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当贝淡宁放弃香港教职，前往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觉得他疯了。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贤能政治》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贝淡宁（Daniel A. Bell）：政治学者，生于加拿大，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多年，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成名作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后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2016年，出版著作《贤能政治》。其他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
在北京市东城区二环内的一座四合院，身材纤瘦、个头高高的贝淡宁打开了自家的大门。他拿着一千元出头的乐视手机，穿着深色中式立领服装。
这座院子的房檐被重新上过漆，保存完好。会客室承载了客厅、餐厅与厨房三项功能，除了开放式厨房中的欧式橱柜，其余的家具都有着浓郁的中式色彩。柜子、沙发、茶几、餐桌、椅子，都是统一的深红色，厚重的木料上有着繁复的雕花。
早晨的阳光斜斜照进来，整间屋子都泛着古旧的气息。
贝淡宁趿拉着拖鞋，看起来比较随意。53岁的他有着典型的西方面孔，却能说颇为流利的中文。偶尔不确定某个词的用法时，他原本就不大的声音会更轻，用征询对方的语气来确定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
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时，不会言辞凿凿地侃侃而谈。他常常垂下眼帘，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加上常引用儒家经典，贝淡宁颇有些儒家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味道。
在过去的十三年间，这位政治学者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贤能政治》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他理想的中国治理模式是“基层民主、中间实验、上层尚贤”。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争议。
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与中国的官员多次交流。但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基层。
2017年，他拥有了一个新角色——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践自己理论的新机会，也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他积累“外王”经验的机会。
探寻边界
2005年，贝淡宁到北京的第二年。那年秋天，他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作讲座，讲座主题是怎样学英语。
已经有人向他讲过中央党校区别于其他高校之处。他知道，党校内的研究生多数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邀请他去作讲座的是一名党校学生，这位官员学生在他为北大开设的一门课上旁听。这名学生告诉他，在贝淡宁之前，还没有过外国人被邀请到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先例。为了使这个讲座成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争取到了副校长的同意。
贝淡宁在校内看到一群说藏语的年轻女性，这名学生解释说，这些人是西藏未来的领袖。而当贝淡宁这张西方面孔出现在党校的学生餐厅时，很多人看他的表情，用贝淡宁的话说，是“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下才能见到”。
他在讲座上谈了自己学习语言的技巧。他开玩笑说，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会有帮助。而在BBC和VOA之间，应当选择听BBC，因为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在讲座后的交流中，学生们询问贝淡宁有关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儒学的观点，贝淡宁小心地让自己的回答不涉及政治内容。
这是贝淡宁在中国小心探寻边界的一次尝试。这类尝试的开端，是他选择来北京。
2004年，当贝淡宁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授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觉得他疯了。
贝淡宁于199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题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凭借该文，他在西方学界一举成名。
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夫妻俩商讨毕业后的去向，希望能在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地方定居，于是他们选择了新加坡。
贝淡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但三年的教职经历并不是很愉快。他回忆说，系主任会审核并规定他的授课内容，要求他多谈社群主义。有的时候，贝淡宁在课上谈马克思思想，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旁听。当地的同事在与他交流时，十分谨慎。合同期满，贝淡宁没有续聘。
他仍然想研究西方思想，但也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96年，贝淡宁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香港的八年，贝淡宁得偿所愿，做了比较研究。在这里，他还有一份意外收获，接触了儒学。身为政治学者的贝淡宁在研究儒学后发现，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正是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因此，当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贝淡宁欣然接受。他想深入中国内地，进一步研究儒学。另外，作为政治学者，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执教，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所学校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政治精英。
让他吃惊的是，他向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获得了批准，并没有曲折的探讨、妥协的过程。他被允许讲授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任何课程。
虽然他不被允许开课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他在哲学理论或类似的课程中偶尔提起马克思主义，并阐述自己的理解，并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因涉及敏感话题，他的言论没有被全面刊登，报纸的编辑特意向他致歉，并表示，这些言论可以全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让他很惊讶。
不过，他仍然严格地自我审查。一名学生邀请他参加一个沙龙，谈论民主话题。贝淡宁咨询身边的朋友，朋友都劝他离这种活动远一些。他后来发现，沙龙实际上是哲学系几个研究生的讨论会，自己多虑了。
第二年，他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开课，同样没有受到太多的干预。而一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一次课程结束后，这名学生用流利的英语问他，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程。贝淡宁同意了。但他心中略有担心，去问自己的朋友，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被派来的间谍，朋友笑他疑神疑鬼。
不久后，这名学生就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作了上文提到的讲座。
2006年，贝淡宁在美国“左”派杂志《异议者》（Dissent）上发表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论》，他在里面将自己描述成“对于政治正确的边界不清楚的初来乍到者”。
他写道：“如果审查以公开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别的方式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表全文，那么对于写作的限制比较容易忍受。如果你曾经有更严厉限制的经历，那么对于教学的限制会比较容易容忍。”
“中国化”
贝淡宁有个妹妹。兄妹俩小时候争论时，总是直来直去。现在，贝淡宁不再这样做，他会想一想有些话怎么表达更得体，他变得委婉。这份委婉，是贝淡宁一点点摸索到的。
刚来中国后不久，他被邀请去做有关社群主义的报告，主办方的一位教授对他的观点作出评论，提出西方的社群主义应被看做西方自由主义的延伸。这恰恰是贝淡宁试图区分开的。他打断了那位教授，说他说的不对。后来，贝淡宁再也没有接到过这位教授的邀请。
上他课的学生，不会在课堂上对他提出批评性意见，他们通常选择在电子邮件中表达。有的邮件内容很严厉，但措辞很礼貌。
贝淡宁很快学会了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北大的政治理论课上，他和一名教授合作授课。对方会说，需要补充一些贝淡宁所说的东西，然后开始批评贝淡宁的观点，接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贝淡宁也会说，自己同样想做一些补充。就这样，双方开始有礼貌地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把对方“撕成碎片”。在这个过程中，贝淡宁从来不会直呼对方的名字，一直称呼他“老师”。
身为教师多年，贝淡宁明显感觉到，这个称呼在中国收获的社会地位，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他提出过一些很有趣的观察结论。比如，教师证享受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优惠，他觉得，这是国家正式承认教师社会贡献的方法。每年的9月10日是教师节，学生常常给教师送花，校园便道两旁都是卖花的人。
他当时的汉语还没有那么流利。课下，他会让自己的研究生帮他学习古汉语。当他提出要给学生付出经济报酬时，学生怎么都不同意。他后来也理解了，教师付钱给学生，与中国社会对师生关系的认知相差太远。
对贝淡宁来说，公私生活的界限模糊了。他和学生单独见面的时候，需要询问学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员情况，因为他所观察到的教授都这么做。学期结束时，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学生也会问许多关于他的家人的问题。
在课堂上，他习惯于尽量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讲课内容，而让学生自己辩论，自己作出判断。但这样的做法让中国学生失望。他们一再提问，希望老师能发表权威意见。
贝淡宁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魁北克省是众所周知的北美地区法国文化中心，官方语言是法语。贝淡宁的母亲说法语，信奉天主教。而贝淡宁的父亲是犹太人，母语是英语。这份文化冲突伴随着贝淡宁成长。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国女性，开始适应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事实上，他有时会带着“中国化”的思维回到加拿大，并有些不适应。他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和自己的母亲告别时，母亲送他到家门口就转身了。对已经习惯了中国送客方式的他来说，不能理解母亲为何不送自己去机场。
当然，被儒学影响的他也有遗憾。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远在中国的他，无法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照顾她，在床前尽孝的，是他的妹妹。
与官员对话
在北京的长城附近，贝淡宁面对同处一室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中国，招聘和提拔政府官员的过程中，评判能力和品德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2012年5月，贝淡宁被中联部邀请，参加首届和平发展论坛。和他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等二十余位中外学者。
在论坛的最后一天，学者们受邀与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话。
从成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到参加这次和平发展论坛，八年间，贝淡宁的政治制度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香港时，贝淡宁及身边的人仍然倾向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他们争论的焦点往往是怎么样能更好地抵达这个目的，但从不会有人质疑这个目的本身。
而到了清华大学，身边的同事、朋友更多地在讨论贤能政治，包括怎样甄别领导人，领导人身上的什么能力、品德更加重要。
贝淡宁知道，中国对政治制度的讨论当然不会同于西方，但他过去最多只是用儒家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真的置身于这个舆论场中，周围的人都在探讨自己从未思考过的某个问题，感受就不同了。
他说，自己到北京后，逐渐更正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政治价值观的教育，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把握主流价值观，方法论就不一样了。”他说。
过去，他研究政治哲学，主要还是接触学者。但到达北京之后，他通过一些场合结识了官员，与他们讨论，并与其中的一些人有了私交，私下的讨论也就更开放一些。
他非常欣赏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他们相识于七八年前，那时的潘岳是环保部副部长，他们二人讨论环保、教育、恢复经典等问题。贝淡宁认为，这些讨论让他深受启发。
类似的接触、观察、讨论与研究，帮助贝淡宁陆续出版了新作，其中，在中国出版的有《超越自由民主》《中国新儒家》等。
他在《超越自由民主》中提出，选举制的民主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关注公民利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小国家的领导人这样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世界。他认为，就中国而言，有理由期待有比西方国家运转更好的模式。
他观察中国的执政者正在复兴一种精英文化，包括挑选优秀的学生，鼓励他们入党。他认为，应该对此进行更多体制上的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
或许是他的立场与观点被关注，如前文所述，2012年，贝淡宁第一次参加了有高层领导人出席的会谈。他对这位中央高层的提问，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贤能政治理论的验证。这位领导人回答说，官员选拔的标准取决于政府层面。在基层，与民众的亲密联系十分重要。在高层，重点会更多地放在理性思考能力上，因为干部需要考虑多样因素。另外，这位官员还提到了关心民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及廉洁自律。
这位官员向贝淡宁举了个例子，谈有关中央某部秘书长的选拔程序。在提名程序之后，获得最多提名的十多个人会进入笔试阶段。笔试后，前五名进入面试。面试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主持，为秘书长工作的普通官员也可以监督整个面试过程。前三名会进入下一轮，由人事部门率领的考察组考察他们的政绩及品德，后者是重点。前两名再次胜出，由12名拥有投票权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投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8票。如果第一轮投票无法达到所需票数，部长们会持续讨论，直到三分之二的人对某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
贝淡宁认可了这个回答。在四年后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他记录了这段对话，并专门用了一小节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评价说，西方所认为的用同一个选举过程——民主选举来选拔各级政府领导人，过于简单化了。中央层面的领导人确实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品德，政治选拔体制应该对此予以设计。这也恰好是他所认为的贤能政治的核心：低层民主，高层贤能。他将之描述为“中国模式”。
自2012年后，贝淡宁每年都会参加一次中联部组织的针对外国学者的座谈会。某一年他恰好在国外，错过了与王岐山的会面。他后来想，如果再见到王岐山，他一定要问问对方，解决腐败的问题，是用法家的方式还是用儒家的方式。
贝淡宁所持有的学术理念，让一些官员了解到，他并不是找麻烦的人，这些人愿意和他探讨问题，尤其是在吃饭喝酒的时候。
贝淡宁发现，这大约是中国特色，官员平时相对谨言慎行，但在喝酒时却非常开放，愿意讨论一些话题。不过，因为酒量不好，他常常在第二天醒来时，就忘记了头天晚上的细节。
“洋和尚”的“投名状”？
一次，贝淡宁受邀在复旦大学作讲座。讲座后，一名学生对他说了些不客气的话。贝淡宁不愿意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当时的场景。他只说，自己还不够理性，但尽量控制住了自己。
不难想象这名学生说了什么。至今，仍有人这样评价贝淡宁：“洋五毛”。
《贤能政治》一书的译者，是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吴万伟。在译后记中，吴万伟将贝淡宁此书归类为“吃力不讨好型”。他认为，这本看似为中国辩护的书，恐怕西方读者讨厌，中国读者也未必领情。因为“这本阐述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书在某些中国读者看来，不过是被当局收买的‘外国辩护士’的‘投名状’而已。他们不仅不会充满感激地接受，反而会用嘲讽的口吻说，这个‘洋和尚’到中国‘骗吃骗喝’。”
吴万伟将此比喻为“开着豪车的人对一心想买轿车的人大谈特谈开车的烦恼，让人忍不住想叫他赶紧闭嘴”。同时，他也认为，贝淡宁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事实，也可能让人将其归于精英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当下，遭受奚落和嘲讽或许在意料之中。
贝淡宁确实对中国最基层的地方没有自己的经验。但他辨称，有关基层政府的民主选举已有很多开放且透明的研究，他基本上不需要再自己去做研究，他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贝淡宁似乎已经习惯了别人针对他的不客气的言论，“洋五毛”这个词，也是他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的。
有人认为他被“洗脑”了，失去了中立性。贝淡宁则反驳说，自由主义者应是开放而宽容的，但批评他的人却往往用自由主义的标准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如果不按照这个思维考虑问题，那这个人就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就是个“洋五毛”。“我也有批判的精神，但我是用主流的价值观来批判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一直在批判中国的所有制度，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意跟我讨论问题，我的学术会更好吗？不一定。所以，你还是要看我的学术水平，你可以反对，那应该说说你为什么反对。而不应该说，我跟谁谁谁见过面，我不是中立的，所以你反对我。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贝淡宁说，他也碰到过很多中国学者在用西方价值观判断中国的问题，他愿意与这些人讨论，毕竟一个国家需要多元化的环境。“如果大家都是统一的思想，对国家也不好。”贝淡宁口中的“国家”，已习惯性地指代中国。
尽管他不看网上有关自己的评论，也尽量不让陌生人的抨击伤害到自己，但他仍避不开身边的学生、朋友的伤害。他的一个学生，与他有着长期的交流，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贝淡宁觉得很受伤。
不过，贝淡宁认为，现在的学界讨论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要好一些。他的夫人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贝淡宁认为，那时的大部分学者，喜欢用全盘西化的思维研究政治哲学，把西方视为理想，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学习西方的经验。
而现在，有很多人按照中国思维来思考问题了，包括他本人。“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多元化的。”他说。
“外王”
一年前的冬天，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孔令栋来北京拜访贝淡宁。
他们认识已有七八年了，孔令栋也是一名政治学者。他们相识于一次孔令栋主办的讲座，贝淡宁陪同“软实力”的提出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耐拜访山东大学。出生于山东的孔令栋觉得与推崇儒学的贝淡宁有许多共同语言，日后成为了朋友。
五六年前，孔令栋向贝淡宁提出邀请，希望他考虑去山东大学工作，可以担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孔令栋本人曾担任过这个职位，他觉得贝淡宁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外的影响力，都十分适合就任这个岗位。
贝淡宁始终对此不置可否。但在一年前，他告诉孔令栋，自己正在考虑去山东大学的可行性。当时，贝淡宁与清华的合约只剩一年多就到期了。
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是正处级岗位。孔令栋立刻向山东大学校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对方的支持。校方提出，希望贝淡宁能为学院带来国际化，以及“儒化”。
这对贝淡宁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对他本人来说，山东大学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行政岗位。
过去，贝淡宁一直在看书、研究，从未尝试过任何行政工作。让一名外籍人士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他已有一套关于中国贤能政治的理论，包括怎样培养领导人，怎样衡量领导人的能力等。而此时，他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些理论。“内圣外王，我现在没有外王的经验”。
他提前了解了一下自己可能就职的学院。该学院有四位副院长，制度比较齐全，没有烂摊子或遗留问题等待他去解决。
孔令栋说，清华大学努力挽留贝淡宁，提出双聘制等解决方法。贝淡宁亦希望与清华保持良好的关系。目前，清华大学为贝淡宁保留了教职。贝淡宁很在意这份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希望与周围人和谐共处的人。
有人告诉他，成为院长之后，最有可能伤害他的情况是，也许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若是陌生人，或许不会影响贝淡宁的行事作风和心情，但如果是朝夕相处的老师，贝淡宁说，“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
他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是请客吃饭。贝淡宁曾在以色列待过一个学期。他在那里作一个讲座，一位教授对他的讲座内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导致两个人关系紧张。贝淡宁打算写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当他知道这位教授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时，贝淡宁请他吃了顿饭，以舒缓关系。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方法，贝淡宁如法炮制。他觉得，这个方法或许会用在他担任院长期间。
2017年1月，寒假开始之前，贝淡宁在山东大学办公了一个星期。孔令栋观察到，贝淡宁在这一周里见了学校的主管领导，也见了学院的一部分老师，听取不同人的建议。他觉得这是十分中国化的上任方式。他认为，贝淡宁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过多年的研究，适应这个岗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们也担心过多的行政工作会分散贝淡宁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为此，校方为该院配备了一名常务副院长。
当《中国新闻周刊》问他，是否了解这个岗位的行政级别时，对中国官场有着多年观察的贝淡宁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纳入体制，我不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清楚。我感觉我应该是有档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写什么。”
他强调说，中国应当开放公务员考试，允许外籍人士参加。一个崇尚贤能的官员选拔体系，不应以种族、肤色、国家背景来区分候选人。更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本就有外国人成为朝堂上的官员。
同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允许外籍人士入党。但面对“你是否希望入党”这个问题时，贝淡宁立刻予以否定。
贝淡宁希望自己被认同为中国人。“这个人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会说中文，为什么不说他是中国人呢？”他拥有中国的绿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拥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
在采访的末尾，贝淡宁援引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来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他是否期待当副校长、校长等职位的问题。他说，最有资格当领导的人并不是想当领导的人。如果一个人追求真理，则他当上领导后会愿意为别人服务。
“我不想说我想当副校长。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会考虑，但是这不是我的期望。”说这话时，贝淡宁措辞谦虚、眼帘低垂，神情里有几缕不好意思，几乎就是个中国意义上的谦谦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