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给苏联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特别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讲话之后，苏联进入赫鲁晓夫的解冻期，去斯大林化的运动蔓延全国。很多自由化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创作了一大波伤痕文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由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出生于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写下的畅销小说《解冻》，反映了苏联人民当时对人道主义的眷恋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爱伦堡也因此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化代表。

华人都知道中国的乒乓外交，却不太熟悉赫鲁晓夫的音乐外交。一九五八年，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亲自拍板，把第一名授予美国钢琴家Van Cliburn。美苏似乎于一夜时间言归于好，进入良性竞争，加加林成为第一位宇航员，赫鲁晓夫带着月球样本直奔美国，到处似乎都是欢声笑语，几乎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总是落后苏俄几十年，所以总是能借鉴苏联作为先行者所积累的经验。赫鲁晓夫的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立马给中共敲响了警钟。作为斯大林的忠实捍卫者，自然不能和赫鲁晓夫同流合污，更不能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混入中共的领导阶层，于是对内开始清洗迫害，对外实行反修防修。苏共批判中共是教条主义，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表了《解冻》这类毒草小说的爱伦堡，自然不能幸免。爱伦堡于1967年去世时，人民日报的评论标题是“苏修集团和爱伦堡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老牌修正主义文人大叛徒爱伦堡病死 勃列日涅夫之流如丧考妣”。

然而赫鲁晓夫的解冻期到1964年戛然而止。任何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有内因和外因。外因当然是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主要指责有二。其一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大涨了美国人的威风，大灭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志气。美苏对垒之时，并不是苏联首先向美国的后院部署导弹，而是因为美国在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导弹。土耳其和苏联接壤，而且三国的导弹都是以莫斯科为目标。苏联为了反制，才向古巴部署导弹。其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 最明显的症状有二。一是未能改善和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的关系。二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第二大国交恶。赫鲁晓夫于1960年公开说毛泽东只会搞个人崇拜，是中国的斯大林。中共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先于1960年6月由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公开反驳赫鲁晓夫。五个月后，邓小平在莫斯科直接指出苏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对垒资本主义阵营的印度的关键时刻，苏共竟然站在资本主义阵营的印度一边，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共想起国共之间的斗争中，斯大林几乎总是站在西方阵营的蒋介石一边，而且经常用顾全大局的借口，逼迫兄弟政党的同志作出不必要的牺牲。如今赫鲁晓夫又想牺牲中国和中共，作为苏修投靠西方阵营的投名状。于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双方互殴时用词之激烈，让西方阵营看得目瞪口呆。赫鲁晓夫无奈，于是控告中共搞分裂，此言一出，会场鸦雀无声。兄弟党的领导人都以为邓小平会断然否认搞分裂，没想到邓小平竟然平静地回答说，中共完全有理由搞分裂，而且分裂并不一定是坏事。半个世纪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里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是少数，但列宁把布尔什维克分裂出来，最终取得多数胜利。邓小平的回应，让兄弟党都知道分裂已经无法避免。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主要推手。当赫鲁晓夫被他的反对派逼到台边的时候，是中国领导人加踹了一脚才下台的。

圣经提多书3章9节告诫世人：要避免愚蠢的争论。如果那时中苏双方能休战，各退一步，应该能认识到苏共提出的和西方阵营和平共存的建议是正确的。中共那时的好战姿态令人担忧。邓小平说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死了一半社会主义依然会胜利。这样血淋淋的不负责任的话，最终导致所有兄弟党站到赫鲁晓夫一边（只有欧洲唯一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 阿尔巴尼亚 – 还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可惜苏共和中共的御用文人们一旦被打了鸡血，身不由己，想停也停不下来，所以休战无从谈起。如今文学城上的美分和自干五之间的争论，也是如此。

然而导弹危机和中苏交恶并不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原因。导弹危机的处理不是赫鲁晓夫一人的退缩，而是苏共的共同决定。谈判的条件，是苏联停止在古巴部署导弹，而美国撤掉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双方都履行了彼此的承诺，但美国的宣传远比苏联的宣传有效，所以不但美国人，而且整个世界都觉得是苏联害怕美国而无条件撤走古巴的导弹。至于中苏交恶，也是苏共的共同决定。所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不但没有改善，而且继续恶化。勃列日涅夫通过《苏蒙友好互助条约》在中蒙边界部署数十万机械化部队和导弹，可以打击中国的任何地方。中共也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绝不妥协，苏修无非是纸老虎，何足道哉！根本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对手。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祝贺华国锋继任，但中共不为所动，依旧横眉冷对。两国关系直到1982年的邓小平时代才有所改善，中共也不再提社会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综上所述，导弹危机和中苏交恶都不是赫鲁晓夫的罪过。虽然导弹危机和中苏交恶产生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国际关系的失败并不是赫鲁晓夫下台的主要原因。

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还是因为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的小环境，归根结底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把所有的独裁专制下的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和他的四人帮（莫洛托夫，卡加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都是因为斯大林错误发动。然而，苏共领导都知道，赫鲁晓夫积极参与了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多次受到斯大林的表扬。把一个庞大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罪恶都推到一个死去的老头身上，实在是自欺欺人。

罪人而不罪己，结局总是归于阴暗。“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而不反省自己，不反省苏共的独裁专制，为了稳固自己的苏共第一书记的地位而不择手段，排除异己。这样的解冻，注定是不彻底的。苏共为什么会出现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因为有一个制造独裁者的庞大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权力的不正常集中。任何真正的改革，首先应该容许大家质疑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为什么就必须是一人之天下或一党之天下？

落后苏俄几十年但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终于在赫鲁晓夫垮台几十年后开始中国式的解冻和去斯大林化。苏联老大哥所做过的，自然应该重复，于是惨无人道的反右和文革，都归罪于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十年浩劫“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党的个别领导可能会犯错误，但共产党不但是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而且是个能不断自我纠错的党，仍然是一个注定要领导中国的党。

于是经济改革一日千里，政治改革裹足不前。

到了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忍不住在中外记者会上开始公开表态：“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赫鲁晓夫进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和军队国防方面的改革，但是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保守派振臂一呼，改革成果瞬间得而复失。戈尔巴乔夫尝试了政治改革，但是没敢动共产党一党垄断的大蛋糕，所以他的改革开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也一样得而复失。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的最大遗憾，是没有于1991年4月辞职。如果那时他能辞职并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党派，在西方大规模渗透之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苏联就可以相对平稳地从一个独裁制度过渡到一个民主制度。可惜他没有。

中国政治改革的黄金时段应该是胡温执政的时候。如果胡温锐意改革，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没有。于是改革取得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已经得而复失。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提供了五点政治改革的经验。第一，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是合理的。经济改革能产生一个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阶级矛盾的缓冲剂。有了中产阶级，社会矛盾就不会激化，改革就不会演变为革命。政制改革的最佳时期，是中产阶级的上升期。普京曾有十多年处于中产阶级的上升期，但是没有把握时机进行改革。胡温也有多年处于中产阶级的上升期，可惜也没有把握时机进行改革。胡的“不折腾”虽然优于瞎折腾，但还是太消极。第二，政治改革意味着从一党专政向多党制过渡。这一改革涉及执政党全体党员的利益，所以一定要由执政党主导舆论的导向，让党员们都能理解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开放，舆论先行。应该帮助鼓励执政党的党员进入中产阶级而成为改革的支持者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剂。第三，为了执政党广大党员的利益，共产党不能瞬间崩溃。执政党瞬间崩溃不但对全体党员不公平，而且对国家也危害极大。第四，为了避免共产党瞬间崩溃，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首先通过立法来排除外来影响。如果说执政党的利益可能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那境外势力的利益，就更可能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外来势力往往不会顾及执政的共产党瞬间崩溃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境外势力的诸多害处，华盛顿早在他离任时的《临别赠言》中就再三强调，等我有时间再详述【1】。第五，改革一定要有代表性，一定要兼顾各方便的利益，尽量减少利益冲突，不然投机者就会趁虚而入，扩大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增加和平演变的困难。

如中国的政治改革能成功，两岸必能和平统一。

【1】先举一个境外势力影响选举的例子。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GDP在五年间下降50%。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社会缺医少药，民不聊生。叶利钦的独裁专制更是让民众反感。一九九三年九月，叶利钦因为和国会意见相左，竟调来坦克对着国会大厦一顿猛轰，打死187人，打伤五百余人。一九九六年大选之初，叶利钦和西方的民调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接近为零。因为叶利钦是西方在俄罗斯的代理人，于是西方大骇。大选日期是6月16日，所以刻不容缓，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马协调西方政经领导，一定要帮叶利钦挽回颓势。于是法国总理于二月紧急访问叶利钦，为他造势，说他是极为优秀的俄罗斯领导人，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于二月访问莫斯科，称赞叶利钦是东西方极为尊敬的领导人，值得信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火速给俄罗斯贷款102亿美元。华尔街巨头联合俄罗斯的金融寡头给叶利钦敞开钱囊，高价买下了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所有广告。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没钱，连乡村小报的广告也买不起。

美国政府派遣了四位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最优秀的竞选专家前往莫斯科坐镇。Richard Dresner 是民主党著名政治顾问，是政治咨询和民意调查专家，曾经为民主党多位总统候选人（如沃尔特·蒙代尔、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阿尔·戈尔）的竞选出谋划策。Joseph Shumate 是共和党著名政治顾问，曾经为乔治·W·布什和多个共和党州长提供咨询服务。George Gorton和Steven Moore也是共和党策略家和政治顾问。前者帮助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成功竞选，后者也多次帮助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竞选。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俄罗斯和东欧特别熟悉。

有整个西方政经领袖为之站台，有经验丰富的竞选专家坐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叶利钦最终以53.8%战胜了久加诺夫的40.7%。

（有钱真能通神。年少时不信这鬼话，因为我曾是最穷的学生而班里最漂亮的女同学仍然喜欢我。长大后体会到这鬼话的魔力，因为那位女同学终究没有和我在一起。）

叶利钦虽然竞选成功，但西方领袖开始对他颐指气使，毫不尊重。叶利钦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心里自然不满。但他自己知道已经上了贼船，无法对西方说不。让位给普京，可以算是叶利钦对西方的报复：我不能对你说不，但我找到了一位可以对你说不的壮汉。

[ShiMa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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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利钦的内阁和政治盟友中，只有普京一个人没有把柄在西方人手里。
2. 社会总会进步。戊戍变法虽然导致复辟，但中国的方向依然是从封建的枷锁中挣脱出来。
3. 邓胡赵给人们松绑，所以中国发展。这是红利的一方面。如今美国联合西方阵营反中，对中国不利。但美国开始给她自己的人民带上枷锁。这是对中国有利的另一方面。本来美国如果不反中，应该是双赢。但美国执意反中，最终是自己吃亏。所谓东升西降其实不是误判。每个在北美呆了三十年以上的都知道美国连个领导人的模样和气势都没有了。人争一口气。国家也是如此。三十年前的美国，气吞寰宇；今天的美国，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