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人寻踪：马克思和他的主义

马克思出生在Trier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不过他最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在Trier，建有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留言薄上的留言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崇敬亲近之情跃然纸上。尽管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屡遭挫折，许多中国人还是真诚地认为，马克思的经是好经，只是中国的和尚没念对，错不在老祖宗。以一个德国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宗，马克思是独一份儿。

由于经历过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分裂，柏林因而具有了其他欧洲大都市所没有的独特魅力。离柏林大教堂一箭之遥，你能找到马克思-恩格斯广场。马克思直挺挺地坐着，双手置膝，脸色严峻。恩格斯垂手侧立其后，形容几近枯槁。两人面西而向，仿佛直视着那个他们与之战斗了一生的资本主义世界。我不懂雕塑，但不得不说这组雕塑从艺术上说低于我的预期：太拘谨，太缺乏灵性。不用说，这是东德留下的产物。两德合并之后，有人呼吁拆除这个广场，但更多的人支持保留历史的原貌，于是我们才得有幸领略东德艺术家们心目中的马恩。这个马恩形象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不是由苏中朝一以贯之的那种伟大领袖挥手叉腰的伟人刻板形象，幸哉幸哉。相比之下，倒是 Chemnitz城政府大楼前的马克思头像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尤其是那愤怒的眼神。

马克思的愤怒源自他诗人般敏锐的感受和记者特有的警惕的眼睛，源自年轻时体会到的专制的蛮横和中年后发现的资本的无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天生就是一个战士，挑战的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升级：在大学时他参加了和贵族学生的打斗，毕业后作为记者他对普鲁士专制政府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中年以后则致力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此他屡屡为包括普鲁士，法国和比利时等各国政权驱逐，以至他一生有几乎三分之二时间是在英国度过。这个国际主义者早年的优越生活和他中年以后的贫困恰成鲜明的对照。曾经，他一家在伦敦时生活之贫苦，恐怕连一般的工人都不如，有时候连面包和土豆都没得吃。 一家人经常因为交不出房租而被扫地出门，为了躲债象杨白劳一样东躲西藏。生活的窘迫使他失去了六个孩子中的三个，而他自己也深受痔疮困扰，以至于不得不时常站着写作。他伦敦图书馆的座椅上中空的坐垫表明他的疾病有多么严重。人们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马克思是怎样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也许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使这样艰难困苦的生活有了意义。在这一副饥寒交迫的图景之中，只有马克思夫人燕妮对丈夫的不离不弃是一抹亮色。她始终站在丈夫身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这不公的命运。换作他人，作为人妻，其实是可以有所抱怨的。这个丈夫和父亲，当得好像有点失败。只是在燕妮继承了的一笔遗产之后，加上恩格斯和其他友人的赞助，马克思才有可能继续他的写作。

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也曾把马克思个人生活的艰难处境理解为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导师的迫害，一个他日后创立的阶级斗争的学说的活生生的证据。这种情不自禁的阴谋论联想，在年轻人中间应该一直是很流行的吧。不过现在看来，阶级斗争并非一把可以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万能钥匙。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诚然，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视角，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视角，解释历史就会就会遇到困难。比如，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扩张等等宗教运动，哥特南下蒙古西征等民族冲突以及贩卖黑奴等殖民贸易等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但都和阶级斗争扯不上关系。不仅如此，面对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提速，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和利益股权的分化，阶级斗争，以它那种黑白两分，非你即我的特质，作为社会分析模式就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当然你如果出于对它的偏爱，非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一切，那也是一家之说。但如果坚持把阶级斗争看成唯一正确的模式，进而否认其他模式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就不仅仅会陷于学术上的简单粗暴，更会导致政治上的大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最有切身体会，我估计马克思本人也会站在我们一边。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致富。关于商品价值到底来自哪里，劳动还是交换，关于资本家财富从何而来，现在有不同意见。马克思的观点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支持者，但与马克思不同的看法也很流行。尽管如此，学术界和普通老百姓倒是有一个共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论断看来是错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到达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今天看来，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要比马克思预料的要强很多。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是受到他生活的时代的局限。他看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起步的年代，贫富悬殊之大，令人惨不忍睹。他没有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随后对此的修正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在观察了大量现代化进程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到达一个与马克思不同的判断：在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化乃是一个痛苦但不可避免的阶段，并非资本主义独有。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他对自己的经济主张的一个回应。既然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那我们何去何从呢？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的答案。如果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论，剩余价值论是一种经验分析的话，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种伦理学，是一种宣教。把它冠以“科学”的头衔实在是一种语义的乱搭，就像“科学的心愿”。这样说并没有贬低马克思的意思，事实上所有那时的社会主义者都有一副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对弱势群体有不可遏制的同情。他们是圣人，他们的公有制义举是博爱精神的最佳诠释。只是，圣人都住在天上，公有制根本不食人间烟火，在人间就没有成长的土壤。公有制这副曼妙的图画一旦落地，马上变得不堪。记得年轻时总问老师，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好懂，但“各尽所能”就不现实，你怎么能保证每人都会尽责尽力呢？ 答曰：你现在觉悟不高，当然不理解，但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思想觉悟大幅提高，自然就会这样。你要是说这样的回答是脱离了人的本性的想当然，和画饼充饥有异曲同工之妙，恐怕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一再表明，公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影响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有人一味地按图造车，非要逞强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大范围的公有制，往往会失败得很难看。恩格斯说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恐怕言过其实。马克思也许证明了那时的资本主义是地狱，但那并不等于它的对立面就自动升格为天堂。公有制并没有能证明自己是通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大同世界的正确道路，至少到现在还没有。

按列宁的说法，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学说在马克思逝世后风风雨雨的一百三十年中，经历了辉煌和下滑，有了形形色色的改版，其中有多少是马克思本人赞同的，已经不可能有答案了。今天，尽管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面临着深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仍然不乏拥护者。只是，他们已经从街垒，社会退回了讲堂，马克思主义作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马克思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毫无疑问应当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虽非马克思原创，但却通过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传遍世界。可以想见，当马克思喊出这句口号的时候该有多么豪迈，那是自认洞悉了历史脉搏后的先知先觉的召唤, 预言了一种基于阶级认同的，据信可以超越国家，宗教和种族的国际主义。可惜，历史的现实和这位国际主义者的呐喊是渐行渐远了。那个跨越了国家藩篱的无产阶级认同已经不复存在，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欧洲，超越国家界线的，不是什么阶级利益，而是资本和市场。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宗教认同不但没有被阶级认同所取代，反而成了一种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必须认真对待的国际势力。那些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果他们在掌权之后还自称如此的话，更多地是热心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巩固自身政权，对导师的国际主义教导挑挑拣拣，全然没有信徒的虔诚。于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六十年后，在这个纷繁变化的现代世界中，当年振奋人心的呼唤只剩下历史长河上空寂寥的回声，曾经的革命导师终于沦为了远离人群的一个萧索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