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不是李大钊马克思是梁启超麦喀士(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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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时期非常崇拜梁启超，并且模仿他的白话文写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与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评价梁启超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考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评价他是“中国精神之父”。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他是“中国珍贵的灵魂”。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以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术，博爱的社会革命活动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优。”1916年8月，李大钊是在梁启超创办的《晨报》供职期间受他的影响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提倡共产主义。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29]

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章太炎撰送挽联致哀。

上联：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下联：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上联对于逝者一生事业作出具体的评价。进退上下，指梁启超在仕途中的沉浮曲折，前半生跻身政治和后半生讲学著述。式跃在渊，式，语助词。《诗·大雅·旱麓》：“鸢飞唳天，鱼跃于渊。”谓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犹如鱼在深渊跃动一样，进退自如，成就不凡。以师长责言，1916年张勋复辟时，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产生政见分歧。康与张勋辅佐溥仪复辟，梁则协助段祺瑞誓师讨逆，康因此而将其逐出师门，并致书大加抨击。匡复深心，匡复将倾之国家，使之恢复原样。亦即为了达到恢复共和制度之目的，有时宁可委屈自己。他与康有为尽管政见分歧，可对老师的态度，却始终尊敬如一。下联言逝者虽然政治态度多变，但在反对帝制复辟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原谓许多极端相反的东西，如一根小草茎与一根柱子，一个丑女和一个美女，这大小美丑本来是非常矛盾的，但从道的观点看来，又是统一的。此指梁启超在近代一些历史事件中，观点与立场多变，但变的结果是变到“共和”这一方面来了。逮，及至。枭雄僭（jiàn）制，凶狠专横之人以不正当手段谋取政权，此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而言。这些乱世之枭雄，都曾上台表演一番。结句谓再造共和制度依赖此人。此语虽不无一定的道理，却又明显属于溢美之词。此联对于梁启超一生的评价，总体把握分寸较好。重点在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中，为再造共和建立奇功；又肯定他后来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所达具匡复汉室的决心深义。

杨杏佛的挽联是“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文）、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适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许，中国新民。”;趋之，“中国新民，平生宏许;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举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纷纷著文悼念。

黄遵宪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陈少白也是承认的——“救国才是他的宗旨”。

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蔡元培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蔡锷）同不朽！”

蔡锷称:"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

郭沫若言：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梁漱溟曾这么表达自己对梁启超学问的佩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萧公权说：“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郑振铎说：“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常燕生论：“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启超）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

吴其昌说：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梁启超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他的文章极其动人。

鲁迅在1925年发表《语丝》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上写道：“京师图书馆”将要扩张，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

鲁迅又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小约翰》爲荷兰作家Frederik van Eeden 所著的《De Kleine Johannes》。）

谭嗣同说：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康梁就去图将来了。

陇山陇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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