为何读不到我的留言，我只好向他解释我处于半封状态，也就是国内注册的微信看不见我，并且把我描述这情况的文章放群里让他看。实际上我这也是徒劳，因为他在深圳，当然看不见，只当我白说了。可是他突然在群里说，在12点之后看见我的留言了，并说“看来你学会隐身大法了”。
这可是自2月2日我的微信被半封以来，天大的好消息。我便小心去家人群验证，他们也能看见了，其他群也传来好消息。我则到朋友圈去试，没人回复我，仍然处于封锁状态，我便这样解释：“我似乎在群里开封了，但是朋友圈仍封，所以是减刑[Chuckle][Shake]”。随后在第二天的2月18日，我的朋友圈也获解封了。
疫情发展至今有所好转，我的微信也被解封，这是两件都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高兴的时间不长，48小时后群里又恢复封的状态，庆幸朋友圈还行。我们在新增病人趋于零时才敢松口气，现在官方数据为75,567确诊，超过2,200人死亡，虽然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在减少，但是每天死亡人数并沒见降低趋势。在沒有准备的情况下武汉封城，然后的“居家隔离”，导致武汉有些家庭发生数人死于冠状病毒感染的惨状。
我们去欧洲的次数已经难以数清楚了，今年还会去。在欧洲你可以看见不少纪念碑，纪念那些鼠疫或黑死病的死难者。从始于1347年的黑死病中疗伤和恢复，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欧洲走出黑死病所象征的昏沉的中世纪，迎接文艺复兴的曙光。十分可惜的是，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沒有影响到天朝。在冠状病毒的疫情过后，武汉也应该树立这样的纪念碑，在金银潭医院的附近，在我们实习的位于汉口闹市区附近的武汉中心医院的十字路口，主要是纪念那些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死难者。另外，民间的人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去世家人的故事，也请那些殡议馆的员工，运遗体的司机，保护好物品和史实，供未来历史学家在巨细中研究这次疫情的过程。忘记历史肯定不能预防未来的类似灾难，事不过三，沒有记住教训，在第三版的萨斯来临时又会束手无策。
如果这次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从此有所长劲，那就是需要营造让人们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只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与实话的环境。谣言总是会有的，美国也有Fake News, 但是在通畅的环境里，谣言很容易被人证伪，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尤其在网络时代。与其相反，越阻止信息的传播，谣言越容易被轻信。成功预测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的英国院士Neil Ferguson，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次疫情在全球爆发，英国会死四十万人。电视记者质疑他是否言重了，他说我宁可被别人说夸张了，也不希望这事发生。动不动就说这消息或那信息会令人恐慌，现在沒有任何东西比封城更令人恐慌了吧？天不是也沒有塌下来？
真话说不了后就炮制阴谋论，这就是当今的特点，现在网上对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几乎发展到了网络暴力的程度。朋友问我采取了什么办法微信才被解封的，我说我沒有做任何事。有人甚至笑话我被封和被解封，可能与我写称赞武汉病毒所的文章有关，国内人的习惯用语是洗地。这真是天地良心，从1月18日到现在，我写了17篇关于疫情的文章，自己被迫删了一篇，前面几篇文章都因为含有1723位感染者等重要信息而被和谐了。我在1月23日就写博文赞扬石正丽的工作，而我是2月2日微信被半封，我因称赞她们而被解封的逻辑在哪里？我现又被封又能怎么解释呢？我是凭学者的良知，至少现在沒有证据让我相信人造病毒或病毒是从实验室泄出去的，当然我的观点随时会因hardcore evidence（过硬的证据）的出现而改变。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这次在抗击冠状病毒中的贡献巨大，她们发现了病毒、找到受体并且初步弄清免疫应答，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别扯远了，我没有赞扬病毒所的其他乱事，什么舒的老婆，专利和中药治病毒感染等等。
朋友问我找到病毒受体有多么难，我的回答是相当难。艾滋病在1976年就在纽约和旧金山流行，发现CD4膜蛋白为艾滋病受体是以后的事，当时只知道病人CD4阳性的T淋巴细胞数奇低。华大校友Dan Littman和同事在哥大Richard Axel实验室克隆和确定CD4为HIV受体是在1985年。邓宏槐在NYU的Dan Littman实验室发现CCR5为HIV的辅助受体，又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研究的CD46是阿肯森团队在1985年发现的，90年代才被人发现是麻诊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受体。CD46又有病原微生物磁铁石的昵称，因为太多病毒和细菌以它为受体。石正丽团队，更准确地说包括第一作者周鹏研究员的实验室，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现ACE2作为武汉冠状病毒受体的原因，源于她们强大的学术积累，因为ACE2也是SARS病毒的受体。阴谋论的人会进一步循环质疑：这么快发现受体肯定有鬼，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现在的事实是：美国Ann Arbor, Michigan和中科院的独立研究，文章发在Cell Host & Microbe等杂志上，支持石正丽和周鹏发现的是新病毒，从基因组层面；2015年嵌合病毒的主体研究是在美国，石正丽她们只提供了质粒和做了假想实验，十几人的组只有她和学生俩作者，那论文与她沒太大关系；印度论文自灭；造谣说病毒所研究生黄燕玲已感染去世，现在人家在四川的公司里工作，一切安好。
美国资深感染病学家反驳阿肯色共和党参议院Tom Cotton的假说：
"Regarding Cotton's hypothesis that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connection with a lab, Dr. William Schaffner, an infectious disease specialis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said 'I have seen no one provide any solid information to support that theory. I think at this point you can draw a line through it and say that didn't happen.'
（大意：关于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假说，范德堡大学感染病学家Dr. William Schaffner说：“我沒看见任何人拥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支持此理论，我觉得你可以在此理论边划条线，注明沒有这回事”）
"'Everyone with whom I've spoken, or whom I've read, thinks that it has come from a natural source, as did the SARS virus, as did the MERS virus. Both of those were also coronaviruses in animal populations that jumped to the human speci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chaffner said. 'By now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looked at this virus and nothing nefarious has come up.'"
（大意：“任何我接触过的人或阅读过每个人的文字，都认为武汉冠状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像SARS和MERS病毒。这两种病毒都是动物的冠状病毒，从自然环境里跳到人类的”，Schaffner说。“现在全球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病毒，没有看见邪恶的事情发生”）
维也纳黑死病纪念碑。照片来自网络。微信解封的消息。
第三条是今天清晨四点看见的，应该是又被关进去了，但是朋友圈还可以。
华大得到武汉冠状病毒，为了帮助他们，我今晚写邮件表示愿意提供老鼠支持他们的研究。这位世界级别的病毒学家的一向风格，是几乎不休息，这次是不到10分钟回的邮件，称现在的瓶颈是“SARS-CoV-2 (Wuhan virus)需要人的ACE2受体而与鼠的结合不好”（翻译出他的原话），只有走另外我不便透露的技术途经。美国已经加入到探索武汉冠状病毒的病理机制的行列，exciting[强][强] (写于2020年的2月20日）
瑞德西维的临床试验，好像是中日的曹彬牵头的。我当时发了一篇文章，谈到试验设计方面的问题。因为试验设计错误，所以试验肯定会失败的。
后来瑞德西维的临床试验果然失败了。
由于临床试验失败，就不能确认瑞德西维对于新冠肺炎的疗效。
你用这个来攻击中国，还真没有攻击到点上。
在美国，瑞德西维也没有新冠的适应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