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瑤 世紀曆史
1939年9月，據《林彪日記》記載：“蘇軍統帥部召集軍事會議，邀請林彪參加。蘇聯元帥大都認為德國將先攻占最富饒的烏克蘭”。但林彪認為：“希特勒如果攻打蘇聯，不是要掠奪蘇聯的財富，而是要消滅蘇聯，所以他不會從烏克蘭打，他將從西線高加索方向進攻，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全線進攻，占領莫斯科。與會者都搖頭，蘇聯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烏克蘭，但不幸被林彪言中。對於此次準確預言，羅瑞卿認為林彪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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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性格內向，在晚年經常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但他在青年時代卻關心時局，具有寬闊的視野，同晚年形成強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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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溝裏“妄言”，準確預測到“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軍一一五師到達晉西南的趙城。麵對日軍氣勢洶洶的進攻，他正認真思考著時局問題。
經過平型關戰役、廣陽戰鬥同日軍的較量，林彪已經認識到這是他從北伐到十年內戰都沒有碰到過的強勁對手。他除了對這些戰役、戰鬥進行總結以利再戰外，開始從宏觀角度，從中國的國際環境的角度來思考抗戰問題。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國已經簽訂了反共協定，1937年意大利也參加進來，形成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其矛頭固然是指向蘇聯，但也表明他們已經結成侵略集團，準備在瓜分世界的鬥爭中同英美較量。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表示支持，但英美卻采取兩麵政策，一方麵對中國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麵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企圖犧牲中國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協，乃至一廂情願地希望把日本進攻的矛頭引向蘇聯。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趙城一個小山村的窯洞裏踱來踱去，對蘇、美、英、法、日、德、意等國掂量來掂量去，終於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燈光下，給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寫信。他寫道：
任主任：
我對時局很想了解全般情況，但苦無材料，同時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來在抽象設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陳述如下……
林彪“抽象設想”了一些什麽“感想”呢？他對可能或已經是中國的朋友的蘇、美、英、法如何對中國進行援助逐一進行了估量。鑒於德、意、日已經聯手，他認為：“蘇聯單獨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單獨太平洋戰爭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國與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過不得地中海和紅海，路也太遠。德意一動則英法陷於腹背受敵。英法對日進行經濟製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認為這些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是會聯合起來對付德、意、日軸心的，而這就是世界大戰。他說：
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中國應堅持打到底的方針，使此戰蔓延成為世界大戰。成為世界大戰時，中國才更能勝利，世界革命也乘機發展與勝利。
果然，一年零九個月後，即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又過了一年零九個月，即1941年6月，德國突然進攻蘇聯。半年後，即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國家都卷入了這場大戰。用1937年12月以後世界形勢的發展來檢驗林彪的話，可見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說，他的預見相當準確。
在此信中，林彪還預測了日本的動向。他說：“日本在中國的戰爭不是一舉滅亡全華的，而是逐步鯨吞的。蓋如此才便消化與對付國際上的嫉妒。在日本適可而止的時候，它甚至將已占領的地區一部退還中國，以誘惑中國的分化。那時將是國內時局的緊要關頭。我們應該準備對付那種關頭，反對公開妥協投降，反對表麵上雖不和但實則不戰的局麵，而應主張反攻敵人。在目前的階段中，國民黨是會繼續抗戰的，但局部的降敵仍可發生。”
對日本的動向，林彪的預測也是八九不離十。一年後，日本陸軍省製定的“對華處理方略”即規定，占領武漢、廣州後，“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即加緊對國民黨政府實行分化、誘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寫完此信後的一年零一周，汪精衛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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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走出去，聯絡和爭取友軍抗戰
身處晉西南山溝裏的林彪不僅具有開闊的視野，而且有強烈的走出去的願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赴洛陽，出席由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師以上將領會議。
1月17日，蔣介石分別接見了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和劉伯承。他在同林彪談話時稱讚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打得好，希望今後好好合作。這是林彪離開黃埔軍校後第一次會見蔣介石。
從洛陽回來後，林彪感到八路軍有到友軍去聯絡和視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電朱德、彭德懷並報毛澤東：
我建議我軍派人到各主要戰區（和津浦線）去聯絡與視察。此舉作用為：（一）了解友軍作戰的真實情形，研究和利用他們的教訓和經驗，以利我及全國軍隊今後之作戰。（二）依照各地的具體情況，向各地長官貢獻適今情況的戰略戰術意見，以爭取戰事的勝利和持久。（三）傳達我黨我八路軍對抗日的忠誠精神與對抗戰的軍事、政治方針與經驗，擴大我黨我軍影響，聯絡和爭取友軍的抗戰，提高他們對抗戰的認識、信心、決心和辦法。
林彪建議先組織一個小組到東戰場去，並毛遂自薦，第一批去自己算一個，另從延安和八路軍總部各去一二人。他還說，如果軍委和總部抽不出來人，他一個人先去試試也行。
2月13日，毛澤東答複說：去友軍參觀原則是好的、有意義的，但需取得國民黨的同意，同時還要考慮部隊作戰的需要。
毛澤東沒有批準林彪的要求，但記住了這件事。
駐莫斯科，折衝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軍大衣的林彪行軍時被閻錫山部隊的哨兵誤以為是日軍而開槍擊傷後，離開前線回延安養傷。1938年底，林彪赴蘇聯療傷。
1940年3月，任弼時回國。林彪接替任弼時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一期間，林彪作為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做了大量同蘇聯、共產國際聯絡的工作。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把林彪有關中國事務尤其是國共之間關係的匯報寄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誌談中國共產黨問題。”4月7日：“同林彪詳細交談中國問題。他講了他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批評性意見。”4月26日：“林彪談蘇日條約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
林彪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幹了些什麽，傳說很多。有說他參與了斯大林格勒大會戰的指揮的，有說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要用15個將軍換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這些傳說的源頭應該是當時與林彪同時在蘇聯的幹部。現在我們找到的關於林彪在蘇聯活動的傳說的最早版本是劉亞樓向羅瑞卿說的，羅瑞卿將其寫在揭發林彪的材料中。羅瑞卿寫道：
劉亞樓告訴我，蘇德戰爭爆發後，對於希特勒的某次行動，他（指林彪）有一個估計告訴了當時蘇方相當重要的軍事當局，以後敵人的行動，證明他估計中了（大概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據說蘇方當時很重視。
羅瑞卿加上“瞎貓碰上了死老鼠”的評語是“九一三”事件後特有的現象。當時人們把對“文革”的憤慨都加在已經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為人們發泄對“文革”不滿的出氣筒。當時，說到林彪的過就用放大鏡，說到林彪的功則予以貶低或輕描淡寫。
在1940年7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還發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國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戰爭》。這篇用俄文發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親自撰寫，筆者尚未弄清楚。但從文中引用的大量數據，比如日本軍費開支及其占國家預算的百分比，日本發行公債的數量，日本的稅收等等，在蘇聯養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隻有蘇聯方麵可能提供。如果文章是林彪寫的，發表時已經翻譯成俄文。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經過這樣兩道翻譯，從文章的風格和語氣看，同當時由俄文翻譯過來的一般風格刻板的政論文章毫無二致，已經看不到林彪撰寫的痕跡了。
這篇文章在筆者見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種林彪文集中，都未見收錄。但是，在人民出版社於1978年出版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卻見到了這篇文章。這一套“參考資料”共選了林彪兩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論短促突擊》。“參考資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獨收這兩篇，應該是為了批判。文中有這樣的字句：“國家的一切進步力量團結在以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周圍。”顯然，當時的編選者認為這可以作為林彪鼓吹“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王明路線的證據。當時，蘇聯和共產國際都認為，唯有蔣介石能擔當領導中國抗戰的重任。林彪這樣寫正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當時對中國抗戰的態度。林彪這樣的提法，在當時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1942年初，林彪回國，1月5日，飛抵蘭州，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等予以熱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達西安。黃埔一期的國民黨嫡係將領、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特地從外地趕回來歡迎林彪。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談話中大談國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對胡宗南預言：“隻要求得抗戰勝利，不再內戰，而采取各國新機器與技師，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義國家，則不出數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躍為獨立國，且可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林彪認為，兩黨之間的分歧主要為兩點：即如何實行三民主義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軍令、政令之統一，共產黨並非懷疑三民主義，並願意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統一軍令、政令。對林彪這一番話，胡宗南頻頻示以同情，稱之為“新言論”。胡宗南還當場表示願意重新調整與陝甘寧邊區的關係，可以考慮為八路軍補充武器、讓八路軍幹部到戰區醫院治療。會後，胡宗南專門派軍醫處長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給那裏的幹部看病，並親自押車為林彪送來大批書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出門，同毛澤東不期而遇。毛澤東慣於夜間工作，白天休息。師哲在大清早見到他，頗為意外。毛澤東一邊向山下走，一邊對師哲說：“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師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憶說：
我聽後心中一震，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回來，恩來、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這樣迎接。恩來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電話。第二天八九點鍾他仍在睡覺，隻有李富春去接，而且主要還是接他的夫人蔡暢。過了幾天才在楊家嶺山下的河灘上開了個歡迎會，還是由中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親自迎接比朱總、恩來、弼時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澤東破例親自迎接林彪，說明了他對林彪的器重。
一見蔣介石：“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否則，必為全國社會之所反對。”
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說他將於一星期後去西安，提出想在蘭州或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將此情況向毛澤東報告。他分析，蔣這次約見從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蔣此次北上，其目的“未可測”。周恩來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到西安見蔣；二是要求蔣帶周到西安，再由周飛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見蔣。
此時，毛澤東顯然還記得抗戰初期林彪曾提出到國民黨軍去參觀、訪問的要求。林彪回國後經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西安，曾經見過胡宗南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影響不錯。毛澤東乃決定起用林彪同國民黨談判。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複周恩來電：“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8月19日，毛澤東又打算親自見蔣。經反複磋商，決定先由林彪見蔣介石。周恩來隨即告訴蔣介石的侍從室，林彪將來西安。9月上旬，國民黨通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林彪到西安見蔣介石。
9月14日上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陪同下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見蔣。由於連日暴雨，道路被衝壞，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蔣離開西安前留下話，讓林到重慶再談。
9月29日，林彪乘汽車赴重慶，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10月13日，他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陪同下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問林彪：“汝此次來渝，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餘否？”林彪答：“我未動身以前，延安方麵接得校長電報，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約我數度談話，其所指示者，大抵係根本問題——如中共對於抗戰建國之觀察，與國內統一團結問題，以及對於委座之期望等。”
1939年9月，據《林彪日記》記載：“蘇軍統帥部召集軍事會議，邀請林彪參加。蘇聯元帥大都認為德國將先攻占最富饒的烏克蘭”。但林彪認為：“希特勒如果攻打蘇聯，不是要掠奪蘇聯的財富，而是要消滅蘇聯，所以他不會從烏克蘭打，他將從西線高加索方向進攻，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山，全線進攻，占領莫斯科。與會者都搖頭，蘇聯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烏克蘭，但不幸被林彪言中。對於此次準確預言，羅瑞卿認為林彪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
林彪性格內向，在晚年經常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但他在青年時代卻關心時局，具有寬闊的視野，同晚年形成強烈的反差。
在山溝裏“妄言”，準確預測到“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軍一一五師到達晉西南的趙城。麵對日軍氣勢洶洶的進攻，他正認真思考著時局問題。
經過平型關戰役、廣陽戰鬥同日軍的較量，林彪已經認識到這是他從北伐到十年內戰都沒有碰到過的強勁對手。他除了對這些戰役、戰鬥進行總結以利再戰外，開始從宏觀角度，從中國的國際環境的角度來思考抗戰問題。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國已經簽訂了反共協定，1937年意大利也參加進來，形成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其矛頭固然是指向蘇聯，但也表明他們已經結成侵略集團，準備在瓜分世界的鬥爭中同英美較量。
對於中國的抗日戰爭，蘇聯表示支持，但英美卻采取兩麵政策，一方麵對中國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麵對日本采取綏靖政策，企圖犧牲中國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協，乃至一廂情願地希望把日本進攻的矛頭引向蘇聯。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趙城一個小山村的窯洞裏踱來踱去，對蘇、美、英、法、日、德、意等國掂量來掂量去，終於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燈光下，給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寫信。他寫道：
任主任：
我對時局很想了解全般情況，但苦無材料，同時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來在抽象設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陳述如下……
林彪“抽象設想”了一些什麽“感想”呢？他對可能或已經是中國的朋友的蘇、美、英、法如何對中國進行援助逐一進行了估量。鑒於德、意、日已經聯手，他認為：“蘇聯單獨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單獨太平洋戰爭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國與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過不得地中海和紅海，路也太遠。德意一動則英法陷於腹背受敵。英法對日進行經濟製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認為這些國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是會聯合起來對付德、意、日軸心的，而這就是世界大戰。他說：
中日戰爭可能發展為世界大戰。中國應堅持打到底的方針，使此戰蔓延成為世界大戰。成為世界大戰時，中國才更能勝利，世界革命也乘機發展與勝利。
果然，一年零九個月後，即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又過了一年零九個月，即1941年6月，德國突然進攻蘇聯。半年後，即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國家都卷入了這場大戰。用1937年12月以後世界形勢的發展來檢驗林彪的話，可見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說，他的預見相當準確。
在此信中，林彪還預測了日本的動向。他說：“日本在中國的戰爭不是一舉滅亡全華的，而是逐步鯨吞的。蓋如此才便消化與對付國際上的嫉妒。在日本適可而止的時候，它甚至將已占領的地區一部退還中國，以誘惑中國的分化。那時將是國內時局的緊要關頭。我們應該準備對付那種關頭，反對公開妥協投降，反對表麵上雖不和但實則不戰的局麵，而應主張反攻敵人。在目前的階段中，國民黨是會繼續抗戰的，但局部的降敵仍可發生。”
對日本的動向，林彪的預測也是八九不離十。一年後，日本陸軍省製定的“對華處理方略”即規定，占領武漢、廣州後，“應以恢複治安為根本”。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即加緊對國民黨政府實行分化、誘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寫完此信後的一年零一周，汪精衛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
主張走出去，聯絡和爭取友軍抗戰
身處晉西南山溝裏的林彪不僅具有開闊的視野，而且有強烈的走出去的願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赴洛陽，出席由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師以上將領會議。
1月17日，蔣介石分別接見了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和劉伯承。他在同林彪談話時稱讚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打得好，希望今後好好合作。這是林彪離開黃埔軍校後第一次會見蔣介石。
從洛陽回來後，林彪感到八路軍有到友軍去聯絡和視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電朱德、彭德懷並報毛澤東：
我建議我軍派人到各主要戰區（和津浦線）去聯絡與視察。此舉作用為：（一）了解友軍作戰的真實情形，研究和利用他們的教訓和經驗，以利我及全國軍隊今後之作戰。（二）依照各地的具體情況，向各地長官貢獻適今情況的戰略戰術意見，以爭取戰事的勝利和持久。（三）傳達我黨我八路軍對抗日的忠誠精神與對抗戰的軍事、政治方針與經驗，擴大我黨我軍影響，聯絡和爭取友軍的抗戰，提高他們對抗戰的認識、信心、決心和辦法。
林彪建議先組織一個小組到東戰場去，並毛遂自薦，第一批去自己算一個，另從延安和八路軍總部各去一二人。他還說，如果軍委和總部抽不出來人，他一個人先去試試也行。
2月13日，毛澤東答複說：去友軍參觀原則是好的、有意義的，但需取得國民黨的同意，同時還要考慮部隊作戰的需要。
毛澤東沒有批準林彪的要求，但記住了這件事。
駐莫斯科，折衝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軍大衣的林彪行軍時被閻錫山部隊的哨兵誤以為是日軍而開槍擊傷後，離開前線回延安養傷。1938年底，林彪赴蘇聯療傷。
1940年3月，任弼時回國。林彪接替任弼時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一期間，林彪作為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做了大量同蘇聯、共產國際聯絡的工作。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把林彪有關中國事務尤其是國共之間關係的匯報寄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誌談中國共產黨問題。”4月7日：“同林彪詳細交談中國問題。他講了他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批評性意見。”4月26日：“林彪談蘇日條約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
林彪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幹了些什麽，傳說很多。有說他參與了斯大林格勒大會戰的指揮的，有說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要用15個將軍換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這些傳說的源頭應該是當時與林彪同時在蘇聯的幹部。現在我們找到的關於林彪在蘇聯活動的傳說的最早版本是劉亞樓向羅瑞卿說的，羅瑞卿將其寫在揭發林彪的材料中。羅瑞卿寫道：
劉亞樓告訴我，蘇德戰爭爆發後，對於希特勒的某次行動，他（指林彪）有一個估計告訴了當時蘇方相當重要的軍事當局，以後敵人的行動，證明他估計中了（大概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據說蘇方當時很重視。
羅瑞卿加上“瞎貓碰上了死老鼠”的評語是“九一三”事件後特有的現象。當時人們把對“文革”的憤慨都加在已經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為人們發泄對“文革”不滿的出氣筒。當時，說到林彪的過就用放大鏡，說到林彪的功則予以貶低或輕描淡寫。
在1940年7月的《共產國際》雜誌上，還發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國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戰爭》。這篇用俄文發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親自撰寫，筆者尚未弄清楚。但從文中引用的大量數據，比如日本軍費開支及其占國家預算的百分比，日本發行公債的數量，日本的稅收等等，在蘇聯養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隻有蘇聯方麵可能提供。如果文章是林彪寫的，發表時已經翻譯成俄文。我們現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譯過來的。經過這樣兩道翻譯，從文章的風格和語氣看，同當時由俄文翻譯過來的一般風格刻板的政論文章毫無二致，已經看不到林彪撰寫的痕跡了。
這篇文章在筆者見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種林彪文集中，都未見收錄。但是，在人民出版社於1978年出版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卻見到了這篇文章。這一套“參考資料”共選了林彪兩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論短促突擊》。“參考資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獨收這兩篇，應該是為了批判。文中有這樣的字句：“國家的一切進步力量團結在以最高統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周圍。”顯然，當時的編選者認為這可以作為林彪鼓吹“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王明路線的證據。當時，蘇聯和共產國際都認為，唯有蔣介石能擔當領導中國抗戰的重任。林彪這樣寫正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當時對中國抗戰的態度。林彪這樣的提法，在當時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1942年初，林彪回國，1月5日，飛抵蘭州，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等予以熱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達西安。黃埔一期的國民黨嫡係將領、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特地從外地趕回來歡迎林彪。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談話中大談國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對胡宗南預言：“隻要求得抗戰勝利，不再內戰，而采取各國新機器與技師，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義國家，則不出數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躍為獨立國，且可成為世界上頭等強國。”林彪認為，兩黨之間的分歧主要為兩點：即如何實行三民主義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軍令、政令之統一，共產黨並非懷疑三民主義，並願意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統一軍令、政令。對林彪這一番話，胡宗南頻頻示以同情，稱之為“新言論”。胡宗南還當場表示願意重新調整與陝甘寧邊區的關係，可以考慮為八路軍補充武器、讓八路軍幹部到戰區醫院治療。會後，胡宗南專門派軍醫處長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給那裏的幹部看病，並親自押車為林彪送來大批書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出門，同毛澤東不期而遇。毛澤東慣於夜間工作，白天休息。師哲在大清早見到他，頗為意外。毛澤東一邊向山下走，一邊對師哲說：“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師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憶說：
我聽後心中一震，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回來，恩來、弼時從蘇聯回來，主席都沒有這樣迎接。恩來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電話。第二天八九點鍾他仍在睡覺，隻有李富春去接，而且主要還是接他的夫人蔡暢。過了幾天才在楊家嶺山下的河灘上開了個歡迎會，還是由中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親自迎接比朱總、恩來、弼時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澤東破例親自迎接林彪，說明了他對林彪的器重。
一見蔣介石：“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否則，必為全國社會之所反對。”
1942年8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說他將於一星期後去西安，提出想在蘭州或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將此情況向毛澤東報告。他分析，蔣這次約見從態度上還看不出有何惡意，但蔣此次北上，其目的“未可測”。周恩來提出兩個方案：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到西安見蔣；二是要求蔣帶周到西安，再由周飛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見蔣。
此時，毛澤東顯然還記得抗戰初期林彪曾提出到國民黨軍去參觀、訪問的要求。林彪回國後經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西安，曾經見過胡宗南等國民黨軍高級將領，影響不錯。毛澤東乃決定起用林彪同國民黨談判。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複周恩來電：“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誌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麵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見蔣則更好。”
8月19日，毛澤東又打算親自見蔣。經反複磋商，決定先由林彪見蔣介石。周恩來隨即告訴蔣介石的侍從室，林彪將來西安。9月上旬，國民黨通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林彪到西安見蔣介石。
9月14日上午，林彪作為毛澤東的代表，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伍雲甫陪同下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見蔣。由於連日暴雨，道路被衝壞，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蔣離開西安前留下話，讓林到重慶再談。
9月29日，林彪乘汽車赴重慶，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10月13日，他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陪同下去見蔣介石。蔣介石問林彪：“汝此次來渝，毛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餘否？”林彪答：“我未動身以前，延安方麵接得校長電報，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並約我數度談話，其所指示者，大抵係根本問題——如中共對於抗戰建國之觀察，與國內統一團結問題，以及對於委座之期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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