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闻，我思我想
从大陆来到美国，至今在东西方度过的时日大致各半。愿以我所见所闻触及一下东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也许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今年11月9日，刚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郑少雄，成了抢劫案的受害人，失去了年轻有为的生命。而这是半年内第二个在芝大被害的华人留学生。紧接着，11月17日，华裔女孩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Lu）在费城橙线地铁上被殴的视频传遍了华人世界。那天，克里斯蒂娜看见4个黑人女孩在地铁车厢里霸凌3个亚裔男孩，就站出来制止，结果被那几个女孩殴打受伤。视频里几个黑人女孩表现出的仇恨和无人性让人难以直视。
华人社区与黑人社区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自疫情爆发后，华人承受了较以往更严重的歧视，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暴力袭击来自黑人。这更让两个社区关系经受巨大考验。
12月7日，“公民领袖论坛”（Civic Leadership Forum）组织了一次亚裔和非裔社区领袖的对话，主题是“不同文化，共同点，社区间的文化对话”。
（公民领袖论坛是CLUSA（Civic Leadership UCA）发起的一个项目。CLUSA是由美国加州华人朱伟人（Sandy Chao）创办的一个组织。）
这是在亚裔与非裔社区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两个社区领袖的一次紧急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亚裔和非裔社区领袖试图寻求理解和团结合作的一次破冰之旅。
对话的设计，希望能传承历史又面对现实
对话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双方一起回顾历史，讲述亚裔和非裔历史上联手争取平权的故事。第二部分才是真正的对话 。
历史回顾的重点之一是华裔民权运动和社会活动家陈玉平（Grace Lee Boggs）和她黑人丈夫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的生平，尤其强调了他们跨族裔的婚姻和共同为民权事业努力一生的故事。同时也回顾了美国社会改革家、作家和政治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当年挺身站出来反对排华，以及美国黑人政治活动家，彩虹运动创始人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与华人站在一起，抗议陈果仁（Vincent Chen）案的凶手被法官宽判刑期的故事。
这一部分的历史回顾似乎在为后半部分的内容做铺垫：亚裔（这里的例子都是华人）和非裔曾经是团结一起肩并肩战斗的，现在却似乎彼此对立了。这样的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因为第二部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试图回答两个问题：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今后的路怎么走？
根据与会者的说法，对话的目的是要建立社区间的信任，宽恕和愈合。
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
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开始，就是小组专题讨论了。轮流发言。这里虽然编者挑选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言，但大部分内容都包括了。（编注：发言都是英文，这里分别有直译和意译，也有减缩后的综合，但都以忠实原文为原则。）
加州众议员李天明（Alex Lee）：这一两年来亚裔仇恨犯罪飙升。但媒体的报道有偏颇。75%的亚裔仇恨犯罪是白人造成的，但是我们看见的报道似乎都是黑人在犯罪。如果不是《民权法案》，不是作为《民权法案》一部分的移民法案改革，我根本就不可能来到美国。现在面对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等事件，我们也应该像当年道格拉斯和杰克逊等黑人站出来支持华裔一样，站出来支持非裔。
奥克兰华埠商会会长卡尔·陈（Carl Chan）：黑人承受的种族歧视是所有族裔中最严重的，我们都必须懂得这一点。
旧金山城市规划委员会前主席杰拉德·格林（Gerald Green）：媒体对仇恨亚裔犯罪的报道不全面。虽然大部分亚裔仇恨犯罪是白人的行为，但因为媒体把重点放在比较暴力的几个事件上，很多非暴力的就没有报道。当然，暴力的比较吸引眼球。一个说明媒体报道不全面的例子是，1992年洛杉矶暴乱，媒体只是报道了暴乱的部分，却没有报道事后韩裔和黑人社区共同深刻反省，团结起来共同重建的故事。我们也不能忘记领导人物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过去的4年发生了什么。有的政治人物利用疫情制造和挑起仇恨，将其作为打击亚裔社区的武器。
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席薛海培：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就因为一个抢劫犯要他的手机被杀了。他的单亲妈妈用她一生的储蓄送这个独生儿子来留学。在此事件的半年前，另一个来自中国的芝大留学生也是因为抢劫案被杀。最近发生的事情是，费城地铁上三个（编注：其实是四个）黑人女孩霸凌三个亚裔男孩，一个华裔女孩就因为敢于站出来制止她们而遭暴打。一周前，华人组织了抗议示威，我也去了。华人内部也有分裂，我们去示威的被进步派标签为“保守派华人”......
我认为可能是四个原因导致我们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1）飞速增长的AAIP（编注：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这是人口膨胀造成的相互碰撞。（2）经济原因，比如失业，社区衰败等。（3）社会和文化、传统等的不同。吸毒，贫困都是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这可能与黑人社区个别判断错误的领导人（wrong headed leadership）也有关系。（4）尽管我们努力避免，应该说两个社区确实还是彼此怀有歧视、偏见等，特别是上中产阶层的人。
美国工程师协会（ASEI）主席及SpringML高级副总裁皮尤什·马利克（Piyush Malik）：种族歧视不仅发生在华人、韩裔和黑人身上，也发生在印度人身上。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往往就不会有体会。我们必须对别人的经历感同身受。911后第二天我的车子就被涂鸦，上面写着“移民滚回去”。最近也有很多印度人被暴力袭击的例子。
陈玉平和詹姆斯·博格斯中心理事会成员，社区活动家金伯利·谢罗比（Kimberley Sherobbi）: 原因是多层次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接受并实践了一个不正确的“成功”的定义。而这样的错误定义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般来说，美国人以物质拥有程度或社会地位来定义成功，而这通常是以其他人的痛苦为代价的。这里其他人的痛苦往往是源于系统性歧视和压迫。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资源和地位是有后果的。
社区领袖，Anderson & Associates事务所董事总经理亚历克斯·安德森（Alex Anderson）：很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同意前面发言的人所说的，特别是海培对黑人社区的评语。我是亚裔和非裔混血，所以我很幸运地懂得亚裔的感受。非裔社区和非裔家庭的破裂，一条学校到监狱的直接通道......但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给自家院子割草时，如果隔壁邻居的草也该割了，我妈妈会叫我一起割了。在那个环境中，家庭不仅是血亲关系的纽带，同时也是维系邻居关系的纽带。
我是读了大学。我的家庭环境也不错。但我们也有经济上处于比较贫穷端的亲戚，我祖母、叔叔等都住在芝加哥南部。我小时候有时也会去他们家，那并不是什么糟糕的经历。那时，他们的环境不是现在这样的。我小时候的环境已经被彻底抹去了。那样的社区已经不存在了。我祖母用过的保险公司不见了，为我阿姨开的店报税的公司不见了。我大学毕业时那里有大概15-30家非裔拥有的金融服务机构，都不见了......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照料我。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直接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关爱他们的长辈，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也有孩子。我必须告诫他们小心，不要成为受害者。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条件。
编者按：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要在几分钟内讲清楚根本不可能。应该说每一位嘉宾都说得有道理。而且编者认为综合每个人的发言也基本上说全了。有这样的效果，说明该对话背后的组织工作是到位的。但是，亚裔与非裔之间在认知上还是有一点点脱节。这个将与下面一部分内容结合起来谈。
理解我们的不同，今后的路怎么走？
这一部分对话几乎每个人都多次发言。这里把不同次的发言合并总结了，不一定遵守先后次序。
安德森：为了提升最不被代表的群体，我走进了社会正义这个领域。现在黑人孩子所处的环境非常糟糕，我们必须在改变环境上下功夫。我们要把社区看成是我们的家，一个伸展出去的家，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希望现在的孩子都有我小时候那样的条件（编注：即有那样的家庭）。如果做不到，那就设法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成年人，而我已经做出了严肃的承诺：去辅助一个孩子。我已经在辅助四个。我现在带着四个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怀着对你们所有人最深的爱，我告诉你们，跳进那个池塘，去找一个。
谢罗比：我们正在实践社区建设。创造我们希望看见的文化。我建议，对成功的新定义应该抛弃物质标准，从人性出发，帮助每个人以积极的方式发展。如果我们相互关爱，人们就会茁壮成长。
马利克：我们需要接受和欣赏别人，而不是要求别人改变。接受你的邻居为你的兄弟、姐妹。应该提升人性的位置。做一个有人性的人，相互关爱。
薛海培：华人与黑人曾经住在一起，融合得很好。有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例子。你如果去搜“Mississippi Chinese”（密西西比的中国人）（编注：有一个Mississippi Delta Chinese纪录片）就知道了。还有其他的混合社区。但那都是历史了。我们现在往前看。我不得不说，我受够了。这个国家的人越来越分裂，政治上和其他方面都彼此间越来越少善意和信任。我甚至不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往前看，我们必须在那些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他们。
这次那几个黑人孩子在费城地铁上的行为，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她们的霸凌，也不是她们严重打伤了那个华人女孩。这个年龄的孩子有时是会做这种事情。最震惊我的是她们说话的语气，她们的眼神。这告诉我，她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也没有足够正常的家庭生活，甚至可能她们的整个社区都不行。我希望能够在她们足够年轻时就开始帮助她们，不要等到太迟了。我太想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提供我们社区能够提供的帮助。比如，华人社区有巨大的stem方面的人力资源，我们可以为非裔孩子提供帮助。（编注：stem指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就是理工科的意思，也往往是美国孩子比较弱的项目。）
可是，我们怎么做？怎么才能以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做？怎么做才能真正让非裔社区那些有问题的或是学习上落后的孩子感觉是有实际帮助的，也是需要的？谁能够与我们合作？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在试图寻找答案。我没有找到好的答案。我可以去动员我们社区的资源。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在此请求你们的帮助。
黑人作家，陈玉平基金会董事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下一步的变革应该不再是关于工作、中产、向上移动的美国梦等经济层面上的内容。我们追求的中产生活是以世界上许多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不仅是要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且要消减贫富差距，要创造新的美国梦：更高水准的人性，更高水准的生活品质......
格林：我们必须准备好做困难的对话。我们的对话还需要包括更多的族裔。这些对话的目的应该是试图去相互教育对方，让彼此开始理解、了解对方。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工作，我知道卡尔就已经在做了。在旧金山等地方，也有类似工作，比如在越南裔社区，帮助他们与非裔相互理解，了解对方经历了什么。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一般来说，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交流......总之，我们必须准备好做非常困难的对话，我们必须相互教育。
教育很重要。成功的定义需要重新考虑。不是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才算成功，不是只有读了博士才是成功。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应该提供另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在试图让人们通过正常的工作来照顾好自己这方面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为年轻的非裔男性提供不同的成功的例子，这些例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他们生活中看得见的，并为他们展示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获得成功。教育并不仅仅是书本，还包括发展关系等等。比如，在家庭里就应该有榜样。这些都必须从小开始。（你们）这里谈的都太高屋建瓴。我们需要把这个对话从10万英尺的高空拉到地面，要脚踏实地，面对现实，要接地气。
CLUSA创始人朱伟人（Sandy Chau）：华人（或者亚裔）移民往往都是靠奖学金来留学，都是本国竞争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来读博士，读高学位......家庭环境很重要，一个轻松的家庭环境很重要。经济压力太大，各种压力太大，都是问题。
Kenson Ventures LLC主席Ken Fong: 亚裔所享受的自由住房，教育，工作机会等等并不是理所当然就有的，而是非裔长期艰苦卓绝的抗争争取来的。我们都搭了顺风车。我们有义务回馈社会。我们移民来此，得到了高等教育。我们应该也必须帮助非裔孩子也获得高等教育。只有当黑人孩子也得到高等教育了，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非裔年轻人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编者按：这一部分的对话，亚裔与非裔成员之间很少交集。
首先，对这一部分对话的理解，必须结合前面关于“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讨论。虽然那部分汇总集体智慧后把原因大致说全了，但谁侧重什么也是很说明问题的。马利克强调的是印度人也被歧视了，薛海培讲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命案时的侧重点非常清晰：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就夺去人的生命，为孩子留学付出了一切的单亲妈妈多么凄惨！编者不是说亚裔的经历不凄惨，不痛苦。当初读郑少雄被害的故事也流了不少泪。但是，亚裔是不是同时也应该理解非裔曾经经历了什么？马利克反复说必须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也必须是相互的。
当亚裔呼喊“亚裔的命也是命”时，是不是想过黑人为什么要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口号？当亚裔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时，是不是对黑人出门跑个步也会被打死感同身受了？所以卡尔说的“黑人承受的种族歧视是最严重的”尤其重要。只有所有的族裔都相互理解相互帮助，这个社会才会好起来。
另外，在编者看来，亚裔对非裔的发言或者是倾听不够，或者是没听懂。编者甚至相信非裔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次对话结束时，他们很可能是失望的。而非裔对亚裔是有期待的。亚裔代表竹筒倒豆子，非裔代表则欲言又止，一步步在为深入交流打基础。安德森说我一半亚裔血统，我理解你们亚裔，以此来缩短距离。谢罗比说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错了。但她是等到最后时刻才提出新定义的具体内容。她特别说了，希望先听听。格林是先警告，我们需要准备好做困难的对话，而且只有在进行了困难的对话后才可能开始彼此了解。言下之意是，困难的对话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根本还没有开始了解对方。这里，他如何用开始这个词非常重要。他也是没有一次把话说完，到了最后才明确说，不要把接受高等教育看成唯一目标，你们不接地气。
倒是朱伟人最后说了，华人（或者亚裔）移民往往都是本国竞争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所以都来读博士，读高学位，不能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其他群体。不知道是他理解了非裔的话，以婉转的口气做解释，还是他正好这样说了。希望他是听懂了。
编后记
一、华二代远远走在了华一代的前面
编者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亚裔对非裔缺乏了解。这一点上，华二代就做得很好。在多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出两代人的区别。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跪死事件发生后，华人社区没有马上出来说话。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沉默。当时“美国华人”公众号正在组织写大型五集历史纪录片《亚裔美国人》的观感。难为编辑想到了请华二代参与，橄榄枝递到了当时在耶鲁读大三的黄艾琳（Eileen Huang）同学手里。但是，黄艾琳认为这样的时刻如果还只是把眼光局限于华人自己身上是错误的，当时华人社区对抗议活动的沉默也是无法接受的。结果，观后感约稿变成了一封公开信，而信中对华人社区“盛行的对非裔的歧视和敌视态度”不留情面的揭露和谴责，引发了华人社区的一场大辩论。
其实这里就是感同身受的问题。要求别人对你的苦难感同身受，你自己必须首先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疫情后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发生仇恨亚裔犯罪后，很多亚裔成了惊弓之鸟。很自然地，家长都关照孩子出门要警觉，要照顾好自己。而很多华二代的第一反应是提醒家长，非裔一直过着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芝加哥大学一年内发生三起命案后，学校表示要加强警力。而芝大的亚裔二代已经不满足于此了。一个由芝大在校生和校友共同组成的“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发布了声明，反对学校的举措。孩子们的理由是，芝大校园及周边已经是美国警察巡逻最频繁的地段之一，再多巡逻也不会有帮助。只有真正去面对问题的根源，才可能彻底改变校园大环境。而学校加强警力的代价是黑人学生经常被当作“可疑人”被拦下询问或搜查。
从表面看，学校的做法有效果，校园范围内确实是相当安全。（郑少雄被杀应该是偶发事件。事发地点是芝大最安全的地段之一。今年事故多很可能与疫情有关。）但是看不见的代价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编者曾与一些藤校华二代交流过。他们指出，芝大的实际环境正是代表了美国的整体环境：富有的大学与周围贫穷居民完全隔离。而美国很多问题的根源就是这样的种族隔离。
也许，为了应付当务之急，芝大只能靠继续增加警力来防止再次发生凶杀事件。但我们不能以短期投资替代长期投资。临时措施要有，长远目标也不能放弃。这次亚裔和非裔社区领袖的对话，就是为达到长远目标所做的努力。也许华一代要多向华二代学习，真正去了解非裔，了解非裔社区。
二、搞懂非裔社区到底经历了什么非常重要
美国亚裔网络的共同制作人Hong Nguyen-Phuong也是参与这次对话的亚裔代表之一。他说曾有黑人对他表示羡慕华人有自己的银行，能够拿到贷款等服务。而黑人没有自己的银行，很多服务得不到。
而这次对话中，安德森也讲了一个有关银行的故事，大致情况是，一群非裔年轻人希望从一个大银行得到贷款做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项目，这些人也是哈佛、斯坦福、沃顿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等地方的毕业生，但银行的第一反应是“你们没有人才”。他们经历了很多拒绝、波折。最后是一位在该银行工作的黑人职员冒着丢失工作的危险揭露了内部真相，说明银行拒绝贷款的理由都不存在，这群人才拿到了贷款。
但是，也是安德森，讲到他小时候，他家人所在的黑人社区也有黑人自己的银行，而且有15-30家黑人拥有的金融机构。记不记得，黑人也曾经有自己的华尔街？为什么现在黑人就没有自己的银行了呢？黑人社区这样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不就是那个“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问题吗？不真正去搞懂这个问题，有可能找到后面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做”的答案吗？有没有这个可能：华二代正是因为搞懂了第一个问题，他们才会对第二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
编者这里给两个推荐阅读：
不敢说这两篇文章代表了正确答案，但至少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寻找这个答案是一个需要整个社区一起参与的旅程。也许，真正搞懂这个问题，就会为亚裔和非裔社区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打开一扇门。
三、帮助非裔社区必须对症下药
编者认为在对话中，非裔和亚裔在如何帮助非裔社区方面交集很小。
谢罗比明确说要重新定义成功的定义。格林说，高等教育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亚裔代表似乎有一种不由自主地就会强调高等教育很重要的倾向。有鸡同鸭讲的感觉。
在格林说了需要提供一条没有高等学位也能成功的途径后，马利克立即说，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也为没有高等学位的人提供编程培训，效果很好。不是说他说错了，但怎么看都是没有好好倾听，还是限制在自己的思维中。
Fong在发言中说到表面上看来非裔擅长娱乐、运动和政治力量。当然他是在说一种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非裔不是不擅长数理化，只是他们不具备合适的外部条件罢了。同样道理，缺乏外部条件，高科技公司编程培训未必能够帮到他们。去看一看依靠那些培训走出一条路的人群里面有多少非裔就知道了。如果很少非裔，就说明背后一定有原因。
我们必须真正把自己的脚放入非裔社区那些孩子的鞋子里。我们不能用一个移民的眼光来看他们，不能用移民的经历来做比较。移民与土生土长的人没有可比性。很多华人怕是没有意识到，如果与非裔移民比，我们并没有更成功。
克利福德·罗布·肖（Clifford Robe Shaw）是美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他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人物，被认为是美国犯罪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与同是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亨利·唐纳德·麦凯（Henry Donald McKay）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行的关于青少年犯罪的工作，在将这种犯罪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转向社会学学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肖和麦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表的两项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仍然受到社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犯罪的少年并不是自身异常，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异常。其实这也是诸多学者反复得出的结论。
对此，安德森是说得最明显的。他提出的是创造一个良性环境。这可是需要一个村庄的。同时，安德森似乎也在提出挑战：帮一个是一个。我正在帮4个，你也去帮一个！当然，他不是在针对参加对话的个人挑战。但他的确是在对全社会提出挑战。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美华人多年前曾经业余辅导过一个六年级的小男生。这个孩子从来没见过生父，母亲常年坐牢。他与同母异父的妹妹一起处于与母亲隔离的状态，由吃福利的外婆养育。小男孩美好的憧憬是长大后在麦当劳打工的同时领救济金。辅导满一年后，他看到自己的将来是一名工程师，成绩也从平均D-升到B+。现在这个孩子十一年级了，已经走到了大学门口，估计明年进大学不成问题。
这位华人朋友做的就是安德森期待的。现成的类似项目不少。有的是大人和孩子一对一结对子，经常性辅导，就像这个华人朋友做的；有的是年轻人相互结对子，一帮一；也有的是中产以上家庭和孩子结对，经常在周末和假期把贫穷家庭的孩子邀请到家里来，可以是住一两天，也可以是一两周，甚至一起出去度假……
不是说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这的确是经实践检验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需要多管齐下，但必须是对症下药的多管齐下。所以，亚裔社区首先必须倾听。编者领悟出的信息是，只有先改变人，才可能改变学习成绩。而改变人，就是取决于几位非裔代表反复提到的必须在关系（relationship）上下功夫。赢得孩子的信任也许是最艰难，同时也是不得不走的第一步。
非裔社区是有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去了解非裔社区衰败的真正原因，就不可能放下身段去帮助，就不可能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重新定义成功这句话信息量极大
在这次对话中，谢罗比是发言时间较短的一位，但她紧咬着一个关键点——重新定义成功。这句话，信息量极大。
谢罗比的观点已经开始形成一定的潮流，最代表其观点的可能就是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书《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桑德尔说，正是美国精英阶层对蓝领工人的鄙视造成了美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也为川普当选创造了条件。格林说，我们的国家在试图让人们通过正常的工作来照顾好自己这方面已经迷失了方向，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表面上看来亚裔和非裔代表都在说要重视教育。但是很可能一方想的是读大学，另一方想的是给不读大学的人也提供一条出路。非常有意思的是，薛海培问怎么才能以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做？说明他心里也意识到了什么。如果亚裔还是只承认读大学才是成功的话，态度上就一定会有高高在上的味道。而这正是桑德尔在《功绩的暴政》这本书中花费很多笔墨分析的内容。
根据桑德尔的理论，我们不仅是生来平等，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从事不同的行业而有地位的高下。收入不同，不代表地位不同。而这次疫情更是提醒我们，收垃圾的工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没有垃圾工，我们的环境卫生将不可想象，疾病泛滥也是迟早的事。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与治病救人的医生得到一样的报酬呢？这里不是在建议两者必须等酬，但这的确是一个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的问题。
智商高，天赋高的人往往能够比较轻松地获得奖赏，包括进好学校，拿高学位，获得高薪工作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社会其实是在奖赏运气呢？因为智商和天赋完全是取决于运气的呀。也许有人不同意，说单单靠运气远远不够，还要靠努力。的确，我们一直强调努力。那么，奥运会上没能获奖的，甚至没能参加奥运的，其努力程度并不亚于获奖者，为什么只奖励获奖的人呢？
我们有没有勇气承认，一个工作收入的高低，不仅有关市场，有关知识和技能，有关个人努力，也有关哲学和道德，更与运气有极大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一点的话，又有什么理由看高或看低某个行业呢？
有意思的是，桑德尔在书中时时刻刻在用hubris（傲慢，自负，狂妄自大）这个词。也许当人们能够看清什么时候是hubris在起作用后，人们就会更懂得相互尊重，这个社会也会和谐很多，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都会极大地缩小和减少。
这个话题很深。有兴趣的去读一读《功绩的暴政》这本书。没有时间读书的，推荐桑德尔为该书举行的一个讲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ny-9ky6OmTw#menu。
五、对话还将继续，现在只是一个崭新旅程的第一步
从这次对话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的人都抛开了小我，每个人都是在为社区，为社会努力。也许朱伟人的一番话代表了这个群体。
朱伟人说自己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活过，其中长久居住过的地方包括香港，台湾，美国，越南，上海和北京。他说，所有这些地方，美国是最伟大的一个，是一个他能够骄傲地称为家，可以随时回去的地方。也是唯一一个他选择作为自己的后代栖息的地方。这是一个公平，民主，有机会，有发展空间，进步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也能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够推翻面前这堵墙！
编者相信，正是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把这一群不同族裔的人吸引到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
不难看出，产生这次对话，是许多社区领袖努力的结果。每个参与者都充满了诚意，大家或以掏心掏肺的交流，或以循循善诱的耐心，试图最有效地表达自己，传递信息，同时也尽可能地去了解对方。哪怕没有倾听明白也不代表没有努力倾听，是不是？
这次参与的人都同意，这个对话非常有意义。对话将继续下去。今天只是一个崭新旅程的第一步。
感谢社区领袖所做的努力！凭着他们的诚意，我们有理由期待以后的对话会一次比一次更成功。
（有兴趣听这个对话的朋友可以访问链接：http://www.dingdingtv.com/?p=84834）
作者：溪边愚人，Alan Z
本文原创首发于“加拿大和美国必读”公众号
一看就是无耻主党政客，啥都是白人至上。如果75%是真的，去找白人社区领袖好了。
仇恨犯罪的定义本身就可以很宽，大部分亚裔生活在民主党治下，以他们的操作习惯，这里面有没有把某少数族裔对亚裔的犯罪，就不算做仇恨犯罪的有意疏忽呢？CNN的技术总监不就说了，要刻意低调处理某族裔对亚裔的犯罪，由此类推，谁能保证民主党控制的地方不就依法炮制。另外，亚裔受到的犯罪大头不是仇恨犯罪，但是打砸抢杀人这些，不算成仇恨犯罪，却是实在的犯罪吧。把眼光刻意盯到仇恨犯罪这一个子集，其实就是政治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提高亚裔的安全，而是为了方便炒作族裔政治身份政治，本质上就是中了民主党挑拨中底层互斗的圈套，陷入race war。
什么时候，左派能把这种话，"华人社区与黑人社区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对立"，换成不按照肤色，而是按照守法良民与犯罪分子之间的矛盾，因为其实非裔穷人中产是非裔犯罪分子针对最多的，他们跟受害的华裔都是守法良民。脱离肤色政治洗脑，独立思考问题，支持law and order，就自然会摆脱民主党那种受害者心理灌输教育，挑拨race war的propaganda就没有市场。
最后，这些自封的华人社区领导，也就是一些华人政客阶层、精英圈子自娱自乐，相互捧脚。拜托，华人啥时候投票过认这些人做领袖了，请有点自知之明。不是有几个钱和社会地位，就自动等于华人领袖。只有代表社区大多数人的心声的才可以，自封的不算。
地铁上华人女孩被殴打，分明是仇恨犯罪，可没人敢说。
黑人受到歧视当然不公正，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公平努力。Floyd是警察的错，警察也被关监狱了。Jacob Blake就完全是他自己的错，和警察无关。因为警察打了他就闹事是无理取闹。
华人不应该歧视黑人－华人也从来没有对黑人有任何暴力行为啊？整体华人在美国社会不比黑人强，华人做官的很少，华人根本就不存在歧视和压榨黑人的资格。华人有能力在制定政策方面歧视黑人吗？只有白人才有能力做这样的事。
其实黑人才是黑人犯罪的最大受害者。这里面没有种族问题。只有阶级问题。有工作的怕没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