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独特的读书法

林彪: 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独特的读书法

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而是林彪出题目，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书，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三寸来长的白纸条，从夹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也就是林彪要读的“书”。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

卡片是专门印制的，64开纸大小，正面上方依次印有“分类”、“标题”、“来源”和“编号”、“年月日”，“内容”以下印有横格，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二百多字。不过，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

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的字写得并不好，只是工工整整，从不敷衍，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便放弃了。在林办工作七年，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写的。

李春生，江苏常熟人，193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在1964年调林办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员，矮个子，极善辩论，常口衔白沫，侃侃而谈，不论马、恩、列、斯的著作，还是费尔巴哈、黑格尔的 “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经”一样顺口背出一段，因而秘书们送他雅号“学者”、“小夫子”。由于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又被戏称为“眼镜”。1966 年8月，张云生调林办后，他被降格为“小眼镜”。因为他常年啃书本，不谙世故人情，不善办理事务，叶群也叫他“书呆子”。

李春生走后，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因为要给林彪看，我用楷体抄写，努力写得工整些，每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错了，我会撕毁重来。

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抽完了。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李春生走进来，又给我放下一摞书，要求我抓紧抄写，在下午两点前交给他。我不敢怠慢，决定放弃午饭。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对我说，“下午把这些抄出来，”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这些我看完再给你。”

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吃午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翻书。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马恩选集》、《列宁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听说，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这个本事。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 “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 1969年初为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 ‘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读。”“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对怎么看书、怎么选语录、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他交待秘书说：“看书做卡片。卡片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卡，一类是临时卡。比如宗教、艺术、道德；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可以随时查找，做临时卡。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书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如生活、生产与消费、技术工具的作用；如论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作用；社会生活、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斗争；论党、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做卡片）把分散的论点按问题集中起来。凡属于同一内容、同一含义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复。只有一两条就记不住，有几十条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说，这样学力量就够，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够，也不可能。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话，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武器一样”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从当时部队文盲成分多，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读《毛主席语录》就比较容易。《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发明的现代《论语》。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国人民，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让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 “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叶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说林彪“不看报，不看文件”确实接近事实，说林彪“不读书”或说他只翻药典，则离实际太远。林彪是个爱读书、善读书、善思考的人，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拥有私人图书室，有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学、释儒兵道、农桑医药等等，各种各类的书籍几千册，都是林彪几十年来读过的。叶群视为珍宝，要我兼管。翻阅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林彪在书中眉、腰处或扉页上写的读书心得，尤其是在他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林彪的批语更是密密麻麻，随处可见。这些批语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对书中观点、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无掩饰。下面列举几例，可以看出林彪读书的态度：

例一，林彪读《共产党宣言》后写道：“论团结的书。以论敌团结起，以论自己团结终。”

例二，林彪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感悟团结与斗争的哲学，写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错：只斗不团，只团不斗，皆错。”“只斗其坏部分而团其好部分[对一个对象皆当又打（坏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对]。”

例三，林彪在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作“为大众主义”，说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

例四，林彪读《大学》和《四书章句集注》时写道：“孰为大（一）格物——万事之首，不脱离实际，（二）民主——治国之首，不脱离群众”，“政治之本为德”，“德为先，爱民为先”，“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例五，林彪读《毛泽东选集》后写了一个“座右铭”：“反热情主义[以此语代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易警惕些，并代替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等名词]。”

林彪认为“最易不觉得犯的错误是凭热情办事，把热情当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觉的防犯热情主义的错误，就能保证胜利。”

他说，“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之区别于人者在凭热情还是不凭热情。”

从以上寥寥数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读书不仅很多，而且不走过场，学而必思，有感必发，有得必录，因而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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