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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身边事，喜怒哀乐笔中行。
1870年6月21日，天津的老百姓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廷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在火烧望海楼事件中，被愤怒的群烧毁的望海楼（1870年）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津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屠杀？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第三十八款 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官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俗称为“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他们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望海楼教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的，有将婴儿丢弃的恶习，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这个现象，他们就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白帽子“姑奶奶”和天津仁慈堂。“姑奶奶”，是天津娘家人对女性的尊称。在这里特指当年天津百姓对天主教仁爱会修女们的称谓。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哈。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不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也没有鉴定弃婴的眼光。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怎么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继续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婴儿夭折死亡，有数十名婴儿死亡，他们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连买草席的钱都省了，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就这样将死婴埋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们实在是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刨土，并将死婴们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了，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就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更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个“真相”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百姓的眼中东拼西凑就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
这张照片经常被标注为“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的天津望海楼教堂废墟”，但这张似乎不是望海楼应该是育婴堂。
这个谣言很快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样，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天津百姓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误会，再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百姓们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互相投掷石头。
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
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领事官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
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
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
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
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围观的人民群众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当场活活打死。
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天津的老百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大屠杀。
一共杀了多少人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
不但如此，民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的中国籍天主教徒。
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焚毁。
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中国必须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揍你。
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被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直接称其为“曾国贼”，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曾国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不好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颇为恼怒，一年后即去世。这件案件的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朝廷以为法国接受李鸿章提出的条件，认为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比较能干。于是往后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鸿章办理，殊不知法国人只是因为普法战争失利，才无暇讨处理教案。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1897年重建后的望海楼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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