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影，枫雪情
感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明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治军，讲仁守义，自筹湘军，另立纲纪。他创作的《爱民歌》，使湘军士兵行为有所遵循。他写的《讨粤匪檄》文，号召“抱道君子”，“赫然愤怒，以卫吾道”，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王朝得以生存。他学习西方文化，整肃政风，“匡救时弊”，心存高远，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廉服人心，远权避祸，重礼慎法，编织了最结实的关系网。他知人善任，量才器使，推荐保举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其中，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余人，实现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大事业。他官升得最快，十年之内，连跳七级，37岁便官至二品，能有此殊荣者，清代仅此曾国藩。他官做得最稳，侍奉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君王，历时34年，恩宠不衰。他官做得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因而有“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美誉。他君子为学，明道经世，宁静致远，淡看得失。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他的《家书》，堪称中国古代家教范本。
同治七年，左宗棠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请求皇帝下一个诏书，让全国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权的人，都向曾国藩学习，学习他的“知人之明”。他在奏折中说，刘松山本是王珍（ 湘军教父罗泽南弟子 ）旧部，臣十余年前即知晓此人，但没有感觉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后来刘松山从湖南随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臣尝私下评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年得到刘松山，尤其能证明他在识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识。 世界管理学大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彼得·德鲁克说过：人事决策决定着组织取得成效的能力，并对一个组织产生持久的影响，而且难以改变。可见，识人和用人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极度艰难条件下，成为“中兴第一名臣”。他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何以取得如此成就？近百年来无数风云人物，包括梁启超、蔡锷等人，都从不同视角进行过探讨，或者以他为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或者以他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曾国藩本人以及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也在不同场合交谈过。在曾国藩自己看来，做高官、负大责任的领导者，主要应该抓两件大事：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他说：“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圣贤教导我们的话有千言万语，但根本是立人、达人。“今日懂得立人、达人，今日就是君子；明日不懂立人、达人，明日就是小人。”在与胡林翼通信时，他特别强调说：“今日世风颓靡，我们慎之又慎的，只有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下手之处。” 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总结说：曾国藩始终不变、一生坚持的，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方面，即“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并说曾某的成就“二者足以尽之矣”。前者是讲修身，后者是讲用人。他发挥说：大凡一个人如果修身的功夫不到家，就是本源不立，最初表现在学术上立不住，最终会成为事业上的拖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端并不明显，但效应异常显著。曾国藩修身方面，有诸多可资吸取之处，他每遇一件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在用人方面，“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 薛福成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概括曾国藩成功的两个方面，堪称精辟。而曾国藩的一生也验证了这一点。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