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周恩来要销毁的档案里有什么机密？

[核心提示] 粮食部制定粮食计划时发现全国人口饥荒前后减少3000万人。山民发现在灾年出生率下降的时候，每年出生人口也比正常死亡的人口（按前后年死亡率计算）多。因此得出结论，灾年饿死人数大于3000万！

杨继绳在《墓碑》第23章[1]说：

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 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 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最近，周伯萍子女的同学华新民在《华夏文摘》[2]透露：

周伯萍的另一位子女是笔者夫妇的大学同学。2008年我们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周老先生让这位同学将两本个人回忆录亲笔签了名郑重赠送给我们，其中一 本《粮食部12年纪事》由他的儿子编辑，标明“蓝天印务商社”2008年出版，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印刷厂印刷，没有书号，没有定价，也没有印数，显然是只 在亲友间流传的私人印刷品。全书52节，其中第46节“编制‘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即讲了这份被周恩来严令销毁的人口和粮食统计表。周伯萍老人已经于 2012年仙逝，笔者觉得，他在这本书中留下的记录，对杨继绳先生的叙述有澄清、补充和印证的作用，特别是它给出了人口统计的具体数字。所以在此原文照录 如下，以飨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

从1961年开始，由国务院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国务院开支的 专项用粮，情况非常复杂。当时粮食部长沙千里同志已调拨不动粮食，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也无能为力。为此，周总理只得亲自与各有关省、区的一把手逐一商 定解决。周总理因而设计了一张与历来的表格式样完全不同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每省一张。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区间粮食调拨和国务院粮 食收支的情况。

“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设计完成后，周总理嘱咐陈国栋同志立即组成一个三人小组，并决定由陈国栋同志任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同志和我为小组成员，立即编制一份当年的“粮食调拨计划表”，由国栋同志三天内直接送交总理审定。

总理还决定，“三人小组”的办公地址设在过去供苏联专家办公、居住的“友谊宾馆”的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三个卧室兼办公室，一个客厅，条件很好。

总理还嘱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调拨了一台带排字、印刷设备的打字机供我们使用。

贾 启允同志当时在国家统计局的任期已满，即将赴贵州省任省长，他本未参加“三人小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国家统计局的一名秘书送给我一份统计材料，就匆匆赴 贵阳上任去了。后来听说，他在贵州任上政绩不凡，升任党、政、军第一把手。但在文革期间，被当地造反派打死了，令人痛惜。（注）

经国栋同志批准，我带了粮食部政策研究室最年轻、体格强健的干部张金声同志当助手，制表工作主要由他承办，我最后核定。我们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份“全国粮食调拨计划表”，印出四份，交国栋同志面交总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审阅。

总理审阅后，发现报表中的当年人口总数比正常时期约少3000万。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 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总理当即决定，把这四份材料全部销毁，并嘱咐徐明同志立即执 行。

总理随后又质问国栋同志这到底是何原因。国栋同志说，“据我的调查，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妇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导致子宫下垂，全身浮肿，暂时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数增加。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情况即将逐渐正常。”

总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粮食部不能盲目乐观，粗心大意。如发现新情况，务必立即向我报告。”国栋同志表示，一定坚决照办。

这 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继续使用了一段时间。当时分管计划统计工作的副部长赵发生同志曾对我说，总理在这张表上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 40处，在表格边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改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可见总理对粮食购销调拨计划是多么关心！

国栋同志辞别总理后，立即带我去先念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先念同志赞叹不已，说“总理日理万机，还挤出时间来亲自处理一张报表的问题，真太感人了！我们一定要竭力向总理学习，丝毫不能懈怠！”国栋同志和我都表示完全拥护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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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记述可见， 从正常年份（应该是1958年）开始，到编制粮食时结束（61年的某个时间）， 中国的总人口减少约3000万人。关于这个数据，粮食部长有一个解读，周伯萍的子女在回忆中又有一个解读。山民在仔细分析他们的解读之后，发现他们的解读混淆了一些概念，结论并不可靠。

(1) 陈国栋所说人口的减少不是因为死亡率的增加，显然是不对的。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之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 我们再来看看实际人口的减少与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又没有关系

各项人口统计数之间的数学关系：

灾前实际总人口 ＋ 灾年总出生人口 － 灾年总死亡人口 ＝  灾后实际总人口 （Ａ）

灾年总死亡人口 ＝ 灾年正常死亡人口 ＋ 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Ｂ）

我们将上２式结合，得到以下关系：

灾前实际总人口＋（灾年总出生人口－灾年正常死亡人口 ）－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灾后实际总人口

移项得：

（灾前实际总人口－灾后实际总人口）＋（灾年总出生人口－灾年正常死亡人口 ）
＝ 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Ｃ）


同时，注意到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总是符合以下关系（数据见图1）：

灾年最低出生率 > 常年最高死亡率 ［３］ （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年版８３页）

 因此尽管出生人口下降，但灾年的出生人口依然比依照前后正常年死亡率计算的灾年正常死亡人口多：

灾年出生人口 － 灾年正常死亡人口  > 0              (D)

结合 （Ｃ） 与 （Ｄ），可以得到：

灾前实际总人口 － 灾后实际总人口  <  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即不等式：

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  >  灾前实际总人口 － 灾后实际总人口

根据周伯萍提供的粮食部统计数据，

灾前实际总人口 － 灾后实际总人口 ＝ ３０００万

得出结论：

（１）灾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 ３０００ 万。３０００万只是一个下限。非正常死亡人口比3000万多多少，可以从那几年出生率与前后年份平均死亡率的差值估算。杨继绳在《墓碑》中的估算是3600万。中纪委委员李坚的采访录中说是3500万[4]。

（２）灾年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婴儿对实际人口的减少没有贡献（因为他们没有被统计在初期的人口总数中）。

由此可见，周恩来的担心非常有道理。陈国栋的解释完全不靠谱， 周恩来也未必相信。最后的结局就是销毁档案了。

“时分管计划统计工作的副部长赵发生同志曾对我说，总理在这张表上用红蓝铅笔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 40处，在表格边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改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总理的手迹。”

参考文献

［1］ 杨继绳《墓碑》第２３章 （http://banbook.edoors.com/chapter/10033/58）

［2］ 华新民《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华夏文摘》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9日（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m.php?articleid=38018）

［3］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年版８３页

［4］  《新闻周刊》 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
（http://news.sina.cn/?sa=t124d9944996v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