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学琴》

我們家學彈鋼琴還真有點歷史了。

我母親小時候經常到教堂，喜歡上那里的風琴聲。後來她考上了音樂學院，鋼琴课虽然不是她的主科，但也是一门必修课。畢業后，她分配在音樂學院當老師，教音樂史和視唱練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音樂學院的老師全部要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正值中年的她自然經常被派到最苦、最累的地方干活。有一次在勞動中，母親被木頭砸斷了左手中指的第一截，當時周圍的同事看到滿地的鲜血都嚇了一跳，人人心里都深知每一根手指對於學音樂的人是多么的重要，慌亂中大家把母親推上車送到醫院，但卻忘了找回那截斷指，看看醫生有沒有希望把它接回。母親在醫院里包扎好後回家休息幾天，她回家的時候，我剛好放學回家，她那痛苦的神情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文化大革命後，母親回到音樂學院繼續當老師，鋼琴也偶爾彈，但手指是沒有那么靈活了。她退休后，經常有人找她教琴，她雖然教不了高級的，但對於教初級、中級水平，還是綽綽有余。如今她仍在國內教著十幾個學生，令她的退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有幾個學生家長是國內的有車階級，經常叫我母親有事要用車時找他們幫忙。

       我五歲的時候開始學彈鋼琴。家里的琴是父母用省吃儉用多年的錢買的一架二手鋼琴。那黑色的琴在小小的房間里占了將近四分之一。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未開始。我母親把我送到她的一個同事那里去學。那是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太太，她身上會讓人聞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上課時會冒出幾個英文詞來。我對她又敬又畏。雖然我沒有太大音樂天賦，但还是愿意坐下來練，又有個懂音樂和极有耐心的母親陪著，所以一、二年後就可以彈些簡單的小曲子了。那時學琴的孩子很少，我很快在當地有點小名气。最得意的是我七岁那年，還到了市里的廣播電台錄制了三首曲子，在“六一”儿童節的綜合節目上播出，記得其中一首是“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播出後，周圍的親戚朋友見到我就提起這事，羞得我滿臉通紅。

       可惜好景不長。我九歲那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街上一隊隊紅衛兵在破“四舊”批“封資修”。我父母也赶緊用布把家里的琴封了起來，不讓彈了。琴聲傳到外面可是件危險的事。聽說廣州市里曾經發生把幾百架鋼琴堆起來燒了三天三夜的事情。我想我那鋼琴老師一定逃脫不了被批斗的命運。有一次我在街上見到她，祗見她已滿頭白發，持著根拐杖在慢慢地走，也不跟人打招呼。我也不敢跟她打招呼，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里悶悶不樂了幾天。

       我們家里的琴很幸運，沒有被紅衛兵搬走燒掉，但我再也不敢碰那琴鍵了。我當時也想革命，要爭取當“紅小兵”，所以我的朋友一提我彈琴的事，我就赶緊捂著她的嘴說：“彈什么琴了，我可不是資產階級的臭小姐。”说完了還要大聲加一句：“那琴是我父母用他們的辛苦錢買的！”生怕人家以為我家是資本家。

       我高中畢業後下鄉插隊。有一天，隊干部叫我們幾個知青收工后組織起來唱唱歌、跳跳舞，到國慶節時出場節目。我借來一部手風琴，心想以我那一點鋼琴底子，隨便湊合著一首歌還是可以的吧。离我練琴的房子不遠處是一排豬圈，經常有不少村民走過。那時當地廣播電台里正在播放長篇小說“征途＂，說的是一群上海知青到黑龍江農場插隊落戶的故事。這本書的具体情節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故事里有一個女知青叫“万莉莉＂，是資本家的女儿，思想消极，怕苦怕累，經常在豬圈旁對著豬群拉小提琴。

我練了才兩天的手風琴，當地的農民一見到我就沖著我大叫“万莉莉！万莉莉！＂我嚇了一跳，什么外號不叫，偏要叫“万莉莉＂，那可不得了，以後回城還要不要回！我馬上退了手風琴，再也不碰它了。后来我当了大队的民办老师，有位家长对我说：那本书里面那些知青的名字都不好听，也难记，只有这“万莉莉”的名字好听，你有空就教我儿子打琴好吗？（当地农民不叫“弹琴”，叫“打琴”）。看来是我自己自作紧张。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鋼琴也從“資本主義的生活腐朽靡靡之音”，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工具”。我心底里對鋼琴的興趣又重新燃起，于是拉上我那在音樂學院讀書的妹妹當老師，重新從最簡單的學起。當時我那學理科的男朋友(後來成了我先生)從未碰過鋼琴，他有時來我家吃晚飯，飯後我給他彈幾首小曲。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那當時祗有七歲的女儿在彈一首我當年彈過的小曲，我先生听了，對我說，當年他站在我身邊看著我彈琴，覺得我跟那些曲子那樣的動人、迷人、好了不起。听他那意思，他是被我那半桶水的琴聲給騙過來的。

後來我雖然也很高興地跟微生物和化學試劑打起交道，但依然對自己沒有能繼續學琴耿耿於怀。我生下女儿后就決定讓她一到年齡就學鋼琴。

我女儿五歲那年，我母親來美國探親。我赶快買了一架小電子琴，讓我母親做我女儿的啟蒙老師。我母親當我女儿的老師自然綽綽有余。就這樣，女儿循著正規的方法，右手“CCC”，左手“CCC”，右手“CDE”，左手“CDE“地學起來。我母親回國后，就由我這半桶水頂上來當女儿的鋼琴老師。

我雖然沒有期望女儿當鋼琴家，但有時總忍不住對她吹毛求疵。有一次，她在練一首叫“WAVE (浪)”的曲子。彈完后，我就滔滔不絕地用中文說起來：“你彈得一點也不像浪。你看，這浪一下子打來了，又一下子退走了，又一下子打來了，又一下子退走了。你要把那層次彈出來，一會儿強，一會儿弱。”女儿瞪大眼睛，緊張地看著我。過一會，她小聲地問：“媽媽，為什么那些狼要一下子打來了，又一下子退走了，又一下子打來了，又一下子退走了？＂我這才想起來，我這六歲的女儿不知道什么是中文的“浪＂？她祗知道我每天晚上跟她講故事里的那只會唱”小兔儿乖乖，把門開開＂的那只大灰“狼＂。

我當了一年女儿的老師后，才体會到同时当慈愛的母親和嚴肅的老師不容易。还是我母亲说得对 ¾“本地姜不辣”。于是決定花點錢請個老師來給女儿尝尝认真上课的滋味。

那時我們住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市(Victoria)，我給女儿請的第一個老師叫麗亞，是個二十多歲的猶太人姑娘。麗亞教學很寬松，整堂課祗聽她不停地說：“Great (好)！＂“Excellent (很好)。＂她有時一邊叫我女儿練琴，一邊輕輕走到廚房打開冰箱，偷偷拿些小點心來吃。

麗亞跟她外祖母一起住。每次到她家，我就喜歡到廚房跟老太太聊天。老太太告訴我，麗亞的媽媽在十六歲讀中學的時候生下麗亞。當時這個外祖母傷心极了，馬上辭了工，專心在家照看小麗亞。老太太要小麗亞從小就學彈鋼琴，听古典音樂。在老太太的教育下，麗亞順利地讀完了中學，雖然音樂學院祗讀了一半，但還是拿到了教鋼琴的文憑。每當麗亞溜到廚房偷吃，老太太就大叫：“Stop，baby! Stop，baby!＂眼中充滿慈愛。麗亞的媽媽後來也讀完了中學、大學，有了工作，結了婚，住到另一個城市。我有一次見到麗亞的母親，母女倆看起來就像姐妹倆一般。

麗亞後來跟一個藝術家結了婚，搬到一個渺無人煙的小島去住了。

我给女儿找的第二个老师是當地一個音樂學院的老師汗德蓀夫人(Mrs. Henderson)。汗德蓀夫人的穿著、打扮、講話的語气都透著一种英國紳士家庭的教養，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辦事的認真、仔細。每次上課時，她都帶來一個單子，上面列著要教什么內容、注意事項。她上課的時候，有稱贊的時候；但要批評時是不客气的。我女儿有一次因為練琴不夠，從她那里遭到了生來第一次的嚴厲訓斥。

汗德蓀夫人教琴很講究音樂感受。她強調對琴鍵的控制不能光靠手指技巧，還要靠通過對音樂的感受來表達。這种音樂感受還要透過臉部的表情和身体的運動表達出來。她自己的彈琴，不但好听，還好看。我女儿受著這种影響，越來越喜歡彈琴，音樂感和表演能力一年一年地進步，她彈的曲子也越來越有聽頭。雖然從維多利亞搬出來已經多年了，現在我女儿彈琴時的姿態和神情，還是有點汗德蓀夫人的味道。

汗德蓀夫人一年舉辦兩次學生音樂會，通常最後一個表演者也是最好的一個。有一次的音樂會，大家正期待著最後一個表演者。祗見上台來了一個東歐新移民的男孩。十三、四歲，卻要演奏的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祗見他在鋼琴前靜默幾秒，然後雙手猛一舉起，再按下去……，場上仍是一片寂靜。這時男孩轉過身，對著台下的汗德蓀夫人大叫：“汗德蓀夫人，請你把我的袖子挽一挽好嗎？＂一說完，全場轟的大笑起來。汗德蓀夫人走過去，把男孩的袖子認真地挽起來，然後對著觀眾聳聳肩。我們又大笑起來。這時男孩轉過身，對著鍵盤又是靜默幾秒，然後雙手猛一舉起，再按下去…….，一連串激情豪放的音符出來了。

可惜在女儿狀態最好的時候，我們要搬家到溫哥華。在那里，我給女儿找了個俄國移民來的女老師。她第一次跟我女儿上課時問我女儿有沒有彈過哈農(HANON)的練習曲，那是專練手指功力的曲子。女儿說沒有，也不知道誰是哈農。女老師馬上一邊搖頭一邊說：“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這俄國老師的母親和外祖母都是鋼琴老師，家里幾輩子都彈這些練習曲。她说俄國学弹琴的孩子每天要彈幾十遍哈農練習曲。

後來又搬家到洛杉磯，在這里請的老師是個在美國長大的華裔女老師，彈起琴來熱情奔放。一年下來，女儿和她的老師成了好朋友，上完課了，二人還在一起說悄悄話。這位老師鼓勵女儿上大學時選音樂專業，但我看出女儿并沒有以音樂謀生的打算。

我们在北美的生活不断变迁，女儿也在各具特色的钢琴老师这种“多元文化”中长大，逐渐培養了她喜欢弹各种不同风格曲子的特点。

又到我儿子學琴的時候了。我仍以我的半桶水當了儿子的第一任鋼琴老師。女儿在她房間里听到我教，經常會走出來說：“哎呀呀，媽媽，你怎么彈成這樣？錯了。＂然後她就坐下來給弟弟重新講解。最後，我干脆退位，把儿子的鋼琴課交給她。儿子的朋友來家里玩，看到我女儿教鋼琴，也回家跟父母嚷著要跟我女儿學。就這樣，女儿有了四個學生，也有了零花錢，從此買什么衣服再也不用我批准了。女儿給學生上課時，有時會偷個空閑輕輕溜到廚房，打開冰箱拿點東西吃。那神情，使我想起她以前的鋼琴老師麗亞。

教琴兩年，女儿在家里開過二場學生音樂會，小小的房子擠滿了人。曾几何時，女儿還是一個甩著兩條辮子看芝麻街(Sesame Street) 的小女孩，如今已是一位他人之師了。女儿的一個學生，叫Mitchell的，家里是老加州。每次音樂會，Mitchell 的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再加上叔叔一家，總共十來人都要來參加，十幾輛車擠滿我家前院。Mitchell 的父母以前曾把他送去跟一位鋼琴老師學習，但學了三個月他就不愿學。現在Mitchell 已是女儿的最得意門生。我問女儿：“我還真看不出你能讓Mitchell堅持下來。用的什么方法？＂女儿說：“你忘了，我也是小孩。什么方法你就仿效不了囉。＂如果她中文程度好一点，就可用上“投其所好＂這一詞了。

女儿的琴雖然沒有彈出名气，但在我和她爸爸眼里已經很了不起了，我再也沒有資格“狼＂呀“浪＂呀的說教她了。但当妈妈的总喜欢嘀咕。其中之一就是她房間里的钢琴。琴頭上，琴凳上，周圍的地上，總是凌亂的堆著琴譜，還有襪子，發夾，唇膏，零食的包裝紙。學生要來學琴，我不時要嘀咕她收拾她的房間，也就是她的“琴室＂。嘀咕多了，也不見有什么成效，只好搖搖頭：孩子還是孩子，當了老師也還是孩子。

高中時，女儿當了學校爵士樂隊的電子琴手、合唱團的隊員，經常忙著排練和演出、幫忙合唱團伴奏和唱歌練音，音樂成了她學校生活的一部份。在今年高中畢業班的頒獎儀式上，她獲得了Best Musicianship (最佳音樂家獎)。她的中學合唱團老師若易丝女士（Ms. Rios）給她頒獎時說：“Ling雖然沒有計划在大學里選擇音樂專業，但我相信她美妙的琴聲和歌聲會繼續給她周圍的人帶來歡樂。＂

Piano（鋼琴），这庞然大物給我們一家三代人帶來了无尽的欢乐与思考和令人回味的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