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教授不為人知的兩件事

今年三月七日是竺可楨老師一百一十歲生辰，這位好學不倦又誨人不倦的科學家，教育家的生平己有很多專書記述，這裡想寫一點瑣事以紀念竺教授的生辰。
竺教授字藕舫，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三月七日，民國六十三年（1974）二月七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先生早歲就讀於上海澄衷學堂，復旦公學，及在唐山路礦學堂習土木工程，成績均名列榜首。1910年參加第二屆庚款留美生考試獲第二十八名（共錄取七十名，胡適之先生第五十五名，趙元任先生第二名）時年二十歲，出發時剪了辮子，才准上船，到了美國連英語也聽不明白，更談不到選課了，學校當局問他想學什麼，他竟不知怎樣回答才好，沉思了一會說；「中國以農立國，我要學農。」一年以後，有人告訴他學理科比較有實際學識。於是他請求轉系，註冊處問他改學什麼。他又答不上來，愣了許久說：「中國以農立國，我學與農有關的理科。」註冊處翻閱了學校概況說：「讀氣象怎樣。又是理科，又與農業有密切關係，」竺先生就是這末偶然的成了氣象學家。
1913年竺先生獲學士學位。再入哈佛大學深造。從華特教授治氣象學。於1918年獲博士學位。同年返國任教於武漢大學前身之武昌高等師範。講授地理學和氣象學。1920年轉中央大學前身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執教。任地理。氣象教授。設地學系下分地理。氣象，地質與礦物四組。竺先生任系主任。1925年，竺先生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一年，繼在南開大學任教，1927年再受聘重返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地學系主任。
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請竺先生籌建氣象研究所。明年竺氏專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並不時到中央大學指導和作學術演講。並在中大出版的《地理雜誌》上發表論文。
竺先生擔任了十年氣象研究所長。首在南京北極閣的山頂上設立氣象台，繼在西藏垃隡設立氣象台，對全國天氣預報和季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價值，同時培養了大批氣象專業人才。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國氣候方面的專論和叢刊，1932年二月。竺先生任天文名詞編譯委員會委員。1929年 5月與1933年4月。又兩次代表國家出席第四屆和第五屆太平洋科學會議，
1936年四月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五月九日。他在校務會議上宣佈他的辦學方針如下：甲。各方平均發展。使學生既得基本訓練。又能各俱專才，俾成全才。乙，聯絡省政府建教各廳及中央機關。參照社會之需求。造就致用之人才，丙。節省行政費，擴充儀器設備。以有限之經費，作最經濟之支配，俾臻完善。丁。實行經濟公開。藉收集思廣益之效。
竺先生到浙大的次年，抗戰開始。浙大內遷，八年中可謂無日不在困苦中，真如張其昀教授回憶這段經過時所說「浙大輾轉搬遷，這是一首史詩」，這裡想記述在這期間竺先生不受人注意的兩件事。
竺先生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對教授的確做到禮賢下士，抗戰開始。學校西遷，蘇步青教授因孩子太多，把家眷安置在平陽家鄉，只身赴校，民國廿九年學校到達遵義，竺校長要蘇步青去浙江接家眷，蘇步青面有難色，竺先生知道他阮囊羞澀，立刻批給他大洋九百元作路費。蘇教授終于把家眷接到了貴州。民國三十一年，竺先生去湄潭分部看望蘇教授，見蘇正在翻曬快要霉爛的紅薯，問他何用，不料蘇教授說「這是我賴以維生的糧食啊」！竺先生知他八口之家，三百五十元一月之薪金確難維持，立刻先把蘇的兩個兒子轉到附中住讀，吃公費伙食，又提蘇為「部聘教授」，月薪提到七百元，使蘇教後顧無憂，可以安心敉學，這也同時可見當時教授的清苦生活和高尚品格。
另一件是他在勝利後，學校復員返杭前的一篇演說。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曰，在一次學術演講會後報告遷校准備情況時，談到他對國事和民主的看法，他說「權利與義務當分別清楚，你們在大學裡享受公費是權利，進入社會應當盡義務，希望大家進入社會後，做大官發大財，因為中國須要你們去做大官發大財，但要注意。不要又做大官，又發大財，因為做官的人發財，除貪污無別途，你們要做官就要做清官，要發財則應從生產入手」。
他又說「目前國內叫民主，喊自由（當時正是中共高唱要民主自由時期），實質上自由與統制〔大概是指專制〕各有其好處，自由固然需要，統制也有其好處，當然統制不一定是政府統制，輿論統制是最好不過的，」下面他話峰一轉，笑著說，「中國許多地方實在太自由了，衣食住行在外國均沒有那麼自由，你們看，你們穿的衣服素來就欠整齊，床褥也是如此。隨處吐痰放屁，無人笑話干涉。在歐美各國則不然，衣服必整齊，鈕扣不扣是很不禮貌的，與女士同行步伐要齊一，我國人常說忍氣吞聲，但到外國則要忍屁吞痰，」引徥得日夜想東歸的同學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