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门身边事，喜怒哀乐笔中行。
文革时期，中国人的个人生活完全消失了，人性被禁锢，正常的两性关系也被所谓的“革命斗争”取代，为此出现了许多新词语，比如把找对象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把两性关系出现异样叫“作风问题”等等。
而个人问题的决定其实离不开组织。“作风问题”足以断送掉一个人的前程，甚至是身家性命。牛响铃回忆说：特傻，那时候觉得跟男生坐得近了就会怀孕。经常怕有恶心的感觉，稍微一恶心就吓得要死，其实什么都没干过。心里特害怕，老回忆开会的时候跟哪个男生坐得有一点近。
性禁锢常常引发一些极端的伤害案件。大街上经常贴出打了红勾的处决公告。而因为在暗处有亲热举动，被警察和“革命群众”逮住的男女，也曾经频繁出现在那个年代，这些因为男女在当时往往被称为“流氓”，在当时是极大的罪名。
那时候要没结婚怀孕了，就得自杀，就不能活着了。婚前如果怀孕了，一定没法活了，那就是最不耻的事情。
牛响铃回忆：那时候胡同8号叫“流氓学习班”。然后里面就有两个“女流氓”，我还记得特清楚有一个叫小耗子，有一个叫二丫头。她们的“流氓行为”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鬼混，然后就每天都得到那上学习班，都是警察看着。就是一天到晚被批斗。最恐怖的就是“女流氓”，“女流氓”跟男流氓一块儿在台上被批斗的时候，所有女生都吓得够呛。
潘绥铭回忆：北京是男女分校的，每到国庆节，老师连打连骂逼着你去游行，拉着你联欢。那时候跳集体舞得手拉手，多么丢人，丢死人了，老师怎么能让我们干这样的事啊，太下流，太流氓了。
虽然从毛泽东到文革文件，对性只字未提过，你要找文献根据，它从来没说过。但是它制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什么，是为了革命我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就包括性在内。为公前进一步死，也不为私后退一步生啊。再进一步叫做“灵魂深处闹革命”。
知青们一到延安的时候，从北京来的干部就专门在大会上宣布了两条纪律：一是不许谈恋爱，二是不许唱陕北小调。后来中央出台26号文件，定性了“破坏知青政策罪”，依照这个精神，在全国各地，处理了不少涉及知青两性关系的案例。
在当年云南知青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橡胶林里，一个女知青气鼓鼓地跑来，把一张纸条塞到一个男知青手里。众人起哄去抢，那个男知青只好承认是写给人家的情书，被退回了。大家打开一看，都傻了眼。只见那上面赫然写着三条“最高指示”。第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第二条：要互通情报。第三条呢，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这么一张只可意会的情书要表达的意思却是尽在其中，就算被人上交也没有谁敢定他有罪。
曾经在劳改农场干着繁重农活的王国乡回忆到，由于都是在泥浆里干活，大家光着身子，什么都不穿在那里干活。人不人鬼不鬼的，没有女的话，大家都不修饰，都是胡子拉碴，鬼一样的。看见一个女的大家感觉到跟天仙一般。
文革时有一类与政治不搭边的女人成为被批斗对象，那就是所谓的“破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厉的时期，这种性压抑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八十年代初期。作家毕星星在随笔集《尖锐的往事》中深刻地指出，“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我们的单位，实在是法力无边，它全知全能到了无以复加无微不至的地步。它连这种青春期的生理现象也要管，它连这种纯粹的个人私密空间都要照亮，让每一个人的私处都无情地暴露在阳光下。”此外，作者对于文革期间令今人费解的性文化还感叹道，“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
“作风问题”这个词，这几年不怎么见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还曾经是常见的。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儿并没有一点肮脏的意思。但谁也知道，它是一种指代。它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代称，特指那种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甚至奸情。“作风问题”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这样不堪的含义，一说起“作风问题”，大家都约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么。
同理，作风正派也就成了组织和群众最有价值的褒奖。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面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闲话。从另一面来说，那时诬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散布对方男女关系的传闻。而如果是被组织或者对手结结实实抓住了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单位要“严肃处理”，周围的同事也要同仇敌忾，愤怒谴责。甚至一些闲人也喜欢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组织处理和民间舆论两面夹击，犯错误的当事人不但降职降薪，处分开除，侥幸换一个地方吧，也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错误不可避免。这错误，当然也包括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问题在于，从五十年代开始，对于“作风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偏于严酷宁左勿右的。对于和配偶之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组织处理从重从严，更严格的是思想批判大会检查这一关。深挖“思想根源”。这种思想根源，有点文化的，还会用一个文绉绉的词儿，叫“资产阶级淫乱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会痛骂“禽兽不如”，“和畜生一样”。我也参加过难以计数的批判会，惟独这类批判，是可以放开痛骂，不论怎么难听都不过分的。一个人被众人指着鼻子痛骂，本来已经足够丢人败兴。出了门，丑事一传开，如果犯法，还有人同情，这是犯淫，人们连施以怜悯的胆量都没有。如同古人说的“人人轻且贱之”，这是要毁了你一辈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我们的文化干事因为长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干，那个时候的文化干事，实际上是部队一切大型活动的组织者。部队的每一项集会井井有条，繁复有序。人们调笑他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农村妇女，两人没话说。杜黑子很快结识了唐山市的一个女大学生，两人书来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传情书，打情骂俏的。有一阵，杜干事的信多了起来。那时的个人，没有私密空间可言，家信也经常乱拆了传看。一天杜干事又来了信，政治处李干事带头起哄：“拆开大家看！”拆开念了没几句，李干事愣住了。原来，这是那个女大学生写给杜干事的情书，深情回想他们交欢的经过。有句话说：“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限甜蜜。”此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李干事手把朋友隐私，尴尬慌乱。依照那时的规矩，这类事情是绝不能隐瞒组织的。李干事于是持信向组织举报。奸情败露，舆论大哗。
“每当回想起我们在一个被窝里翻滚的时候”作为名言传遍部队。在“司政后”三机关的联合批判会上，团长几次宣读“被窝翻滚”的原话，大骂杜黑子“不要脸”。当年他就被处理复员了。我还认识武汉部队一位青年诗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军就诗名盛传。《解放军文艺》复刊时，我们同时被点名参加复刊工作，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也是初来乍到，孤独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进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轻轻叩敲隔墙，听听有没有回应。一连几次，那当然有勾引对方的意思。不料那个女人不买账，隔天就告到文艺社，此事要在现在，充其量算个性骚扰，那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从此音信皆无。我不但没有再见过他，连他的诗也在报刊上消失了。这些人都可以称为当时的人尖子。他们再没有机会施展宏才，我不知该惋惜他们的不自重，还是该责怪那时的“一棍子打死”。
最抱屈的是当时还有这么一批朋友，他们只是和自己的对象，即未婚妻提前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严惩。那时部队官兵的对象多在老家，常年隔离，小伙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动格外强烈。每当女方来部队探视的时候，这类事情就时有发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这当然越了轨。但是这毕竟只是“先上床后登记”，稍微要是讲一点人情人性，网开一面也就过去了。但那是一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发生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毫无例外地要让你没有好日子过。
我们通讯连有个副指导员，年轻有为，已经内定再提职。喜上加喜，未婚妻来部队探视。小伙子把持不住，住队期间便冲破了禁区。小两口的秘密，甜在心里，连里也没人知晓。不料女的返回以后，突然来信说怀孕了。看来纸包不住火了，副指导员连忙向组织坦白交代，同时打报告要求结婚。几番检查终于过关，背了个处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汤。于是回去办喜事吧，月余以后回来，看他吊着个长脸，我明知故问：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气冲冲地回答：喜个屁，说是肚子大了，放了个屁啥也没啦！原来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经晚了几天，就惊恐莫名，连忙向丈夫告急。这下可好，孩子没怀上，丈夫的前程也毁个干净。
对于干部来说，纵然受了处分，总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战士遭遇此类麻烦，一般是干脆利索打发复员，那是影响一生的重大转折。我们电影队有个战士小张，是高中毕业生。“文革”时期，当兵的高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学技术来得很快，有希望提拔电影队队长。小张的女友是高中同学，两人爱得那叫个如火如荼，情书不断，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张每次都看得火烧火燎的，得意时也悄悄地让我开开眼。偏巧在讨论提拔小张的时候，女友来相会了。大家最担心这两人“提前接火”，无奈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张和对象不但“初试云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怀了孕。坦白交代检查这一关一关要过自不必说，那时节正好刚刚推出革命样板戏《龙江颂》，第四场演的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提前把储备的柴草烧了砖，女支书动员社员们不要上当。这里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学会了，不过倒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唱词中间有两句特能嘲弄小张。从此大家见了小张，碰了头就唱：
。。。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要警惕，阴暗角落逆风吹。。。
唱腔很快传遍部队，小张没有脸面不说，部队首长也觉得“影响太坏”，当年就决定让他“复员算了”。
欢送小张是在政治部聚餐，小张明显喝多了。为了活跃气氛，有人提议：欢迎小张唱个歌好不好？好！小张醉眼迷离，一张口就唱：“咱们想啊一想，提前烧窑对不对？。。。”朋友们顿时目瞪口呆，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副指导员和电影放映员都也年过半百。偶尔能听到他们夫妇的消息，知道他们婚后的和谐与幸福。
六十年代和“文革”时代对性越轨行为的严酷处理，有时竟然到了毫无人性，极具荒唐的程度。即使作为人的生理需求，肉体发育，也成了思想品德问题，年轻人成长时期的性发育现象，也要纳入道德品质的范围去衡量裁度。这里，不知制造了多少荒诞和残酷的人生悲剧。
我们部队历史上有过战功。有个连队，在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中阻击打得漂亮，当年有过光荣称号。这个连的一班自然是英雄连队的英雄班。班长姓任，是个机枪手，有文化，人也精干。毛病是自由散漫，说话随便，属于所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那一类的。一天突然听说，任班长终于出大错了。那是有一天闲了逗笑的时候，连里一帮光棍，少不了谈说女人，有两个战士发愁退役后找不上老婆。任班长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慷慨地要给他们一人分配一个。报纸头版是中央领导人节日出面的照片，这小子一时犯愣，指着其中的两位女性首长，说：这个给你，那个给他。这下可闯了大祸。两位女性首长正凶焰万丈，连里哪敢保护他，汇报到政治部，当然要处理。组织部门的同志认为，既然有这样反动下流的思想，肯定还有其他言行，动员任班长彻底交代，彻底清理。无奈这小任只是说话随便，实在没有其他流氓行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长终于交代他去年在军训期间曾经有过手淫。几次检查批评，终于结案。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在组织部门填写任班长的档案时，无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长记录在案的错误，除了侮辱中央首长外，还有另外一条：1971年某月，不顾紧张的军事训练，在小山子洼地草丛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任班长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种无边的愤怒和悲凉涌上心头。那是什么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条狗。
任班长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部队曾经找到他的那个山村，组织部门宣布给他平反。听说他外出打工，没有见人。他一个农民，无职务可恢复，无工资可补发，有什么“反”可平。
我们的干部科长是个老革命。解放战争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我当兵时他已经休息了。听人说，杨科长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个老毛病，多年来多次调戏妇女，屡教不改。杨科长调戏妇女，那可谓是不分时间地点，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随时随地出洋相。比方说部队在露天舞台演一场节目，他就会钻到大姑娘小媳妇人窝里，隔着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到人家奶头上摸一下。比方说他在营房门口的庄稼地转悠，看到浇地的农妇，突然就会像阿Q一样发出“我和你困觉”的请求。像杨科长这种手段，他当然不会得逞。但杨科长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得逞过，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隔上一阵，就会有驻地附近的女人找到营房指认，怒喝一声：“就是他！”于是照例批评检查。杨科长的检查在我看来确实够深刻，每次他都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畜生一样”。他的女儿比我们大，就住在军营。有一次大会检查，杨科长痛恨地说：“我自己也是有儿女的人，要是别人糟蹋我女儿，我能容忍吗？”这检查难道还不够触及灵魂？但检查归检查，过后照犯不误。他说：“那会儿就像鬼迷了心窍，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师医院住院，一间病房四个病人。中午女护士例行测量体温，拉了拉他的手，递给一支温度计。杨科长却性欲顿起，一把抓住小护士的胳膊，就往蚊帐里拉。光天化日的，吓得女护士大喊大叫，医院病人都来围观。事后，杨科长照例是深刻检查，照例是屡整屡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来越猛，对杨科长却收效甚微。杨科长这是怎么了？连部队首长也在叹息：老杨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伙骟了。
十年以后，各种性学著作渐次在书店露头，国人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性心理这门科学。二十年后，各家医院纷纷开设了精神卫生科，心理咨询也成为一种新兴专业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候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杨科长的屡教不改，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为“强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没有暴力倾向，对侵犯对象伤害也较轻微。对付它，心理医生们有疏导的办法。它不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革命大批判的吼声也吓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时被誉为“一抓就灵”，面对一个革命老干部“性错误”却每每失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文革”中奉为万能的“思想教育”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局限，也显示了它的蛮横。它顽固地霸占着一切领地，把其他科学一概排拒在外。一种简单的心病，想对症也那么难。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杨科长的病例求教过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我详细叙述了杨科长的历年行状。李女士郑重地说：“他应该去找心理医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那时，没有啊。”
是啊，那时没有。不是不应有，是不能有。杨科长于是只好不断地检查，又不断犯病，不断地挨批，不断地挨骂，一直到老死。
现在一般的性社会学家都认为，“文革”以后拨乱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国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体上恢复到1950年代的状况。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让“文革”给闹得十分荒谬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的。那时我已经转业到山西运城，一天我去医院看病，到外科，已经有几个病人候诊。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亲看样子四十多岁，女孩也就十六七岁。这男人一脸怒气不息的样子，那女孩惊恐地看着父亲，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一会儿，轮到他们自诉症状，那男人突然对医生大喊：“丢死了人了！我没脸说！你叫她自家说！你叫她自家说！”那女孩不敢看人，只顾低头嘤嘤地哭。吵吵嚷嚷的，我们终于听明白了。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前不久有了自慰行为。她顺手用了一根缝衣针，不慎滑入阴道，溜进子宫。本来，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只能求告亲人。进了医院，也是个很小的手术，当天就可以走人。这个父亲，显然认为女儿做下了伤风败俗天理不容的丑事，这已经属于性蒙昧性无知。即使这样，父亲也该保护女儿的隐私，谁知道这个愤怒的父亲却已经是气晕了头，看样子他决心要张扬女儿的“丑闻”。亲情也压抑不住他的冲动，他自觉地维护道德风化的决心和勇气让我吃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父亲之外的千万民众。如果他们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愿保护，对于家人以外的“作风问题”，他们施以重拳还有何顾虑？
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们民族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就在我们的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民族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啦？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禁锢了几代人。这样的日子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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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同胞的質素,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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