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 —— 换一个角度看《心术》
20.05.2012
电视剧《心术》的播放引来网上空前热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一个共同的声音是:很真实。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想要了解真实的国人一直是我的愿望,经不住诱惑也跟着看了起来,到现在,非常不认真的看了九集,单就电视剧本身而言,可能根本没有发言权,但还是忍不住想说两句。
我以为,无论是指责医生还是抱怨患者,都没有意义。在当前,人们公认社会的伦理、道德整体滑坡的背景下,讨论“洁身自好 ”其实是一种奢望,所以我想换个角度。
明恩溥,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出版过大量的、探讨中国国情、民俗以及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书籍,奇怪的是,时间流逝,100多年后的今天,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感觉现在依旧在我身边真实的存在着。一个外国人想要原原本本、确切的转述中国人的性格、或者说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就连我这个地道的国人,也会常常坠入雾中。《心术》给了我一个机会,面对中国人的气质,道出内心的纠结。
中国人好面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到今天,从国际关系到私家私事,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有着一种情结:问题从来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郑和七下西洋,我们彰显了面子,却错失了最早崛起的时机。无论是抗美援朝、中越自卫反击、还是中印边界战,我们都是争了面子,丢了利益。
“灵活的固执”——我有一个熟人,在德国做中国红木家具的进口生意,与德方买家定好合约,然后回到中国寻找生产厂家。一切就绪,式样、价格按照合约,同时备有校样,双方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交货时发现,原先订好的椅子平白加了一个装饰,厂方说:觉得这样更好看,何况还多费了工时,德国人赚了。真是哭笑不得,德国人不买帐,中国人说不通,当然最后还是返工了。都是“灵活的固执”惹的祸。
“保守”的国人——孔子曾说:他并非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的确,为恢复周礼锲而不舍,以及他的学说,他的品质,使其成为中国历史第一贤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塑造了中华民族,使历史上的独裁、一党专政延续至今。有人讲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人砌了堵墙,高4尺,厚6尺,人们好生奇怪,而他却回答说:“如果风把墙刮倒,岂不无恙。”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横来竖去,万变不离其中。
“知足常乐”——它同“保守”可谓难兄难弟。没有比中国人更信“天命”的了,即使现在我也会常听人说:缘分天注定。当今的中国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层,都会自得其乐的生活在他的那个圈子里,圈子以外知道很少,也不想知道。“返求诸己”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性。
“缺少同情心”——记得上学时,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因为患有面瘫,嘴是歪的,班里同学无论男女,从来不会称呼她的名字,一律叫她“老歪”,数年如一日,我以为她习惯了,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为此常常很伤心,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在意别人的“痛”。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你在记忆中搜寻,一定都能找到类似的故事,比如赵本山的小品中,拿残疾人取乐的情节无处不在,这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的幽默?
以上简述的几种气质,可以勾画出现代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喜欢调侃!
“好面子”“固执”“保守”加上“勤劳”“忍耐”“坚韧”——这些品德压得中国人喘不上气来,“知足”可以让人们找到释放的方式,“调侃”使人们“常乐”。调侃政治、调侃人生、调侃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我哥哥对我说:知道年轻人现在喜欢玩儿什么吗?——感情。如果你愿意,天天都可以收到各种不同的“段子”,黄的、白的、黑的、还有灰的,难道中国人真的如此幽默,什么都玩儿得起吗?西方人有一种幽默叫“自嘲”,而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气度,传“段子”的人在玩儿“酷”,“嘲”的是别人。《心术》中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小美护更是“侃术”高超,就连手术进行中,面对切开的刀口,麻醉的病人,也在聊着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五个眼,如果我是病人家属,看到这样一幕,一定会感到揪心,担心他讲到邻居二大爷时,不小心下错了刀。我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大夫们闲聊之中手术就完美收场了,技术娴熟、工作气氛轻松,大夫自我感觉良好,还真是有点“酷”。
我相信,当大夫武装完毕,手术室的大门打开的瞬间,“红包”就已抛之脑后,手术的成功与否与“红包”没有直接的关系。“手术”是大夫的作品,能够完美呈现是每个制作人的心愿,大部分医疗事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解释清楚的,但即使是没有责任的事故,病人家属也无法接受。一个人的生命对于地球、世界而言,像海里的一粒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他的“唯一”和“全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没有人能确切的分清,哪一分注意力连着生命,哪一分注意力可以暂时挪用。生命是无法用科学解释清楚的,中国人“调侃、不经意”的性格,会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代价。“医护”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当你选择它的时候,必须做好准备——从此要信仰“利他主义”。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同时有着善良和邪恶,当你奉献博爱的时候,无疑是个天使,如果私欲泛滥,你就是撒旦,医生必须永远是天使,这就是神圣所在。
自古中国人的性格中就有喜欢“相互猜疑”并且“缺乏诚信”,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的争执而导致“社会台风”。医患关系发展到今天,和这样的天性不无关系。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刚从国内来德,水土不服,老是生病,随身从中国带来一些小药,最初生病时总是一边看大夫,可不吃德国大夫开的药,却是吃中国带来的药,我告诉她:这样是不可以的,在德国看病,吃中国药,大夫不知情,何以做出正确判断,被耽误的其实是孩子。我年青时也会常常自己诊断,告诉大夫:最近肠胃不好,需要开点儿山楂丸或是保和丸什么的。在国内,病人主诉非常重要,怕担责任,常有医生听病人的倾向,校医、厂医什么的主要任务是看守药房,如今更是如此,患者一方,有可能在去医院之前先在网上查个溜够,该问的人问个遍,从一开始就怀揣“猜疑”,去看大夫一准儿矫情,最怕对付的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人。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招儿”,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法儿”,即使天使下凡也难以应对。
“缺乏诚信”最是家常便饭。我的一个熟人出了车祸,我知道他是个非常称职的驾驶员,平常做事一贯小心谨慎,听他讲述车祸经过,无疑是对方的责任,他叫我帮忙写一份证明材料,为了多得到一点赔偿,把早前的一点破损也算上了,结果判决时法官说:法庭上证词含糊,事故的重现试验与汽车的损坏之处不完全符合,有作弊嫌疑。官司就这样输掉,不光没有得到赔偿,保险费还涨了,本来这场官司应该是赢的。还有一个熟人,在建材商店买了一盏灯,两、三年之后坏了,而灯的保险期已过,聪明的他又去同一个商店买了同样一盏灯,回家将旧灯和新发票一起退还给商店,因为质量问题,钱如数退还,他得到了一盏新灯,大伙赞不绝口。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说来无非是想多得到点儿利益,或者只是为了孩子早点儿康复,在事情发生时,亦或时过境迁,当事人都不会想到与“诚信”何干。
一个英国女子在描述她的丈夫一生对爱情的坚守时这样写道:这份纯洁、热烈,持续了三十六年之久,永不逝去的爱情,从未从其神圣的高度降低为一个仓促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动,无论在病中还是在健康时,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暴风骤雨,白天还是黑夜,、、、、对于今生、来世都享受这份爱情的女子,他就是一位真实而完美的骑士!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我虽然生活在欧洲,也会感觉“骑士”的时代离我们太过遥远,即便是“绅士”也显得老朽,但我依旧会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因为它包含着一种“贵族精神”——教养、责任和自由,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初的中产阶级,奠定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世价值。与朋友们聊天儿,陈博士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贵族精神。什么呢?战国末期的屈原可算得上一个坚贞自守的英雄,但他却是个孤独的贵族,只能衰落自杀 ,以死明志。我找不出历史上传承的贵族精神,陈博士心中的贵族也许是那些自我束缚、附庸风雅的才子、文人——如陶渊明,不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固守寒卢、寄意田园、超凡脱俗”,但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世俗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足以成之为一个阶级。真正奠定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基础是儒学,中国自身就是最好的回答。
“中国人缺少的不是智性、不是坚韧、不是实践能力、也不是乐观精神,中国人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明恩溥如是说。前不久一位朋友给我传来龙应台2010年在北大的演讲,她重读孩提时起就一直接受的传统教育:礼仪廉耻,呼唤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为什么一百年前的“忠告”与现实中人们的期待惊人的相似,是否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什么?中国80后首席博主韩寒在最近的一篇游记中这样写道:“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如果中国的文化、美德真的是前辈们摧毁的,后辈继续走下去,一代一代,这道线究竟该画在哪一代呢?一直有学者撰文批评胡适,指责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如此吗?也有人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六十年的红色统治上,我一直不以为然。
“作为文明的一种附属物,商业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其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汇入经济资本主义的洪流,这样的“化合”将会产出怎样一个“胎儿”,没有人知道,责任推给政府也罢、推给前辈也好、还是推给胡适,都将无济于事,责任在每一个人身上!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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