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劉、李、鄧”在“信陽事件”中的秘密表現 [转载]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曝“信陽事件”真相

朱健國

路憲文的概況

在“大躍進”五十周年來臨之際﹐2007年12月4日至9日﹐我就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揭露“信陽事件”真相的一篇遺書──《“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全文一萬八千余字﹐未刊稿）真偽問題﹐專程到信陽地區采訪“信陽事件”當事人中的幸存者﹐經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先生確認﹐該文為身患癌癥的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親自定稿。

迄今為止﹐真正作為“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或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後﹐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由於路憲文當年作為“替罪羊”被判刑﹐加上北京、鄭州和信陽三地的檔案館至今仍不開放“信陽事件”檔案﹐政府部門禁談“信陽事件”﹐路憲文的資料成為“信陽事件”中極難查証者之一﹐網上查不到其照片和生卒年月﹐知情者記不準確﹐家屬拒絕訪問﹐因此﹐《“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成為研究路憲文和“信陽事件”重要資料。

從該文參照其它史料﹐人們可知路憲文的概況﹕

路憲文﹐山西人﹐1919年出生﹐1936年參加革命﹐1948年隨“陳謝兵團”南下（歸於劉鄧大軍指揮）﹐1949年任信陽地區商城縣縣委書記（開始稱“政委”）﹐1952年11月6日至1954年6月﹐任中共信陽地委第二書記﹐1954年6月代理書記﹐1958年11月升任第一書記（全稱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處第一書記）﹐1960年9月20日因“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經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討論決定）﹐1962年經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定為“反革命報復罪”和“違法亂紀”（同案共22人﹐包括信陽地區一批縣委書記）﹐判刑三年（實為到一農場作調查研究﹐一天監獄也沒呆）﹔據說1979年路憲文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信陽事件”處理時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結果恢復了12級高幹待遇﹐以行政副廳級任河南百泉農業專科學校校長（現改名河南省科技學院）。但路憲文仍然要求徹底平反﹐恢復正廳待遇。據說胡耀邦有批示﹕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徹底平反﹐我們還搞什麼撥亂反正（1）﹖路憲文一直不服﹐離休後在女兒路霞和妻子李昕幫助下﹐多年不斷上訪喊冤叫屈﹔於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病逝日期據河南省科技學院組織部引自“路憲文去世報告”﹐劉保軍提供）。據原信陽地區平輿縣縣長曹銘2007年12月20日回憶﹐路憲文一直比較能吹、愛吹。據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作協主席劉康健2007年12月21日說﹐他對260多名“信陽事件”當事人進行過采訪﹐路憲文當年是河南省唯一不是省委委員的地委書記﹐他一直迫切想解決這一問題﹐這是路憲文在“大躍進”中拼命響應毛澤東、吳芝圃極左路線的主要動力﹐也是“信陽事件”得以產生的一種人性弱點和權力來源於上級的官場弊端。

路文是唯一的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

在一系列“信陽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是一個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許因為路憲文在“信陽事件”屬於反面角色而一直難以公開發表）﹐卻具有極其獨特甚至是唯一的史料價值。其特征是﹕

一、 “信陽事件”主要責任者是毛澤東、吳芝圃、路憲文。毛、吳皆無關於“信陽事件”的全面回憶與反思﹐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雖然有諸多為自己推卸責任和自我表揚的非客觀敘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張樹藩、余德鴻等人所不知曉的重要史料﹐如毛澤東對“餓死人”只算“工作問題” 輕描淡寫態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的餓死率﹐如鄧小平對“信陽事件”的無動於衷。

二、路憲文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是迫害者和責任者談“信陽事件”。在其問世之前﹐所有關於“信陽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於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憲文具有雙重性﹐他既是毛澤東、吳芝圃極權專制的受害者﹐也是積極主動甚至創造性地助紂為虐者﹐是致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為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麼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產”﹐“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麼“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麼多人。

三、在張樹藩、余德鴻、路憲文三位親歷者文章出來之前﹐國內外關於“信陽事件”和“大饑荒”餓死人的分析多集中於經濟制度的分析上﹐如伯恩斯坦的“糧食的過量征購”說﹕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1984年發表的《斯大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期間的糧食征購》一文被公認是研究“大饑荒”起因的最早文獻。伯恩斯坦在文中論述了糧食征購和饑荒之間的關系﹐認為糧食的過量征購是造成饑荒的主要原因﹔如林毅夫1990年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文章﹐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時的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引起﹔如楊大利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原兇”。雲雲。

但是路憲文的“信陽事件”回憶﹐以毛澤東、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表現的獨家史料的敘述﹐駁倒上述盲人摸象﹐証明了“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是真實信息傳播受阻﹐即真話受壓﹐假話暢通。“信陽事件”和全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鄧小平等在“信陽事件”中的秘密表現

張樹藩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文章的重要貢獻﹐是第一次公開揭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余德鴻文章的獨到貢獻﹐是第一次說出了“信陽事件”不僅至少餓死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信陽幾乎村村人相食”﹔與張樹藩、余德鴻文章等人關於“信陽事件”的披露相比﹐路憲文的回憶則在揭露了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明知“大躍進”造成大量餓死人﹐仍然要堅持“大躍進”專制﹐對大量餓死人無所謂。這方面的史料﹐路憲文回憶了四處﹕

1、 在已往的史料中﹐都認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在1960年5月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信陽事件”調查組的報告後﹐才知道河南省和信陽地區大量“非正常死亡”﹐並立即嚴肅處理﹐現在路憲文的回憶駁倒這種說法﹐路文說──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但並不調查也不追究責任。“1959年春（2月）﹐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夸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癒演癒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沒有一句話提及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此時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河南省委雖然只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但餓死五千人也是驚天動地的﹐必然要報告毛。如若此時中央重處當地官員和吳芝圃﹐必不會有“信陽事件”﹐而沒有“信陽事件”﹐也就不會有後來的 “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三千七百五十四萬八千人。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英明黨中央”﹐偏偏對河南省商丘、新鄉大量餓死人無所謂﹐繼續放任吳芝圃、路憲文以“大躍進”殺人。）

路文又說﹕ “（1960年）5月﹐省委召開夏糧征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其實仍在繼續）。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麼不揭省委﹐你有那麼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吳芝圃）匯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2、李先念以前一直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信陽事件”中﹐但路文說﹐李先念提出“提前強行征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征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征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匯報產量﹐分配征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裡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1960年夏天副總理李先念到光山縣調查﹐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強行征購糧食”逼死了信陽農民。

3、毛澤東對大量餓死人輕描淡寫﹐使吳芝圃在信陽事件餓死人高峰期仍然在信陽地區逼農民交余糧。路文說﹕“可是（1960年春節）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志﹐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1960年3、4月份﹐吳芝圃又阻止調查死人問題。

“（1960年）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志﹐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征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玨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麼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4、劉少奇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被毛澤東以“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駁回﹐鄧小平也不讚成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路文說﹕“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1960年底）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麼特殊的﹐不同意殺人。”

劉鄧大軍在信陽一帶呆過﹐鄧小平此言既是實話﹐可能暗示“信陽事件”總根子在毛澤東﹐也可能有為信陽幹部念舊情放一馬。這就可以解釋﹐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2007年 12 月20日初稿 於深圳 早叫廬﹐2008年1月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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