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佑华教授：山河破碎，走进抗日青年军（2）》
若敏
直到读齐邦媛的《巨流河》，我才真正明白，那些关于抗战的故事里，不只是血与火，还有一代知识青年的自觉与担当。他们原本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温习，却在最危急的时刻，听从内心召唤，毅然放下笔，披上戎装，奔赴战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代人的生命答卷。
当我读到胡佑华先生的回忆录，那些历史的碎片突然具象起来：深夜被哨声惊醒的仓皇、冬日操场上的高呼“冷不冷”、签下名字时热泪盈眶的少年……这些画面仿佛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不再只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触碰到的真实。
胡佑华先生的经历，是千千万万个青年军人的缩影。他们之中，有的倒在异国他乡，有的默默归来，继续在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中守护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们没有喊口号，也未曾高调，他们只是用行动回应了那个时代的召唤。
在今天重读这些记忆，不只是为了缅怀，而是为了铭记一种精神：当国家需要时，有人愿意站出来。哪怕是一个学生，一个青年，也足以照亮黑暗中前行的路。
【山河破碎，热血难凉】
1944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西南战局告急，日军步步逼近。为了提升军队素质、扩大兵源，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出号召：鼓励知识青年投身军旅，投笔从戎。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这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激励了无数青年走出课堂、走向前线。胡佑华，便是其中一员。1944年12月的某个深夜，胡佑华所在的恩施“七高”校园里，清晰地传来了远方的隆隆炮声。那沉闷的声音，仿佛敲击在每一个学生的心头——日军已经逼近恩施。
那一夜，许多人难以入眠，原本的读书梦、升学梦，似乎在一瞬间碎裂。一个时代的青春，即将在硝烟中被重新定义。
不久之后，学校举行了动员大会。校长与来自湖北军区的代表在操场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他们讲述战况、分析形势，号召学生们挺身而出。青年远征军的政策也在会上正式宣读：
这是一支编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规部队，参军者将在编制、军装、训练、待遇等方面与盟军接轨，退伍后还可享受免试升学的优待政策。对现场的青年学生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动员，而是一场洗礼。
动员大会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口号、哭声交织在一起。许多同学热泪盈眶，冲到台前，在鲜红的志愿报名布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胡佑华也在人群中，他满脸通红、泪如泉涌。那一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国难当前，怎能退缩？如果人人都往后退，谁还来保家卫国？
他毅然走上前，写下自己的名字：“胡佑华”。当那熟悉的字迹出现在大红布上时，他感觉如释重负，仿佛酷暑中饮下一口冰泉。
大会结束后，哥哥胡佑文站上讲台，带领全校高唱《满江红》。歌声激昂，情绪高涨。
胡佑华在人群中找到了哥哥，激动地喊道：“我签了名！”哥哥笑着回应：“我也签了！”兄弟二人，相视一笑，情义与决心在那一刻深深交汇。
第二天，学校公布报名情况：全校约500名学生中，有300余人志愿报名，最终150人获批入伍。
周末，胡氏兄弟带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中。出乎意料的是，父母早已知晓报名之事，并面带微笑迎接他们。
“我们已经听说了，做得好，非常好！”父亲坚定地说。母亲也轻轻点头：“只有国家安宁，家庭才有明天。”
兄弟俩连忙表示歉意，未能提前征求意见，但父母并不责怪，反而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请友人刻了两枚铝质图章，分别刻上两人姓名，章侧刻着四字铭文——“精忠报国”，落款是：“父母赠”。
接过图章的那一刻，两兄弟心中五味杂陈。这不仅是信任的象征，更是沉甸甸的托付。
【临别依依，母爱无言】
兄弟俩即将奔赴军营时，家中亲人纷纷围坐，兄弟姐妹们七嘴八舌地问起报名细节。父母虽心中不舍，却始终保持理智与支持。
然而命运无情——母亲后来因子宫颈癌病逝于异乡，未能等到日本投降，也没能等到儿子归家。这场告别，成了永诀，成为胡佑华心头一生难解的痛。
1944年12月20日起，青年学生陆续入营，正式编入“青年远征军”，简称“青年军”。同年12月底，第一批青年军在恩施集结出发。
那天，全城万人空巷，夹道送行。身着黄色军装、头戴军帽、脚缠绑腿的学生兵列队登车，神情坚定。亲人送行时，有人高喊鼓劲，也有人泣不成声，互道珍重。
1945年元旦前夕，部队抵达四川万县万家坝。胡佑华与哥哥被分别编入一营二连与三连。从这一刻起，他们正式开始军旅生活，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国家、献给了抗战。
【新兵岁月——从混乱到沉稳】
新兵训练的前三个月，对胡佑华而言，是人生中最艰难的阶段之一。每天从早操开始，训练内容密集而严苛：体能操练、队列训练、体力劳动……加上随时可能响起的紧急集合哨，一天从天未亮忙到夜深。
刚开始那几周，他几乎每天都在心里叫苦，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根本熬不过去。但随着时间推移，身体逐渐适应了节奏，意志也慢慢沉稳下来。一个多月之后，回头再看，竟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第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是在凌晨。哨声骤响，所有人从睡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找鞋子，有人鞋穿反了，有人穿了别人的；有人裤腿缠得像多长了一条腿；纽扣扣错，衣服歪斜，看上去就像一群“临时抓来的壮丁”。最滑稽的是一位同学，手里抱着全套衣服和袜子，竟什么也没穿上，就这样站在队列里，结果自然被连长狠狠训了一顿。
第二次集合时，大家有了准备：睡觉前把衣服折好放在床边，鞋子按方向摆好——下铺鞋头朝外，上铺朝里。虽然仍有小错，但反应速度和整齐度已有明显提升，连长也开始给予肯定。
到了第三次集合，全体新兵几乎在哨响后一分钟内就完成穿戴，准时列队，整齐划一。连长和排长看着这支“从乱兵到兵样”的队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对胡佑华来说，这不仅是纪律的胜利，更是成长的标志。
最难忘的一次训练发生在冬天。北风凛冽，士兵列队听训，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连长自己也冷得直打哆嗦，却突然高声问：“冷不冷？”士兵们齐声回答：“不冷！”连长不满意：“大声点！”于是大家鼓足气力大吼：“不——冷！”
连长点头说：“很好！”转身却低声嘟囔了一句：“龟儿子才不冷！”这话让全场哄笑。连长装作严肃喊：“笑什么？不准笑！”大家只好忍住，脸都绷红了。但几秒后，连长自己也笑了：“算了，笑吧！”一时间，笑声如浪，驱散了寒意，也拉近了官兵之间的距离。
这堂“笑出来的训练课”，胡佑华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部队里的体育兵】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胡佑华、大哥胡佑文，以及苏厚荣三人被调入团俱乐部，成为“体育兵”。他们是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经常与其他连队组织友谊赛，训练间隙也多了些欢声笑语。
踢足球的条件较差，整个师仅有一支“师代表队”。巧合的是，这支队伍几乎清一色出自204团一营，都是来自湖北各地联中的学生兵，因此起名“楚风队”。
当时万县没有正式足球队，为了组织比赛，当地临时组建了“万县联队”与“楚风队”对抗。比赛中，“楚风队”技高一筹，赢得胜利。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那场比赛一共踢坏了三个足球，全部在空中爆裂，场面极为尴尬又滑稽。
除了体育训练，胡佑文、胡佑华兄弟俩还被抽调参与文艺活动。由于在学校时期有良好的音乐基础，他们被师部音乐组长——一位中央音乐学院出身的军官——指派到各连教唱军歌。
从此，兄弟二人在军中一边担任体育兵，一边兼职“文艺兵”。他们虽然没有亲身走上前线与敌军交火，却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战争，传递着精神力量与士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胡家三兄弟，从左至右，大哥胡佑文，胡佑华、弟弟胡佑成）
1946年6月中旬，胡佑华正式退伍，告别军旅生活。他志愿学医，后来被分配到湖北医学院，进入医学本科一年级。他从抗战一线归来，带着军中的磨砺与成长，也带着对生命的敬畏和新的使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所有资料来自胡佑华回忆录，感谢李鸣真教授和胡培怡医生提供资料和照片）
（完稿于2025年8月3日,美国亚特兰大）
谢谢！
谢谢，确实是很有热血和激情。
同赞，谢谢好分享！
谢谢沫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