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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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和我 --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2017-08-07 10:34:25) 下一个

雪梅和我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一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窗及家属相聚在洛基山上。星空下、篝火旁，我们相互介绍各自毕业后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与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和之后的人生履历。我被现场气氛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大家余兴未尽，又拉我俩在多个小圈子里长谈，涉及当年我们交往的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坦诚深入的交流中，一件件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内容几十年来都不曾想起。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轻时的各种画面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开始下笔写这篇文章，以纪念雪梅和我的青春和爱情。

二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上海的春天，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为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大环境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变得开阔很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了锻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够应付。并且我有了新的人生信念，看淡了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全国抓捕青年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观感恶劣，国际制裁加剧。当权者担心自己的生存，急于摆脱遭全世界唾弃的局面，所以手段只好软化一些，开始悄悄甩掉政治包袱。当时中央命令各级公检法，除中央电视台曾公开通缉的少数几位之外，放掉其他所有被拘押或监控的学生。这个重大转变属于内部政策，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是朋友之间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随时被投入监狱。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也成了问题。早在1988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我将在1989年秋季免试直读研究生。但是1989-1990学年过去了大半，学校却一直不允许我在研究生院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的境遇有了明显改善。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了，交大也对我好些，让我变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觉很幸运。但是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运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并不觉得沮丧。相反，这场变故使我领悟到一些社会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正常读书，锻炼身体，与同学、朋友们聚会了。一年多以来，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特别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连空气都是甜的，马路上的姑娘们则格外靓丽动人。失去过自由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才明白自由在这个国家里是多么脆弱。重获自由，才切身体会到自由多么美好。我新添了急迫感，要赶紧去做那些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情，不愧对宝贵的自由。以前我憧憬爱情，但总有些不知所措，所以自我设限、故意躲避。劫后余生，我变得内心笃定了很多，胆子也大了。再看自己从前的拘谨，觉得实在狭隘可笑。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校园里的漂亮女生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那个。

我和雪梅的相遇，很大的成分是因为运气。相识之前，我们好几年同在交大的徐家汇校园。后来回想，觉得我们应该以前也见过面，但彼此都没有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什么原因，在短短几天内，我在校园里多次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孩，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雪梅后，我就开始心里向往她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行动。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自行车路过校园中心的红太阳广场，远远就看到雪梅和一群女生迎面走来。她比同行的那几位高一些，身体朝着我的方向，头略微偏向一侧，正欢快地与身边人交谈，说笑中眉目生动传神。她的长发带着波浪，被风吹向脑后，丝丝发梢飘散在晨曦中、熠熠生辉，映衬着她年轻而娇好的面容。她上身穿白衬衫，下身是深色暗花长裙，很宽的黑皮带匝在纤细的腰间。衬衫的肩线和衣袖都挺括有型，与肩臂完美吻合，凸显标致的身材。脚下是高跟鞋，裸露的脚背被垫起，与脚踝和小腿连成一体，白皙修长。在明媚的春光下她步履款款，柔软的衣裙随风飞舞，贴在身体的一侧，勾画出婀娜的曲线。她身姿曼妙、气质端庄，整个人都散发着逼人的青春气息。在那个瞬间，我一下子被打动，仿佛她身上的每个细节都在撩拨我的心弦。雪梅的这个形象后来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试验过很多次，如果让我只凭头脑里的印象为她画像，我总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的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这么多年以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会偶尔回忆起初识的情景，就会想到她当时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青春不枉，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当时在雪梅身边的女生里，我认识一两位，所以需要在擦肩而过时与她们打招呼。但是因为想着雪梅，我心里紧张，打招呼时肯定显得很羞赧、不自然，惹来她们一群人哄然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了。经过她们后，我开始责怪自己没有用，“不就是喜欢个女孩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计划骑车绕广场一圈，重新遇到她们，当面约请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几分钟后，我第二次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我看到众人脸上的惊讶时，立刻又质疑起自己刚拟定的计划，觉得这样唐突地邀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那几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万一造成不愉快的局面，本来的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来到了她们的身边，在那么多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再一次让我语塞，于是她们又爆笑成一片。我离去后，心里的决心更大，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早晨并肩而行的女生里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爱情的成长

我和雪梅的交往，从相识那天起就非常顺利。最早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但总是体面地欢迎我的各种邀约。我因此受到鼓舞，很快就每天都约她。那时无论我提议去哪儿玩，她好像都同意。我们去划船、溜旱冰、参观画展、看话剧等等，大概玩遍了交大附近所有适合谈恋爱的场所。起初我怕冷场、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多数时间我讲她听。记得有次在离交大不远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我们肩并肩，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但实际上还是只有我讲，而且不敢停。她专心听却很少插话，脚步轻快、情绪愉悦，但一路与我不远不近。我讲着讲着就没话说了，于是只好很煞风景地对她说，“我没有话说了”。没想到她马上说，“你讲得挺好，我喜欢听”。意外被她表扬，我又开始说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慢慢融化，两个人逐渐变得熟悉和放松，她的话也自然而然多起来，我们交谈的内容越来越深广。

相识后不久，一次我到雪梅的宿舍找她，正巧她不在，我坐下来等，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的室友们攀谈。当年一间宿舍里要住七八个同学。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夜里经常在睡梦中笑出声来”。在场的其他几位女生马上嬉笑附和，说大家都听到过。其中一位趁势揶揄，“她肯定在做梦，梦见了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原来不是只有我一头热！”我心里一振，特别高兴。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是越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觉得猜不透她的心思。室友们的几句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的自信心大增。

时间一天一天地流过，我和雪梅逐渐变得亲近。人们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是我越接近她就越觉得她美。在草地上漫步时我牵着她的手、在舞池中我拥她入怀、在不经意间我们对视，只要看到她、触摸到她，我就不禁内心荡漾。曾有过数不清的瞬间，我被她洋溢的少女之美暗暗震撼。她耳鬓边轻柔的发丝、发丝下温润如玉的肌肤、她颀长滑嫩的手臂、她身体侧影的曲线、她亭亭的腰肢、转身时她飞扬的秀发与裙摆、当然还有她的百样笑容，都让我心醉神驰。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局部都蕴藏着独到的绚丽。她美得让我经常心不由己地自惭形秽，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但是我察觉到她回望我时目光里的热情，她在无声地鼓励着我，这个印象支撑着我脆弱、敏感的信心。记得有几次她改换了衣着风格或发型，然后悄悄告诉我，她选的是她猜我会喜欢的样子，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她开始对我敞开心扉，让我明白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原来她的内心那么火热！于是我也更加敢于释放自己一直扼阻的激情。

有雪梅相伴的日子真是美好啊！因为恋爱，我每天精神亢奋，甚至有了晕眩感，经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就在不久前我还处在命运的谷底、时刻担心坐牢，怎么一转眼我就可以与心爱的姑娘每天厮守在一起、登上了爱情的云端？我有何德何能，凭什么得到这么好的运气？一次约会的尾声，花前月下我们四目相交，我突然多了一份勇气，脱口而出，“我爱你”。我表白，归根结底是因为早已不胜感情，但那个时机却是即兴的选择。早知道最后需要说出这句话，并且我应该比她先说，但是真要说出来还需要瞬时的激情冲破习以为常的怯懦。那天我全无预谋，话说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心里惶惶。好在她听到后非常欢喜，笑靥如花。她的反应令我欣慰，我偷偷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把她送回家以后，我依然兴奋不已，开始回味，却有了狐疑，“为什么她没有说她也爱我呢？…”

我的几位好友得知我谈恋爱了，就撺掇我把雪梅带来与大家见面，于是我请雪梅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她还没有与我挑明关系，所以我介绍她时只能简单地说，“这是雪梅”。即刻，一丝失望，还有一点气恼，在她的笑容里一闪而过。在场的其他人大概不会察觉她这么细微的表情波动，但是我注意到了。我正在追求她，需要揣摩她的心理，所以留心她的每一笑每一颦。大家寒暄完，她把我拉到一旁，以恋爱中的公主姿态，嬉戏里带着娇嗔地下达指示，“以后你可以对别人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立刻心领神会，她终于承认了我们的恋人关系！我心里窃喜，连连点头称是。

但她还是没有说爱我，并且我逐渐看懂那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她刻意而为。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你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从来不说爱我？”她只说还没准备好。我傻乎乎地追问，“你是不是不爱我？”她说，“那也不是”。于是我的理工男脑袋被搅乱了，不明就里。之后我们继续每天黏在一起，但是我时不时陷入自问，“她还没爱上我，我却总感觉我们相爱。是我自作多情、领会错了吗？”、“我们天天在一起，两人都非常愉快。她已经很了解我，却不爱我。我凭什么指望她以后会爱上我？”我心里找不到锚点，七上八下。她察觉到我心里的迷茫，但不为所动，依然坚持不说爱。

又过了个把月，一天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见面，之前没有什么预兆或特别的事，她兀然地第一次说了“我爱你”。告白时她一改平日的娇柔甜美，双目圆睁，直盯着我，字字句句都带着严肃。我被突如其来的气氛镇住，望着她不敢吭声。接着她开始倾述接受我的心路历程、过去的感情波折留给她的心得与教训，等等。她越说越激动，从眼圈发红逐渐到泪水不断流下来。她说以前不提“爱”字，因为没有下定决心，怕说出口未来又不得不反悔；现在她心意已决，誓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不畏任何困难。她要我相信她对我的爱情、从此以后把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看着她满腔真诚，我备受感动。

就这样，在双方共同呵护下，我们的恋情迅速成长。只短短数月，我和雪梅就从完全陌生的两个人变成了亲密的情侣。这让我喜出望外。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一个普通交大男生，在偌大的校园里挑了自己最喜欢的女生，结果她不但没有拒绝我，还真与我郑重其事地谈恋爱，真心爱我、温柔待我，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几乎每次约会我们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准备告别。然后我送她到她的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兴奋、开心。我们开心，其实就是因为在一起。

比如有一次我们相约去思南路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参观。当时那里游人稀疏，远不像后来的拥挤。孙氏夫妇的家居完全美国化。室内绝大部分用品是西洋货，精致又实用。屋外有小花园和网球场。宅院在闹市中取静，温馨舒适。我们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历史，觉得与伟人很贴近。参观结束，我们意犹未尽，工作人员就建议我们去看看宋庆龄陵园，就是原来的万国公墓，离交大校园不远。于是我们奔到陵园，先在大厅里浏览关于宋氏家族和上海开埠的图片展览，然后我们走出房间，走进肃穆的陵园深处。四周松柏翠绿，静谧安详。我和雪梅手拉着手，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流连于中外名人们的墓碑之间，阅读碑文，怀古伤今。后来谈及此事，我们都觉得好笑。在坟堆旁边约会，我们还觉得好不惬意。

最开始，我被雪梅的容貌吸引所以追求她，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懂大义，讲道理。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误解，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相见恨晚，都很珍视对方，所以从来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小别扭。关于这一点，我本来并不自知，觉得理所当然，不承想闹出笑话。

一次我和雪梅去外地旅行，在当地找到已经工作的老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正好有空床位，就好心地请我们同住。之后几天，我们四个人一起游玩，形影不离。我发现那对朋友有时会突然互相不讲话了，也看不出有什么具体原因。因为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玩幼稚的恋爱游戏，就是假装生气、等对方哄自己。于是我借此开玩笑，拿他们寻开心。几天后我们告别时，那位女生看我的眼神里隐藏着一股恶毒。而我因为心里坦荡荡，当时也没往心里去。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谈及与他们的那次见面，我才想通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他们在闹别扭，恋情经受压力、心里不好过，而我在那个时候取笑他们，触及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有点怨恨我。因为我和雪梅不闹别扭，所以在当年我全然不懂这种恋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与这对朋友在一起的几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别人的恋爱，造成判断出错，把他们闹别扭当成了调情。希望他们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我爱她的人，却不了解她的生活。我那时有很多不现实的观念，也缺乏言谈和处事的圆通，不会从她的角度想问题。这一半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另一半是因为我故意躲避世故人情。比如在相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的基本境况都知之甚少。我潜意识里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毕业分配、工作情况等，怕那些身外之物给我们添乱、干扰刚起步不久的爱情。我的不谙世事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两人之间引起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并且做得含而不露，保护了我初识时的热忱，使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心里接受了我，并且言行温柔得当，鼓励着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的恋爱，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故事在当时的学校里产生了小小的轰动效应，只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有“缺陷”的上海女同学、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谈恋爱。这件简单的事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们不太相信我和雪梅的关系会长久。而我缺乏社会经验、盲目自信、外加对别人的心态向来迟钝，所以对身边人的怀疑眼光毫不体会，也毫不在意。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的身份，过程就很好笑。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了，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匆匆来我宿舍，说要改变当天的计划，因为她父亲要与她一起去见系里的老师，讨论她的毕业分配问题。我说，“你去陪父亲吧，他来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的办公室离系办不远，他是交大教授…”寥寥几句之后她就转身离开。我被撂了下来，意外有了一段空白时间，就禁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父亲是交大教授，她模糊的描述又让我以为是我们系的教授。我认识我们系所有的教授，他们也都认识我。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到了哪一家的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暗中观察我？几个小时以后她回来，有机会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来的丈母娘。一次去家里找雪梅，她家门紧锁。邻居说她全家人在逛南京路。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又是全家人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走得很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回到家后，雪梅妈让雪梅转告我，说要送我一条裤子，而且马上就要再出门去买。我问为什么？雪梅说，南京路上，他们全家人走在我们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大的破洞。那时候我衣服和裤子上的洞都“货真价实”，因为日常磨损造成、不是为赶时髦人为挖出来的。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青春漂亮的女儿找了这样一个男朋友，心里肯定很难高兴起来啊。

还有第一次去雪梅家吃饭。那时我年轻、胃口好，但是学校里的伙食却很差，所以我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上海人家的饭锅和碗碟在我看来都很小，雪梅家也是如此。大概那天我特别饿，饿得有点头脑短路，忘了顾及场合。在餐桌上我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飞速地吃完了第一碗，再去盛第二碗，又盛第三碗…，也没有观察身边形势，很快就清空了饭锅。不巧的是，雪梅父亲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是空的。他一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就在厨房里大声发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失当，赶紧硬着头皮解释，暗地里责骂自己简直没长脑袋！当时真是一身狼狈、满心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起这件事。雪梅妈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有多么干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害得雪梅爸爸以为自己找错了锅。雪梅的妹妹则会说，在一旁看到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咽不下饭。

那个时代很缺少简单浪漫的爱情，即使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在公共场所也很少能看到轻松快乐的情侣。所以我的一个突出记忆就是，我和雪梅经常成为被瞩目、被围观的对象，被周围人特别对待。这类经历发生在马路上、校园里、商店里、公交车上、博物馆里、话剧院里、音乐厅里、火车上，等等。

一个夏日的夜晚，在交大校门外的华山路上，街灯斑斓，人影攒动，我们从一间小店里走出来。我先她一步，找到自己的破自行车，跨坐在上面，然后脱掉T恤衫，把它捋成一根绳，搭在肩上，赤着膊等待她追上来。我的做派大概符合那个年代上海市民对交大男生的典型印象，就是外表不修边幅、内心不知天高地厚。雪梅则是上海滩时尚女生打扮，流行的短袖衬衫加束腰短裙，衣料与做工都很考究。她的头发扎成马尾，配花样发卡，马尾末端与刘海都烫成俏丽的卷发，整个人看上去既精致又简洁。她高高兴兴地从我背后跑来，侧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再揽腰抱住我。按现在的标准，这只是一幅很平常的情侣画面，可是当时旁边有人突然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了一跳，寻声望去，喊话的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三个人面面相觑，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和雪梅怕他找麻烦。当时警察经常躲在校门附近，抓骑车带人的学生，然后罚款。那位警察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听见，可能感到不好意思，也马上把脸扭到别的方向，不再看我们。我载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有追我们。

雪梅毕业后在一家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不久就都知道我的存在。有一段时间，她单位在马尾新港有项目，她担任工程监理，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月。马尾新港位于福州乡下，距离市区很远，当时刚开始建设，众多单位已经进驻，是个乱哄哄的大工地，周边也十分荒凉。有一天我实在想念她，就突然决定逃课，坐了一天一夜的海轮去看她。当时没有手机，打长途电话也很不方便，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机会事先通知她。我在马尾下了船，靠四处打听找到她单位的驻地。她见到我当然惊喜过望。她把我介绍给同队的领导和同事们。当知道我来的原由和一路经过后，他们的眼神里跳出惊讶和压抑不住的赞许。“雪梅的男朋友从上海追到马尾来了！”一下子成了整个工地的小新闻，大概荒郊野外的施工现场里很少有年轻漂亮的女生，所以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大家关注。后来几天我们呆在巨大的新港区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俩就沿海边散步。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与雪梅半生不熟，却每每投来欣赏的目光，有的还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和攀谈。我们友好地回应，心里感谢他们的善意。

回上海时，雪梅送我到马尾老客运港。那里设施简陋破败，等船的人都呆在码头前的小广场上。所谓广场，其实只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一簇一簇的旅客散布其中，大都或坐或倚在自己的行李旁边，懒洋洋地无事可做。他们有的看似贫苦的农民，有的像基层干部，但最多的是带着大包小袋、说着我听不懂的福建方言的小生意人。我和雪梅伫立在广场当中，马上就要离别，心里泛起一阵阵凄凉。两人相视无言，依依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克制，缠绵的时间也不长，结果我一抬眼，发现方圆百米内稀稀落落的人们竟然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他们的表情相似，却难以名状。也许那是好奇？也许参杂着羡慕或厌憎？但也可能什么都没有，都是我心虚臆想。总之，当时的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硕士毕业、可能就要离开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单位里聚餐和同事们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毫无疑问要分手。几位大领导和资深高工有时带头拿这个话题开玩笑，害得雪梅有口难辩。她隔壁办公室有位年轻女同事曾在马尾工地上见过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站出来帮雪梅反击，坚决为我说好话，例如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到马尾港看望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个小女生。

遇到雪梅之前，我本是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但是恋爱久了，我发现自己在她眼里越来越重要，我变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评价我远好过我眼里的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我的与众不同。可以说，她接纳我超过了我接纳自己。她沉浸在爱情里，淋漓尽致地挥洒自我，如醉如痴。记得在热恋时期她喜欢大笑，笑起来无所顾忌。不但我、她身边很多人都注意到。但是如果我稍微委屈了她，比如约会时我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生气落泪。我解释一下、哄她几句，她又破涕而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她对我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敏感，经常在一天之内情绪翻转好几次。恋爱让人亢奋，我俩在这点上很相似。她开始盼望结婚，憧憬着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改变，大到人生计划和看社会的角度，小到习惯用词和语气，再到穿衣打扮、待人接物的态度等。她全方位地积极适应我，有些是她故意，有些更像潜意识或本能。在朝夕相处中我体会到她依恋我、需要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促使我更严肃地规划事业前途，因为它现在关系到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除了上面谈及的，我们还有很多恋爱趣事。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全写出来。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这样的经历中，两个人内心的互动和交融比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内心感触，就选它作为这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学校。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屋舍上。一眼望去，校园宽广静美，看不到什么人。我心血来潮，对身后的雪梅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我便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想到，她侧身坐在车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很容易受伤。于是我提高了警惕，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从老图书馆滑行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周围的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她的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紧贴我的后背。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慌乱紧张。那时我一下子意识到，她早已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

在相识之初她也曾戒备我，肯定是在恋爱中的某个时候，她悄悄卸下提防、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了我，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之后也没太注意。我骑在车上，脑海里扫过两年来我们在一起的种种片段，试图找到她信任我的起始点。但转念之间我就想通了，历史过程已不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现在心心相印。我的思绪于是跳回身边现实，又感觉到脊背处她的体温，心里涌出深深感叹，让我后来几十年不忘。与心爱的人这样相偎相守、被她爱着、给她依靠，我多么幸运，生活多么美好！真希望时光停下，让眼前的晚霞、宁静的校园、还有两情相许的我和她都恒久长存。我暗下决心要捍卫这份美，再多困难也不退缩，绝不背弃心中的爱，不辜负她一往深情。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在恋爱期间我们遇到很多原来不曾接触到、或没有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当时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敌视男女之爱，不可理喻到偏执的程度。扭曲的社会状态，造成人们对性的压抑和对爱情缺乏理解，所以极端和变态的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四我们的背景

我和雪梅相识相爱的最初两年非常甜蜜美好，但随着我毕业的临近，我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爱情将经受一系列考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后来的各项抉择，这节将离开故事的时间顺序，回顾我俩各自的成长过程、为人处世的原则、以及对爱情的理解。

1. 我

我生长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国内的大学本质上就是机关单位，气氛类似官场。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迎合权力，关注利益，认定说实话和坚持原则都是傻，但绝不明说。他们没有多少心思专研学术，专业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亲曾因为出身问题受压制，但他在专业里奋发图强，找到了人生意义与乐趣。我小时候视父亲为偶像，喜欢物理和数学。高中时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牛顿三大定理可以完全解释物质宇宙，于是觉得看透了世界，每天想着各种抽象的数理理论，并试图用类似的逻辑方式去理解人和社会。那时我看到邻居中那些书记和院长们每天谈论单位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谁和谁的历史仇恨和现在的矛盾等，就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郁闷乏味，远不如探究宇宙和社会的道理那样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发觉自己与环境隔阂、不适应社会。别人梦想当官，崇拜位高权重的人，注重收入和住房等好处。我却对那些东西提不起兴趣，更喜欢思考一些旁人眼里没有用、甚至危险的事情。从家乡来到上海，我本以为交大同学都是各地读书最好的，大概也沉溺于追寻世界本质，看淡世俗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绝大部分同学的目标就是将来进好单位、升迁等，和我家邻居们一样。优秀的男生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成熟和圆通，经意或不经意地为成功而忽视原则。比如很多人热衷练习“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但目的几乎总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真实或良心。女生们则预计这样的男生将来会在社会上混得好，青睐他们，看不起只会读书的人。我也欣赏成熟的同学，但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为看清事物背后的道理而欣喜，相对不愿为成功放弃原则。这种处世态度也是我参加六四的重要原因。大学期间，同学和朋友们就说我是书呆子，我也认同这个标签，不以为耻反以为傲。但我也知道自己属于非主流，不容易找到知音，所以非常庆幸遇到了雪梅。

在雪梅之前我没谈过恋爱，只有几次没有什么行动的单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高中一年级，我13、4岁，在班里成绩最好，却很不成熟，散漫又顽皮。那年过了一小半，班上新转来一位女同学，我觉得她美若天仙，开始朝思暮想，却从没表白过，甚至没有与她交谈过。那是我第一次折服于女生的美，却也懂了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人家。半年后这位女生不再来上学，不知去向。回头看，这场暗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它非常美好，但是有一个关键缺憾，就是那位女生没有爱上我。从此以后我憧憬的爱情就是，我还那样爱慕对方、对方也真心爱我。依据这个理想化的观念，爱情里不应该有其他顾虑或妥协，比如不应该预设物质条件，也不应该只有一方心里有爱，而另一方没有真情、只是凑合。

有些中学同学婚恋早。印象中那些女生大多本分，对男方的物质要求也朴素直接，比如家具和电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可是按我那时的幼稚观念，她们要求感情之外的条件，就是庸俗。我曾幻想交大同学都是最优秀的，追求爱情时应该不屑于世俗考虑。但是入校后发现我的预想又与现实相距甚远。大学女生聪明能干，让我佩服，但是在谈恋爱时同样注重物质条件，只是比中学女生要求得更多、更高而已。最让我私下里失望的是，大学女生好像只期待从婚恋中得到好处，鲜有人勇敢追求爱、甘愿为爱情牺牲和付出，还不如中学同学。比如我从未听说哪个女生为爱情放弃大城市去小地方，却经常有女生为了出国等目的，突然甩掉热恋中的男友，转身嫁给陌生人。在学生时代，男生靠婚姻得好处的机会没有女生多，但有机会时，男生的选择也类似。当年得知了身边这些事，大家都视之平常，我却暗自吃惊，觉得如此明确地为利益婚恋，哪里还算得上爱情？我还偷偷替这些人惋惜，觉得他们那么优秀，如果换个想法，真心追求爱情，青春时代本可以更美好。

总之，我这个小城市来的青年，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与上海格格不入。关于爱情，我看到太多市侩，心里抵制，拒绝融入，执拗地坚持自己少年时代形成的简单观念。

2. 雪梅

关于爱情，雪梅有很多不同凡响的地方。第一，当时社会还有文革时期残留下来的偏执和狭隘，浪漫爱情处处被压抑。大多数女大学生对爱情理解不深，婚恋想法要么沿袭世俗观念、物质市侩，要么被琼瑶三毛等流行作家影响、幼稚得不切实际。而雪梅较早就懂得爱情与婚姻至关重要，不把恋爱当游戏，不把自己当小女孩。她积极准备自己，期盼爱情早日到来。

雪梅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就是婚恋。一般女生面对的其他事情，包括功课、未来就业、出国留学、社团活动等，在她眼里都相对次要。比如我们相识时她正面临本科毕业分配，她的态度稀松平常，不太当回事。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无疑是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事，经常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人生。我看惯了校园里企图心强的女生，在毕业分配期间，为得到理想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使尽所有手段，所以看到雪梅的轻松平淡，我心里还有些诧异。

雪梅很有才气，关于爱情也常有精辟见解。记得1990年我的几位同学追捧钱钟书，有次我们在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围城》，大概就是唐小姐、孙小姐、博士苏小姐等的特点和笑话，方鸿渐应该选谁之类。雪梅也在场，一直微笑倾听，却不太说话。大家散伙后我问她，“你怎么看《围城》？”她想想说，“这些故事都是男作家写的，他们其实不太懂女生怎么想”。我闻之一怔，要听其详。她便解释了一番，其间讲道，“每个故事里都隐藏着作者本人。他把自己写得最可爱，而把更帅、更有学问、更有钱、或官更大的男生都写得可厌、可憎或可笑，目的是劝说女生们只爱作者这类人，不要仰慕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写书的人在现实中败给人家，想在自己编的故事里赢回来”。她只是随口议论，我却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后来再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经常想到她的话。

第二，当时全国都崇洋，上海最甚，出国成风潮。在国内，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远比小地方好。所以女大学生们经常要求婚恋对象要么马上出国、要么能落户大城市。上海籍女生的门槛更高，自觉条件好的要求结婚后能马上出国，一般人也要求男方必须有上海户口。在我们初识的时候，雪梅就明确表示，她不把出国或户口作为恋爱先决条件，这在当时极少见，在上海籍女生里闻所未闻。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懂她的态度多么不寻常。当时上海人普遍把离开上海、去国内其他地方看成人生灾难，连北京也不行。

雪梅的婚恋观也是慢慢形成的。刚进大学时，她和其他新生一样懵懂。大学四年中同学们逐渐成熟，开始面对爱情，也领会到生活的不易、以及出国、户口、好工作等对个人有多重要。当很多女生暗下决心，要利用最美好的年华，找到前途稳妥、能带自己出国或留在大城市的未来夫婿时，她却不落俗套，内心对真爱的崇尚越来越明确，最后认定爱情最重要、重过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婚配条件。她曾告诉我，在我之前她就交往过外地男生，被周围人视为出格，她却不以为然。她解释过自己想法的形成过程。大学期间她去福州亲戚家过长假。住在福州和上海的亲人都告诉她上海比福州好，但是熟悉后她觉得福州也挺好。她对我说，“我也知道上海比福州好，但是如果为了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必须搬到福州，也没什么大不了。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女生怕嫁到外地去”。我们相遇时，她的想法已经很清晰。她认为，拘泥于户口等条件会让自己的选择变窄，可能错过好的爱人，得不偿失。

我就是她爱情观成熟的结果和受益人。恋爱期间她一直申明，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会盲从父母的意见，只要我们相爱，她愿意随我去任何地方。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手机等，陌生男女相识的机会很少。希望自由恋爱、不想依靠别人介绍或做媒的人，只能在日常接触范围里寻找爱情，不可避免地被双方社交空间限制。我和雪梅都是学生气很重的人，平时都只有三五个关系好的同学，没有四处呼朋唤友的习惯。我没有恋爱经验，又有点孤僻。这么多局限之下，我第一次谈恋爱就找到雪梅这样特别的女生，真是冥冥中的奇迹。

第三，与现在相比，那个年代的女生普遍对男人缺乏了解，看不太懂现实中男人们的品性差别。当时的正统口号是“女人要自立自强”、“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没有人敢公开讲女生未来要相夫教子，所以需要深入理解男人。多数交大女生觉得事业更重要，相对轻视爱情。少数有多人追求的女生、或在婚恋问题上特别精明的女生，经常也只算计恋爱对象能否帮自己出国、留在大城市、事业成功等，而把他的人品和双方感情质量看得次要。但雪梅青春意气，不容流俗杂念，仿佛与身边环境绝缘。她祈盼爱情、看轻实利、又有些恋爱经验，所以相对于同龄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义和人品的差异、以及自己对每个追求者的感觉的不同。她依据这些很多女生看不懂、或觉得次要的区别，而不是对方物质条件的好坏，果断筛选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爱人，并且决心要做爱人的忠贞伴侣，所以她不因为有多个男生追求而享受做万人迷，始终清高、持重地对待恋爱。相识后不久我就看到她坚决而友好地拒绝其他追求者。在我们恋爱期间，她身边还不时有男生跳出来表达倾慕之情，她都处理得及时得体。根据我对这些竞争对手的点滴了解，他们的背景、职业前途、人品等都没有明显缺点。如果一个女大学生把他们中任何一位作为男朋友带回家，大概都能轻易让父母满意。雪梅有多种选择，我不能为她带来什么现实好处、未来又包藏巨大风险，她却全心全意接受我，以做我的女朋友为骄傲，心无旁骛。我看在眼里，就更加珍惜和信任她。

现在写这段文字，又让我深自感动。其实恋爱期间我就备觉幸运。那时我各方面都不顺，前途一片灰暗。她完全知晓却淡然处之，潜心陶醉在爱情里，透露出内在的纯真。在那个人人精于算计的环境里，她不染俗尘，把爱情当作信仰，灵气超凡。就像《聊斋》里天女坠入人间、爱慕落魄书生，她也是突然掉进我的生活，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既同我花好月圆、又伴我患难与共。记得一次我在她面前感慨，自己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孤独寂寞，而她像从画里走下来的仙女，匿迹于芸芸众生之间，专为配我渡尘寰。她听后笑逐颜开，然后用手指着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找我？害得我等得苦！”她忠于爱情、看轻功利，对于我们坚持携手不分离至关重要。

第四，雪梅外表上是一位现代时尚的女大学生，内心却非常传统。恋爱初期她就严肃地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做全职太太。因为爱她，我爽快应允，但是心里很惊讶，不懂她为什么这么想，也不知道那样的家庭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双方的家人和朋友里都没有不工作的女人。在我家乡，女人们吵架时骂对方是“家庭妇女”，就是说她没见识。除了雪梅，我没有听说别的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妇女。我向往爱情，但对婚姻想得很少。也许因为身边女生都很能干，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处模式是“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事业，比翼齐飞”。我对雪梅要作全职太太的疑惑，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职太太。

最后，在恋爱方面雪梅远比我成熟。记得在相识几个月后，她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就在二人戏谑笑闹时调侃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底细，竟然真的连一个前女友都没有！刚开始时我还挺紧张，以为你身边会有其他女生，我还得过关斩将，结果根本就没人和我抢！”然后她故作夸张地大声叹息，“哎！可惜我有这么多谈恋爱的高级技巧，在你身上都用不出来，全浪费了！”说完她前仰后合地爆笑，旁边的我也跟着嗤嗤地笑，一半是被她逗的，一半也是自嘲。

在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沉醉在恋情中，全无心思顾及其它。而她比我清醒，从没忘记现实和长远。现在回想，当年她拉我去见她父母和家族长辈、到她家里吃饭等，都因为她确认我们的关系已变得严肃、正迈向结婚、所以需要通告家人。而我混混沌沌，即使见过她父母也依旧不知深浅。不过，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有一个近似直觉的判断在我头脑里越来越清晰。她为爱情准备得深刻、全面，即使没有我，她也会找到一个不错的人，她造样是好女友、好太太，生活也能很幸福。而我阳春白雪、落落寡合，如果失去她，再难找到另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我的青春就将是一片荒芜。

3. 我们的异与同

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婚姻观念等，但我和雪梅在这些方面差别明显。我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来上海求学，而她家离交大骑自行车只要十几分钟。认识她前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现在也只能听懂日常对话，但不会说，害得她平时没有机会讲上海话，遇到家乡人时经常需要先适应一小段时间才能开口。我们的饮食、作息、兴趣爱好、与人相处的方式等，都很不一样。关于婚恋的想法，我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对于恋爱，我只有年轻的热情和书呆子式的思考。对于婚姻，我没有深想过，只模糊地以为那应该是爱情的延伸、夫妻应该平等。雪梅则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有全面构想，并且坚定要求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我和雪梅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我们都排斥当时盛行于世的、基于物质条件的婚恋，崇尚真心的爱情，并准备为此奋斗和付出。六四后我看淡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寻找爱人。那时的雪梅风华正茂、青春绽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睛。她也正热切地等待着一个真心爱她、并值得她爱的人。相遇前，我们都在寻找，而她找得比我更辛苦。相遇后，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比如在交往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的未来工作、家庭背景等，就为向自己、也向她证明，我的行为跟随我的内心，不受世俗利益驱动。她也不断向我保证，她愿意婚后跟我去任何地方，绝不像当时的很多女生那样，把上海户口看得比爱人更重要。我们对爱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灵犀。

那个年代和现在没法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几十年的封闭和僵化中走出来。户口、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分配等事项，对人的一生还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和雪梅不想放弃爱情、不想违背自己对生活的原则，就不得不冲撞这些现实中的藩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巨大困难，结局很可能是悲剧。

五面对困难

1. 盼望结婚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时间顺序。

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时，雪梅工作上了轨道，我们就开始谈论结婚了。婚姻美满是她的人生大目标。她觉得，只有结婚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结婚最重要，恋爱只是过渡期，目的是结婚。我一直向往恋爱，却从没有过结婚冲动。婚姻在我的头脑里是一件模糊和遥远的事。我觉得恋爱比结婚重要，结婚只是爱情路上的一个中间站，似乎无足轻重。我们最初讨论结婚时，我想法浑沌，所以人不在状态，有时言辞唐突，让她很受挫。后来经过多番沟通，我才慢慢理解她。我爱她也确信她爱我，知道她需要婚姻，我当然也接受。于是我去系办公室询问怎样办理结婚手续。

在那个年代结婚，首先需要向单位申请并获得批准，然后拿着单位盖章的介绍信，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在交大开结婚介绍信需要多层审批，系里是第一步。系办告诉我，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结婚要有“晚婚证明”，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结婚的年轻人必须排队等待名额。我的岁数离晚婚标准很远，又是学生，所以根本排不上。他们也告诉我，在毕业分配中的某一步后，我结婚就不占用单位名额了，到时系里可以考虑我。

我没有办出结婚介绍信，回来告诉雪梅。她非常伤心失望，我把前因后果解释清楚了也没用。她的反应让我意外。我本以为我的未来不定，现在结婚对她不利，所以推迟也无所谓。没想到她这么当真！她对我俩关系的态度比我想象的更严肃和坚定，让我受宠若惊。从此以后我们都盼望快结婚。但是我还心存隐忧，怕她不理解我的状况，急着结婚是头脑发热。我六四后被警察关小黑屋、在学校里挨整等事，都发生在相识之前，她没有与我共同经历。虽然我经常对她讲我的处境和未来的困难，但还是怕她不懂。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我怕真的面对人生逆境时，她的想法会变。

2. 危机浮现

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毕业分配季，各种曾经预想过的问题集中爆发。首先，我和雪梅都感到我几乎不可能留在上海。早在六四后的大规模整肃期间，在同样被公安重点审查的朋友们之间，就流传着来自北京高层的消息。中央已经下达内部指示，要求各大学在毕业分配时把六四活跃学生排除出国家重要部门、高校、和北京、上海等关键大城市。虽然无法知道这个指示的详情，但是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我收到一些零星信息，表明交大不想给我留沪指标。当时我们知道我很难留上海，但心存一线希望，还拼命争取。现在回头看，其实学校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在上海。

其次，我梦想留学，但是觉得遥不可及。我和雪梅各自都有很多熟悉的同学早已出国，有关他们的消息不断从北美传回来。得知他们学业和事业发展顺利，我出国的愿望就变得更强烈。但是，六四事件之后的大约一年里，“秋后算账”还在进行，事件中的活跃同学完全不可能出国。再以后，政府对这些人出国的政策一直是黑箱，老百姓无从知晓。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自己拿不到护照，因为在1986年也发生过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活跃的交大同学和青年教师，后来很多年都被禁止出国。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紧了留学政策，要求每个出国学生支付数万元的罚款。在那个年代的内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就算很高了，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么重的罚款。总之在毕业时，留学显得太渺茫，我无从下手。

我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憎恶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残暴行为，所以鄙视所有体制内的职业道路。综合考虑多种内外因素后，我把眼光放在刚刚兴起不久的、六四后变得前途未卜的海南和深圳等沿海开放地区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当时的大致想法是，毕业后我把户口和人事关系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南下打拼。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和我相聚。

我们以前多次讨论过上述计划，她的态度干脆利落，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我有点半信半疑，觉得她这样说是因为她爱我，想表达愿意跟我到任何地方的决心，可能不代表她仔细思考过现实后果。连我自己都看不清计划的很多关键细节，更何况她了。临近毕业，我发现这个计划其实有很多风险，要实现它很不容易。而且即使一切顺利，我们也要分离很长时间，她要长期、单独地面对诸多困难。那时我了解到，交大的校园爱情，如果毕业时人分两地，断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一百，即使双方感情原本很好。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两个人，经常几十年也不能调动到一起。我可能落脚的东北、广东、海南等地，都离上海很远。那时的通讯和交通很落后、也昂贵。相隔几千里的两个人，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才可能相聚几天。见面那么少，要保持爱情都很难，正常的家庭生活则完全谈不上了。熟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早就提醒过我这些风险。随着毕业日期的逼近，我也逐渐看清楚了局面的严峻，看懂了我和雪梅的关系正面临巨大威胁。“她还会继续接受我吗？”是我躲不开的焦虑。在我心目中，分手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可能。

3. 求婚

我职业前途的局限、出国的障碍、我们未来的两地分居、她将独自承受的压力，等等问题，在我毕业分配期间都变得真切可触，雪梅算是眼见为实了。了解我们的人都看得懂，我在劫难逃、而她的处境很好。如果她现在选择分手，就不会跟着我倒霉。那段时期，身边的很多人暗示，有的甚至明说，我和雪梅的结局已经揭晓，我的问题造成我俩的恋爱不靠谱，我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她原本不需要面对的困局。几位亲近的朋友也流露出悲观，好心地警告我说，如果我离开上海，我和雪梅也就断了。旁观者的意见都很中肯，我完全理解，所以听到后，内心的愧疚感就更强烈。很显然，形势已急转直下，我在拖她的后腿。我没有权力把我们的关系视作理所当然，而应该与她一起正视新的现实，重新沟通。既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也是给她一个和平、安全的场合表达想法。如果她愿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离开我。

当年我主动参加六四，早就知道要为之付出代价，所以根本不害怕眼前的困难。我也没有什么具体对策，就是拒绝服输，认定以后总会出现新机会，办法一定会比困难多。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内心绝决，但是面对雪梅，我脱不掉歉意。我不想强求、或乞求她继续接受我，而希望她撇开所有外来影响，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挤压，自己独立地做决定，然后亲口告诉我。于是，我整理好心情，认真地拟定了几条要点，准备在她面前把重要的问题都摊开来，认真地谈一次。

我本想说，如以前所料，困难很多，但是我们有应对计划，就还有希望。我的想法没变，不想分手，还希望结婚。但是如果她想分手，就请直接讲出来，不要碍于情面藏在心里，也不要怕别人的眼光或闲言。那样的话，我会理解和接受，并且以后还会心存友谊。当时校园里流传着男生在分手后死缠女生的故事，所以既是为了让她安心、也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我还计划说，我们要分就分得彻底，事后都不要联系对方，避免折磨、耽误彼此…。可是真的两个人面对面了，我眼睛看着她，开始说话，心里却变得慌张。我怕她真说要分手，所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能完整地列出当年预备的谈话要点，却从来不知道其中的哪些部分我说出去了，哪些并没有、只是在心里默念过很多遍。她听着我颠三倒四的叙述，很快就听懂了话题的严肃，也感觉到我语气里的不自信。她本来轻松随意的神情变得庄重，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继续讲，她默默地听，并找到位子坐下，头自然低垂，后来越垂越低，低得让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表情，我心里就更没底，人变得更慌，思路也更混乱，最后乱到断了线，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于是两个人陷入沉默。寂静中我胸口怦怦的心跳带动整个身体震颤，努力压制也无济于事。片刻之后，她意识到我停了，抬起头直视我，脸上竟然挂满泪水，但是神态却很镇定。我记得她说，“不嫁你，我嫁谁？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中午，在纽约唐人街的一间小饭馆里，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用工作餐。从远处街市传来缥缈的歌声，“…爱真的需要勇气…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声音忽隐忽现，歌词循环往复。那是沿街商铺在播放一位流行女歌手的唱片。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却在无意中听懂了它的意思，心境猛地被拉回到当年求婚时的情景，好像我又与雪梅面对面，她正在沉静地听我说话，她的下一个反应将决定我得到、或永久失去我唯一盼望的未来，我的心脏又像当年那样狂跳。在求婚前，我本已做了思想准备，以为可以应付她的任何决定。如果她拒绝，我计划理智地接受，平静地离开。没有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时，我紧张得全身发抖，不能自已。那一刻面对她，我的头脑变得清澈，仿佛看到了失去她以后自己将多么失望、生活将变得多么空虚和冰冷。感谢雪梅答应了我，让我避免了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憾与哀伤！感谢她的坚定和勇敢！感谢上天让我遇到她！

4. 患难显真情

申请结婚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这个社会怎样欺压小民。得到系里批准后，我还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结婚介绍信。那里的工作人员早就知道我的情况，办理时百般刁难。比如他们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签字，保证结婚后不要求交大给我留沪指标。后来得知，按照当时的惯例或内部规定，配偶在上海的毕业生享有留沪优先权，交大要特别把我排除出这项待遇。按法律，他人不可以为结婚设置额外条件，学校规章里当然没有这种要求，也没有听说过类似先例。何况雪梅不隶属交大，交大根本无权要求她签字。但是国内的机关只服从权力，不在乎什么道理、常识、或法规。在他们眼里，如果你被权力敌视，又没有背景或关系，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段卡你、不让你好受。交大把我归类为“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又认定我没有反击能力、弱势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软。最后为了结婚，我们只好屈辱地签了字。在国内的制度下，即使在结婚这样纯粹私人事务上，平头百姓也会被随意欺负，没有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机制或手段。

结婚那天是个平常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课和做科研。我们约好午休时碰头，然后一起去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处里混乱嘈杂，要结婚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我们时已比预想晚很多。记得为制作结婚证，经办人向我们索要合影照片。我们说没准备，她很惊讶。不知是她特别通融、还是政策本来允许，她把我们两张单人照并在一起贴在了结婚证上。办完手续后，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顿饭，却发现午休时间早就过了。我们下午都有工作安排，于是只好匆匆挥别，连饭也没有吃。雪梅急着赶时间，骑车先离开。我看着她纤弱的背影在繁闹的大街上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自行车洪流中，心里感到一阵温暖，感叹从此以后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我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享受新婚之喜，因为面临的困难真切而急迫。从个人前途角度讲，结婚把我们拴在一起，只增加了负担，却没有回报。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胁；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选择变窄。对于一无所有、必须奋斗才能生存的青年，这种负担显得特别沉重，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多校园情侣毕业前分手，就是为躲避这种负担。我们结婚，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告诉亲友，气氛凄凉。我们连“觉得自己在勇敢捍卫爱情”的骄傲感都没有。而坚决要结婚，只因为两个人都不敢违背初心、都舍不得眼前的彼此。

匆匆结婚后，我顿觉自己要为两个人负责，心态与想法和以前大不一样。虽然知道单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努力了一番。在当年的体制下，学生找工作主要取决于背景和社会关系，比如原籍户口在什么地方、父母的单位、认识什么人、与学校关系好坏等，而学生的成绩和能力用处不大。我的导师帮我联系留校，努力了数月而不成。他得到的解释是，“不允许六四活跃同学留校，是中央的决定，交大不能改变”。我的几位上海同学也帮我联系他们所在的单位，但是那些单位一听说我没有上海户口，就再没下文了。

我花了几个星期去深圳、珠海、海南等经济特区找工作。在那里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我遇到过一些合适的机会。这些公司不要求新员工有本地户口或迁入人事关系等，对我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它们也不帮助新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要入职，就必须自己事先安排好所有相关事务。比如在当时的制度下，内地人进入特区需要“边防证”。如果没有单位出面帮助，一般大学毕业生要取得边防证，只能先把户口与人事关系放在原籍，然后在原籍申请。

随着离校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势一天天明朗，学校将把我退回吉林。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他们的态度由观望慢慢变成担心，再到焦虑，最后转为愤怒。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为何还要和雪梅谈恋爱？他们要求雪梅与我分手。其实我内心理解和同情他们。如果我的姐妹处在雪梅的境况，我父母的反应也会类似。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和雪梅总是共同面对接踵而来的坏消息。但她的困难和压力远比我的更接近每日生活，所以更烦心。父母的不理解最让她苦恼。他们为她担心，觉得模范女儿变成了无可救药的叛逆，心急上火，所以天天吵架。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变得水火不容，使得雪梅心无宁日。我的毕业分配问题爆发后，第一次去她家里就撞见争吵的场面。那天我敲门，她妹妹开门。雪梅正在哭，其他人全阴沉着脸，也不太理睬我。我看见她父母的眼里闪着泪光。之后，他们躲到别的房间，只剩下雪梅和我。她伏在书桌上，把头深埋在胳膊里，并不看我一眼。我坐在她身边，看不见她的脸，但能听到她低声啜泣、看到她的背脊不停抽搐。就这样，在沉闷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5分钟、10分钟、半小时…，她哭声渐没，房间里鸦雀无声。于是，压抑与悲哀的气息开始弥散，慢慢围住我们，最后沁入每个毛孔。后来几次我去她家，所遇的氛围都类似。其情其景，让我不忍追忆。

在单位里她也事事不顺心。她所在的设计院面临文革遗留下来的专业人员严重老化问题，急需新鲜技术骨干。领导们在年轻工程师里物色有潜力的人，委以大任，重点培养。论工作能力和学历背景，雪梅都是同侪中的佼佼者，本应入选。但领导们得知我要离开上海，就认为从长远计雪梅可能跳槽。领导的疑虑让她错失了很多重要机会。另外，结婚后她自动参加单位里排队分房。单位按各项指标给排队者打分数。因为我的户口不在上海，所以雪梅的分数就特别低，实际上等于没有了希望。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虽然她不太在乎单位里的荣辱，但是挫折感积少成多，也令人难受。

我们刚结婚就要分离，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相聚，这让雪梅的心情极度低迷。私下里面对我，她经常黯然泪下，再顺便抱怨一通家里和单位里的各种冲突和无奈。我自知是她所有问题的根源。当时我对我们的长远计划倔强地抱有信心，但我的顽强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愤怒与担心，也不能帮她解决眼前堆积起来的现实问题。她也懂，所以哭了、发泄一下内心的抑郁，然后还得回到现实。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她在我面前彻底无助地流泪，然后再抹掉眼泪，把勇敢摆在脸上，重新投入她灰暗、冰冷的小世界。这样的场景一遍一遍地重演，“燃烧”这个词就不断地跳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燃烧”！爱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时的雪梅，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期许，举止中透露着内心的义无反顾。身处逆境，她整个人都换了样子，初识时的轻松娇媚变成了倾心之后的弃世绝尘和成熟的柔情。她在爱情中燃烧着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着对爱情的信念。

5. “你们怎么想的？”

在当时，老师和同学都很关心我们。他们很聪明，看得清社会百态与人在其中的利益得失，并主动帮我们分析形势。在他们看来，我和雪梅做着明显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很多人为我们想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在我还有交大学生身份时，我和雪梅结婚，然后把我的户口迁入她家，从上海集体户口换成上海家庭户口。那样的话，毕业时我就可以按上海户口身份找工作。所以他们本以为，毕业前我们匆忙结婚，就是为了我可以在毕业分配时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但我俩根本没有那么做。于是就有朋友诘问我们，“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a.“何必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求助于雪梅家，心里的高傲不允许我走这条“庸俗”的路。我不容分说的态度也挡住了雪梅的嘴。我甚至从来没有和她父母提起过我的毕业分配。后来我真的离开了上海，她父母不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不断劝说她和我分手。他们最核心的说辞就是，我对雪梅不够认真，没有真想和她长久，回东北后就不会再来上海，所以雪梅千万不要为等我而耽误自己的人生大事。他们依据常理推论，如果我真的计划和雪梅做夫妻，肯定早就请他们帮助留在上海了。

很熟的朋友进一步问我，“你为了内心的骄傲而拒绝向岳父母求助。这种骄傲有意义吗？”仔细地讲，当时有多个理由让我不想求助于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爱情洁癖”。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爱雪梅完全出自内心、不沾染任何利欲。如果我依靠她父母得到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以后可能长期质疑自己的初衷。再者，如果借助她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我很可能进入国营企事业单位。经过六四以后，我心里排斥那种工作。最后，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厌恶传统体制下公家单位里的官场气氛，并一直探索自己不一样的人生。那时南方经济开放，给了我实践自己想法的机会。即使风险很大，我也要全力去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我才能继续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给予我的真挚爱情。

b.“雪梅为什么坚持要嫁外地人？”

周围人问雪梅，“你这样家境和自身条件的上海女生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外地人？”雪梅从来向往爱情，爱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觉得自己能为爱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爱情。这是她自尊和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她就嫁给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为她觉得，为了真爱，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不敢承受的困难。现在困难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坚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被人安排的、让她感到窒息的生活方式里。那样的话，她做人的原则就会被破坏，理想就会湮灭，自尊和自信也就被摧毁了，所以她坚决不放弃。

其实我对雪梅的理解和信任也经历一个过程。在毕业季初期，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不敢指望她眼见我命运沉沦还会矢志不渝。我的毕业分配，说穿了就是我不断挨整的过程。那些管得到我的政策和人，构成了一架无形的“台虎钳”，把我牢牢夹在中间。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坏消息，我们一起感受“台虎钳”一点点被拧紧。压力之下，我不想放弃，但暗地里害怕她心生退意。“如果雪梅现在提出分手，我扛得住吗？”我经常自问。心里被这样患得患失的情绪占据，我不敢与她谈及结婚，也无法冷静地体会她的心态。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她当时比我更害怕。她早已决定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女生心有所许之后，最怕男生软弱薄情。她担心我在困难面前退缩，放弃她，然后一个人一身轻地逃回老家，所以她也不敢提结婚的事。于是结婚就成了我们之间的敏感话题。最后我终于求婚了，她思想上的大石头落了地，心花怒放。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一句简短的同意之后，我的困难也就成了她的困难，她从此踏上了前途茫茫的不归路。在她接受我求婚时，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她激动、落泪。

c.“雪梅是否被爱情冲昏了头？”

后来一些人评论我们，“爱情中的女人智商变低。雪梅大概被爱情冲昏了头，才看不清现实，接受了超级裸婚”。其实“爱情中的女人智商降低”之类流行观念，本来就似是而非，更不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交大女生。她们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干练，包括对待婚恋。我从未见过哪个女生在结婚时“被爱情冲昏头脑”而忘记现实。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极少。倒是常有人“被现实得失冲昏头脑”而忘记爱情。在我们恋爱期间，我也曾担心雪梅想结婚是感情冲动。但是在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距离观察她思考和做决定的过程后，我就懂了那种担心是多余的。

雪梅决定与我结合，是她完成了一个女生对于自己终身大事应该有的、谨慎而全面的思考后做出的人生抉择。她正值青春韶华，聪明能干，不乏追求者，有成熟的婚恋观。她实实在在渴望爱情，所以对我们之间的感情要求高。但对于未来物质生活，她只求过得去，不在婚恋里追求利益最大化。她曾经因为各种原因拒绝过多位优秀男生，如果她觉得我对她的感情不可靠，或者我的条件恶劣到让婚后生活难以为继，她也会拒绝我。在我们相识初期，她就全面考虑过有关感情和现实的重要方面，确认我们可能幸福之后，她才决定全心投入。在大约两年的恋爱期间，我们多次深入谈及我的处境。她有自己的见地，我们商量后一起制定了我毕业后的计划。所以在决定结婚时，她已经与我长期交往，全面了解我的情况。虽然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她看清了当时能看清的所有重要方面。总之，她与我结婚不是因为一时糊涂，而是看清现实后坚信我们同心奋斗就可以应付和战胜那些困难。冰雪聪明的她，不可能盲目、冲动地结婚。

其实在结婚前，我和雪梅的头脑都非常清晰，可以说异常清晰。我们每个人都考虑到眼前的形势、未来的多种可能、以及做人和对待爱情的原则等。当时的思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为了捍卫爱情、保护对方，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别多。有人说，“真爱时人都糊涂”或“如果头脑清楚就不是真爱”。我觉得他们要么没有经历过真的爱情，要么没有准确地道出自己在爱情中的心态。爱情不是傻瓜的专利，与理性并不矛盾。事关自己与心上人的一辈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

面对逆境，雪梅坚决要结婚，因为她希望我们变成一家人，从此同舟共济。所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对方亲密无间、两个人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期盼对方明了自己的真心、并以同样的忠诚回报。雪梅要与我同进退，荣辱与共。她觉得，如果因为我未来有风险，她就等等看看、推迟结婚，那么我们还怎么算是一家人？她希望自己永远有资格对我说，“面对任何困难，我都和你站在一起，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就是她在爱情里的自尊，也是她一直恪守的原则。在我时运不济的时候，她撇开利益考虑，把自己的命运赌在爱情上，毫不迟疑地与我结合，践行了她关于爱情与人生的信念。很多熟悉我们的人见证了她钢铁般的坚定，并因此更加尊重她。在我眼里，她本是位娇柔的江南女生，却在危难之际用行动展示出真的勇气。与这样的心上人为伴，我怎么有脸面退缩或懈怠？她忘我、无畏的爱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时刻警示我不可因为连续的挫折而气馁、也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压低视野，鞭策我朝着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d.“你毕业时前途不定，结婚是否对雪梅不够负责？”

我也非常严肃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毕业前结婚，因为不然的话我和雪梅就永远断了。我求婚时大约是浦东新区成立前的半年到一年，上海还禁锢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远不像一两年后那么开放。比如买食物还需要粮票，只有本地人可以定期领取粮票、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其他票证，外地人没有资格。我们无法预知后来的社会变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留在上海，生存都将成问题，长远的事业发展则根本谈不上了，所以毕业后我只能离开上海、远离雪梅。另外，上海是我参与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和朋友们被关小黑屋并在政治上挨整、我在读书期间和毕业分配中被欺负的地方。排除雪梅的因素，在感情上我也不留恋这座城市。

作为原则，我和雪梅都认为应该依据爱情的程度，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决定是否结婚。我们也都清楚，如果在一起时爱情都没有强大到让我们结婚，以后天各一方，爱情就更难增长到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如果要结婚，我毕业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任何一方选择不结婚，就是用行动承认，我们还没有相爱到要终生相守的地步，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内在动力为重聚而奋斗了。那么毕业时的离别就将是永远的分手，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连同曾经的浪漫甜蜜、海誓山盟，都将灰飞烟灭，化成过眼云烟。我绝对不想要那样的结局，所以决定求婚。

另一方面，面对非常不确定的前途，我敢于结婚、把雪梅的一生与我的命运挂钩，是因为我们一起审视过最坏的情况。婚后我肯定会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努力。就算运气不好，所有瞄准更高目标的尝试都失败，在没有大灾大病的情况下，最坏的结局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为外资或私企打工，成为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小白领。也许工作会辛苦繁忙、生活中会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是可以预见，我的工作在几年内能走上正轨。根据当时经济特区里硕士毕业生的一般薪资和福利水平，我们计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也能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并且我们的生活水平将远好于大多数上海市民，也好过我们双方父母在年轻时的情况。所以雪梅认定，即使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等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会觉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虑了在悲观前景下自己和父母的感受，雪梅和我都觉得我们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于是为了成全爱情，我们结婚了。

两个一无所有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一起。我们拥有类似的骄傲，追求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侩的社会里，用行动互相鼓励，奋力探寻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雪梅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两年后我离开交大时，经历了共同的磨难，我们已经成为心心相印的爱人、和在人世间打拼的坚定伙伴。

六探索前程

1. 分离、辗转

毕业后我回到了吉林。离开上海之前的各种折腾和连带的焦虑让我大病一场，长时间卧床不起，半年后才逐渐恢复。对于千里之外雪梅的思念，在生病期间尤其强烈，占据我每天的大段时间。从事业角度讲，我的人生被“归零”。我又回到了家乡，住在父母家里。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刚出校门就没有用了。我心不在焉地应付工作，深知自己的前途不在其中。现实不遂人愿属意料之中，我倒不在乎。身处低谷，最需要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我审视自己的处境，试图确立切实可行的新目标，然后为之努力。在上海与雪梅辞行的情景，我一直历历在目。当时我们面对面，她盯着我说，“你决定了以后呆在什么地方，就在那儿也替我找份工作”。说话时她眼神里透着决然，还有期待与信赖。但只寥寥几句之后，她的情绪就坍塌了。她双手紧抓住我，头埋在我的胸口，嘤嘤地抽泣。她凄凄切切，我也揪心，就尽量安慰她。她再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以后甩了我，我绝不饶你！”在吉林的日日夜夜里，这些记忆经常重现我心头，提醒我不能松懈，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拼搏。

在上海读书的那些年，我远离父母，他们对我的处境和想法只略知大概。我回到家与父母同住，交流一下子多起来。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后，开始为我想办法。经历过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他们深知六四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我，我在国内的前途暗淡，最好的出路是留学。于是他们借助关系，帮我申请到护照。这对我是巨大的惊喜。后来听体制内明白人分析，当时高层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权力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非常心虚。他们处理六四后续问题的方式与以前很不同。他们认为六四积极分子出国最好，既可以削弱国内暗流涌动的政治反对力量，也有助于减轻国际舆论的持续抨击。拿到护照后，我和雪梅商量，我们的计划大变，出国留学成为首选，南下打拼不再重要。当时东北还大体保持着1970年代的苏联式体制，社会僵化、信息闭塞。我在吉林得不到留学必需的信息，于是决定离开家，去北京学外语。

当时选择北京而非上海有两个原因。一是雪梅还需要和父母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婚事。如果我这时回去，事情可能变得更复杂。二是我计划短期内不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势必将在很多方面依赖雪梅。她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她增加新问题。我到北京后，得到姐姐和父辈朋友的帮助，住在清华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流连于清华与北大两校之间。当时没有手机或网络，长途电话很昂贵、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书信联系。她的每封来信都渗透着浓浓的相思情，同时也讲到父母给她的巨大压力。她告诉我一件事，现在说起来是个笑话，当时对她却如同灾难。

我们申请结婚时，雪梅瞒着家里，偷偷拿出户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我离开上海前，她父母天天骂她执迷不悟。我离开后，她父母也许寄望于我们分离久了，恋爱关系会自然变冷，年轻的女儿将慢慢回心转意，所以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吵架变成冷战。后来有一天，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上门，要求育龄妇女登记。一家人以为街道搞错了雪梅妈妈的年岁。街道人员回去复查，确认信息来自婚姻登记单位，计生检查的对象不是雪梅妈、而是雪梅，于是家里就“雷电交加”了。她父母非常错愕和伤心，我又不在，所以他们的愤怒都冲向雪梅。那时我和雪梅偶尔打长途电话，通话中她一直在哭。这件事以后，她的每封信都讲到家里的战争。

我在新东方培训班学了几个月外语，一天雪梅突然决定来北京找我。重逢的喜悦过后，我们仔细谈起她在上海的各种问题，当然包括家里的矛盾和父母的担忧。她一边讲一边哭，梨花带雨，让我心疼和自责。我看她一片赤诚，却柔弱无助，宛如扑火的飞蛾。人都有极限，她承受这么重的压力，还要坚持多久？面对困难时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于是我们讨论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了，不需要再瞒。雪梅的收入一直在增长，那时已经相对很高，有能力支持我。于是我匆匆中断和收尾在北京的各项事务，然后奔赴上海。

2. 上海团圆

到了上海，我最开始一个人借住在老同学的宿舍里。后来在朋友、同学、和家人的帮助下，我们租借到市区内楼房公寓。我在前进培训班学外语，参加各种考试，然后申请美国博士阶段全额奖学金。第一次失败，总结经验后再申请…。同时我开始工作、赚钱。六四事件后，美国带领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上海外资大举撤出，经济萧条。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释出缓解信号，美国开始逐步取消制裁。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上海是这轮开放的最前沿，外国投资回流。我刚到上海时，就业市场低落。我从国企临时工打字员做起，做过多份工作，还曾被不法公司欺骗，经受社会历练。后来，上海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对高学历年轻人的需求强劲，我的机会大增。经过几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白领，工作非常忙，但是收入相对很高，人也充实。总之，我和雪梅又聚在一起，很幸福。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

回想那段日子，忙碌中也有很多让人哑然失笑的点滴。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女职工需要定期检查身体。有次我陪雪梅去做体检。当时医院条件简陋，候诊的人很多，都涌在看诊室门口。医生和护士就在室内一道屏风背后处置病人。每个病人的问诊时间很短，看诊室的门不停开关。我们排队时，周围人窃窃私语，说今天当班的几位中年女护士对未婚先孕的女生有成见，做检查或手术时故意下手很重，让人很疼，并且态度刻薄。我们身边的几位女生听到后面露畏怯和迟疑，大概她们是来堕胎的未婚青年。轮到雪梅走进看诊室，护士们继续一贯的口气，左一声“小姑娘”、右一声“小姑娘”地招呼，态度跋扈。随后我和周围人都听到，雪梅高声反呛说，“我不是小姑娘！是人家老婆！已经结婚了！”那几个护士被噎得一下子没了气焰，声调立刻变得平和。检查完，雪梅出来，紧挽住我的手臂，一边数落刚才的经过，一边拉着我昂首阔步走出医院。候诊的那些女生们纷纷转过头来，目送我们离开，赞赏的表情写在脸上，仿佛雪梅也为她们出了一口恶气。

我曾就职于美资高科技公司，出差频繁。公司做派很美国化，珍惜员工时间。比如我们去外地，如果能乘飞机就不坐火车，并往往入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我经常周一出差、周三回上海，隔一夜再出差、周末才回来，一个星期要坐四次飞机。在飞机上，只要空闲，经常有空姐与我聊天，让枯燥的旅程变得有趣一些。有时几个空姐围着我抱怨工作的辛苦、交流各自对未来的打算，有时一位空姐与我畅谈生活经历等。

有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空姐。她对我在交大的经历特别好奇，问了很多关于校园生活的事。她告诉我她原来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高中，1990年代初期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交大，但同时也入选空姐。当时空姐是时髦行业，收入较高，受社会热捧，招聘过程被电视转播，录取率极低，比交大录取率还低。于是她自己和父母都决定她放弃交大、做了空姐。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心里为她惋惜。如果她当初选择上大学，青春年华会更加多彩，眼界也会更开阔。即使喜欢做空姐，大学毕业后还可以争取。但是很多市民看待读大学，只注重毕业后的工资，实在太狭隘了。她也没有明说，但是眼神里流露出遗憾。我猜是我的语气或表情暴露了我的想法，她察觉后产生共鸣。

因为习以为常，后来很多年里我都以为坐飞机都这样，工作间隙中的空姐们会自然与你搭讪、谈天说地。二十多年后我又在国内坐飞机，发现空姐们对乘客待搭不理，职业化的微笑背后藏着冷淡。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明白了。当年坐得起飞机的人很少，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更少。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出差时必须西装革履。大概那些空姐把我看成稀有的青年才俊，所以特别友好。

3. 婆媳之缘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都安顿下来后，我和雪梅准备趁春节假期回东北省亲。自从离家上大学，我就习惯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愿让父母掺和。认识雪梅之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告诉父母，直到考虑结婚了，我才简单地对他们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没想到几天后母亲通知我，她马上要来上海出差。我那时不懂拳拳的父母心，还以为只是巧合。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偶尔回忆当年，一下子悟到母亲那时的心情，便去询问家人。原来她当年来上海完全是因为雪梅。

母亲在上海时我带雪梅去拜见，但她们相处时间终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亲还是拿不准我们的感情程度。母亲历来觉得我最优秀，但是六四以后她一直为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有了女朋友，她的担忧又多了一项内容。她担忧我在交大挨整、毕业分配差、以后工作不顺、怀才不遇、爱情也保不住。她担忧我即将遭遇这一连串打击，怀疑我能否扛得住如此沉重的人生挫折。离开上海时她私下对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言外之意，让我放宽心、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能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妇。我听到后一如既往地木讷和顽固，没体会她的良苦用心，所以她说了也是白说。

再后，我硕士毕业回到吉林。刚进家门不久，母亲就问我，“你和雪梅怎么样了？”我说，“结婚了。”她再问，“什么叫‘结婚了’？”我说，“只是领证了，还没办婚礼。” 离家读书期间，父母经常责怪我与家人联系太少。我强调没办婚礼，是怕她骂我连结婚都没让父母参与。她停顿了一下，过一会儿说，“这样也好。领了证，互相猜疑就变少了，分开后两个人都更安心。”其实我事先通知过父母我要去领结婚证，但是也许我说得太简短和轻率，他们一直半信半疑。领证之后，我在上海忙得焦头烂额，没机会、也没心思详细汇报。他们缺乏后续信息，就不敢多问，怕如果在最后关头雪梅拒绝、我没结成婚，或领证后我要离开上海、雪梅反悔、我们的关系陷入困境等，问我会戳到我的伤心处。现在回想，年轻时的我经常让父母担忧。

按常理，我家应该为我和雪梅操办婚礼，但是我“六四领头学生”的名声，比我人更早地回到了家乡。在政治上，东北远比上海左。当时各单位还在“肃清六四余毒”，稍有职务和地位的人都对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邻居和同事们经历过文革，对政治问题都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如果请他们参加一个“六四分子”的婚礼，他们即使不明说什么，言行也会多一份谨慎、心里也会有顾虑和负担。我家自然不希望让朋友和熟人为难，我和雪梅也理解大环境。我俩本来就对这种仪式兴致索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请客摆酒席等更是排斥。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办婚礼，雪梅也就一直没有机会来吉林。这次春节省亲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满眼的冰天雪地让雪梅欣喜不已。于是我带她去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体验梦幻般的雾凇世界。短暂的塞外假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为了御寒，东北房屋的密闭性都较好，再加上地广人稀，所以室内噪音很少。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听觉就变得很敏感。有时挪动身体，衣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也会显得很响，让在拥挤和喧嚣中长大的雪梅感觉新奇。在我家里，雪梅主动陪我妈干家务，又与我姐妹有聊不完的话。她一心一意想做个好太太、好儿媳，性格简单真实，让人一眼看到底，所以很快我家人就喜欢上她。尤其我母亲，对她态度大变，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来自远方的儿媳妇。

探亲结束，全家人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在候车室里，父亲对我谆谆叮嘱，我垂手肃听。母亲则把雪梅拉到一旁说悄悄话。我在远处听到母亲对雪梅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以后就交给你了…”；雪梅则对母亲保证，一定把我“照顾好”，让母亲放心云云。我不禁心里发笑。我当然感激她们关心我，但是她们怎么把我看成孩童？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雪梅认真地对我说，她很喜欢我母亲，也和我母亲很合得来。为了强调，她列举了一长串具体理由和事例。可惜，听了她的一席话，我竟然无感。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她非常重视与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在吉林的待人处事都很用心、很努力。但我视而不见，没有体会她的心境，也不懂得自己的媳妇和自己的母亲关系融洽是多么可贵。现在回想，觉得自己很傻、但很幸运。

4. 爱情在那时的上海

a.租房之所见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外资企业把西方高工资引入上海，大肆抢夺青年专业人才，带动科技领域就业市场水涨船高。国营企业因此普遍经历严重人才流失，不得不大幅提高年轻工程师的工资待遇。在这种形势下，我和雪梅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不久就远高过一般市民，于是我们准备花高价租房。在找房过程中的见闻对我触动很大，影响了我对上海的看法。当时的住房制度还沿袭毛泽东时代的状况，私人没有房屋所有权。上海市区内所有住宅楼房都属于政府或国企等公家单位。它们把房子分配给员工，收取极低的租金。理论上公有住房不能转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房市场，但有规模很小的黑市。少数大胆的公有住房持有者，在黑市上把公房高价转租给别人，换取现金，以补贴公家单位很低的工资。当时政府正在酝酿房地产市场化，所以默许了黑市的存在。那个时代，上海住房极端紧缺，我们不可能从公家得到房子，只能求助黑市。朋友告诉我，上海市唯一有点规模的租房市场在长宁区政府门前。于是我经常去那个地方逛，寻找房源。时间久了，我对市场的了解也多起来。

黑市上的绝大多数买方是上海本地人，因为结婚或兄弟分家等原因需要租房。我也遇到过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无业残疾人，台湾人的父母出钱为他们在上海租房。当时在一般市民眼里，每个台湾人都是富翁。这个女孩说话声音总是很大，行为高调，脸上挂着成功者的骄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当兵时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郊县的军官。两人同时复原，各回各的原籍。但是郊县条件比市区差，女方不愿去，男方就放弃政府分配的工作，来上海自谋职业，于是他们需要租房。那位女士怨气很大，逢人就讲上海女人嫁给外地人的艰苦。有一对小夫妻与我们的情况有点像。他们本是同学，刚刚从北京的某个大学毕业。女生是北京人，男生是大连人。男生不能留京，于是双方父母托关系，为他们争取到同来上海的名额。在上海，他们不能在单位宿舍里同居，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为，在租房市场上会有很多像我和雪梅这样情况的年轻夫妻，就是外地男青年，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又在上海的外资企业里工作，与上海本地女生恋爱结婚。按当时的制度，绝大多数这样的人和我们面临同样问题，就是男方没有上海户口，夫妻不能从公家单位得到住房，也需要来黑市租房。我很想结识他们。人在孤独中打拼，就渴望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可以交流经验、互相学习。但是我在那个市场上努力寻找数月，竟然没有遇到一例。虽然个人的观察有局限性，但是这个结果还是震撼了我。一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几十、甚至上百所高等院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又有成千上万家外资企业，雇佣着大批持外地户口的优秀男青年，但我竟然找不到一对外地男与上海女！联想在学校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我认识到这是普遍现象。

天然的爱情不可能拘泥于户口的界限，肯定有很多外地户口男和上海本地女内心相爱，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放弃。他们的爱情败给户口及相关考虑，全军覆没了。当时一个年轻外企雇员的收入经常十数倍于一般市民。就算在婚姻中追求物质好处，上海女生与这批精英外地男生绝缘，也明显不划算。在那时的上海，排外与歧视已经极端到非理性的程度。我不禁感慨，这座城市太市侩、这里的爱情太懦弱！

b.不付出真心，怎配得到真心？

一方面我爱上海，因为雪梅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很多亲人朋友还在上海。上海早已成为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厌恶当时上海的狭隘排外。近距离观察这座城市多年，结果我对它爱厌交织。记得刚到交大时，我曾惊艳于江南女生的温柔婉约。呆久了却发现，校园里聚居着上万名优秀青年，却很少遇见真挚勇敢的爱情。与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样，上海青年也盼望得到真爱，就是希望对方喜欢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婚恋对象预备了严苛的门坎。比如在交大校园里，绝大多数上海籍女生竟然公开和明确地拒绝与任何不能马上出国、也没有上海户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出国和留沪等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但也无可否认，这些女生把物质条件放在了真情之上。人与人相处要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样的女生凭什么指望有人真心爱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物质条件更重要？有一天她老了、丑了、病了、赚钱少了，凭什么要求男友或丈夫不因为这些事甩了她？不付出真心，就不配得到真心。

撇开道德，单讲人的自然感情，女生专注利益，即使漂亮、读书好，也很难获得真爱。比如当时交大上海籍男女同学之间并没有户口障碍，却也极少有真挚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又互相知根知底，所以很容易看懂对方内心冰冷的算计，心还未热就先凉了，很难产生爱情。要想获得真爱，就要爱情至上，不能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就扼杀了爱情。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适用于女生、也适用于男生，适用于上海籍同学、也适用于外地同学。真的把它讲出来，绝大多数人也认同。但是在面对现实情况时，当年太多人选择以利益为重，抛弃爱情。其中少数人在恋爱或结婚之后为了利益背叛爱情，他们对不起爱人。更多的人出于功利考虑不敢追求爱情，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倾慕。他们没有对不起别人，却伤害了自己。他们错失了难能可贵的爱情机缘，心中的遗憾自己最清楚。

传统爱情有一些基本特点，就是在平常接触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动，真心喜爱她，主动追求她。女生则早早准备好自己，留给潜在追求者足够的机会。如果在了解后发现男生真的爱自己、自己也爱对方，女生也要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爱情。可惜在当年的上海，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婚恋里的功利好处，这样古今中外都通用、简单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近乎绝迹。

c.难寻为爱勇敢的人

在我熟悉的其他环境里，大多数人也把婚恋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东北农村和城市中下层，谈婚论嫁有时像卖女儿。在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之间，子女联姻经常取决于家族利益考虑。但是总存在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有的出于青年人火热的天性、有的甚至因为对社会无知所以无畏，敢于冲破世俗常规，抛开功利顾虑，追求真心爱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结局也经常不好，但是大众还会在私下里追捧他们的事迹。他们为爱情而勇敢的故事，即使是悲剧，也为沉闷的社会带来些许光明，让芸芸众生感受到一丝生机与希望。

然而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我却没有遇到类似的、拒绝向世俗低头的少数人群体，即使在精英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里也没有。这个城市里的人似乎都甘愿屈从于环境，懦弱地把自己的心灵锁在物质利益的条条框框里，看到天然的爱情被挤压成丑陋的畸形，也不知挣扎反抗，其中包括那些身居文化气氛浓厚的名牌大学、处于青春勃发年纪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这些天之骄子和骄女们具有最好的客观条件追求浪漫精神，也最应该摒弃低级趣味，但他们也如此市侩，让人觉得可惊可叹、也可惜可怜。大概因为被铁腕统治了几十年，本来既精明、又积极进取的上海人已变得卑屈驯服，向上的精神被阉割，只剩下猥琐的精明。他们专注小利，却无视大义，丢掉了“为爱勇敢”的人性之光。

我长期寓居校园，了解社会较晚，但是看懂后我强烈地排斥它，不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我不愿曲意迎合，社会当然不欢迎我、不会为我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看清了自己与环境方枘圆凿，我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的决心就变得更坚定，雪梅的人品在我心里也显得更可贵了。

七家庭生活

1. 初到美国

在国内打拼几年后，我获得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博士。不久后雪梅也顺利抵美，与我团聚。从未跨出过国门的两个人，一夕之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按理说应该感到强烈隔膜，但我们却很适应，很快就安居乐业了。我又回到校园，重新潜下心来做学术。她则有了安稳的家，开心地做起了家里的女主人。同时她也积极出门交朋友、练习英文、做义工，每天都有新见闻，回来后兴奋地与我分享。我们初到美国，生活既紧张又愉快，两个人都情绪高昂。

经历中美两个社会，我们切身感受到天壤之别。在美国，我们不再忌惮那个从来没见过、却无处不在的六四黑名单，也不再害怕被政治迫害，或被“内部监视、控制使用”了。身为老百姓，我们不再被官员们欺压和蔑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再担心户口、人事档案、或粮油关系，也不再操心单位介绍信、晚婚证明、准生证、独生子女证明、孩子上户口、上学的政策和手续等等问题了。我们不再又要花高价、又要偷偷摸摸在黑市上“违法”租房了，也不用再揣摩单位领导的心思，乞求他发“善心”分配给我们住房…。类似的重要区别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在上海准备留学时，朋友们私下交流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交大同学引用《诗经》中一段话表达心志：“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意是“我供养你，你却不为我着想。我发誓离开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才是我的安身之地”。这几句诗讲出了没有被奴化的中华远古先民，在面对统治者的压迫时，内心怀有的威武不屈。我和雪梅在国内摸索多年，试图寻找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逐渐看懂了自己在国家大局中的位置。我们前途道路上的那些重大障碍，其实都是掌权者故意设置，并且坚决不想改变的。他们要维持金字塔形的绝对集权制度，使得最顶端的极少数人可以永远压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出于这个根本目的，他们极端仇视“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民主思想，血腥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他们把中国人分成等级、一层压一层，所以就有了严苛的户口制度、以及个人的权利在体制内外差距悬殊等现象。在这个制度下，13亿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没有基本的公民自由与政治权利，永远被欺压。如果有谁想往上爬，就必须依附权力，帮助掌权者欺压别人。如果不在金字塔最顶端，即使知道国家怎样做才能变得更好，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认清了大局后，我们不想同流合污，所以不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在美国，身上的重重枷锁终于解除，我们自由了！我平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到了周末或假期，我和雪梅说走就走，驾车去各地旅行，探索我们的新大陆。在缅因州，我们去看浩瀚、苍凉的大海。在佐治亚，我们探访《飘》的故乡。曾经深夜在西弗吉尼亚开车，几个小时不见人烟，四周也没有其他车辆，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俩。清晨在俄亥俄，我们无意中驶入一个大峡谷。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右边是险峻的高山，直插云霄。高速公路就是悬崖和高山之间的一条线，画了一个巨大的、逆时针的弧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尽头消失在天边飘渺的山与山之间。霞光从左侧照进来，把天空、山峰、峡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树林都染成一片火红。我们的车飞驰，而这幅壮丽的峡谷风光画就缓缓地变换着角度，超长时间地占据我们的眼帘，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车曾抛锚在弗吉尼亚乡野，一位警察和几位不相识的普通人主动帮助我们，他们的热心与平等相待让我们感激。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在庄严、宏伟的州议会大厅里，我们现场观看议员们议事。在华盛顿特区，我们驻足于林肯纪念堂巨大的内墙碑文前，默读《葛底斯堡演说》，感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纽约州开夜车，我们在高速路上一片远离城市、无人看管的泊车区短暂休息，偶尔一抬头，看到深邃、璀璨的银河从宏大的天穹的一边抹向另一边。亿万颗星星，好像各个清晰可见，都在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许久地回望它们，心里激荡着敬畏和感动…。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又没有负担。虽然举目无亲，但摆脱了在国内的各种烦恼，心情舒畅，满怀希望。后来因为孩子们加入家庭，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里的多彩经历、以及对新家园的美好初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2. 孩子们来了

在美国读博士总是时间漫长。最开始，我的专业偏工科，后来转为商科。期间我们先有了宝贝的大女儿，之后发现我俩都喜欢孩子，于是不久后又迎来了双胞胎儿子。短短十几个月之内，我们从两个无牵无挂的青年，陡然变成了一个忙碌、沉重的大家庭。总的来讲，在美国的最初几年里，为了应对紧张的学业和抚养孩子的责任，我们的压力和繁忙程度远比在中国时高，但是生活环境却变得平安祥和很多。回想那段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记忆里既有轻松好笑的故事，也有忙碌拼搏的片段。

生活美好，时间就过得快。在那段如水流过的岁月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里有婴儿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旁边。看到新生儿从她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总让我不禁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补偿。孩子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简陋的婚恋观从云里雾里拉回到现实。首先，雪梅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需要在家务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我开始理解了她“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钱在生活里的必要性，不那么鄙视钱了。第三，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质条件，所以未来母亲要求丈夫能赚钱，就合情合理。我开始反省自己原来的愤世嫉俗，并且慢慢理解，在婚恋中女方考虑男方的物质条件，是有道理的，也属于人之常情。只要理顺优先等级，不把那些条件看得高过真情就好。

雪梅怀第二胎期间，我们的心态远比第一胎时放松。怀孕好几个月了，她才去做常规胎检。检查室里，护士用超声波扫描仪察看她腹中的胎儿。随着扫描探头的移动，显示屏上的胎儿形象也跟着变化。我坐在护士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屏幕。待产的父母都有一种隐蔽心理，就是害怕未出生的孩子有缺陷。这时屏幕上出现两个大圆圈。我问这是什么？护士故意拉长声说，“这是两个脑袋”。在那一瞬间，我被吓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的冷汗一下子涌出来。我以为胎儿是畸形，有两个脑袋！那个护士继续认真地看着屏幕，又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转过头来，带着夸张的笑容对我说，“恭喜你！这是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这才慢慢缓过神来，由悲变喜。

因为是双胞胎，所以生产时的阵仗特别大。医生和护士们都很重视，服务无可挑剔。生孩子时，所有妈妈都是孤单的英雄，竭尽全力与天地独斗。而爸爸最多是个有心无力的助手。雪梅这一次生两个孩子，挣扎与搏斗也是别人的两倍。生时，她声嘶力竭；之后，筋疲力尽。我忙前忙后，但深感自己没有什么关键作用。全部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两个宝宝被安置到育婴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间单人病房里休息。我则坐在她床头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在手提电脑上赶写论文。读博士期间，各种严格的项目截止日期一个接一个，我必须分秒必争。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她朦胧中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我，便朝我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个虚弱、但骄傲的微笑，然后伸展一下筋骨，翻身朝向我，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么也没说。可是她的手还抓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开，仿佛要用手心里的热度向我传达她此时的万千心绪。她的头发散乱，都结成了绺；脸庞浮肿未消，还看得出汗迹。那都是在生产时被大量汗水浸湿，后来又晾干的结果。我坐在床边，在静默无声中端详着安然睡去的她，怜爱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久久不散。

有人说，女人生孩子会变丑、影响夫妻感情，甚至有些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实那都是幼稚、偏驳的想法。孕育小生命确实需要妈妈的巨大牺牲。每次生育都在雪梅身上留下痕迹，消磨掉一层她原本明艳的青春光芒，但那都抵不过孩子带给她的喜悦和由衷的满足。我也会默默地感动，觉得我们的生命因孩子而交融和延续、家庭有了新希望、平日的辛劳也更有意义。在我心目中，生养孩子是雪梅无私的奉献。她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赠送给我们的下一代，为全家点亮了未来，厥功至伟。

3. 容貌与爱情

自从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我就一直独爱雪梅，这对我毫无困难。我只是个普通人，认识雪梅之前也倾慕过其他人，在马路上遇到漂亮女生也会注目，平时也会点开网上的美女图片和视频。但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还专情于雪梅，并且从没觉得哪个女人比她好。年轻时我就听说过“婚姻有七年之痒”、“结了婚的男人都觉得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好”等流行大白话。当年不理解，曾猜想可能自己太年轻，所以不懂老夫老妻之间的相看两厌。但是结婚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没有体会到。与这些俗套理论相反，我作为过来人的心得是，如果你认真对待人生就不难发现，那个与你最相爱的女人最美、最好。女人的其他方面，包括容貌，都远没有她是否爱你和你是否爱她重要。

早在恋爱期间，具体讲，在我向雪梅表白之后、她说她爱我之前，有一次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谈起她认为的、自己容貌上的缺点。大概她正在严肃地考虑是否把我抬举成她一辈子的“真命天子”，所以想得长远，要把丑话都说在前面，防止我现在“情人眼里出西施”、眼瞎看不到，未来却发现她的不足，心中的美丽幻影破灭，然后埋怨反悔。她详尽地罗列了自己最不自信的几个长相特点，甚至还讲到女人年纪大了都会发胖，她可能也一样等等。总之，她给我打了很多“预防针”。我听完她一席话后，心里挺高兴。因为她是我还没有追到手的女神，女神竟然这么谦卑，主动承认自己有很多缺点，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至于她说到的那些具体方面，我并不是眼瞎没看见，而是看到了但不觉得是缺点。有些我还认为是优点，增添了她的魅力。说到底，我已经爱上她，就自然接受了她的全部，根本没有不喜欢她的任何部分。

结婚之后，雪梅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满头的乌丝里生出白发，如凝脂的皮肤也有了皱纹。她还经常自嘲，“一孕傻三年”，觉得怀孕生育后自己的头脑都变慢了。但是我的感受是，她全心全意地爱我和孩子们，我对她的爱情有增无减。我不敢断言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对夫妻感情不重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心目中，雪梅的容颜改变、韶华渐逝，都远比不上她对家人的爱重要。这个结论并不来自什么艰深的分析，而是我的切身体会。比如她怀双胞胎的时候，肚子特别大，好像马上要爆裂，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比例。我看到了，心里就被柔软的感情占据，其中既有爱又有敬。她也感觉到我对她感情和态度的微妙变化，所以在那个时期她特别自豪，在家里的举手投足都像个女王。我确实不再像热恋时那样，看到她飘逸的发梢也会目眩魂摇，但我对她有了新的崇敬感，那是恋爱阶段没有的。总之，她因怀孕而身体变形、因操劳而红颜消去，都是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引起我这个做丈夫的嫌弃心理，反而使我更爱她。

人们常把爱情与年轻美貌联想在一起，其实女人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一样可以激发丈夫的爱情，就像男人辛苦养家可以激发太太的爱一样。但是大家很少谈论这种爱情，倒是经常渲染女人为家庭操劳，变得人老珠黄，失去男人的欢心。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并不代表它正确。我眼见雪梅努力做好太太、好妈妈，对她的感情就自然加深，她有皱纹我也觉得可爱、她有白发我也觉得妩媚。生孩子后她胖了，我觉得那是风韵；之后她又瘦下来，我重新青睐苗条。这些都不是我的决定，而是在每日生活中的发现，我从没有强迫自己喜欢她。当我感受到她爱我时，无论她怎么样我都觉得好。爱情是一种连锁反应，我感到她爱我，我就自然更爱她；她领会到我爱情的增加，又变得更爱我。就这样，爱情激发爱情。在这个升华过程中，爱情之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容貌，都相对不重要。雪梅爱我们的家，真心和努力的程度近乎完满，所以别的女人就没有什么可能让我觉得比她好。

4. 夫妻磨合

但是回顾婚后生活，在压力最沉重的时候，我和雪梅也经历过一场感情危机。那时双胞胎儿子还不满周岁，大女儿应该两岁多，雪梅已修完所有硕士课程、正在工作，我还在读博士，岳父母暂住在我们家。我们双方父母都曾多次来过美国，既帮助我们照顾孩子，也给家里带来浓浓的天伦之乐，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他们。雪梅的工作很好，当然压力也大。我的研究项目进入深水期，看不清前途。我的办公室离家不远。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后赶去工作，中午和晚上回家吃几口饭，马上再回办公室，直到午夜才回家。在夜间和周末，长辈们需要休息，雪梅和我就接手照顾孩子。每天夜里，总是一个儿子先哭，另一个儿子随后附和，然后大女儿也加入。于是三个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催人抓狂。我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安抚孩子们、检查尿片、换尿片、热奶、喂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们一一睡着…。这个过程每夜至少一次，经常两三次。从儿子们出生到一岁半，我和雪梅就没有睡过完整的一夜。

雪梅是三个婴儿的妈妈，又要应付繁忙的专业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开始焦虑，担心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后来她回忆，觉得自己当年得了“产后抑郁症”，但是那时我们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另外，有孩子后，雪梅的心态变化很大。她时刻挂念小宝宝们，我不再是她心里的重点。她开始经常对我抱怨，发脾气。虽然她嘴里讲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我家务做得太少之类，但是那种语气和表情，总让我觉得她对我整个人都不满意。我不知所措，试图多帮她，但不得要领，效果不彰。

有一天她又发牢骚，呵叱我说，“以前我什么事都相信你，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你了！”我听到了，立刻感到一阵冰凉掠过心头。感情永远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任何一方停止信任，爱情之火就会熄灭。从恋爱时期到儿子们出生之前，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雪梅都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她对我的坚定信任一直是我内心的巨大动力。而眼前的她说出不再相信我，难道她顶不住压力了、要放弃我们都在为之努力的未来？如果她真的没了信心、撤回对我的托付、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多年以来的共同奋斗、连同一起创立的家，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回头看，现实压力和产后抑郁在当时叠加在一起，让雪梅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她心目中，家里我主外。但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却发现我没有什么用。那时养家要靠她，因为她的工资远高过我的奖学金；照顾家和孩子更靠她，我的作用非常有限。工作让她每天忙碌不堪，尿片和奶瓶又没完没了，她逃无可逃。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里既委屈又无奈，时不时陷入狂想，觉得我们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外在困难属不可避免，我们正在努力克服。如果她内心冷静，我们通过努力完全可以挺过去，就像出国前我们战胜过很多困难一样，所以关键是她的心理。面对抑郁的折磨，她孤立无援。我是她最亲近的人，她杂七杂八的抱怨和偶尔的口不择言，本质上都是向我求救。但是我的心思全在紧张的学业上，当时没有体察她的煎熬，甚至怀疑她是否还爱我。这是我的不对，说来惭愧。

自从她说不相信我之后，我心里一直刮冷风。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难得有机会，我们安顿孩子睡下，交代好父母，然后出门散步。途中为了打破尴尬，我随口说，“假如今天才相识，我们还会喜欢上对方吗？”这本是没话找话的即兴玩笑，说完了才发现它暴露了我的隐忧。那一刻，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都沉默了。四周夜色苍茫，那句话仿佛就挂在眼前的空气中，想躲也躲不开，想甩也甩不掉。两个人再找不到话可说，只能静悄悄地走在阴森森、空荡荡的路上。回想以前感情好时，我们在一起做什么都高兴；现在有了裂痕，即使双方肩并肩也无话可说，近在咫尺也感觉遥远。记忆中当时的月光清寒，路边成排的参天大树在夜风中摇曳，枝叶萧瑟之声像潮水拍岸，一浪接一浪，肃煞迫人。

又过了一两天，她特意安排我们的二人时间，开场就严肃地说，“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后不再怀疑这、担心那了，着急也没用”。她的言语对我总有巨大威力。这次沟通以后，我们之间点点滴滴暗积了几个月的隔阂、以及几天以来已经浮出水面的感情嫌隙，一下子就消融殆尽了。其后的几年里，我忙于学业与工作，家务方面也努力，但不敢讲有多大进步。她肩上的家庭重担实际上并没有减轻，但她基本不再怀疑埋怨我了。即使偶尔情绪低落，她也不像以前那样全归罪于我。每次回想起那段重压之下的日子，我都感激她、佩服她。

恋爱并不因为结婚而终止。每当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两个人都会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并从内心的爱情里汲取力量。爱有多深，就愿意为对方、为家庭使出多少力气，付出多少代价。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雪梅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次感情危机也一样。经过一番波折与沟通之后，她再次选择竭尽全力，自我牺牲。她说出不再相信我之后的那些日夜里，我对婚姻的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至今记忆犹新。但是后来她又振作起来，重新挑起家庭女主人的担子。我看到了，就自然被她感召，信心回归，我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更进一步。这种爱情升华的过程，结婚前如此，结婚后也一样。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产后抑郁是一种病。我问她，“当年我那么没用，你是否想过离婚？”她说曾想过“死了算了”，但没想过分手。我吓一跳，第一次知道她想过死，原来她的抑郁曾那么严重！她完全靠自己恢复，我没有帮她什么，深感歉疚。另外，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谈论离婚和死亡，因为我们一直有共识，诚实是两人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我们都不喜欢遮遮掩掩，也都受不了对方遮遮掩掩。记得在相识后不久我们曾讨论过对彼此的要求。她说不许我“欲擒故纵”，就是要求我直截了当，爱她就要表达出来，不要让她猜。如果我疏远她，她就离开我。她拒绝猜。我对她的要求是，“如果哪天想分手，无论什么原因，都请直接告诉我，不用怕我受不了”。我同样也要求她直截了当、永远不要骗我。即使以“为我好”为借口，我也不要。

我们最严重的吵架也发生在那个时期。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吵架的次数不算多，总共三五次。每次都由具体小事引起。最长的，几个小时也就过去了。这个“史上最严重”发生在大女儿大约三岁、儿子们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当时全家一起吃晚饭，但女儿哭闹着不吃。雪梅本来在给儿子们喂饭，就撇下小的，转身去照顾大的。我觉得女儿在胡闹，大人不要理会她，不应该娇惯她。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个吧小时，我首先投降。雪梅矜持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样的大声吵架后来还有过一两次，都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但都没有那次激烈。表面上，两个人因为孩子、家务等吵架，但实际上我们都不在乎那些琐事。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都极端忙碌，有时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烦躁的情绪。

三个孩子稍微长大一些，吃喝拉撒睡大致自理了，我和雪梅还是很忙，但是心情舒缓了很多。她时而还会有小脾气。我看到她脸色阴沉，就会嘻嘻哈哈地哄她以求自保。反过来当我意见坚定、情绪激烈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吭声，等待我的茶壶风暴自然消退。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矛盾或大问题，又都心存戒备不想让小摩擦升级，所以就基本吵不起来了。

5. 雪梅是主妇

雪梅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同期又修完硕士，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了高科技专业工作，并在公司里成为技术能手。我博士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她继续留在原地，我只有周末回家。从周一到周五，她又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三个孩子，生活异常紧张，每天都像一场战斗，但她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故事。在那个小城的中国人中，她的事迹成了被口口相传的佳话，她成了大家谈论的模范太太。周末，我们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在马路上、商场里、或聚会中，总有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雪梅是怎么应付这样繁重的、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生活安排。我们则有一说一地回答。他们听完后就会感叹雪梅能干、孩子们可爱，并祝福我们。

一次我们家办派对，来了很多人。我看到一对夫妻坐在角落里，就走过去，准备和他们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我不太熟。她的丈夫与我也只是点头之交。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这位太太看到我，就毫无铺陈地、很大声地对我说，“我老公天天在家里把我和你家雪梅比较，说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顾家，又能上班赚钱！”说话时，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故意避开身边的老公。她的声音清脆，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抗议和怨气。房间里的人大概都听到了她的话，但都假装没听见。她老公先是一惊，然后面红耳赤，尴尬地笑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我，没心没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聚会中，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气地对我说，她照顾一个孩子比雪梅照顾三个孩子更辛苦。她是我们的邻居，雪梅的朋友，全职主妇，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儿。她父母与她同住，帮助照顾孩子和家务。但她还是很忙，并且逢人就历数做新妈妈的各种辛苦。她和我理论，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妈妈时刻参与，所以妈妈能够抽空休息；而一个孩子只能和妈妈玩，永远需要妈妈，妈妈就得一直忙碌。我以前就听说这位太太常在人前拿自己与雪梅比较，于是对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每天早晨把两个孩子送到你家，让你帮我照顾。这样雪梅就只照顾一个孩子，像你现在一样累；而你每天都有三个孩子一起玩，就会像雪梅现在一样轻松了”。她听到后，立刻心领神会，笑而不语。从此以后我再没听说她与雪梅攀比。

谈到家庭生活，很多人好奇有关钱的问题。我和雪梅都来自1970、80年代清贫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按美国标准，我们都算非常节俭。也许继承了父母的思维，我赚钱的目的从来不是奢华享受，而是希望生活里不再有钱的压力、思想不被钱困扰、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喜欢的事。我读博士期间，家里有三个婴儿，雪梅又自费读硕士，我的奖学金就显得太微薄了。那几年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身边面对类似情形的其他留学生，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出于好意，私下告诉我们，他们享用了美国的社会救济，建议我们也申请，但是我们一直没行动。

有一天我们带着孩子在邻居家里玩，突然需要换尿片，却发现忘了带，女主人就随手送给我们十件装一大包。我们要付钱给她，她说不用，尿片来自社会救济，是免费的。她有一个小孩，她以孩子的名义申请到这份救济。她告诉我们，政府的救济计划非常大方，各种婴幼儿必需品都免费，每个孩子定额定期领取，她家孩子根本用不完。当时我和雪梅处处省钱，但是不敢省孩子身上的钱。每个月家里花在奶粉、罐装水果、尿片、湿巾纸等婴儿消耗品上的钱都数倍于我们大人的生活费，是一笔沉重的开销。邻居的话再次把申请救济的事摆在我们面前。晚饭时我问雪梅，“我们要不要考虑社会救济？”她抬眼与我对视，还没开口，我们就从眼神里看懂了彼此的心意，前后不到五秒钟。我们都希望守住心里的自尊。如果孩子们的健康面临威胁，我们也许会申请救济。但是情况远未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决定不伸乞求之手。

那时雪梅操持家务、管钱，我配合她，我们用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比如她的学校规定，一个学期内上三门或更多课，学费都一样，于是她就同时修很多门课。虽然很忙很累，但是可以提前毕业，节省学费。我们向信用卡公司借了一部分钱，又得到一点父母的资助，最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因为节省成了习惯，再加上美国的高工资，所以她开始工作后，我们的财务状况立刻稳定。我工作后，我们就再没感到过钱不够用。她继续主管家务和钱，我乐得远离这些事。说来有趣，我的专业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钱打交道，生活里却很排斥钱。

工作几年后，我在公司里的重要性和级别都大幅升高。一次我出差去见客户，由两位做销售的同事陪同，从纽约出发，经停多个美国大城市。路上为了寻开心，他们开始讲自己老婆的笑话。一位说，他太太不久前买了一辆豪华车，但莫名其妙地不喜欢，所以刚刚又买了一辆更贵的。另一位紧接着说，他请太太安排三个星期的家庭休假，结果太太自己做主，与几位闺蜜家庭合伙，包租了一个埃及小岛，外加一架私人飞机。我在一旁听着，与他们一起嬉笑，心里却很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雪梅太节省了，从不主动要求奢华。我平时也想不到为她买昂贵的礼物，以后应该多关心她。

途经西雅图，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难得空闲。同事们推荐了一家欧洲名牌店，于是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走了进去，被美女售货员认真教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选了一个天价女式包。出差归来回到家里，把包献上。没有料到，雪梅觉得它没用、又贵，坚决要我退掉。我再三请求她收下，也曾提议去换别的牌子或款式，她却心意已决，毫无商量余地。其实我懂得她的心思。她不是吝啬，而是不想乱花钱。她一直在努力按自己的标准做一个好太太，而她心里的那套标准包括了“不乱花钱”。

我回到公司上班，那两位同事问起雪梅是否喜欢那个包。我说退了。他们再问，是不是雪梅觉得它还不够高档？我就讲了经过。他们听后大惊失色，连声感叹，“Saint！（圣人）”、“Angel！（天使）”。之后，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变得人人皆知。年终公司聚会，这两位同事偕同他们的夫人，一起跑到我和雪梅面前，严肃求证“天价包事件”的来龙去脉。两个男人先发问，两个女人竖着耳朵听，然后女人们再插嘴补充问题。听到雪梅逐一亲口确认事件的所有关键点之后，两位太太的神情变得严肃和若有所思。调查完毕、他们起身离开时，四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敬意。

6.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纽约工作时，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优秀的单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名校毕业、聪明能干，都是高薪精英，但是经常感叹爱情难寻。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却有一个大家庭，在他们眼里有点另类。所以在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后聚会时，他们会与我讨论婚恋问题。有些女生就问，到底怎样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总回答说，这看似玄妙，其实很简单。你要留长发，穿高跟鞋、束腰长裙，不要戴眼镜。在天气好的时候，比如春秋季有微风的日子里，你要经常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动，脸上要带着自然和自信的笑容。你这样，男生就会主动追求你。我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中有人会认真追问，也有人会哈哈大笑；有人觉得是好主意，有人怀疑。现在回想，我的建议太过具体，有点滑稽。

那时，我和雪梅平日里分处两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还要奔波于孩子们的各项活动之间。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各种事务占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电话里，我们的交谈总是关于眼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语气永远急促。生活的压力下，我们不再有机会经常谈心，也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彼此。但是，也许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静、凭窗仰望月空的时候，或者在开车往返两地的途中，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比如答应我求婚时她激动、坚定的泪眼，在北京重逢时她的欢喜，大女儿出生时她骄傲的笑容，等等。但是我回想最多的还是初识的情景。她灿烂地微笑，衣裙飘逸，风采照人。在我回忆的画面里，她周边的景物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这样的思绪提醒我劳碌的意义和家庭的源头。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工作和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遇到过很多来自上海的朋友，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初次见面时总要互相介绍。当听说我不是上海人、我们也不是因为要出国才结婚时，他们经常感到惊讶。有些人就会礼貌地旁敲侧击，问雪梅家在上海哪个区？读的是哪所中学？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他们无非好奇，雪梅是“正牌”上海女孩吗？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困难，才不得不嫁给外地人？因为我经历过多次类似场面，所以总在这样的对话刚开始时就领会到他们的目的，但还得像背台词似的一一回答他们那些表面问题，“…静安区、育才、交大教授…”，然后看着他们的表情由惊讶变得更惊讶，我心里就会觉得滑稽，但还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让他们察觉我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避免让他们尴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这样，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恋中的地域观念这么重，雪梅选择嫁给了我，真是不容易！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颗为爱勇敢的灵魂。

随着小女儿出生，我们的家庭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雪梅顺势不再工作，留在家里照顾四个孩子。那时距离她第一次告诉我她梦想做家庭主妇，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终于实现了她少女时代的愿望！在同一时期，我开始筹备创业。我所在的行业竞争极端激烈，我必须投入全部精力和时间才可能有机会。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平时每天工作到半夜，只有周末回家。雪梅承担起全部家务，包括教育四个小孩子的责任。那时我才真正懂得，她回归家庭，对于孩子们、对于我的事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如果没有她这个全职太太的关键而坚定的支持，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和我创业成功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

7. 感悟夫妻关系

我和雪梅都努力爱对方，也都相信对方爱自己。这种爱情里的对等，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夫妻平等”。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共同面对外部世界时，她选择站在我身后，把我推成了一家之主。年轻时我模糊地以为，夫妻平等就是“夫妻一样”，就是丈夫和妻子都有职业、都照顾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个大方面都不分主次。我们的婚姻观念本来很不一样，但是因为爱她，我听从了她的安排。现在回头看，如果她当初没有那么坚持，按照我的粗浅想法，我们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夫妻二人都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生养四个孩子，孩子们年幼时得到的关怀和照顾会大幅减少，我的事业也会更多地被家事拖累。事实证明，她主张的“男主外、女主内”切合我们的实际，远比我的构想更合理有效。

《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又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我曾以为这些话不符合夫妻平等的原则。有了长期的亲身经历后，我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圣经》对夫妻相爱的要求之高，令人生畏，也常让我自感惭愧。如果丈夫和妻子都像《圣经》说的那样强烈地爱对方，他们就平等了，因为夫妻平等的基础、也是婚姻美满的根本，就是爱，而不是社会地位、赚钱能力、或其他功利因素。《圣经》要求丈夫领导家庭、妻子跟随丈夫。其中的领导和跟随，只是责任和分工不同，不代表地位高低。比如我工作赚钱，雪梅照顾家庭，我们并没有因此产生高低贵贱之分。

除了要求“我爱雪梅，雪梅爱我”之外，其实我对家庭和夫妻关系没有什么强烈的观念。我很少在这方面费心思，因为雪梅思考得比我多、比我深。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我们的家庭模式，都是按照她的想法运作的。

八结束语

这就是我和雪梅从相识、到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十几年青春岁月的概况。刚下笔时，我只想记录在洛基山脚下谈到和想起的一些好笑的往事。之后把初稿拿给朋友们看，引来他们热烈反响。在感慨爱情与人生沧海桑田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更多问题，深入探究我们经历与思想中的方方面面，让我认识到初稿的不足。于是我开始改写，添补了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生子等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让情节更具连贯性，并通盘介绍我们当年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我们的对策与想法。写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是发现篇幅已经很长了，只好匆匆收笔，就有了现在的版本。在我伏案疾书时，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把雪梅和我的故事写给心中那些亲切和熟悉的人们。

首先，我要写给我们的交大同学。在国内时，我们相识、恋爱、职场打拼、最后出国等，每一步都得到了同学们的帮助。比如我第一次约雪梅，就是请一位双方共同的好友牵线搭桥。刚恋爱时，两边同学分别为我和雪梅打探消息、出主意、分析形势等，帮我们克服最初的陌生感。毕业季我找工作，多位同学帮我联系他们自己的单位。刚从北京回到上海时，我借住在留校同学的宿舍里。后来我需要租房，同学利用社会关系帮我找房源。出国前缺美元，同学帮我在黑市上换…。每当雪梅和我想起这些老同学，就觉得很温暖、很感激，觉得我们和他们密不可分。

客观地讲，当年同学们祝福我和雪梅，但也怀疑我们是否能长久，因为他们那时就预见到我们后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并且他们看过或听说过太多校园情侣在面对类似困难时选择分手。后来我和雪梅真的结婚生子、生活美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们的经历。毕业后几十年里的每次同学聚会，都有人问起我们的爱情与奋斗史。这次洛基山聚会也不例外。我把回忆写出来，就是对亲爱的同学们做出交待，并衷心感谢大家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祝福！

人们总把“困难”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觉得外部困难就会带来内心痛苦。当年那些在毕业季分手的校园情侣们，就是害怕未来的困难会让自己痛苦，所以事先主动放弃。我和雪梅的感受却不同。如周围人所料，我们的婚恋确实遭遇一连串困难，比如父母反对、两地分居、没有户口等。困难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但爱情带来甜蜜与希望。二者相抵，困难与压力就不算什么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也远比痛苦多。

回想当年，我们被自己爱的人爱着，心怀希望地拼搏。我们运气比较好，最后算是心想事成。但是任何人在爱情与奋斗中度过青年时代，即使后来失败了，也不算虚度光阴，也会青春无悔。艰难可能挟带痛苦，但也是让人生精彩的机会。在逆境中，我和雪梅从爱情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各司其责，努力打拼。并肩奋斗让我们更加了解、信任彼此，两个人因此变得更亲密，爱情也更牢固。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坚信爱情、勇敢捍卫爱情。如果双方都献出真心，逆境之下也不会丢掉希望，也会携手努力。即使最后并非万事如意，两个人也可以一路快乐。爱情值得被信赖，应该被追随！

第二，我要写给雪梅的家人、朋友、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们。雪梅在育才中学、交大和美国的硕士班里，都是学业好、乐于助人的学生，被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她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工程师，因为能力强、做事又好又快，受到老板和同事们尊重和欢迎。她的父母和亲友们本来期望她在事业上有更大成就，所以得知她选择做全职太太后，他们曾经有些惊讶和不理解。无论照顾家庭还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应该受到大家尊重和鼓励。雪梅把家和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我们很幸福。她的人生成就不逊于任何上班的人，值得亲友们为她骄傲。她把一辈子的主要精力贡献给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不说，别人很难了解她的人生。所以我有责任向大家报告，以告慰所有关心她的人。

第三，我要写给我们的四个孩子、以及家族里的其他晚辈。与雪梅相识后不久我就发现，在她温柔的外表下面蕴藏着一股对爱情的狂热。可以说，她恋爱就是在爱情中“燃烧”自己。见证自己的努力与牺牲让爱之火越烧越旺，她就感到最深的满足。看懂了这点后我觉得，她这样追求爱情，与先哲们历尽千辛万苦追求真理与正义，本质上一样。他们都全身心朝着自己认定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在奉献中由衷地快乐。他们的满足感源于给予，不源于索取。这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精神。它是卓越人生的真谛，也是爱情的真谛。勇敢追求爱情也是伟业，勇敢追求爱情的人也是英雄。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精彩的爱情，关键在于他能否听懂来自心底的爱的召唤、是否勇敢追求爱、能否抵御各种现实诱惑。爱情是人生终极目的之一，不但独立于财富、地位、名声等世俗目标，也独立于婚姻与家庭的成功。爱情经常导致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但那只是它的副产品，不是它的目的。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在婚恋中，很多人重视金钱、房子、好工作等。这些东西可能让生活更舒适，但都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总之，要享有美好爱情，就要在心里崇尚爱情，并在行动中奋力追求。

年轻时我看过一些人，选择为利益婚恋，不敢追求真心的爱情，或者对已经开始的恋爱失去信心、轻易放弃。近年来我又遇到他们，已是中年、事业有成、家庭完整，但是还暗地里惦记着年轻时没有开始的、或者没有进行到底的爱情。他们心中的遗憾溢于言表。现在很多男人相信，甚至一些女人也认同，爱情是性欲的衍生品，那是不对的。爱情里有性，但是爱情并不从属于性。爱超越性，远比性珍贵，也远更难得。在追求性满足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人，不会自动获得爱情。奉行这种观念的人是缘木求鱼。所有人都应该珍视爱情，而想做贤妻良母的女生尤其如此，因为爱情经常是她们生命中最核心、最伟大、和最美丽的事，直接关系到她们全身心的努力是否值得、以及一辈子过得是否有意义。

爱情并不高深复杂。年轻人无需羡慕前辈的经历，因为爱情也会从你的心里自然生长出来。我和雪梅的关系模式比较传统。年轻一代的处境与我们不同，表达爱的形式也很可能不一样。其实每一对恋人的相处与处世方式，都是他们在应对真实境况时，一点一滴自己创造出来的。只要双方都真心，爱情就会美好，具体形式不重要。现在很多孩子受流行风潮影响，以为用一百只蜡烛、一千朵玫瑰等就能制造出浪漫，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难为情地示爱就是勇敢。这些想法太肤浅了。浪漫源于两人心心相印。你真心爱对方、并感到对方真心爱你，两人在一起做什么你都会觉得浪漫。面对困难、面对威逼利诱，两个人依然不为所动、坚守对彼此的忠诚，才是真的勇敢。

最后，我要写给雪梅和我自己。在回忆和落笔的过程中，当年的种种或甜蜜、或艰苦的场景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自己也被感动。我们这样一对平凡夫妻的爱情和家庭，也经历过那么多波折，也必须一路和衷共济、不懈拼搏。现在我们生活平静，不再面对大的威胁或困难，每天想的和谈的经常是一些小事，爱情的誓言换成了关于柴米油盐的讨论。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促使我们缅怀当年对爱情的信心。过去，无论在幸福的热恋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里，我们都守护和坚信彼此。今后，我们还要互相勉励，不要在安逸中淡忘了当初的承诺，不要让琐事磨损了感情。青春时代的爱情是未来爱情的基础，但不应该被视作保证。我们还要努力探索怎样在每日生活中互相珍惜、彼此成就，让共同的人生之路继续精彩，并充满意义。

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这篇回忆也是我送给雪梅的银婚礼物。

【正文完】

初稿成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后来接受热心读者们的批评和建议，有多处修改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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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读者

文章发出几个星期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媒介，我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感言。其中绝大部分发自肺腑，让我心暖，谢谢大家！原以为文章中有太多关于交大、上海、和上世纪80及90年代的元素，很多读者不熟悉，会有隔膜感。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真心的爱情故事有足够力量穿透那些障碍，让不同时空中的人心产生共鸣。

我以前没写过情感类文章，这篇其实是被朋友们刨根问底后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会时，同学们问我和雪梅相知相守的历史，态度认真，触及当年的关键细节、以及我们的深层思想过程。我最开始有点惊讶，但慢慢品味后就明白了，很多同龄人在反思人生与爱情，那些尖锐的问题就来自这种反思。思考的人经常希望与别人交流，了解别人的经验，作为审视自己和理解社会的参考。在那次聚会中，大家把我和雪梅看作了这样的“别人”。

年轻时同学们憧憬美好爱情，但经过了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过太多爱情输给利益考虑、或在尘世中慢慢消磨殆尽的例子，于是很多人暗自灰心气馁，甚至怀疑真爱是否存在。聚会时朋友们推敲、甚至质疑我们的故事，因为心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疑问。就是在我们年轻时那个真实环境里，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能否战胜严苛的户口制度、毕业分配、两地分居、父母反对、出国潮等强大的现实障碍，使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带来一生幸福？我的回答是，“只要坚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放弃对爱情的信心。这个宗旨、外加同学们充满洞察力的问题和诚恳的态度，促使我严肃地回忆几十年前的经历和想法，在讨论中认真组织语言，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并有针对性地回答每个提问者。这样真诚和深入交流后，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抛砖引玉，为严肃的读者们提供一份思考时的借鉴。

在私下里，好像失恋或离婚的人更愿意倾述自己的真实经历与想法，幸福的人则相对沉默。在流行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里，绝大多数美好的爱情故事幼稚虚假，比如琼瑶的很多作品。而爱情悲剧经常更贴近生活、让人信服，比如我在交大读书时风靡上海滩的《孽债》。这就造成了生活中众多成年人，因为很少看到真实可信的幸福爱情，所以不太相信爱情，觉得“软”的爱情不如“硬”的物质条件可靠。于是他们堂而皇之地宣扬似是而非的婚恋观念，比如“门当户对”、城市人不要配农村人、大城市的人不要找外地人，等等。这些论调可能伤害不经事的青年。年轻时就对爱情没有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地追求爱情。少年人心里对真爱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侩观念泯灭，即使爱情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也会无视、或不知珍惜。每每听到这些误导人的观点，我总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动力或愿望逐一反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真实的经历告诉大家，让读者看到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怎样促使两个平凡的人克服各种障碍，人生过得幸福和有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见、建议和鼓励，对文章很有帮助，我非常感谢。但是由于文中批评了当年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上海读者表示难以接受。虽然是少数人，但他们的态度坚定、并且有一定代表性，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我在上海生活多年，内心喜爱这座城市，自视是半个上海人。我批评上海，不是为了丑化上海，而是替当年的上海青年惋惜。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引领全国，吸引各地优秀青年云集于此。上海青年，尤其是上海顶尖大学里的莘莘学子，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但是他们中的太多人接受狭隘的地域观念，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让自己错失了爱情机会。我看懂了，不禁为他们唏嘘，于是在文章里直抒己见，希望能帮助他们看清一些爱情与人生的道理。

几十年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一边倒地负面描写那个时期的上海人。大家熟知的艺术形象，比如《渴望》里的王沪生、《芳华》中的林丁丁、《孽债》里为回城而抛妻弃子、或抛夫弃女的上海知青群体、以及众多电视连续剧里的上海人，都是为利益而背叛爱情的刻薄角色。《芳华》的作者严歌苓，自己就是上海出生的女生，她笔下与她同龄的上海女孩同样也是无情无义的物质女。我和朋友曾逐一回忆广泛流传的、反映我们这代人青春年华的文艺作品，我们竟然都没有找到不惧困难、坚定捍卫爱情的上海人角色。雪梅是一位标准的上海姑娘，文中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本文追述真实的历史，全方位刻画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实际上反驳了流行文艺里大量存在的、对上海人的习惯性偏见。

有读者反应，文章里议论太多，让人不能痛快淋漓地欣赏爱情故事。这一方面是我写作能力有欠缺，另一方面也是我故意为之。我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部琼瑶式言情小说，而希望实话实说，为严肃思考人生和爱情的读者提供一个完整案例。最初，我在聚会中的口头叙述、以及本文的初稿都只讲情节，很少议论。但是朋友和同学们听或读后，讨论的话题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学与世界观的高度。比如他们提问的焦点曾包括，当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隐藏的、更关键的功利目的？我们一见钟情是属于精神层次、还是因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质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挣钱，家庭地位会不会降低？爱情的源头是内苯乙胺和多巴胺等激素、或人体里其它化学物质吗？等等。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因为我自己思考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大家讨论的抽象程度之高、议题的深化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大概因为参加讨论的读者们都聪明博学，对爱情、人生、和社会思考得已经很深，不屑于言情小说式的肤浅浪漫。

这些讨论还暴露出，即使在背景相似的同学之间，深层次思想观念也经常差别巨大。中年后回头看就很容易发现，这种思想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和爱情经历的不同。但是在平时，即使在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极少谈及这类话题。现在大家因为我的文章而有了深入交流的机会，让我备感荣幸。记得在学校时，有的同学读琼瑶、三毛等言情作家的作品，被感动得激情满怀，但是后来面对自己的婚恋时，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却照旧，还是依循现实考虑、背弃浪漫精神。究其原因，那些作品为了商业目的，着重煽情却思想浅薄，不足以帮助人应对真实的生活。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字也那样，只感动人、却不为人带来实在的改善。我的读者们已经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我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完整透彻地回答他们。所以我努力把当年面对的局势全景、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以及事后的反思都写出来。也许文字会因此变得抽象一些、阅读时会多一份沉重，但是这样写对态度认真的读者更有用，所以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