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历史] 刘少奇家乡的“五风”与“三病”

[核心提示] 三年“大跃进”时期，“五风”盛行，沉重的思想压力，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足，导致水肿和干瘦病（这种病开始是水肿，肿消后就是干瘦，最后导致死亡）、妇科病（主要指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病（合称“三病”）在宁乡严重发生。

“三病”出现的最高峰期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全县共发病14.5539万人，其中水肿、干瘦病84959人(多为中老年人，46岁以上患者占72.84%），妇科病43940人，小儿病16640人。1961年1月，死于“三病”的就有4906人，其中道林公社一周死亡97人。花明楼公社泉江大队董家湾食堂，40人中病倒20人，1960年12月18日，一天死去3人。公社化初期，全县有86万多人口，到1961年底，只有76.8万多人了。



资料照片：1961年刘少奇在宁乡农村养猪场。


（一）“五风”之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五风”在宁乡持续时间较长，给人民群众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五风”之首的“共产风”共刮了四次。第一次是1958年大办钢铁。全县组织30万劳动力无偿办工业，拆毁的房屋、砍伐的森林、收缴的废铁等物资折合人民币811.752万元。第二次是1958年4月至1960年春，大办水利，特别是修建黄材水库和新沩河渠道，组织16.6万多人上阵，完成1213万个工日，每个工日仅付工资0.4元。调用的运输车辆、器械、工具、材料和生活用品，折合人民币1372.8341万元。第三次是1959年大办交通，先后组织20万民工上阵，完成75.79万个工日，占用耕地13053亩，调用器械、工具、木料等折合人民币69.185万元。第四次是1958年10月到1959年底大办猪场，全县所建的8300多栋猪场，绝大部分建材是拆掉社员私人房屋，猪的来源都是从社员家里捉的，所平调的13.7443万头猪，有的没过秤，没记账，更没付钱。

全县三年“共产风”侵占工日1647.2359万个，折合人民币480.7913万元（不变价，下同）；器材价款37.6792万元；田土35874亩，折价144.1672万元；房屋24.1502万间，折价724.542万元；各种农具、家具和牲畜折价1768.78万元，合计3155.96万元。

“浮夸风”始于1958年。这年湘潭专区开劳模会，要上报粮食亩产“千斤乡”，宁乡上报了10多个乡（镇）（实际亩产250公斤左右），得了表扬，获了奖励。1958年全县粮食实际总产量3.1亿公斤。县委的一位领导人在12月3日全县扩干大会报告中说：“今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7.65亿公斤。”这年秋天，东风公社党委书记种的试验田，扬言亩产35000公斤。到收获时节，1.06亩晚稻，说是由农校48人收割了4天，县委一位领导人带领49人验收，经“验收”共收干谷32701公斤，亩产干谷32506.25公斤。《宁乡日报》发出《号外》，向毛泽东报喜，宁乡放出晚稻丰收大“卫星”。12月23日，县委召开的1276人参加的扩干大会，县委领导人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以亩产粮食三千斤的指标，十万斤的措施，二十万斤的干劲，实现农业‘大跃进’”。“现在全县已经有了许多高产典型，如夏铎铺公社某书记的晚稻试验田亩产稻谷65000斤；喻家坳公社一干部的试验红薯，每蔸重量30斤，一亩能产18万斤；流沙河公社石山大队的试验红薯亩产32.8万斤；黄材公社月山大队干部的试验花生亩产13000斤；该公社板路大队的花生大面积丰收，10亩花生，平均亩产6003斤；流沙河公社流沙河大队，全年每户平均养猪22.7头，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从1958年冬天起，全县各级、各条战线“浮夸风”越刮越大。工业战线是“高炉如星斗，铁水遍地流”。11月2日，《宁乡日报》刊出《号外》：“黄材公社日产生铁200吨，卫星煤矿日产烟煤2200吨”。11月21日，又冒出了花明楼煤矿日产烟煤22000吨的大新闻。不久，流沙河公社荷叶塘和高叶塘飞出了高产“卫星”，前者亩产鲜鱼17850公斤，后者亩产鲜鱼13099.5公斤。两口塘共产鲜鱼32.55万公斤。

“强迫命令风”给宁乡人民带来了血腥的灾难。开始是作风粗暴，强迫命令，很快发展到违法乱纪，打人成风。黄材水库及其渠道工地，打人斗人的现象极为严重，这两处工地共有连级以上干部2279人，其中违法乱纪的717人，被打的民工9498人，占民工总人数的8.5%，坝塘兵团某负责人对民工实施毒打、捆吊、罚跪、扣饭、罚款、抽破皮肉喷盐水、“雷公打尖”、夹手指、“火烧中游”（用硫磺烧屁股）、“杀流水四娘”（用竹签钻屁股）、做孝子、插白旗、关押、劳改等多种恶毒手段残害民工。群众称他为“希特勒”、“活阎王”。

黄材水库和新沩河渠道工地这股打人之风吹到农村，农村基层干部打人很快成风。据统计，1958年10月至1960年底，全县13133个生产队长以上基层干部中，有7812人（占基层干部的59.5%）打过群众，被打的群众2267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9%。李学良1961年3月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严重的违法乱纪，发展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打人、罚跪、喂砂子、喂大粪、大搜查、私立公堂、私设监狱、乱搞劳动教养所等”，“据统计，全县因违法乱纪当场打死53人，打后致死414人，打后自杀549人，被逼死650人。”

“生产瞎指挥风”在宁乡也是很离奇的。1958年，强调早稻先把禾割下堆起来，插完晚秧再脱粒。结果，堆起来的早稻，大部分破胸发芽，少数已经霉烂变质。为了实现“大跃进”，全县组织30万劳动力大办工业，致使有些晚稻到12月还没有收割完，红薯也没有挖回，造成粮食大量损失。1959年农历正月搞红薯“温床催芽”，用火、用蒸汽催芽，结果把红薯都蒸烤熟了，全县烂了50多万公斤红薯种。从1958年起大搞密植,县里按插一根秧苗能分蘖多少根,抽多少穗,每穗结多少粒,千粒重多少，每亩要收多少斤谷,每蔸七八根,共需要多少基本苗计算,规定大田插3×4寸或4×5寸，最稀4×6寸。试验田有插3×3寸、2×3寸的，也有插2×2寸的，农民称为“板板寸”。每个生产队都制有专用的“架子”拖插秧的格子，秧苗只能照格子插。实践证明越密越减产，板板寸的仅仅是一把草，农民很反感。但4×6寸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停止。这期间，每年插秧后公社、大队都要严格检查插秧质量，年年都有多起因“架子”尺寸稍有放宽，而被踩烂“架子”用蒲滚打掉所插秧苗，生产队长被批评辩论的事发生。1960年，早稻又盲目赶早，强调要在正月间下种。下种后遇上多次寒潮，就在全县推广用热水灌溉秧田，在秧田四周烧火增温，结果全县烂掉早稻种谷55万多公斤，大大推迟了季节。之后又提倡搞水稻移苗并蔸，把两亩或几亩田的禾苗移并到一亩，两蔸或几蔸合并成一蔸，把腾出来的田重新插秧。到秋收时，基本上没有收到多少谷。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森林和柴薪，烧制木炭用来炼铁，把全县的山林砍得一空。同时各地大砍香樟树，提炼樟油，生产“汽油”，把全县的古老樟树风景林，几乎全部砍光。工业上的盲目开发、盲目建设和无益消耗，造成严重浪费。1958年以来新建的10对煤井，有5对煤井没有出煤，大叶坝、茅家山两对煤井，基建搞了一年多，投资24万多元，没有出一点煤，只得半途而废。1959年提出要实现全县滚珠轴承化，连土车子和犁、耙都要安装滚珠轴承。县委发动群众，户户夜夜打铁，办轴承厂。有的人把菜刀、柴刀、锄头锤碎制滚珠轴承。全县第一批制出了26.3894万套，结果99%的是废品，不能使用，既浪费了人力，也浪费了材料和燃料，以失败而告终。

“干部生活特殊化风”，主要是从1958年组织大检查、开现场会大办筵席开始的，社员说得很形象：“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后来逐步升级，越来越讲排场，有的单位搞“招待比赛”。一些干部的生活特殊化，由多吃多占、大吃大喝、慷公家之慨、铺张浪费、开后门，发展到贪污盗窃，作风败坏。

有一首“八子”谣这样总结“五风”：“干部不肯担担子，社员不愿做分子（指劳动工分），田里长的是稗子，土里尽是丝茅子，肚子里吃的是蒿子，家家都有病人子，夜夜出现贼牯子（小偷），‘五风’就是祸根子”。“五风”给宁乡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这一教训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

（二）宁乡县的“三病”

三年“大跃进”时期，沉重的思想压力，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足，导致水肿和干瘦病（这种病开始是水肿，肿消后就是干瘦，最后导致死亡）、妇科病（主要指闭经）、小儿营养不良病（合称“三病”）在宁乡严重发生。

水肿病始发于1958年2月下旬，在朱石桥、麻山、善山岭、三仙坳、贺石桥、回龙铺等乡发生了大量的水肿病人，全县的水肿病人达到19662人。这些病人中，绝大部分是各农户的当家人和主要劳动力。县委对此十分重视，及时向地委报告了这一情况，并组织医疗卫生队，奔赴病情严重的地区进行救治。省委、地委分别派出71人和24人的医疗队，他们和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城关医院抽调的医师，组成583人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队伍，分成25个治疗组，分赴病情严重的乡进行治疗。省委支援免费药品7000多元，地委下拨各种注射剂价值3000多元。县下拨对水肿病有治疗作用的黄豆42万多公斤、麦麸75000公斤、米糠14.5万公斤,分别按乡按病分配到人。

“三病”出现的最高峰期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全县共发病14.5539万人，其中水肿、干瘦病84959人(多为中老年人，46岁以上患者占72.84%），妇科病43940人，小儿病16640人。1961年1月，死于“三病”的就有4906人，其中道林公社一周死亡97人。花明楼公社泉江大队董家湾食堂，40人中病倒20人，1960年12月18日，一天死去3人。公社化初期，全县有86万多人口，到1961年底，只有76.8万多人了。



（资料来源：宁乡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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