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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全中国博学之人” ------------------------------------------------------------------------------------------------------------------------------------ |
| 文章来源：新华网 作者：国学术 编辑：莫有勇 发布时间：2007-04-17 01:07 |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此后长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1942年春，他来中山大学任教，不久移居燕京大学。解放前夕，他再次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陈先生再次执教中山大学。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海内奇士 家学渊源 陈宝箴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为人刚正不阿，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甲午海战以后，陈宝箴严厉谴责李鸿章“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室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众人议论李会再次出任直隶总督。正在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的陈宝箴愤然不去拜见，并且扬言，如果李鸿章早上担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在黑暗污浊的晚清官场，陈宝箴正气凛然，真是难得。 陈宝箴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思想却很开放。1895年他奉诏担任湖南巡抚，在蹇涩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独当一面、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昏庸贪鄙的官吏，兴办工商实业，开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以开迪民智、改变陈旧的风俗。当时，黄遵宪来湖南主持盐法道，梁启超受聘主持财务学堂教席，“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不仅如此，他还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张之洞入执掌军国大权的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和京外官员三十余人备光绪皇帝挑选。其中所举荐的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本来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但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剥夺了光绪皇帝一切权力，杀了军机四章京。陈宝箴因拥护皇帝变法，被视为“帝党” 和维新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本应受到严惩，但因荣禄等人在慈禧面前磕头求情，才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但心狠手辣的慈禧最终没有放过他，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1900年6月26日密诏令他自尽。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他觉得京城官场，腐败成风，难以有所作为，不久便以侍候父亲的理由离开吏部，到陈宝箴衙门协助处理公务。那时陈三立正当壮年，风华正茂，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吸取营养，主张唯新变法。他与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文士如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等人交往，或纵谈国家大事，为民族复兴设计蓝图；或论诗话文，切磋学术；视功名利禄为草芥。他在政治活动中的最大建树，是辅佐父亲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父子通力合作，开创维新的新局面，使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不料政坛风云突变，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陈三立受到革职处分，远大的抱负尽付东流。 晚清政坛何其不幸，少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官员；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又何其有幸，多了一位卓有才华的领袖。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被迫自缢是转变陈三立生活的契机。自1900年在南京定居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创作上。陈三立早年诗学韩愈、龚自珍，后来又深受南北朝和宋代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学习和继承了以黄庭坚为台柱的宋诗江西派的传统，融注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诗坛的泰斗地位。梁启超评论他的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陈三立的古文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外，绵密精炼；又含蕴着桐城派注重义理、书卷、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他著作颇丰，逝世后由几位儿子集聚时编定有《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而陈三立晚年居住北京（当时称北平），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病中的老人忧愤已极，拒不服药和进食，因而弃世。 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陈寅恪从小就对经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勤奋好学是陈家的家风，陈寅恪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陈家和他的舅父俞家藏书都非常丰富，两家的书房便成为他流连忘返的乐园。而陈寅恪为人景仰的道义和气节，或许也多少从先辈那里继承而来。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若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可以去领会一下这样的场景和人物：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就是这样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却得到了下至普通学生，上至大师鸿儒的尊敬和推崇。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而素以学识渊博、中西融通而著称的吴宓，与寅恪可谓是一生的挚交。但他同时也把寅恪视为自己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发自内心地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识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在30到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一直有所谓的“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的流派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这两类学人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衷心地一致推崇。因为他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多年深湛的功夫让他能深深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和工具，陈先生同样造诣极深。单以语言为例子，他通晓或了解的不下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主要文字自然不在话下，而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甚至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者已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工具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象。在国学方面，一般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算不错了，而寅恪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每句“必求正解”，可谓烂熟于胸。他手头经常翻阅的，则是《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大部头。 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道路，他的老同学兼表亲俞大维曾作过一个概略的分析：大意是，从开始读书到第一次回国止，陈寅恪主要把学习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文字（他认为这是治学的基本工具）上。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在国外留学期间曾随Lanman学习梵文及巴利文二年，在柏林大学时又随Luecler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又在北平与钢和泰教授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有很高造诣。陈寅恪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是国史，对于史，他无书不读，而且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对各种会要他也甚重视，尤重《五代会要》。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也看得很多。他特别注重史识，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因此凡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以及中国文化长久留存的原因，等等，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对于许多文史古籍，他都作了分析研究，而且提出自己的评价。例如他以《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筒，采取有关《尚书》部分编纂而成，不可武断地说它是全部杜撰。他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其中《大学》、《史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表彩的作品。他喜欢《孟子》的文章，但《孟子》里提到的典章制度的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则认为多不可靠。 陈寅恪具有很通达的历史观。他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重要者。” 陈寅恪虽称不上是一位语言学家，但他写的一篇《四声三问》，曾被誉为语言学领域里“千古不朽的论著”。 由于有“趋庭之教”，陈寅恪所作的旧体诗无论从数量上或艺术价值上看都臻上品。在1980年首版之《寒柳堂集》中，共收他的诗作150余首，据蒋天枢先生估计，这只是他全部诗作的半数。 陈寅恪治学关注面很广，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他均有独到的研究或著述；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闻名于中外，他生命的后期，不幸由于目盲和其他变故，所以大大影响了他的著述和研究，否则无疑将为中外学术界留下更加丰富的学术遗产。他生平著作（包括油印本及抄本在内）一百余种，其中专著九种，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历史研究》、《述东晋王导的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及《元白诗笺证论稿》等。其他论文主要刊登在《史语所集刊》、《清华学报》、《国学论丛》、《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刊物上。 “教授之教授”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一口准”、“活字典”、“活辞书”……这都是校内外乃至国内外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之词。他来清华之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 陈寅恪来清华的故事本来就是一段佳话。据说，梁启超在向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因为陈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而迟疑。梁启超则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被别人请吧！”接着又指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听后立即决定聘用他前来任导师。 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 “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许多有关教授都常来听课，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大钢和泰等教授，如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 而在文史领域，他所享之国际声誉，大概迄今无人能望其项背。1925年，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哈佛要赵找人顶替并指名要陈寅恪，后因其不允而作罢。抗战胜利后，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个华籍汉学讲座教授，在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说，欧洲许多大汉学家，除了斯文赫定，伯希和，沙畹等数人之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皆因“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注：据cinason看法，本段似有失实可能，因陈当时在香港） 陈寅恪经常能解决外国学者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有一次，苏联学者在外蒙古发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解释，外国学者们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都无法解释，经陈先生翻译后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又据蓝文征（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回忆，1933年，日本史学家和田清（曾任东北大学“东洋史料”主任教授和天皇御侍讲），从我国东北拿回一张古地契，“断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遗物。有一次，一些历史学者在东洋文库吃饭，在座的有被称为“日本史学界太阳”的白鸟库吉，蓝文征亦在座。当时白鸟不知蓝文征是陈寅恪的学生，看他年轻，对之不称教授，不称先生而称君，明显有轻慢之意。大家互相传阅那件地契，赞不绝口，无甚异辞。当地契传到蓝手中时，蓝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绪时物。白鸟听了很惊讶，请他再仔细看看，蓝说：“不必看了，这纸是清末流行的‘双抄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而不用‘贯’或‘缗’，也非明制；地契的格式为清末以来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不止，问蓝认不认识陈教授。蓝故意问，哪个陈教授？白鸟说是陈寅恪先生。蓝答那是我的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案伸过手来……据白鸟自述，他在研究中亚问题中遇到了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可以向德国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则说应该请教陈寅恪先生。当时钱稻孙在日本度春假，说回国时可以代为请教陈先生，结果钱的春假未完，陈的复信已至，问题迎刃而解。白鸟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他可能至死不解。（注：似有人对此事存疑，认为并未发生过） “贾府门前石狮子” 陈寅恪12岁即随兄游学日本，从此开始他长达20年的留学生涯。在各国漂泊游历的日子里，他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有名教授，就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漠然视之。他在国内留学20年，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然而他的学问和日后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这也可谓百年难遇的奇人。同时，他三十岁后便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之人，然而此后数十年间却几乎没有俗世的声名，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则是几乎家喻户晓。这也与陈寅恪淡泊名利只求真理有关吧。 陈寅恪来清华时，年36岁，来清华前，他正在柏林大学研究。其时赵元任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接到了清华邀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信函。哈佛对赵说：“你一定要回国，务必找到相当资格人选代替。”并指名“陈寅恪如何？”赵便写信问陈寅恪愿不愿意担任是职，陈寅恪复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有波斯顿中国饭馆翠香楼的龙虾。”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贾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肃，决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以及待人接物，注重道义气节。在赠蒋秉南（天枢）序（见寒柳堂集）中，先生说：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先生不只是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来赞颂欧阳修，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一生为人行事，是一代的典范，是我们民族的代表.。先生对于唐代诸诗人，均有深湛的研究，特推崇韩偓，作韩翰林集札记，因偓不事朱温，赞其气节。先生对于后学晚辈登门请教者，无不有问必答，谆谆教诲；但对于势利之徒则鄙视之，此辈亦不敢登先生之门。 而寅恪先生在习惯、情趣、礼节方面也都如“石狮子”一般，几近“顽固”地坚守传统礼仪。例如艾天秩记道： ……节日那天我去得比较早，进了客厅，看到陈先生已经坐在正面的大椅子上了，好像还有织锦一类的椅帔从靠背到座垫披下来，庄严肃穆，很有气派。已有两位先来者站在房中正准备行礼。我去了之后三人排成一行，向陈先生三鞠躬，陈先生既不还礼，也不说客气的阻挡话，陈师母也没有代先生谦让。直到礼毕，陈师母才请大家在两侧坐下，寒暄几句，就端给每个人一小碗白糖糯米粥，中间有两三个小红枣，大家就用小调羹吃起来，陈师母要大家一定把红枣吃掉以示吉祥。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的体现，既严肃而又亲切，陈师母大概看出了我的新鲜感，解释说这是他家的老习惯。在我看来这习惯确有自己的特色，和其他教授家里显然不同。 陈先生的这种“礼制”始终坚持不渝，不受“潮流”干扰，其自由独立的精神亦由此可见。据记载，他晚年在中山大学，仍坚持这种礼制。当时已过知名之年，早已成为知名教授、系主任的刘节（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届毕业生），逢年过节过府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而这种“礼制”或许象征着陈寅恪对“学统”纯正的一种坚持，他对弟子要求极为严格：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而学生也不辜负陈先生的期望。蒋天枢教授编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六七年条下记载：“本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小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也正是刘节，当他被告知（或暗示）只要他批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时，他的回答是：“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嘉乾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而他敢于在“大鸣大放”的年代说出如“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之类的话，也都正是陈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之体现。 而陈寅恪自己，同样敢于率直发言。如1959年周扬去看望他，他不无火气地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陈质问：“1959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其实陈寅恪也是一个有风趣的人。《事辑》一九六八年条下引曾做陈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黄萱信件，记载陈对黄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难过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这又是风趣中微含愤激了，但语气仍是那样从容闲淡，几于所谓哀而不怨吧。 1987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热烈而认真地讨论了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和思想。在此基础上，季羡林先生称颂寅恪先生，题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一良先生题词“一代宗师”。这些称颂，寅恪先生当之无愧。
在晚年“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1]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5－1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2]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关于寅恪之婚姻》，转引自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432－433页，三联书店，1995 [3] 陈流球 陈美延：《陈寅恪诗集·后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