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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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和我 --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2017-08-07 10:34:25) 下一个

雪梅和我
回忆我们的青春与爱情

一引子

二〇一七年七月初，二十几位在北美的大学同窗及家属相聚在洛基山上。星空下、篝火旁，我们相互介绍各自毕业后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几十年不见，老同学们热情洋溢。他们追问我与雪梅相识、相爱的过程，和之后的人生履历。我被现场气氛感染，那天晚上说了很多话。后来几天大家余兴未尽，又拉我俩在多个小圈子里长谈，涉及当年我们交往的更多细节，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坦诚深入的交流中，一件件尘封的往事重新涌上我的心头，其中很多内容几十年来都不曾想起。从洛基山回家的一路上，年轻时的各种画面继续在我头脑里翻转，挥之不去。离那段历史越远，就越觉得记忆宝贵。如果不趁早写下来，恐怕以后会遗忘。于是我开始下笔写这篇回忆录，以纪念雪梅和我的青春和爱情。

二美好的相识

一九九零年春天的上海，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美丽。六四事件对我的冲击，因为一个宽待在校学生的新政策，出人意料地开始减退。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和社会经历了惊涛骇浪。我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大环境跌宕起伏，人迅速成长和成熟。我看人生和社会的视野变得开阔很多，自信心大涨，觉得经过了锻炼，无论未来如何变幻，我都能够应付。并且我有了新的人生信念，看淡了事业成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等世俗目标。

六四后全国大规模抓捕青年学生，造成民怨暗积，国际制裁也加剧。当局感到政权不稳，急于甩掉包袱。当时中央命令各级公检法，除中央电视台曾公开通缉的少数几位之外，放掉其他所有被拘押或监控的学生。这是内部政策，从没公布过，但是朋友之间的小道消息既快又准，我们都知道。新政策出台前，警察经常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审讯我、逼迫我写交代材料。我一直担心随时被投入监狱。小黑屋之外，我的学籍也成了问题。早在1988年末，交大就正式公布过，我将在1989年秋季免试直读研究生。但是1989-1990学年过去了大半，研究生院却一直不允许我注册。新政策出台后，我的境遇好转。警察不再找我麻烦了，交大也让我变成了正式的研究生。我自觉很幸运。但想到还有那么多没有学生身份的人身陷囹圄，我的好运又让我有隐隐的负罪感。我前途茫茫。六四摧毁了原来的人生规划，但我并不觉得沮丧。相反，这场变故使我对社会本质和人生意义有新的领悟，外加不用坐牢了，所以我心情大好。

我又正常读书，锻炼身体，与同学、朋友们聚会了。一年多以来，我的神经高度紧张。现在突然放松，我如释重负，心情特别舒畅，觉得山也俊、水也秀、连空气都是甜的，马路上的姑娘们更是格外靓丽动人。失去过自由才知道自由是什么，才明白自由在这个国家里是多么脆弱。重获自由，才切身体会到自由多么美好。我新添了急迫感，要赶紧去做那些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情，不愧对宝贵的自由。以前我憧憬爱情，但总有些不知所措，所以自我设限、故意躲避。劫后余生，我变得内心笃定了许多，胆子也大了。再看自己从前的拘谨，觉得实在狭隘可笑。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毫无羞耻感地注视校园里的漂亮女生们，而雪梅就是我眼里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那个。

我和雪梅相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我们同在交大徐家汇校区住了数年，后来回想，以前应该见过面，但彼此都没留给对方什么印象。那个春天，天公作美，不知什么原因，在短短几天内，我在校园里多次遇到她。所谓“遇到”，其实经常只是“远远看到”。当时的经验是，一个魅力出众的女生，即使离我50或100米、即使只出现几秒钟，我也能注意到她、感受到她的吸引。这样几次“遇到”雪梅后，我就开始心里向往她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行动。

不久后，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气清爽宜人。我骑车路过校园中心的红太阳广场，远远就看到雪梅和一群女生迎面走来。她比同行的那几位高一些，身体朝我的方向，头略微偏向一侧，正与身边人说笑，眉目生动传神。她的长发带着波浪，被风吹向脑后，丝丝发梢飘散在晨曦中，熠熠生辉，映衬着年轻而娇好的面容。她身着短袖衬衫和长裙，脚下是高跟鞋，很宽的黑皮带匝在纤细的腰间。在明媚的春光下她步履款款，柔软的衣裙随风飞舞，贴在身体的一侧，勾画出婀娜的曲线。我一下子被这幅画面打动，仿佛感觉到她逼人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她就像放射着光芒，刺激我的眼睛，让我不敢直视，却又无处躲藏。雪梅的这个形象后来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试过很多次，如果只凭心中印象为她画像，我总画这个形象，因为它在我记忆里一直鲜活、完整。这么多年以来，在一个人独处时，我会偶尔回忆起初识的情景，就会想到她当时的样子，曾经的怦然心动就会重新袭来，让我觉得不枉少年一场，觉得自己不配这样的美，是上天特别眷顾了我。

当时在雪梅身边的女生里我认识一两位，所以需要在擦肩而过时与她们打招呼。但因为想着雪梅，我心里紧张，说话时显得很羞怯、不自然，惹来她们一群人哄然大笑。她们笑我，我就更窘迫了。经过她们后，我开始责怪自己没用，“不就是喜欢个女生吗？何必藏着掖着，直接去约她出来！”于是我计划骑车绕广场一圈，重新遇到她们，当面约请雪梅去晚上的校园舞会。几分钟后，我第二次出现在她们的视野里。可是当看到众人脸上的惊讶时，我立刻又质疑起刚拟定的计划，觉得这样唐突地邀请不认识的雪梅、而不约认识的那几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万一造成不愉快，本来的好事也会变成坏事。这时我的自行车已经来到她们身边，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内心的犹豫再一次让我语塞，于是她们又爆笑成一片。我离开后，心里的决心更大，一定要约雪梅出来！当天下午，我找到早晨并肩而行的女生中的一位，也是我的好友，请她转告雪梅我的邀请。傍晚，好友传话回来，雪梅答应了，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三感情成长

我和雪梅的交往，从相识那天起就很顺利。最早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是愉快、温和、但又谨慎的。她从不主动找我，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规律。只要我明确邀请，她总是体面地接受。于是我想尽办法，几乎每天都找个理由约她出来。我们还不熟，每次在一起时我都怕冷场，自然说得多。而她比较小心，说得少，所以大部分时间我讲她听。记得有个傍晚，在离交大不远的僻静小巷里，我们肩并肩，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但实际上还是只有我说，而且不敢停。她微低着头、专心听、却很少插话，脚步轻快、但与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讲着讲着就没话讲了，只好很煞风景地说，“我没话讲了”。没想到她马上柔声应和，“你讲得挺好，我喜欢听”。意外被她表扬，我又开始讲了。初识的坚冰就这样在一次次交流中融化，两个人都慢慢放松，她的话也逐渐多起来，我们交谈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深广。

我们一起去划船、溜旱冰、参观艺术展、听外国歌星演唱会、看前卫话剧，等等。当时一般市民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门票经常乏人问津，价钱都很便宜，有的甚至免费。我因此挖掘出很多适合穷学生谈恋爱的场所。认识雪梅之前，我不喜欢闹市，又忙于学业和学生活动，所以很少出校园。因为与她到处玩儿，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上海。让我意外的是，我挑选的约会地点，每每她也从未光顾过。本以为走出校门后她将尽地主之谊、向我介绍家乡风景，结果却是我领着她在都市丛林中穿梭。她从小就是学霸和乖乖女，逛街不是强项。对于我们俩，上海都是个藏着众多未知的地方。我们共同经历各种小兴奋和小挫折，相处也日趋顺畅和融洽。

一天我去她宿舍，正巧她不在，我就坐下来等，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她的室友们说闲话。当年一间宿舍里要住七八个同学。一位室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雪梅最近心情特别好，夜里经常在睡梦中笑出声来”。在场的其他几位女生马上嬉笑附和，说大家都听到过。其中一位趁势揶揄，“她肯定在做梦，梦见了自己在约会！”于是，满室欢笑。“原来不是只有我一头热！”我心里一振，特别高兴。那时我已经对雪梅情有独钟。但是越如此，我就越惴惴不安，觉得猜不透她的心思。室友们的几句玩笑话一下子抹掉了我隐藏已久的忐忑。“她也喜欢和我在一起！”我的自信心大增。

我表白心意

时间缓缓流过，我俩逐渐变得亲近。人们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是我越接近雪梅就越觉得她美。在草地上漫步时我牵着她的手、在舞池中我拥她入怀、在不经意间我们对视，只要看到她、触摸到她，我就不禁内心荡漾。曾有过数不清的瞬间，我被她洋溢的少女之美暗暗震撼。她耳鬓边轻柔的发丝、发丝下温润如玉的肌肤、她颀长滑嫩的手臂、她身体侧影的曲线、她亭亭的腰肢、转身时她飞扬的秀发与裙摆、当然还有她的百样笑容，都让我心醉神驰。她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局部都蕴藏着独到的绚丽。她美得让我经常心不由己地自惭形秽，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人家？但是我察觉到她回望我时目光里的热情。她在无声地鼓励着我，这个印象支撑着我脆弱、敏感的信心。记得有几次她改换了衣着风格或发型，然后悄悄告诉我，她选的是她猜我会喜欢的样子，让我既意外又感动。她开始对我敞开心扉，让我明白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原来她的内心那么火热！于是我也更加敢于释放自己一直扼阻的激情。

有雪梅相伴的日子真是美好啊！因为恋爱，我每天精神亢奋，甚至有了晕眩感，经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担心坐牢，怎么一转眼我就可以与心爱的姑娘每天厮守在一起、登上了爱情的云端？我有何德何能、凭什么得到这么好的运气？一次约会的尾声，花前月下我们四目相交，我突然多了一份勇气，脱口而出，“我爱你”。我表白，归根结底是因为早已不胜感情，但那个时机却是即兴的选择。早知道最后需要说出这句话，并且我应该比她先说，但是真要说出来还需要瞬时的激情冲破习以为常的怯懦。那天我全无预谋，话说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心里惶惶。好在她听到后非常欢喜，笑靥如花。她的反应令我欣慰，我偷偷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把她送回家以后，我在后半夜空荡无人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狂奔，整个人依然兴奋不已，开始回味刚才的一切，心里却生出狐疑，“为什么她没有说她也爱我呢？…”

我的几位好友得知我谈恋爱了，就撺掇我把雪梅带来与大家见面，于是我请雪梅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她还没有与我挑明关系，所以引见她时我只能简单地说，“这是雪梅”。即刻，一丝失望、还有一点气恼，在她笑容里一闪而过。别人大概不会察觉她这么细微的表情波动，但是我注意到了。我正在追求她，需要揣摩她的心理，所以留心她每一笑每一颦。大家寒暄完，她把我拉到一旁，以恋爱中的公主姿态，嬉戏里带着娇嗔地下达指示，“以后你介绍我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立刻心领神会，她终于承认了我们是男女朋友！我心里窃喜，连连点头称是。

但她还是没有说爱我，并且我逐渐看懂那并非无心之举、而是她刻意而为。那时我知道恋爱中女生考察男生，要比男生考察女生时间长，但不知道要长很多倍。我曾忍不住问她，“你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从来不说爱我？”她只回答说还没准备好。我傻乎乎地追问，“你是不是不爱我？”她说，“那也不是”。于是我的理工男脑袋被搅乱了，不明就里。之后我们继续黏在一起，因为我已舍不下她，但我不时陷入自问，“她并没爱上我，我却总感觉我们相爱，是我自作多情吗？”我想不明白，心里找不到锚点，七上八下。她察觉到我的迷茫，但不为所动，依然不说爱。

她慎重决定

一天我们欢欢喜喜地在淮海路上逛街。她依在我身边，两只手紧拽着我一侧的胳膊。我随意间转头瞥见她兴奋的脸，脑海里突然冒出熟悉的怀疑，“瞧她多高兴！每次看到她这样，我就觉得她爱我，但这是假象！她明确告诉我她并没爱上我，即使她称我为男朋友，我们也只是普通朋友！”这种思想一出现，我立刻感觉自己是个白痴，“这么简单的事儿，我怎么拎不清、还要继续骗自己呢？” 于是身边的一切骤然失去了意义，我变得意兴阑珊。联想到自从认识她，我与朋友们聚会少了、不再经常打球、对学业也不如从前上心，我自责为什么沉溺于表面的浪漫，难道因为迷恋她，我就自欺欺人地认为她也爱我？

那天约会罕见地早早收场。我们回到学校，在校园里告别。我尽力摆出轻松的笑容说，“最近我们天天在一起，我的功课和科研都落下了。现在很多事情等着做，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见面了，过了这阵儿我再去找你，可以吗？”说话时我已感觉到空气中漂浮着一丝尴尬，但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只微笑中平静地回答，“嗯，可以。”然后转身离去，与往常别无二致。当她走到拐角处、马上就要从我视野里消失的那一刻，我看到她本来挺拔的肩头突然一坠，但我没懂那代表什么。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呆在宿舍里，端坐在书桌前，强迫自己认真工作，但心里却六神无主。以前我总盼望赶快完成手里的活儿，然后就去找她，所以干劲特别足，工作效率也高。但那天的每一分钟都变成漫无目标的煎熬。大概在这个时候我有点清醒了，自问是否对她太过生硬？本来都是我巴结她，现在我不去找她，会不会让关系变冷、我们由此就不了了之地分手了？不过我转念又想，我们并没闹矛盾，说好我忙完工作后就去找她，按这个保证做就好，不需要自己吓唬自己。到时候如果她真的不理睬我，就证明她对我没兴趣，分手就是迟早的事，我也只得接受。第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室友回来，起身打开门，门前站着的却是光彩照人、穿着高跟鞋、束腰长裙、长发披肩、脸上带着迷人笑容的她！我顿时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地欢迎她。什么“忙于工作、不想被打扰”之类的话，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后半天。临近午夜，我送她回家，在她家楼下的单元门口告别。在暗淡的月光与街灯之下她对我说，那天我讲出不想见面了，她以为我要分手，所以过去两天里她非常难过，一直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试想过各种可能，却还是找不到答案。思想斗争很长时间、内心反覆好几次后，她才鼓起勇气来找我。说话间她变得伤感，声音里带着哽咽，颓丧地倚在门边。我很惊讶，觉得眼前的她与平时判若两人。她无意间卸下了女生都有的那层骄傲外壳。为了不让眼泪落下来，她侧仰着脸，睁大双眼。我看见她的瞳孔浸在泪水里，在昏暗中折射着远处的光，晶莹剔透。我觉得从中窥视到了她的内心，感受到她的真情义，于是一阵心疼加歉疚，暗暗骂自己为什么当时说出那种话，害得她受这么大委屈？趁她稍一停顿，我赶紧说你误解我了，我是怕你不喜欢我，我从来没想过要分手！

这场小风波前后只有两天，但我的心理起了变化。一方面，我实在地知道了自己是多么离不开她，所以再不敢提什么“不见面”之类的话，连想都不敢想。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很在乎我，非常害怕失去我。我们肯定不只是普通朋友。这个新认知冲淡了我头脑里关于她不说爱我的疑问和焦虑，但并未根除。她爱我吗？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答案。风波之后我们和好如初，共度过许多浪漫和快乐的时光，彼此都说过更多情真意切的话。可是当我再次告诉她我爱她时，她却回答，“不要再逼我了！”让我错愕。她坚持不言爱，而且比以前更明确。我搞不懂如果女生离不开男生，分开一天就忧郁哀伤，非常害怕失去他，这个女生算不算已经爱上这个男生？我本以为算，但她的坚持让我不再确定。她的心思我猜不透，她的爱情我搞不懂！

不过，恋爱的甜蜜让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一切。我主动不再深想，因为潜意识里知道，想多了会导致我心灰意冷、造成两人冲突、彼此又疏远。我们依旧每天兴高采烈地约会，她继续不承认爱我，但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把疑问都深埋脑后，防止它们在不经意间冒出头，干扰我的思想与言行。然后我在心里“假设”她爱我，就像我爱她一样，即使证据不足。这么想帮助我维持了起码的心理平衡，我们的相处也没再翻车。

又过了个把月，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来宿舍找我。之前没什么预兆或特别的事，她兀然地第一次对我说了“我爱你”。告白时她一改平日的娇柔甜美，双目圆睁，直盯着我，字字句句都带着严肃。我被突如其来的气氛镇住，望着她不敢吭声。接着她开始倾述接受我的心路历程、过去的感情波折留给她的心得与教训等。她越说越激动，从眼圈发红逐渐到泪水不断涌出。她说她相信如果爱就要爱一辈子。但在年少不懂爱时，她也曾对别人说过爱，不久后就失望，只得食言。她不想重复过去的错误，所以绝不再轻易说爱。她说今天之前她对我缄口不提爱字，因为还没有下定决心，怕说出后将来又不得不反悔。现在她想清楚了，并做了最后决定。她爱我，要与我永远在一起，誓将我们的爱情进行到底，不怕任何困难。她要我完全信任她、今后把她当作我的一部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世界大变。有她相伴在身边，未来显得一片光明。相比之下，眼前的逆境和预计的险阻都微不足道。

我们开心，就是因为在一起

就这样，在双方共同呵护下，我们的恋情迅速成长。只短短数月，我和雪梅就从陌路变成亲密情侣。当时交大男生严重过剩，女生严重稀缺。我只是一个普通交大男生，在偌大校园里挑了自己最喜欢的女生，结果她不但没有拒绝我，还真与我郑重其事地谈恋爱，真心爱我、温柔待我，想想看，那对我是多大的快事啊！我兴奋上头，经常对朋友感叹爱情太美好，假如早知如此，我会从小就谈恋爱！当时我们刚本科毕业不久，男同学里谈过恋爱的人很少。我与其中几位关系很好，平时无话不谈。我敦促他们也赶快找女朋友，享受我正在享受的快乐。

几乎每次与雪梅约会，我们都流连忘返，直到深夜才不得不准备告别。然后我送她到她宿舍楼下或家门外，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进房间，我就立即开始盼望和计划下一次见面。只要我们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事都开心。我们开心，其实就是因为在一起。比如雪梅至今牢记的一次，我们参观香山路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故居。当年那里游人稀少，远不像后来的拥挤。孙宅在闹市中取静，温馨舒适。室内装饰完全美国化，绝大部分用品是西洋货，精致又实用。屋外还有小花园和网球场。展区里只有我俩，外加一位无所事事的管理员。我们徜徉其中，睹物思人，感受历史。参观结束后还意犹未尽，那位管理员建议我们去看看宋庆龄陵园，就是原来的万国公墓，离交大校园不远。于是我们再奔到陵园，先在大厅里浏览图片展，然后走出房间，走进肃穆的陵园深处。四周松柏翠绿，静谧安详。我和雪梅手拉手，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流连于中外名人们的墓碑之间，阅读碑文，怀古伤今。后来谈及此事，我们都觉得好笑。在一座座坟堆旁边约会，我们还好不惬意。

最开始我追求雪梅，算是被她的容貌吸引，但相识后我很快就迷恋她整个人。她诚实。生活中很多人为面子、或一时方便而撒小谎，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在这点上我们很投缘。她聪明，懂大义，讲道理。她爱笑，也爱哭。她温柔、细致，经常在点滴处为我着想，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有过一两次，我们在重要的事情上有误解，两个人都很心痛。但认真解释后，误会与隔阂就烟消云散了。我们相见恨晚，都很珍视对方，所以从来不吵架，也没有一般恋人之间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小别扭。关于这一点，我本来并不自知，觉得理所当然，不承想闹出笑话。

一次我和雪梅去外地旅行，在当地找到已经工作的老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他们住在单身宿舍里，正好有空床位，就好心地请我们同住。之后几天，我们四个人一起游玩，形影不离。我发现那对朋友有时会突然互相不讲话了，也看不出有什么具体原因。因为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在玩儿幼稚的恋爱游戏，就是假装生气、等对方哄自己。于是我借此开玩笑，拿他们寻开心。几天后我们告别时，那位女生看我的眼神里隐藏着一股恶毒。而我因为心里坦荡荡，当时也没在意。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谈及与他们的那次见面，我才想通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他们在闹别扭，恋情经受压力、心里不好过，而我在那个时候取笑他们，触及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有点怨恨我。因为我和雪梅不闹别扭，所以在当年我全然不懂这种恋人之间的小摩擦、小矛盾。与这对朋友在一起的那几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别人的恋爱，造成判断出错，把他们闹别扭当成了调情。希望他们原谅我的无心之过。

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只知道自己喜欢雪梅，就不顾深浅地追求她。我爱她的人，却不了解她的生活。我那时有很多不现实的观念，也缺乏言谈和处事的圆通，不会从她的角度想问题。这一半是因为我没有经验，另一半是因为我故意躲避世故人情。比如在相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的基本境况都知之甚少。我潜意识里不想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毕业分配、社会关系等，怕那些身外之物给我们添乱、干扰刚起步不久的爱情。我的不谙世事曾经有很多机会在两人之间引起尴尬或不快，但她包容了我，并且做得含而不露，保护了我初识时的热忱，使我们的关系起步得平顺、愉快。如果她像我一样不成熟，我们不会相处得那么好。她很早就在心里接受了我，并且言行温柔得当，鼓励着我在爱情之路上满怀激情地向前冲。

我们的恋爱，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的事迹在当时的学校里产生了小小的轰动效应，只因为一位各方面条件都没有“缺陷”的上海女同学、和一位不太可能留在上海的外地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谈恋爱。这件简单的事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们不太相信我和雪梅的关系会长久。而我缺乏社会经验、盲目自信、外加对别人的心态向来迟钝，所以对身边人的怀疑眼光毫不体会，也毫不在意。

与她家人的最初接触

恋爱中有很多趣事，比如我第一次知道雪梅父亲的身份，过程就很好笑。那时我们已经热恋几个月了，天天在一起。一个早晨，雪梅匆匆来我宿舍，说要改变当天的计划，因为她父亲要与她一起去见系里的老师，讨论她的毕业分配问题。我说，“你去陪父亲吧，他来一次不容易，你多陪他在校园里看看”。雪梅说，“不用，他的办公室离系办不远，他是交大教授…”寥寥几句之后她就转身离开。我被撂了下来，意外有了一段空白时间，就禁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担心。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父亲是交大教授，她模糊的描述又让我以为是我们系的教授。我认识我们系所有教授，他们也都认识我。我当时想，我不小心找到了哪一家的女儿呀？难道这几个月以来她父亲一直在暗中观察我？几个小时以后她回来，有机会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她父亲是其他系的，我才放了心。

那时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来的丈母娘。一次去家里找雪梅，她家门紧锁。邻居说她全家人在逛南京路。她家离南京路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又是那么多人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走得远。于是我奔到南京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他们。然后我和美丽时尚、花枝招展的雪梅手挽手走在前面，其他人走在后面。回到家后，雪梅妈让雪梅转告我，说要送我一条裤子，而且马上就要再出门去买。我问为什么？雪梅说，南京路上，他们全家人走在我们后面，都看到我外裤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大的破洞。那时候我衣服和裤子上大大小小的洞都“货真价实”，源自日常磨损，不是为赶时髦而故意造出来的。我就想，一个母亲看到自己青春漂亮的女儿找了这么个男朋友，心里肯定很难高兴起来啊！

还有第一次去雪梅家吃饭。那时我年轻、胃口好，但是学校里的伙食却很差，所以我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上海人家的饭锅和碗碟在我眼里都很小，雪梅家也不例外。大概那天我特别饿，饿得有点头脑短路，忘了顾及场合。在餐桌上我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飞速地吃完了第一碗，再盛第二碗，又盛第三碗…，也没有观察身边形势，很快就清空了饭锅。不巧的是，雪梅父亲也要添饭，惊讶地发现锅是空的。他一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就在厨房里大声发问。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礼数失当，赶紧硬着头皮解释，暗地里责骂自己简直没长脑袋！当时真是一身狼狈、满心尴尬。后来家里人还会当笑话提起这件事。雪梅妈妈总会强调那个被我清空的饭锅有多么干净，连一粒米都不剩，害得雪梅爸爸以为自己找错了锅。雪梅的妹妹则会说，在一旁看到我吃饭的速度，惊得她咽不下饭。

被众人瞩目

那个时代很缺少简单浪漫的爱情，即使在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在公共场所也很少能看到轻松快乐的情侣。所以我的一个突出记忆就是，我和雪梅经常成为被瞩目、被围观的对象，被周围人特别对待。这类经历发生在马路上、校园里、雪梅家所在的小区里、商店里、公交车上、博物馆里、话剧院里、音乐厅里、火车上，等等。

一个夏日的夜晚，在交大校门外的华山路上，街灯斑斓，人影攒动。我们从一间小店里走出来，我先她一步，找到自己的破自行车，跨坐在上面，然后脱掉T恤衫，捋成一股绳，搭在肩上，赤着膊等待她追上来。我的做派大概符合那个年代一般市民对交大男生的典型印象，就是外表不修边幅、内心不知天高地厚。雪梅则是上海滩时尚女生打扮，流行的短袖衬衫加束腰短裙，衣料与做工都很考究。她的头发扎成马尾，配花式发卡，马尾末端与刘海都烫成俏丽的卷发，整个人看上去既精致又简洁。她高高兴兴地从我背后小跑而来，侧坐到自行车后架上，再揽腰抱住我。按现在的标准，这只是一幅很平常的情侣画面，可是当时旁边有人突然用普通话大喊一声，“潇洒！”我们吓了一跳，寻声望去，喊话的人竟然是个警察，而且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三个人面面相觑，又都迅速把目光移开。我们怕他找麻烦，因为这些警察躲在校门附近，就是为了抓骑车带人的学生，然后罚款。那位警察情不自禁地喊出心声、又被我们听见，可能感到不好意思，也马上把脸扭到别处，不再看我们。我载着雪梅快速蹬车离开，他也没有追上来。

下面这个小趣事反映出那个时代的诸多方面。我把它写出来，希望带给读者们一些感性认识，了解当年谈恋爱的年轻人面对的社会大环境。有一天我去雪梅家，走在小区里，就瞥见她家对面楼上几个少年正手握那时流行的前苏联军用高倍望远镜，朝我的方向看。我并没在意，以为巧合而已。上楼进了房间，遇到雪梅，忽一转头，透过窗户我又看到那几个孩子，竟然还在用望远镜向我们张望。我告诉雪梅，她看了看后说，这帮孩子最近常有类似行为，她早就发现了，但也没法阻止。目前情况还算可忍受，如果太过份，就得去找他们父母，好在父母辈都是同事。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整个小区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邻居们很好奇，调皮的男孩们就干这种事，长辈们也常找机会在她父母面前旁敲侧击，打探关于我的消息。

我有点惊讶。平时我来雪梅家，都是接了她就走，很少滞留小区。隔壁楼的邻居们怎么会注意到我们？雪梅说，每次我打电话来，门房老太太就会在楼下喊，通知她去接电话，有时还会喊出我的姓氏和简短留言。自从我们相识，小区里就数她的电话最多，都是我打来的，所以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在“轧朋友”。那个年代，只有极少数干部家庭配工作电话，各地的邮电系统都没有私人电话服务。上海相对先进，一些住宅小区配备公用电话，由专人看管，整个小区共享。雪梅家的小区里住着几百户，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次我打来电话，门房就跑到雪梅家楼下，对着窗户大声喊，“某楼某单元某房号、雪梅电话！”或者“姓骆的等你回电！”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我们了。

这件事之后我自然开始留意，就多次发现小区里的孩子们继续用望远镜窥视我俩、并指指点点。被我们发现了，他们就作鸟兽散。虽然没做什么坏事，他们还是很羞怯。对比如今，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旁若无人般示爱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再回想当年，在中国最洋气的上海市中心，在那么大一片住宅小区里，一对情侣只是因为频繁出现在公共场合，表现得高高兴兴、自由自在，没有那个时代特有的遮遮掩掩，就显得行为高调，让众人觉得稀奇，并招来少年们争相观摩。想想看，真是恍如隔世。

千里迢迢去看望她

雪梅毕业后在一家工程设计院工作，她的同事们很快就都知道我的存在。有一段时间，设计院在马尾新港接到项目，她担任工程监理，需要在那儿常驻几个月。马尾新港位于福州乡下，距离市区很远，当时刚开始建设。雪梅离开上海后，思念的情绪就在我心里点滴累积，暗暗地聚水成渊，让我不能自拔。我的宿舍只住两个人。一天晚上，室友要通宵录制英文磁带，灯光和噪音让我难以入睡，就一直与他闲聊。话题转到雪梅，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去看她，哪怕需要逃几天课！室友听到后立即拍手叫好，并兴奋地帮我计划。那个年代南方铁路不发达，去福州的火车一票难求，室友就建议我坐海轮。打定主意后，我俩索性不睡了，天还未亮就赶到外滩十六铺码头排队等票。运气还算好，我买到了当天早班船票，然后挥别室友，登上南下的客轮。

那时没有手机或网络，打长途电话也很不方便，我又是临时决定，所以不可能事先通知雪梅。在东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后，我在马尾老客运港下船，然后再转赴新港。当时新港还是个乱哄哄的大工地，里面驻扎着各种各样与工程相关的单位，临时工棚横七竖八，周边十分荒凉。我边走边打听找到了设计院的驻地。雪梅见到我当然惊喜过望，马上把我介绍给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听说我来访的原由后，眼神里跳出惊讶和抑制不住的赞许。“雪梅的男朋友从上海追到马尾来了！”一下子就成了整个工地的小新闻，大概荒郊野外的工程现场里很少有年轻漂亮的女生，雪梅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大家关注。后来几天我呆在巨大的新港区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就与雪梅沿海边散步。一路上遇到的人大多与她半生不熟，却每每投来欣赏的目光，有的还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和攀谈。我们友好地回应，心里感激大家的善意。

回上海时，雪梅送我到老客运港。那里设施简陋破败，等船的人都呆在码头前小广场上。所谓“广场”，其实就是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人们或坐或倚在各自的行李旁边，懒洋洋地无事可做。他们有的看似贫苦的农民，有的像基层干部，但最多的是带着大包小袋、说着我听不懂的福建方言的生意人。我和雪梅伫立在广场当中，马上就要分离，心里泛起一阵凄凉。两人相视无言，依依不舍，就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其实很克制，缠绵的时间也不长，但我一抬眼，发现方圆百米内稀稀落落的人们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他们的表情相似，却难以名状。好奇？羡慕？厌憎？或什么都不是，全是我心虚臆想？总之，当时的场景突兀离奇，我又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所以一直记得。

在我即将硕士毕业、可能就要离开上海的那个时期，关于雪梅是否应该甩了我，成了她单位里同事们聚餐和打麻将时的热门话题。大家都觉得我们毫无疑问要分手。几位大领导和资深高工们有时带头拿这个话题开玩笑，害得雪梅有口难辩。她隔壁办公室有个年轻女同事，曾在马尾工地上见过我，多次在这种场合站出来帮雪梅反击，坚决为我说好话，例如说我当年千里迢迢去看望雪梅，证明我对雪梅真心好，等等。我听说后，心里一直感激这位小女生。

难忘当年情怀

遇到雪梅之前，我本是个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但是恋爱久了，我发现自己在她眼里越来越重要，我成了她生活的中心。她评价我远好过我眼里的自己。我的很多缺点在她看来都不是缺点，而是我的与众不同。可以说，她接纳我超过了我接纳自己。她沉浸在爱情里，淋漓尽致地挥洒自我，如醉如痴。记得在热恋时期她喜欢大笑，笑起来无所顾忌。不但我、她身边很多人都注意到。但是如果我稍微委屈了她，比如约会时我迟到几分钟，她就会生气落泪；我解释一下、哄她几句，她又破涕而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她对我每一言每一行都敏感，情绪经常在一天之内翻转好几次。我能够感觉到她心态里的丝丝疯癫。她自己也知道，曾多次对我说，因为我们在一起，她变得什么都不怕，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胆大。恋爱让人亢奋，在这点上我俩一样。

她开始盼望结婚，憧憬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因为我，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改变，大到人生计划，小到习惯用词和语气，再到穿衣打扮、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她全方位地积极适应我，有些是她故意，有些更像潜意识使然。在这个阶段，她爱我这件事，在我眼里变得特别真切。虽然爱是抽象的，但在此时仿佛肉眼可见、触手可及，在她每个眼神里、每次举手投足之间。即使在她因小事生我气、默默流泪时，我都能感到她心里全是我、希望与我心贴心。她依恋我、需要我，这给我鼓舞，也让我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促使我更严肃地规划自己的事业前途，因为它现在关系到我们两个人。

除了上面谈及的，我们还有很多恋爱趣事。这里篇幅所限，不可能全写出来。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这样的经历中，两个人内心的互动和交融比引人入胜的情节更重要。有一件很小的往事，我却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内心感触，就选它作为这节最后的故事。

毕业前一个傍晚，我骑车载着雪梅从徐家汇回到学校。落日的余晖洒在绿色的大草坪和砖红色的屋舍上。一眼望去，看不到什么人，校园显得宽广静美。我心血来潮，对身后的雪梅说，“我试试双手都不扶车把，可以吗？”她说，“好！”我便展开双臂，两只手都悬在空中，让自行车靠惯性保持方向。之后我马上想到，她侧身坐在车后架上，视线被我挡住，如果不慎摔倒就很容易受伤。于是我提高了警惕，但表面上还若无其事、继续说笑，双手也继续留在空中。我们的自行车沿着大草坪、从老图书馆滑行到体育馆，然后右转到校长办公厅，再左转到包兆龙图书馆。直到周围行人多起来我才重新握住车把。这一路上，她的手臂一直揽着我的腰、人紧贴我的后背。我清晰地感觉到她自始至终都很放松，没有丝毫慌乱紧张。那时我一下子意识到，她早已习惯了无保留地信任我。

在相识之初她也曾戒备我，肯定是在恋爱中的某个时刻，她悄悄卸下提防，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了我。可我当时不知道，之后也没太注意。我骑在车上，脑海里扫过两年来我们在一起的种种片段，试图找到她信任我的起始点。但转念之间我就想通了，历史过程已不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现在心心相印。于是我的思绪又跳回现实，感觉到脊背处她的体温，心里涌出深深感叹，让我后来几十年不忘。与心爱的人这样相偎相守、被她爱着、给她依靠，我多么幸运，生活多么美好！真希望时光在此停下，让眼前的晚霞、宁静的校园、还有两情相许的我和她都恒久长存。我暗下决心要捍卫这份美，再多困难也不退缩，绝不背弃心中的爱，不辜负她一往深情。

几句不得不说的话

那是一个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年代，远不及现在开明和包容。在恋爱期间我们遇到很多原来不曾接触过、或没有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当时还有很多人和规则莫名其妙地敌视男女之爱，不可理喻到偏执的程度。扭曲的社会状态，造成广泛的性压抑和人们对爱情的缺乏理解，所以极端和变态行为屡见不鲜，在公共场所也时有发生，有些甚至涉嫌犯罪。但社会缺乏恰当的应对机制或氛围。出了事，人们或假装没看见，或经常处置失当。除了愉快有趣的故事，我们也遇见过一些负面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述了。

四关于我们

我和雪梅相识相恋的最初两年充满甜蜜与美好，让我永远难忘。但是随着我毕业临近，我们开始面对生活的挑战，爱情将经受一系列考验。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我们后来的各项抉择，这节将离开故事的时间顺序，回顾我俩各自的成长过程，并介绍我们为人处世、以及对待爱情的基本原则。

我的简况

我生长在吉林，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国内的大学本质上就是机关单位，气氛类似官场。混得好的人都是官本位人格。他们迎合权力，关注利益，认定说实话和坚持原则就是傻，但绝不明说。他们没有多少心思专研学术，专业能力最多只是“面上光”。我父亲曾因为出身问题受压制，但他在专业里奋发图强，找到了人生意义与乐趣。我小时候视父亲为偶像，喜欢物理和数学。高中时的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牛顿三大定理可以完全解释物质宇宙，于是觉得看透了世界，从此每天想着各种抽象的数理理论，并试图用类似的逻辑方式去理解人和社会。那时我看到邻居中那些书记和院长们每天谈论单位分房子、涨工资、评职称、谁和谁的历史仇恨和现在的矛盾等，就觉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都郁闷乏味，远不如探究宇宙和社会的道理那样有趣和予人希望。

很早我就发觉自己与环境隔阂、不适应社会。别人梦想当官、崇拜位高权重的人、注重收入和住房等好处，我却对这些东西提不起兴趣，更喜欢思考一些旁人眼里没有用、甚至危险的事情。从家乡来到上海，我本以为交大同学都是各地读书最好的，大概也沉溺于追寻世界本质，看淡世俗利益，结果却出乎意料。绝大部分同学的目标就是将来进好单位、升迁等，和我家邻居们类似。优秀的男生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成熟和圆通，经意或不经意间为成功而忽视原则。比如很多人热衷练习“会说话”，就是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但他们的目的总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真实或良心。女生们则预计这样的男生将来在社会上混得好，青睐他们，看不起只会读书的人。我也欣赏成熟的同学，但逐渐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为看清事物背后的道理而欣喜，相对不愿意为成功放弃原则。这种处世态度也是我参加六四的重要原因。大学期间，同学和朋友们就说我是书呆子，我逐渐认同这个标签，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我也知道自己属于非主流，不容易找到人生知音，所以我非常庆幸遇到了雪梅。

在雪梅之前我没谈过恋爱，只有几次没有什么行动的单相思。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高中一年级。当时我13、4岁，在班里学习成绩最好，人却很不成熟，著名地散漫顽皮。那年过了一小半，班上转来一位女同学，我觉得她美若天仙，对她朝思暮想，却从来没有表白过，甚至没有与她交谈过。那是我第一次折服于女生的美，却也懂得了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人家。一个学期后，这位女生突然消失、不再来上学，从此不知所踪。回头看，这场暗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它非常美好，却有一个关键缺憾，就是那位女生没有像我爱她那样爱上我。这段经历之前，我从不想什么爱情；在此之后，我心目中开始有了爱情的概念，并且只有一个模式，就是我还那样真心地爱慕对方，对方也以类似的方式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任何其他顾虑或妥协都不应该，比如爱人们不应该为彼此预设物质条件，也不应该只有一方有爱，而另一方只是凑合、不动真情。

有些中学同学婚恋早。印象中那些女生大多本分，结婚时对男方的要求也朴素、直接，比如索要家具和电器等，男方大都能承受。可是按我那时的幼稚观念，婚恋中要求感情之外的物质条件，就是庸俗。我曾幻想交大同学都是最优秀的，追求爱情时应该不屑于世俗考虑。但是入校后我发现，自己的预想又与现实相距甚远。大学女生聪明能干，让我佩服。但是在谈恋爱时，她们同样注重物质条件，只是比中学女生要求得更高、更精细而已。最让我私下里失望的是，大学女生好像只期待从婚恋中得到好处，鲜有人勇敢地追求爱、甘愿为爱情牺牲和付出，在这点上她们还不如中学女生。比如我从未听说哪个女生为爱情放弃大城市户口去小地方，却经常有女生为了出国等目的，突然甩掉热恋中的男友、迅速嫁给完全不熟悉的人。在大学时期，男生靠婚恋得好处的机会远没有女生多，但是当少数男生面对这类机会时，他们经常也为现实好处背弃爱情。当年身边发生这些事，其他人视之平常，我却暗自吃惊，觉得如此明确地为利益婚恋，哪里还算得上爱情？我还偷偷替这些同学惋惜，觉得他们那么优秀，如果换个想法，真心追求爱情，青春时代本可以更美好。

总之，我这个小城市来的青年，愤世嫉俗，在很多方面与上海格格不入。关于爱情，我看到太多市侩，心里抵制，拒绝融入，执拗地坚持自己少年时代形成的简单观念。

我观察到的雪梅

对待爱情，雪梅有很多不同凡响的地方。第一，当时社会还有文革时期残留下来的偏执与狭隘，浪漫爱情处处受限制和被压抑。大多数女大学生对爱情理解不深，婚恋想法要么沿袭世俗观念、物质市侩，要么受琼瑶、三毛等流行作家影响，幼稚得不切实际。而雪梅较早就懂得爱情与婚姻至关重要，不把恋爱当游戏，不把自己当小女孩。她积极准备自己，期盼爱情早日到来。

雪梅想得最多、最深的问题就是婚恋。一般女生面对的其他重要事项，包括功课、未来就业、出国留学、社团活动等，在她眼里都相对次要。比如我们相识时她正面临本科毕业分配，她的态度稀松平常，不太当回事。在那个年代，毕业分配无疑是大学四年中最重要的事，经常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人生。我看惯了校园里企图心强的女生，在毕业分配期间，为得到理想工作，利用各种关系、使尽所有手段，所以看到雪梅的轻松平淡，我心里还有些诧异。

雪梅很才情，有很多关于爱情的精辟见解。记得在1990年，我们刚相识不久，恰逢钱钟书在社会上和校园里变得流行。有次几个同学在我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讨论《围城》，雪梅也在场。话题大概就是唐小姐、孙小姐、博士苏小姐等，各自的特点和笑话，以及方鸿渐应该选择谁、如何处理与潜在情敌们的关系之类。雪梅一直微笑倾听，却不太说话。大家散伙后我问她，“你怎么看《围城》？”她想想说，“这些故事都是男作家写的，他们其实不太懂女生怎么想”。我闻之一怔，要听其详。她便解释了一番，其间讲道，“每个故事里都隐藏着作者本人。他把自己写得最可爱，而把更帅、更有学问、更有钱、或官位更高的男生都写得惹人厌烦，目的是劝女生们只爱作者自己、不要爱他的竞争对手们。写书的人在现实中败给人家，想在自己编的故事里赢回来”。她只随口议论，我却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后来读小说或看电影时，我经常想到她的话。

第二，当时全国都崇洋，上海最甚，出国成风潮。在国内，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远比小地方好，所以女大学生们经常要求婚恋对象要么马上出国、要么能落户大城市。上海籍女生的门槛更高，自觉条件好的要求结婚后能马上出国，一般人也要求男方必须有上海户口。但在我们初识的时候，雪梅就明确表示，她不把出国或户口作为恋爱先决条件，这在当时极少见，在上海籍女生里闻所未闻。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不懂她的态度多么不寻常。当时上海人普遍把离开上海、去国内其他地方看成人生灾难，连北京也不行。

雪梅的婚恋观是慢慢形成的。刚进大学时，她和其他新生一样懵懂。大学四年中，同学们逐渐成熟，开始面对爱情，也领会到生活的不易、以及出国、户口、好工作等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当很多女生暗下决心，要利用最美好的年华，找到前途稳妥、能带自己出国或留在大城市的结婚对象时，雪梅却不落俗套，内心对真爱的崇尚越来越明确，最后认定爱情最重要、高过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婚配条件。她曾告诉我，在我之前她就交往过外地男生，被周围人视为出格，她却不以为然。她解释自己想法的形成过程。大学期间她去福州亲戚家过长假。住在福州和上海的亲人们都告诉她上海比福州好，但是熟悉后她觉得福州也挺好。她对我说，“上海确实比福州好，但是如果为了与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必须搬到福州，也没什么大不了。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上海女生害怕嫁到外地去”。

她对爱情的态度是那种年轻女生特有的、还没有对生活妥协的勇往直前。她的思想既简单又深刻。她父母觉得她不合常规，为她担心，常提醒她，又觉得她没听进去。其实她听懂了父母的意思，只不过不同意。她认为对方人好最重要，拘泥于户口等条件会让自己的选择变窄，可能错过好的爱人，所以得不偿失。她还觉得奇怪，怎么父母和其他人都看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呢？我们相遇时，她对婚恋的想法已经固定。

我就是她爱情观成熟的结果和受益者。恋爱期间她对我一再申明，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会盲从父母的意见，只要我们相爱，她愿意跟随我去任何地方。说这话时，她态度认真严肃。现在回想，我觉得她真了不起，自己运气真好。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手机等，陌生男女相识的机会很少。希望自由恋爱、不想依靠他人做媒的人，只能在日常接触范围里寻找，不可避免地被双方社交空间限制。我和雪梅都是学生气很重的人，平时都只有三五个关系好的同学，没有呼朋唤友的习惯。我没有恋爱经验，又有点孤僻。这么多局限之下，我第一次谈恋爱就找到雪梅这样在内心深处卓尔不群的女生，真是冥冥中的奇迹。

第三，与现在相比，那个年代的女生对男人普遍缺乏深刻了解，看不太懂真实男人们的品性差别。当时的流行口号是“女人要自立自强”、“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没有人敢公开讲女生未来要相夫教子、男人对她们非常重要，所以她们需要懂男人。大多数交大女生觉得事业更重要，相对轻视爱情。少数有多人追求的女生、或在婚恋方面特别精明的女生，经常也只关注恋爱对象的社会背景和事业前途，算计他能否帮自己出国、留在大城市等，而把他的内在品性和双方感情质量看得次要。但雪梅青春意气，内心不容流俗杂念，仿佛与身边环境绝缘。她祈盼爱情、看轻实利、又有些恋爱经验，所以相对于同龄人，她更看得清不同追求者的情义和人品的差异、以及自己对每个追求者的感觉的不同。她依据这些很多女生看不懂、或觉得次要的区别，而不是对方物质条件的好坏，果断筛选追求者。

雪梅很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爱人，并且决心要做未来夫婿的忠贞伴侣，所以她不因有多个男生追求而享受做万人迷，始终清高、持重地对待爱情。相识后不久我就看到她坚决而友好地拒绝其他追求者。在我们恋爱期间，她身边还不时出现男生对她表白，她都处理得及时得体，事后再当趣闻讲给我听，嬉笑之外客观上也警告我要懂珍惜、严肃对待感情。根据我对这些竞争对手的点滴了解，他们的人品、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都没有明显缺点。一般女大学生把他们中任何一位作为男朋友带回家，大概都能轻易让父母满意。雪梅有很多选择，我不能为她带来什么现实好处、前途又包藏巨大风险，她却全心全意接受我，以做我的女朋友为傲，心无旁骛。我看在眼里，自然更加信任她。

现在写下这段文字，又让我心里充满温暖。那时我各方面都不顺，前途一片灰暗。她完全知晓却淡然处之，潜心陶醉在爱情里，透露出内在的纯真。在那个人人精于算计的环境里，她把爱情当作信仰，不沾染俗尘，灵气超凡。就像《聊斋》里天女坠入人间、爱慕落魄书生，她也是突然掉进我的生活，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既同我花好月圆、又伴我患难与共。记得一次我在她面前感慨，自己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孤独寂寞，而她像从画里走下来的仙女，匿迹于芸芸众生之间，专为配我渡人寰。她听后眉开眼笑，用手指着我，娇嗔地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找我？害得我等得好苦！”她忠于爱情、淡泊功利，对于我们坚持携手不分离至关重要。

第四，雪梅外表现代时尚，内心却非常传统。记得相识后不久，一次我们偶尔谈起三口百惠婚后隐退的故事。她是那个年代红遍东亚的青春偶像，我俩都喜欢。在妙龄年华、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她与三浦友和完婚，随即宣布引退，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当时雪梅说，“日本女演员与华人女演员很不一样。华人女演员经常是因为自己红不起来或过气了，才结婚生子，求得后半生安稳。她们觉得做当红演员比做妻子和母亲更重要。而日本女演员常把家庭看得高过事业，演戏只是利用婚前的空挡时间，结婚后就以家庭为主，无论多红都舍得放弃事业。”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类问题从来都没进过我的脑子，我全无概念，惊讶于她怎么想得如此精深？但我当时感到了她话里隐藏的、对三口百惠惊世抉择的褒扬。

我们确立恋人关系之后，雪梅就很严肃地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做全职太太。因为爱她，我立刻应允，但是心里很惊讶，不懂她为什么这么想，也不知道那样的家庭生活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双方的家人和朋友里都没有不工作的妇女。在我家乡，女人们吵架时骂对方是“家庭妇女”，就是嘲笑她没见识。除了雪梅，我没有听说别的交大女生希望做家庭妇女。我向往爱情，但对婚姻想得很少。也许因为身边女生都很能干，我心中模糊、但唯一的夫妻相处模式是“男女平等，每个人都有事业，比翼齐飞”。我对雪梅要作全职太太的疑惑，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她真的成了全职太太。

最后，在恋爱方面雪梅远比我成熟。记得在相识几个月后，她有了重大发现，就在两人嬉闹时调侃我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的底细，竟然真的连一个前女友都没有！刚开始时我还挺紧张，以为你身边会有其他女生惦记，我还得过关斩将，结果根本就没人和我抢！”然后她故作夸张地大声叹息，“哎！可惜我有那么多谈恋爱的高级技巧，在你身上都用不出来，全浪费了！”说完她前仰后合地爆笑，旁边的我也跟着她嗤嗤地笑，一半是被她逗的，一半也是自嘲。

在我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沉醉在恋情中，全无心思顾及其他。她稍比我清醒，没有完全忘记现实和长远。现在回想，当年她拉我到她家里吃饭、去见她父母和家族长辈等，都是因为她认为我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严肃的程度、正在迈向婚姻，所以需要通告亲属。而我浑浑沌沌，对于结婚、婚后社会关系的改变、她家人的心态等，既缺乏理解，又懒得去想。即便见过她父母和家族里所有重要亲戚，我依然不知深浅。

不过，随着我与雪梅互相了解不断加深，一个近似直觉的判断在我头脑里越来越清晰。我们恋爱甜美，并不是因为我性情浪漫、天生吸引女人、或条件出众、情场手段高明等，这些我都不是，而是因为她为爱情准备得充分，下定决心全心全意对待爱人，并且预想好怎样经营二人世界。在我们之间，实际上她是主导，我是跟随者。我想法简单，对社会风气、周围人的看法等，我无知也无畏。单纯的心态让我无视其余，反而发现了隐藏在她心里的火焰。她感觉我懂她、又真心喜欢她，所以愿意和我在一起，特别珍惜我。我被她接纳，享受她所有的好，自知幸运。但是我也看懂了，即使没有我，她依然能找到不错的爱人，她照样是好女友、好太太，生活还会很幸福。而我阳春白雪、落落寡合，如果失去她，将再难找到另一个人填补她的空缺，我的爱情就将荒芜，我的青春就将留白。

我们的异与同

很多人认为，婚姻幸福需要夫妻有相似的成长环境、生活习惯、婚姻观念等，但我和雪梅在这些方面差别明显。我从两千多公里外的东北来上海求学，而她从小到大的生活圈只有方圆数公里，都在上海的两个区之内。认识她前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现在也只能听懂日常对话，但不会说，害得她平时没有机会讲上海话，遇到家乡人时经常需要先适应几秒钟才能开口。我们的饮食、作息、兴趣爱好、与人相处的风格等，都很不一样。关于婚恋的想法，我们的差别就更大了。对于恋爱，我只有青春的热情和书呆子式的思考。对于婚姻，年轻时我没有深想过，只模糊地以为那应该是爱情的延伸、夫妻应该平等。雪梅则很早就对未来的婚姻和家庭有全面构想，并且坚定要求男主外、女主内。

但是我和雪梅有个根本的相同点，我们都排斥当时盛行于世的、基于物质条件的婚恋，崇尚真心的爱情，并准备为之奋斗与付出。六四后我看淡功利，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寻找爱人。那时雪梅风华正茂、青春绽放，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睛。她也正热切地等待一个真心爱她、并值得她爱的人。相遇前，我们都在寻找，她比我找得更辛苦。相遇后，我们都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比如在交往初期，我刻意不想知道她的未来工作、家庭背景等，就是为了向自己、也向她证明，我的行为跟随内心，不受世俗利益驱动。她也不断向我保证，愿意婚后跟我去任何地方，绝不像当时的很多女生那样，把上海户口看得比爱人更重要。我们对爱情相似的理解，使得彼此心有灵犀。

那个年代和现在没法比，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几十年的封闭和僵化中走出来。户口、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分配等事项，对人的一生还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我和雪梅不想放弃爱情、不想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就不得不冲撞这些现实中的藩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面临巨大困难，结局很可能是悲剧。

五面对困难

盼望结婚

回到故事的时间顺序。

我读研究生二年级时，雪梅工作上了轨道，我们开始谈及结婚。最初说到这个问题完全是话赶话。那时我思路浑沌，没过脑袋就说出几句关于婚姻的轻蔑话，虽然是泛泛而谈，却没想到让她很生气，我只得赶忙解释，于是讨论变得深入，我们的态度也越来越认真。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看懂我们之间的不同。婚姻美满是她的人生大目标。她觉得只有结婚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才真正开始；结婚最重要，恋爱只是过渡期，目的是结婚。我一直向往恋爱，却从没有过结婚冲动。在那个年纪，婚姻对于我是一件模糊且遥远的事。我觉得恋爱比结婚重要，结婚只是爱情路上的一个中间站。一番沟通之后，我理解了她想要婚姻。我爱她、也知道她爱我，所以我当然接受。于是我去系办公室咨询如何办理结婚手续。

在那个年代要结婚，首先需要向单位申请并获得批准，然后拿着单位盖章的介绍信，才可以去政府的婚姻登记处办手续。在交大开结婚介绍信需要多层审批，系里是第一步。系办告诉我，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严格，结婚要有“晚婚证明”，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以想结婚的年轻人必须排队等待名额。我的岁数离晚婚标准很远，又是学生，根本排不上。但他们也告诉我，在毕业分配中的某一步后，我结婚就不占用学校名额了，到时候系里可以考虑我。

我没办出结婚介绍信，回来告诉雪梅。她却拿到了她那份，并且已在几位同事面前欢喜地宣布过。满心期待遭遇一瓢冷水，她非常伤心失望，我把原由全讲清楚也没用。她断定如果我真有决心就有办法，所谓办不出介绍信，只是我不想结婚的借口。而我认为自己前途不定，结婚可能让她受伤，推迟也是留给她多一层保护，不算坏事。我轻描淡写，她情绪激动，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理解对方。在鸡同鸭讲中我随口说，“现在不结婚也好，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她听见后出离愤怒，哭诉只因为她对我太好，让我不知珍惜、想找借口逃婚、对爱情不真心，等等。

其实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都没有现实理由着急结婚。这点我懂，她也很清楚。只是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段好的恋爱之后就应该结婚；如果不结婚，就证明恋情有致命缺陷，她绝不接受。虽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但如果她发现我真不想结婚，我们的关系在她眼里就是个错误，并且无可救药。这场风波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去她家找她，赫然发现她有了一位新追求者。我知道事出误解，倒也不在乎。之后我竭力解释，她逐渐冷静下来，我们又和好如初。但是在那几天里她非常痛心，造成后来一直不能忘怀。这么多年里我们有几次不小心再提及，都勾起她绵绵旧恨。我从没有不想与她结婚，但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不能彻底打消她的怀疑。这大概是她平生对我埋怨最深的一件事。

现在写下这段往事，我问自己为什么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因为她身边出现新追求者而产生嫉妒心？追忆悠悠旧情，当时我们正处在热恋中。我那么爱她，她要什么我都愿意给。她同样为爱痴狂，全心投入。我们并没有实质矛盾。只是我看出她离不开我，她也知道我看出她离不开我，于是本能地怀疑她自己从最初被追求的优势降格到了害怕被甩的劣势、我可以依仗她爱我而轻待她。听我说想推迟结婚，她以为怀疑被证实，因此觉得有必要示威，向我、也向她自己证明，没有我她照样活得好、她并不是非我不嫁。故意安排我撞见那个男生，就是她对我发起的第一个挑战。所以在见到那位男生的瞬间，我就知道这都是雪梅在泄愤。当然我同时也领会到她不满，于是赶紧努力沟通。但我也很清楚，她绝不可能在当时爱上别人，因此我心里没有丝毫嫉妒或猜疑。那天之后，我再没看见过或听说过那个男生，大概是被雪梅及时劝退。这么多年以来，她从未对我解释过这件事，我也从未问起，我们都觉得不值一提，所以至今我对这位竞争对手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们第一次试图结婚就这样没成功。我并不觉得是大事，但过程中雪梅的反应让我惊讶。一直都是我追求她。我早已习惯性地以为，在感情上我比她更热烈、我急她不急，没有想到这次她表现得比我更急、更热烈。她对我俩关系的态度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更严肃，让我受宠若惊。自那以后，我们都盼望尽快结婚，但是我还心存隐忧，怕她不理解我的状况，急着结婚是头脑发热。我六四后被警察关小黑屋、在学校里挨整等事，都发生在相识之前，她没有与我共同经历。虽然我们时常谈及我的处境和未来困难，但我还是怕她不懂。她的人生一直很顺利。我怕真面对逆境时，她的想法会变。

危机浮现

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我进入硕士毕业分配季，各种曾经预想过的问题集中爆发。首先，我和雪梅都感到我几乎不可能留在上海。早在六四后的大规模整肃期间，在同样被公安重点审查的朋友们之间，就流传着来自北京高层的消息。中央已经下达内部指示，要求各大学在毕业分配时把六四活跃学生排除出国家重要部门、高校、和北京、上海等关键大城市。虽然无法知道这个指示的详情，但是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渠道，我收到一些零星信息，显示交大不想给我留沪指标。当时我们知道我很难留在上海，但还心存一线希望、拼命争取。现在回头看，其实学校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在上海。

其次，我梦想留学，但是觉得遥不可及。我和雪梅各自都有很多熟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关他们的消息不断从北美传回来。得知他们学业和事业发展顺利，我出国的愿望就愈发强烈。但是，六四事件之后的大约一年里，“秋后算账”还在进行，事件中的活跃同学完全不可能出国。再以后，政府对这些人出国的态度与政策一直是黑箱，老百姓无从知晓。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自己拿不到护照，因为在1986年也发生过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活跃的交大同学和青年教师，后来很多年都被禁止出国。另外，在1990和91年，政府收紧了留学政策，要求每个出国学生支付数万元的罚款。在那个年代的内地，每月一二百元的工资就算很高了，一般家庭根本付不起那么重的罚款。总之在毕业时，留学显得太渺茫，我无从下手。

一方面，我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憎恶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残暴行为，所以鄙视所有体制内的职业道路。另一方面，我和雪梅要能在一起，成家立业，然后还要过得好。综合考虑这些内外因素，我把眼光放在了刚刚兴起不久的、六四后变得前途未卜的海南和深圳等沿海开放地区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当时的大致想法是，毕业后我把户口和人事关系随便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南下打拼。自己先立足，再接雪梅和我相聚。

我们曾多次讨论过上述计划，她的态度干脆利落，表示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我有点半信半疑，觉得她这样说是因为她爱我，想表达愿意跟我到任何地方的决心，可能不代表她仔细思考过现实后果。连我自己都看不清计划的很多关键细节，更何况她了。临近毕业，我发现这个计划其实有很多风险，要实现它很不容易。而且即使一切顺利，我们也要分离很长时间，她要单独、长期地面对诸多困难。那时我了解到，交大的校园爱情，如果毕业时人分两地，断掉的基本上是百分之一百，即使双方感情原本很好。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分配到不同地方的两个人，经常几十年也不能调动到一起。我可能落脚的东北、广东、海南等地，都离上海很远。那时的通讯和交通很落后、也昂贵。相隔几千里的夫妻，每年只有春节期间才可能相聚几天。见面那么少，要保持爱情都很难，正常的家庭生活则完全谈不上了。熟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早就提醒过我这些风险。随着毕业日期的逼近，我也逐渐看清楚了局面的严峻，看懂了我和雪梅的关系正面临巨大威胁。“她还会继续接受我吗？”是我躲不开的焦虑。在我心目中，分手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可能。

鼓起勇气求婚

我职业前途的局限、出国的障碍、我们未来的两地分居、她将独自承受的压力，等等问题，在我毕业分配期间都变得真切可触，雪梅算是眼见为实了。了解我们的人都看得懂，我在劫难逃、而她的处境很好。如果她现在选择分手，就不会跟着我倒霉。那段时期，身边很多人暗示，有的甚至明说，我和雪梅的结局已经揭晓，我的问题造成我俩的恋爱不靠谱，我给她带来了严重的、她原本不需要面对的困局。几位亲近的朋友也流露出悲观，好心地警告我说，如果我离开上海，我和雪梅也就断了。旁观者的意见都很中肯，我完全理解。于是歉疚感开始在心里汹涌，我觉得自己成了她的累赘。很显然，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我没有权力继续把我俩的关系视作理所当然，而应该与她一起正视新现实，重新沟通。既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也是给她一个平和、安全的场合表达想法。如果她愿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离开我。

当年我主动参加六四，早就知道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根本不害怕眼前的困难。我也没有什么具体对策，就是拒绝服输，认定以后总会出现新机会，办法一定会比困难多。对于自己的未来，我内心绝决；但关于雪梅，我越来越没信心。从她的角度看当前局面，她为什么还愿意和我结婚呢？我回答不出来，于是变得心虚，头脑里不由自主地想象她宣告与我断绝关系的场景，预计着她可能提出的各种分手理由。比如她可以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前途太艰难了，我们连个具体方案都没有，还谈什么结婚？再比如，她可以摆出无辜受害者的姿态，怪罪我以前误导了她。六四后我一直蔑视预计的困难，平素表现得轻松自信，客观上让她以为我胸有成竹。但如今事到临头，我却一筹莫展。她可以指责我太狂妄、眼高手低、不足以担起家庭责任，然后理直气壮地与我分手。作为原则，我不想强求、也不想乞求她接受我，而希望两个人把重要问题都摆在台面上，她撇开所有外来影响，包括不被我的想法挤压，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然后亲口告诉我。于是我认真地拟定了几条要点，准备与她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午后我们准备去我宿舍。宿舍楼是当时罕见的高层建筑。那天电梯故障，爬楼梯时两个人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喘粗气。楼梯间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俩的回音隆隆。我看见她很放松、心情也好，就对自己说，不要再拖延了，今天就和她把话说开吧。进了我的房间，室友不在，室内显得狭小阴暗。透过窗户，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地面上鳞次栉比的屋顶和树冠，以及在大街小巷中流动的、微小而无声的车辆与行人。这僻静的氛围恰好适合交谈。

我本想说，如以前所料，困难很多；我们过去讲好的计划太笼统，并且将置她于不利的境地，但这个计划还有成功的可能。我想法没变，不想分手，还打算结婚。但如果她想分手，就请直接说出来，不要碍于情面藏在心里，也不要怕别人的眼光或闲言。那样的话，我会理解和接受，并且以后还会心存友谊。当时校园里流传着男生在分手后死缠女生的故事，所以既是为了让她安心、也是为了维持我的自尊，我还计划说，我们要分就分得彻底，事后都不要联系对方，避免折磨、耽误彼此…。

可是两个人真的面对面了，我眼睛看着她，开始说话，心里却变得慌张。我突然害怕她真说要分手，所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能完整地列出当年预备的谈话要点，却从来不知道其中哪些部分我说出去了，哪些并没有、只是在心里默念过很多遍。她听着我颠三倒四的叙述，很快就听懂了话题的严肃，也感觉到我语气里的不自信。她本来轻松随意的神情变得庄重，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我继续讲，她默默地听，并找到位子坐下，头自然低垂，后来越垂越低，低得让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表情，我心里就更没底，人变得更慌，思路也更混乱，最后乱到断了线，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于是两个人陷入沉默。寂静中我胸口怦怦的心跳带动整个身体震颤，努力压制也无济于事。片刻之后，她意识到我停了，抬起头直视我，脸上竟然挂满泪水，但是神态却很镇定。我记得她说，“不嫁你，我嫁谁？我们现在就去领结婚证！”

…

很多年以后的一个中午，在纽约唐人街的一间小饭馆里，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用工作餐。从远处街市传来缥缈的歌声，“…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终于作了这个決定，別人怎么说我都不理…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声音忽隐忽现，歌词循环往复。那是某个商铺在播放一位女歌手的唱片。我从没听过这首歌，却在无意中听懂了它的意思，心境猛地被拉回到当年求婚时的情景，好像我又与雪梅面对面，她正在沉静地听我说话，她的下一个反应将决定我得到、或永久失去我唯一盼望的未来，我的心脏又像当年那样狂跳。在求婚前，我本已做了思想准备，以为可以应付她的任何决定。如果她拒绝，我计划理智地接受，平静地离开。没有料到，在等待她回答时，我张皇到不能自持。直面她让我头脑突然变得清澈，仿佛看到了失去她以后自己将多么失望、生活将多么空虚和冰冷。感谢雪梅答应了我，让我避免了余生绵绵无绝期的遗憾与哀伤！感谢她的坚定和勇敢！感谢上天让我遇到她！

领证结婚

申请结婚的过程，让我们体验到这个社会怎样欺压小民。获得系里批准后，我还需要交大研究生院出具的结婚介绍信。那里的工作人员早知道我的情况，办理时百般刁难。比如他们要求我和雪梅共同签字，保证结婚后不要求交大给我留沪指标。后来得知，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和惯例，配偶在上海的毕业生享有留沪优先权，交大要特别把我排除出这项待遇。按法律，他人不可以为结婚设置额外条件，学校规章里当然没有这种要求，也没有听说过类似先例。何况雪梅不隶属交大，交大根本无权要求她签字。但是国内的机关只服从权力，不在乎什么道理、常识、或法律。在他们眼里，如果你被权力敌视，又没有背景或关系，他们就会用各种手段卡你、不让你好受。交大把我归类为“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又认定我没有反击能力、弱势可欺，所以毫不心慈手软。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屈辱地签了字。我永远不会忘记签字时雪梅脸上的愤怒与委屈。她内心高傲，为爱情不惜违逆她敬爱的父母，却因为要与我结婚，不得不在心怀歹意的小官吏面前低头。在国内的制度下，即使在结婚这样纯粹私人事务上，平头百姓也会被随意欺负，没有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机制或手段。

结婚那天是个平常日子，雪梅上班，我上课和做科研。我们约好午休时碰头，然后一起去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处里混乱嘈杂，要结婚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我们时已比预想晚很多。记得为制作结婚证，经办人向我们索要合影照片。我们说没准备，她很惊讶。不知是她特别通融、还是政策本来就允许，她把我们两张单人照并在一起贴在了结婚证上。办完手续后，我和雪梅本想一起吃顿饭，却发现午休时间早就过了。我们下午都有工作安排，于是只好匆匆挥别，连饭也没有吃。雪梅先骑车离开。我站在喧嚣的街头，透过往来行人与车辆的缝隙，看着她纤弱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淹没在自行车洪流中，心里涌起一股温暖，感叹从此以后她在哪儿我的家就在哪儿。

我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享受新婚之喜，因为面临的困难真切而急迫。从个人前途角度讲，结婚把我们拴在一起，只增加了负担，却没有回报。她在上海的安定生活因此受到威胁；我也有了掣肘，人生选择骤然变窄。对于未来前途不定、眼下一无所有、必须靠奋斗才能生存的青年，这种负担显得特别沉重，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多校园情侣毕业前分手，就是为躲避这种负担。领证之前，我打过一次电话给父母，讲到想结婚，但语焉不详。太多的事情不确定，我心里一团麻，所以在父母面前感觉没话可讲。除此之外，我们结婚没有告诉其他亲友，也没有任何仪式，气氛凄凉。我们连“觉得自己在勇敢捍卫爱情”的骄傲感都没有。而坚决要结婚，只因为两个人都不敢违背初心、都舍不得眼前的彼此。

匆匆结婚后，我顿觉自己要为两个人负责，心态与想法和以前大不一样。虽然知道单靠自己、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我不太可能留在上海，但还是死马当活马医，拼命努力了一番。在当年的体制下，学生找工作主要取决于社会背景和关系，比如户口原籍在什么地方、与校方关系如何、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认识什么人、势力有多大等，而学习成绩和个人能力用处不大。我的导师帮我联系留校，努力了数月而不成。交大给他的解释是，“不允许六四活跃同学留校，是中央的决定，学校无法改变”。我的几位上海同学也帮我联系他们所在的单位，但是那些单位一听说我没有上海户口，就再没下文了。

我花了几个星期去深圳、珠海、海南等经济特区找工作。在那里的私营和外资企业里，我遇到过一些合适的机会。这些公司不要求新员工有本地户口、或迁入人事关系等，对我来说是好消息，但他们也不帮助新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要入职，就必须自己事先安排好所有相关事宜。比如按当时制度，内地人进入特区需要“边防证”。一般新毕业生只能先把户口与人事关系放在原籍，然后在原籍申请。

雪梅父母错愕

随着离校日期一天天逼近，形势逐渐明朗，学校将把我退回吉林。雪梅父母不知道我们已经领证结婚，态度先由观望变成担心、再到焦虑、最后是愤怒。愤怒我既然不能留在上海，为什么还要和雪梅谈恋爱？他们要求她与我分手。其实我内心理解和同情他们。如果我姐妹处在雪梅的境地，我父母的反应也会类似。

在我们恋爱期间，她父母一直不了解我的详情，因为雪梅不愿多说，怕他们担心，然后干涉我俩的关系。她父母自然对我有很深的疑虑。第一，他们害怕我毕业后离开上海。但她父亲指导研究生，知道交大研究生毕业后留上海并不难。第二，他们怕我玩弄感情、伤害雪梅。在他们看来，雪梅过于投入这场恋爱，简直神魂颠倒、丧失理智。他们害怕我是那种特别会讨女生欢心的男生，看上去浪漫但不真把女生当回事，所以总提醒雪梅要小心我、与我保持足够距离。比如她妈妈经常骂她，说别人家女孩谈恋爱时都很矜持，只有雪梅不然，每次接到我电话，马上放下手中一切，什么都不顾就冲出家门。她父母不知道我根本不懂怎么“玩弄女生感情”。好在雪梅不容任何人对我们的关系置喙，父母也不行。

现在回想，雪梅在认识我之初就知道我很可能要离开上海，也知道她父母非常恐惧这点。她预计如果与我谈婚论嫁，必将与父母严重冲突，所以她虽然很早就喜欢我，但迟迟不能下决心。父母在她心目里当然非常重要。她需要时间凝聚内心力量，想好大致思路，然后迎战即将到来的家庭风暴。而我少不更事，完全不懂她这套心思。在这方面我头脑简单，她也知道我头脑简单，不太可能给她什么行之有效的建议，倒可能凭白生出误解，所以她一直没开口与我商量，只得独自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

总之，在我毕业分配之前，在她父母面前我们从不谈我未来去向，倒也没有故意隐瞒或误导，只是像没那回事一样。她父母看我们那么轻松，就以为我们已经靠自己安排妥当、我留上海不成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看到恋爱中的雪梅那么开心，又没找到我品行上的大毛病，就没有阻止我们交往。我的分配去向揭晓，我将回吉林原籍，她父母惊愕，懊悔当初管得太少，于是态度急转直下，开始强势介入，全力压迫雪梅与我分手。

患难显真情

在我毕业分配期间，我和雪梅共同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坏消息。我专注找工作，用忙碌赶走所有忧愁，但她做不到。她的困难和压力渗入每日生活，赶不走也躲不开，所以更烦心。父母不理解最折磨她。他们为她担忧，心急上火，天天找她吵架。雪梅本性温柔随和，从小尊重父母，只在与我恋爱这件事上如此坚定和强硬，让她父母大为意外，觉得模范女儿怎么在终身大事上如此糊涂？顽固得无可救药，简直到了叛逆的程度。每次与雪梅谈话都谈不拢，她父母既生气又焦虑，所以争执愈演愈烈。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变得水火不容，让雪梅心无宁日。

分配方案确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就撞见他们吵架。那天我敲门，她妹妹开门。我看到雪梅正在哭，她父母的眼里也闪着泪光。全家人都阴沉着脸，没一个搭理我。之后其他人躲到隔壁房间，只剩下我和雪梅。她坐在书桌旁、身体伏在桌面上、头深埋在臂弯里，也不抬头看我。我在她旁边坐下，看不见她的脸，但能听到她低声啜泣，看见她脊背不停抽搐。我们一动不动地呆着，没人试图打破这种沉闷状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5分钟、10分钟、半小时…，慢慢地她哭声渐没，屋里变得鸦雀无声，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全家人都在几步之间。于是一股压抑的气息开始弥散，逐渐缠绕住我，再沁入每个毛孔。其情也哀，即使今日我都不忍心详细追忆。后来我几次去她家，遇见的气氛大同小异。

在单位里雪梅也事事不顺心。她所在的设计院面临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专业人员严重老化问题，急需新鲜技术骨干。领导们在年轻工程师里物色有潜力的人，委以大任，重点培养。论工作能力和学历背景，雪梅都是同侪中的佼佼者，本应入选。但领导们风闻我可能离开上海，就认为从长远计她会跳槽。领导的疑虑让她错失了很多重要机会。另外，结婚后她自动参加单位里排队分房。单位按各项指标给排队者打分数。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雪梅的分数就特别低，实际上等于没了希望。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虽然她不太在乎单位里的荣辱，但是挫折感积少成多，也令人难受。

我们刚结婚就要分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这让雪梅的心情极度低迷。有几次她一大早跑来找我，见面就开始流泪，告诉我她整夜未眠。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经常莫名地陷入思绪，然后对着我潸然泪下，再数落一通在家里和单位里的各种委屈，但从没埋怨过我。她不因为我不能留在上海而怪罪我，虽然我俩都知道那才是她所有困难的根源。我对我们的长远计划倔强地抱持信心，但我的顽强不能平息她父母的愤怒与担忧，也不能帮她解决眼前堆积起来的现实问题。她也懂，所以哭了、发泄一下内心的抑郁，然后还得回到现实。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看见她在我面前彻底无助地流泪。哭累了，她再抹掉眼泪，把勇敢摆在脸上，重新投入她灰暗、冰冷的小世界。这样的场景一遍遍重演，“燃烧”这个词就不断跳进我脑海。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在“燃烧”！爱情中的女人，旁人很容易看出来。那时的雪梅，眼神里充满对我的期许，举止中透露着内心的义无反顾。身处逆境，她整个人都换了样子，初识时的轻松娇媚变成了倾心之后的弃世绝尘和成熟的柔情。她在爱情中燃烧着自己，在巨大的压力下信任着前途渺茫的我，坚守着我们两情初相许时她曾立下的铮铮誓言，毫不动摇。

“你们怎么想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关心我们。他们很聪明，看得清社会里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得失，并主动帮我们分析形势，我和雪梅都非常感激。在他们看来，我们做着明显的、不可理喻的傻事。比如很多人为我们想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在我还有交大学生身份时，我和雪梅结婚，然后把我的户口迁入她家，从上海集体户口换成上海家庭户口。这样的话，毕业时我就可以按上海户口身份找工作。所以他们本以为，毕业前我们匆忙结婚，就是为了我可以在毕业分配时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但我俩根本没有那么做。于是就有朋友诘问我们，“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a.“何必不利用雪梅家的户口和关系？”

我从没想过求助于雪梅家，心里的高傲不允许我走这条“庸俗”之路。我不容分说的态度也挡住了雪梅的嘴。我甚至从没和她父母提起过我的毕业分配。在我毕业季期间，他们不断劝雪梅和我分手。经过无数次严肃谈心和激烈争吵之后，他们逐渐看清她坚信与我的爱情、就像爱情悲剧里那些被骗的女主角那么天真、靠利害分析和摆明可怕后果都不能打动她，于是他们开始在她面前质疑我的诚心。他们的核心说辞是我对雪梅不认真，没真想和她结婚，回东北后就不会再来上海，所以她千万不要为我耽误青春。他们依据常理推论，如果我真想和雪梅结婚，肯定早就请他们帮助留在上海了。我没那样做，就反证我不认真。

很熟的朋友进一步问我，“你为了内心的骄傲而拒绝向岳父母求助。这种骄傲有意义吗？是不是幼稚的赌气？”仔细地讲，当时有多个严肃理由让我不想求助于岳父母。首先，我有少年人的“爱情洁癖”。我需要向自己证明，我爱雪梅完全出自内心、不沾染任何利欲。如果我依靠她父母得到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我以后可能长期质疑自己的初衷。再者，如果借助她家的户口和关系留在上海，我很可能进入传统国营单位。经过六四以后，我心里排斥那些工作。最后、大概也是最根本的，我希望保持初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厌恶公家单位里的官场气氛，并一直探索自己不一样的人生。那时南方经济开放，给了我实践想法的机会。即使风险很大，我也要全力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只有坚持理想，我才能继续尊重自己，才配得上雪梅给予我的真挚爱情。

b.“雪梅为什么坚持嫁外地人？”

周围人问雪梅，“你这样自身条件和家境的上海女生根本不愁嫁，何必一定要嫁外地人？”雪梅从来向往爱情，爱情是她人格的核心。她觉得自己能为爱情做任何事，所以配得上最美好的爱情。这是她自尊和自信的基础。因为我们相爱，所以她就嫁给我，即使我是外地人，即使她父母不同意，因为她觉得，为了真爱，她能承受一般上海姑娘承受不起的困难。现在困难如期而至，如果她不能坚守本心，就得向世俗投降，落入被人安排的、让她感到窒息的生活方式里。那样的话，她做人的原则就会被破坏，理想就会泯灭，自尊和自信也就被摧毁了，所以她坚决不放弃。

我与雪梅相恋那么久，但对她的理解和信任也经历一个过程。刚进入毕业季时，我不敢指望她眼见我命运沉沦还坚定不移。说穿了，我的毕业分配就是我不断挨整的过程。那些管得到我的政策和人，构成了一架无形的“台虎钳”，把我牢牢夹在中间。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坏消息，我们一起感受这架台虎钳一点点被拧紧。压力之下，我不想放弃，但暗地里害怕她心生退意。“如果雪梅提出分手，我扛得住吗？”我经常自问。被这样患得患失的情绪占据，我没有勇气与她谈及结婚，也无法冷静地体会她的心态。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她当时比我更害怕。她早已决定要一辈子和我在一起。女生心有所许之后，最怕男生软弱薄情。她担心我在困难面前退缩，放弃她，然后一个人一身轻地逃回老家，所以她也不敢提结婚的事。于是结婚就成了我们之间的敏感话题。

我们都猜疑了对方，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也难免。我们还没有共同经历过风雨，却都见过很多校园情侣“毕业来时各自飞”。从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现象，还一同感叹，恋人之间总是更深情的那个更被动、只因情深就处于不利地位。在我毕业分配时，我俩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暗地里下定决心，无论分配结果如何，自己绝不放弃爱情，但都担心对方挺不住、压力之下选择逃跑。最后我开口求婚，打破了僵局，她思想上的大石头落了地，心花怒放。但她也很清楚，自己一句简短的同意之后，我的困难就成了她的困难，她从此踏上了前途茫茫的不归路。在接受我求婚时，这些强烈而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她激动、落泪。

人们都说艰难之中见人心。我在当时困境中看清雪梅的真心，被她折服，从此死心塌地地爱她。在平常日子里，大家的灵魂都深藏着，很难被外界知晓。但有的灵魂如此美丽，以至于有朝一日它显露真容时，就连身边最熟悉的人都被震撼。

c.“雪梅喜欢你是因为门当户对！”

多数人理解为什么我爱雪梅，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雪梅爱我。从我们年轻时到现在，都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认为，她喜欢我主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坚信爱情需要门当户对，就把这个观念套用在我们身上。

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对教授儿女群体有切身认识。与外人想象的相反，他们中的主流看不起书呆子、最崇拜“社会人”。他们一辈子观察父母，发现当父母还心存对学术的尊重时，就会导致在单位里“做傻事、说傻话”、得罪那些得罪不起的人，于是评不上学术职称、行政职位得不到提拔、工资涨得慢、房子分得小等，严重的还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挨整、被打倒，然后全家跟着倒霉。同时他们看到父母同事中那些成功的人，不但包括书记、校长、主任等官员，也包括院士、著名学者、教授、专家、总工等纯学术职位上的人，之所以得到令人羡慕的位子，关键不在学问好，而是因为他们政治嗅觉灵敏、见风使舵及时、懂人情世故、会搞关系、会把假话说得冠冕堂皇等。

单说教授家女儿们，与所有女生一样，都需要嫁得好才能一辈子过得好，当然就需要在年轻时找到未来最可能成功的男生做老公。她们根据从小了解的父母辈经验，梦想自己的如意郎君要像爸爸一样聪明、一样有高学历、一样毕业于名牌大学，但不要像爸爸那样“迂腐”，也就是要比爸爸“灵活”，更会见风使舵、搞关系、说假话等。所以她们在寻觅恋人时青睐同学中的“社会人”，例如学生干部、甚至校园混混，但坚决不要书呆子。当然，并非所有教授家女儿都如此，但这种人比例奇高，例外都算凤毛麟角。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教授家女儿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离开学校后，社会人类型的同学们明显更成功，而书呆子却升不上去。例外只发生在国外。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中，书呆子类型平均比社会人类型更成功一些，主要因为前者在数理、工程等领域的能力扎实，而后者在国内练就的那套欺骗人、敷衍事的手段在国外没大用。但是大多数教授家女儿们不出国、或在国外呆过几年后又海归中国，发生在国外的事对她们来说相对不重要。所以总体讲，女生为了物质生活好，找社会人做老公确实优于找书呆子。这就是为什么文革之后历代“教授家女儿们”都偏爱社会人，瞧不上书呆子。

倒不是说重视物质生活的教授家女儿们都不愿嫁给书呆子。书呆子也有一些优点，比如“老实”，这在追求安稳的女生眼里很重要。但是，即使嫁给了书呆子，她们也把书呆子视为第二或第三选择，不是最优，不是梦想，当然也就不是真爱。而青年时代的我向往爱情，要求我爱对方、对方也真心爱我。所以这类愿意接受书呆子的女生即使有，在我眼里也与不存在一样。

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对同一个现实，所以男生们直觉地懂得女生不喜欢书呆子的心理。记得上大学时，宿舍里几位与我关系要好的同学感叹我书呆子气太重、担心我以后找不到女朋友，就看似开玩笑、实际上很真心地替我出主意，建议我找个“农村姑娘”。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教授，但没人建议我去找个教授女儿，因为都觉得教授女儿肯定精明、不会喜欢我，只有在农村姑娘中还可能找到不知算计、喜欢像我这样好读书的人。

我也觉得自己不适合精于算计的女生。我来自中小城市，我母亲就曾是农村姑娘。我觉得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女生亲切，但很快发现她们中的主流也喜欢社会人、不喜欢书呆子。原因很简单。能考入交大的女生，基本都来自各地精英阶层，父母在政府机关或公营企事业单位工作。那些地方与我熟悉的大学类似，成功者也必须见风使舵、会说假话。坚持原则、说真话的人也只有倒霉。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哪儿都一样。所以我之后不再区分女生是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或来自大城市还是农村了。

我和雪梅都来自大学教授家庭，但我们都是教授儿女中的异类。我们也看到其他人看到的现象，但在相识前我们都已经与主流分道扬镳。六四后我明确决定，为了良知和真实，宁愿一辈子做个平常人，不求闻达。雪梅也很早想好要嫁给爱情，因此跳出了流行的世俗思维。可见，“因为雪梅出身教授家庭，所以喜欢我”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虽然雪梅出身教授家庭，但还是真心喜欢我”才贴切。门当户对不是我们相爱的原因。

d.“雪梅是否被爱情冲昏了头？”

后来一些人评论雪梅，“爱情中的女人智商变低。她大概被爱情冲昏了头，才看不清现实，接受了超级裸婚”。其实“爱情中的女人智商降低”之类流行观念，本来就似是而非，更不适用于那个年代的交大女生。她们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普遍精明干练，包括对待婚恋。我从未见过哪个女生在结婚时“被爱情冲昏头脑”而忘记现实。这样的人即使有也极少。倒是常有人“被现实得失冲昏头脑”而忘记爱情。在我们恋爱期间，我也曾担心雪梅想结婚是感情冲动。但是在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近距离观察她思考和做决定的过程后，我就懂了那种担心是多余的。

雪梅决定与我结合，是她完成了一个女生对于自己终身大事应该有的、谨慎而全面的思考后做出的人生抉择。她向往爱情、婚恋观成熟、又不乏追求者，所以对感情要求很高。但对于未来物质生活，她只求过得去，不在婚恋里追求利益最大化。她曾经因为各种原因拒绝过多位优秀男生，如果她觉得我对她的感情不可靠，或者我的条件恶劣到让婚后生活难以为继，她也会拒绝我。在我们相识初期，她就全面考虑过有关感情和现实的重要方面，确认我们可能幸福之后，她才决定全心投入。在大约两年的恋爱期间，我们多次深入谈及我的处境。她有自己的见地，我们商量后一起制定了我毕业后的计划，所以在决定结婚时，她全面了解我的情况。虽然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她看清了当时能看清的所有重要方面。总之，她与我结婚不是因为一时糊涂，而是看清现实后坚信我们同心奋斗就可以应付和战胜那些困难。冰雪聪明的她，不可能盲目、冲动地结婚。

其实在结婚前，我和雪梅的头脑都非常清晰，可以说异常清晰。我们每个人都考虑到眼前的形势、未来的多种可能、以及做人和对待爱情的原则等。当时的思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为了捍卫爱情、保护对方，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得特别多。有人说，“真爱时人都糊涂”或“如果头脑清楚就不是真爱”。我觉得他们要么没有经历过真的爱情，要么没有准确地道出自己在爱情中的心态。爱情不是傻瓜的专利，与理性并不矛盾。事关自己与心上人的一辈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

面对逆境，雪梅坚决要结婚，因为她希望我们变成一家人，从此同舟共济。所有心怀爱情的人都希望与对方亲密无间、两个人变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献出自己的忠诚，期盼对方明了自己的真心、并以同样的忠诚回报。雪梅要与我同进退，荣辱与共。她觉得，如果因为我未来有风险，她就等等看看、推迟结婚，那么我们还怎么算是一家人？她希望自己永远有资格对我说，“面对任何困难，我都和你站在一起，从来没有动摇过！”这就是她在爱情里的自尊，也是她一直恪守的原则。在我时运不济的时候，她撇开利益计算，把自己的命运赌在爱情上，毫不迟疑地与我结合，践行了她的人生信念。很多熟悉我们的人见证了她钢铁般的坚定，并因此更加尊重她。在我眼里，她本是位娇柔的江南女生，却在危难之际用行动展示出真的勇气。与这样的心上人为伴，我怎么有脸面退缩或懈怠？她忘我、无畏的爱情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明，时刻警示我不可因为连续的挫折而气馁、也不要被眼前的逆境压低视野，鞭策我朝着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e.“你毕业时前途不定，结婚是否对雪梅不够负责？”

我也非常严肃地规划我们的未来。我希望毕业前结婚，因为不然的话我和雪梅就永远断了。我求婚时大约是浦东新区成立前的半年到一年，上海还禁锢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远不像一两年后那么开放。比如买食物还需要粮票，只有本地人可以定期领取粮票、以及日常生活必需的其他票证，外地人没有资格。我们无法预知后来的社会变化，当时认为，如果我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留在上海，不但无法发展事业，生存都将成为问题。雪梅嫁给我，是希望我前程远大，而不要我成为废物。所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毕业后我只能离开上海、远离她。另外，上海是我参与的民主运动被镇压，我和朋友们被关小黑屋、并在政治上挨整，我在读书期间和毕业分配中被欺负的地方。排除雪梅的因素，在感情上我也不留恋这座城市。

作为原则，我和雪梅都认为应该依据爱情的程度，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决定是否结婚。我们也都清楚，如果在一起时爱情都没有强大到让我们结婚，以后天各一方，爱情就更难增长到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如果要结婚，我毕业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任何一方选择不结婚，就是用行动承认，我们还没有相爱到要终生相守的地步，以后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内在动力为重聚而奋斗了。那么毕业时的离别就将是永远的分手，我们憧憬的共同未来，连同曾经的浪漫甜蜜、海誓山盟，都将灰飞烟灭，化成过眼云烟。我绝对不想要那样的结局，所以决定求婚。

另一方面，面对非常不确定的前途，我敢于结婚、把雪梅的一生与我的命运挂钩，是因为我们一起审视过最坏的情况。婚后我肯定会为家庭而勤奋努力。就算运气不好，所有瞄准更高目标的尝试都失败，在没有大灾大病的情况下，最坏的结局也只是我在深圳、海南等地为外资或私企打工，成为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小白领。也许工作会辛苦繁忙、生活中会有不方便和不如意，但是可以预见，我的工作在几年内能走上正轨。根据当时经济特区里硕士毕业生的一般薪资和福利水平，我们计算，即使雪梅不工作，我也能为家庭提供正常所需，并且我们的生活水平将远好于大多数上海市民，也好过我们双方父母在年轻时的情况。所以雪梅认定，即使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出现，等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了，她自己和她父母都不会觉得她的日子不堪忍受。考虑了在悲观前景下自己和父母的感受，雪梅和我都觉得我们可以承担这样的风险。于是为了成全爱情，我们结婚了。

两个一无所有的青年就这样走到一起。我们拥有类似的骄傲，追求共同的信念，在扭曲和市侩的社会里，用行动互相鼓励，奋力探寻自己的道路。1990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雪梅在我眼里是个魅力四射的漂亮女生。两年后我离开交大时，经历了共同的磨难，我们已经成为心心相印的爱人、和在人世间打拼的坚定伙伴。

六探索前程

分离、辗转

毕业后我回到吉林，随即一头病倒。其实在离开上海之前，连续的折腾和焦虑之下，我已经生病了。也去过几家医院，但是医生们都说不出所以然。那时为了找工作，我每天忙于联系各种单位和人，同时想办法躲避学校在明里暗里设置的各种障碍，还要与雪梅一起招架她父母的怒火。形势紧迫、时间不够用、压力巨大，我没条件顾惜身体，只能硬撑。回到我父母身边以后，生活一下子变得安逸，紧绷的神经自动放松，于是病情马上汹涌起来。我卧床不起大约半年后才逐渐恢复。在寂寞的养病期间，对千里之外雪梅的思念尤其强烈，占据我每天的大段时间。

在上海与雪梅辞行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当时她盯着我说，“你决定了以后呆在什么地方，就在那儿也替我找份工作”。说话时她眼神里透着决然与信赖。但只寥寥几句之后，她的情绪就崩溃了，双手紧抓住我，头埋在我的胸口，嘤嘤地抽泣。她凄凄切切，我当然揪心，就尽量安慰她。她再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以后甩了我，我绝不饶你！”在吉林的日日夜夜里，这些记忆经常萦绕我心头。

政治上挨整，当然要承受全面打压。他们目的明确而歹毒，要“归零”我的人生，抹掉我已取得的所有成就。我被丢回原籍，被排除出原来的专业领域。在交大学习了六年半的专业知识，刚出校门就没用了。我身边的环境和每天见到的人与儿时一样。身处曾经的人生起点，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眼前的工作，深知自己的前途不在其中。现实不遂人愿属意料之中，我倒不在乎。人在低谷，最需要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我审视自己的处境，试图确立切实可行的目标，然后为之努力。脑海里雪梅凝望的目光提醒我不可松懈，要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拼搏。

在上海读书的那些年，我远离父母，他们对我的境况只略知大概。我回到家，交流自然变多。了解深入后，他们开始为我想办法。经历过那么多政治运动，他们深知六四的阴影将长期笼罩我，我在国内的前途暗淡，最好的出路是留学。于是他们借助关系，帮我申请到护照。这对我是巨大的惊喜。后来听体制内明白人分析，当时中央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权力合法性受到挑战，所以非常心虚。他们处理六四后续问题的方式与以前很不同。他们认为，六四积极分子们离开中国最好，既可削弱国内暗藏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可减轻国际舆论的持续抨击。拿到护照后，我和雪梅商量。我们大改计划，把出国留学作为第一目标，不再打算去南方特区。当时东北还大体保持着1970年代的苏联式体制，社会僵化、信息闭塞。我在家乡得不到留学必需的信息，于是决定去北京。

选择北京而非上海有两个原因。一是雪梅还需要和父母沟通，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婚事。如果我这时回去，事情可能变得更复杂。二是我计划短期内不工作，没有收入。如果我回到上海，势必将在很多方面依赖雪梅。她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她增加新问题。我到北京后，得到姐姐和父辈朋友的帮助，住在清华校园里，学习和生活流连于清华与北大两校之间。当时没有手机或网络，长途电话很昂贵、也不方便。雪梅和我主要靠书信联系。她的来信既渗透着浓浓的相思，也不可避免地谈及与父母的冲突。她告诉我一件事，现在说起来像个笑话，当时对她却是灾难。

我们申请结婚时，雪梅瞒着家里，偷偷拿出户口本，所以她父母一直不知道我们结婚了。我离开上海前，他们天天骂她执迷不悟。我离开后，他们也许希望我们分离久了，关系会自然变冷，年轻的女儿将慢慢回心转意，所以心情稍微放松了一些，吵架变成冷战。后来有一天，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上门，要求育龄妇女登记。一家人以为街道搞错了雪梅妈妈的年岁。街道人员回去复查，确认信息来自婚姻登记单位，计生检查的对象不是雪梅妈、而是雪梅，于是家里就“雷电交加”了。由这件事，她父母得知她已领证，非常错愕和伤心。我又不在，他们的愤怒就都冲向雪梅。那时我和雪梅偶尔打长途电话，每次通话她都哭。这件事以后，她的每封信都讲到家里的战争。

在北京，我在新东方培训班学了几个月外语。一天雪梅突然乘火车来找我。重逢带来的短暂喜悦过后，我们谈起她在上海的各种问题，包括她父母的担忧和家里的矛盾。当时上海的单位都不为本地员工提供单身宿舍，她只能与父母同住。狭小的空间、不断重复的吵架、以及吵架之间的冷战，让全家人都伤心抑郁。她对着我一边讲一边哭，梨花带雨。满肚子的委屈等到了倾吐的机会，她终于可以卸下在外人面前必须保持的坚强。我感到她一片赤诚，却柔弱无助，宛如扑火的飞蛾。这让我既心疼又自责。人都有极限，她承受这么重的压力，还要坚持多久？我是她唯一的寄托。面对困难时两个人应该在一起，于是我们商量我回上海。她父母已经知道我们结婚了，不需再瞒。她的收入一直在增长，那时已相对很高，有能力支持我学外语。于是我匆匆收尾在北京的各项事务，然后奔赴上海。

上海团圆

在上海，我去前进培训学校学外语，参加各种考试，然后申请美国大学博士班全额奖学金。第一次失败，总结经验后再申请…。同时我开始工作赚钱。六四事件后，美国带领西方阵营制裁中国，上海外资大举撤出，经济萧条。1991年6月，老布什政府释出缓解信号，美国开始逐步取消制裁。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上海是这轮开放的最前沿，外国投资逐渐回流。我刚到上海时，就业市场低落。我从国企临时工打字员做起，做过多份工作，还曾被不法公司骗过，经受社会历练。后来，上海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对高学历年轻人的需求强劲，我的机会大增。经过几次跳槽，我成了外企白领，工作非常忙，但人很充实。简而言之，我和雪梅又聚在一起，很幸福。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刚到上海时，雪梅与父母的关系还延续着因我而起的高度紧张。她是父母的骄傲，承载着他们的希望。父母从她一辈子平安与幸福的角度审视我俩的婚姻，严重怀疑我能给她带来什么美好未来、怨恨我抢走了宝贝女儿，所以见到我时摆不出笑脸。天下父母都觉得自己家孩子最好，没人配得上。我父母也一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我尽量不让双方长辈接触，但我家还是对我在岳父母家的遭遇有所察觉，难免有点忿忿不平。我向他们解释，雪梅家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我能对付。好在雪梅很坚定，她父母的态度并不影响我们夫妻感情。说到底，大家都为雪梅好，目标一致。

那时雪梅经常向父母抗议，“我们已经结婚了，生米做成了熟饭，你们再反对也没用，还不如早点接受。”她父母则忿忿地回呛，“走着瞧，有你哭的那天！像你这样不听父母劝、与外地人结婚的上海人，后来后悔的，我们见多了！最后他们还不是哭哭啼啼跑回家，央求父母想办法、找关系，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帮他们回上海？” 从1960年代到此时的1990年代初，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上海人疯狂要求回家乡，其中包括百万上海知青，也包括在1950年以后因其他原因、服从组织安排、支援内地的上海人，数量比知青还多。所有这些人，外加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总数几百万，都想挤进已经人满为患的上海。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国家调令，一般老百姓想把外地户口换成上海户口，势比上青天。即使千方百计搞到了调令、或叫“回沪指标”，要在上海得到住房也是难乎其难。这些人为进上海、或在上海弄到一小块栖身之地，不得不采取各种极端手段，经常游走在道德与人伦的边缘。很多这类故事都是人生苦情戏和家庭恩仇录。那是上海人抹不掉的记忆，也是躲不开的现实。几乎每个上海家庭都有这样的亲戚，雪梅家也不例外。她父母当然了解其中的辛酸，所以深深恐惧雪梅哪天突然宣布要跟着我离开上海去外地、以爱情之名重走那种悲惨人生路。她家人把我看成灾星，当然就非常排斥我。好在我不需要经常见到他们。有时必须去雪梅家、实在躲不开她父母，我就全程跟在雪梅身后，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个机器人。

后来我开始在外资企业里工作，工资在一般人眼里算出奇地高。第一次发工资，我们顿感自己有钱了，第一个念头就是给她父母买台刚上市的日本进口录放相机。这在当时被视作很时髦、也很昂贵的家用电器。记得我俩把新录像机带到她家，我不好意思说话，雪梅把机器交在父母手里，脸上全是骄傲的笑容。她父母默默收下，却完全高兴不起来。

我原本一个人借住在老同学的宿舍里。现在我工作赚钱了，在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们租到市区内楼房公寓，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等。虽然只是私下租赁，没有成文的合同，租期没有保障，总让人有点提心吊胆，但是居住条件在当时的上海算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绝对是上等。于是雪梅搬出父母家与我同住。帮她搬家时，我看见她父母眼里充满泪水，就联想到我姐妹出嫁时我父母的样子。他们都是觉得女儿从此离开自己，未来却让人担忧。

一个周末，岳父母突然要来我们的小家看看。我们当时住在虹桥路上，离交大校园不太远。房子是标准的单卧室套间，在六层住宅楼的第四层。邻居们安静和平、互不打扰。小区里干干净净，周边环境也很好。进屋后，岳母四下观察，看看卫生间，再看看厨房，然后走上露天阳台，倚在扶手上、向下张望傍晚时分虹桥路上一片祥和的街景。她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脸上露出明显的惊讶。女儿离家后的居住条件好过她预想，让她无可挑剔。那时我正在准备换工作，屋里散放着各种相关资料。她看到了就好奇地问我，没有户口的人在上海怎么找工作？我指给她看《新民晚报》上各种外资企业的招聘广告，说我就按上面指定的地址寄简历和申请书。她瞪大眼睛说，“就这么简单？”我说，“是，就这么简单。”他们那代人，考进大学就进入国家编制，之后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全由国家主宰，个人没有主动权。在他们头脑里，工作变动从来都听从组织安排，牵扯到人事档案、组织关系、政审、户口变更、粮油关系、重新分配住房等等，手续繁杂，即使自己有强烈愿望，经常也必须隐藏，因为无力影响结果。在市场上自由找工作，离他们很遥远，有点像天方夜谭。当时上海乘“浦东开发”政策之风，刚刚开始活络起来。对于市场经济，市民们既满怀期待，又感觉陌生与隔膜。后来我见到岳母在亲戚面前谈起我和雪梅，说我在报纸上找工作，我们自己租房生活，不靠单位也不靠父母，“就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说这话时，她口气里带着稀奇，也带着长辈对我们这代年轻人拥有这么多新自由和新机会的羡慕。

再往后，我的工作逐渐上了轨道，留学计划也稳步向前推动，岳父母看到隧道前方的一点光明，对我的态度随之变好。他们决定设家宴，正式接受我这个毛脚女婿。在饭桌上岳父与我碰杯对饮。他平时很少喝酒，却意外发现我比他喝得还少。他说你别拘束，今天敞开喝。我说我不会喝酒。他笑着说，“你是东北人，怎么可能不会喝酒？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你不用在我面前继续装。”雪梅赶紧替我说话，“他真不喝酒，不是装！”于是全家人争相插话，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发表一通关于男人喝酒好不好的意见。饭桌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又有一天，岳父母特意把雪梅和我召到家里，当面拿出一张一万元的存折，严肃地说这是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在当时，一万元算是蛮大一笔钱，对于完全依靠工资收入的公家单位职工家庭来说，更是如此。我吓了一跳，连忙摆手回绝，让岳父母始料未及。雪梅一时也不知所措。我向他们解释，现在到处是外资企业，我赚钱机会相对多，我和雪梅也不缺钱，所以我不想花老一代人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钱。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推让，岳父母渐渐动了感情，都流下泪来。我也很感动，切身体会到雪梅成家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他们其实与我父母非常相像。我和雪梅到最后也没收下这笔钱。

虽然岳父母接受了我、家里的紧张气氛也大幅缓解，但是他们的疑虑远没有完全消逝，只不过被暂时冷藏起来而已。我不在场时，岳母有时揶揄雪梅，笑称她嫁了个“盲流”。这个名词在1960和70年代时很流行，是“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原指闹饥荒时流窜到城镇找饭吃的无户籍农民。当时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但是岳母对它还记忆犹新。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雪梅父母觉得雪梅未来的风险还是太大，所以一直无法安心。

生活点滴

回想我和雪梅在上海谋生活的那几年，忙碌中也有让人哑然失笑的点滴。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女职工都需要定期检查身体。有次我陪雪梅去做体检，当时的医疗环境很差，医院里候诊的人很多，全涌在看诊室门口，医生和护士就在室内一道屏风背后处置病人。每个病人的问诊时间很短，看诊室的门不停开关。我们排队时，周围人窃窃私语，说今天当班的几位中年女护士对未婚先孕的女生有成见，做检查或手术时故意下手很重，让人很疼，并且态度刻薄。我们身边的几位女生听到后就面露畏怯和迟疑，大概她们是来堕胎的未婚青年。轮到雪梅走进看诊室，护士们继续一贯的口气，左一声“小姑娘”、右一声“小姑娘”地招呼，态度跋扈。随后我和周围人都听到，雪梅高声反呛说，“我不是小姑娘！是人家老婆！已经结婚了！”那几个护士被噎得一下子没了气焰，声调立刻降低很多。检查完，雪梅出来，紧挽住我的手臂，一边数落刚才的经过，一边拉着我昂首阔步地走出医院。候诊的那些女生们纷纷转过头来，目送我们离开，赞赏的表情写在脸上，仿佛雪梅也为她们出了一口恶气。

我曾就职于美资高科技公司，出差频繁。公司做派很美国化，比较珍惜员工时间。比如我们去外地，如果能乘飞机就不坐火车，并往往入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我经常周一出差、周三回上海，隔一夜再出差、周末才回来，一个星期要坐四次飞机。在飞机上，只要空闲，经常有空姐与我聊天，让枯燥的旅程变得有趣一些。有时几个空姐围着我抱怨工作的辛苦、交流各自对未来的打算，有时一位空姐与我畅谈生活经历等。

有次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位空姐。她对我在交大的经历特别好奇，问了很多关于校园生活的事。她告诉我她原来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高中，1990年代初期毕业，品学兼优，被保送交大，但同时也入选空姐。当时空姐是时髦行业，收入较高，受社会热捧，招聘过程被电视转播，录取率极低，比交大录取率还低。于是她自己和父母都决定她放弃交大、做了空姐。我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心里为她惋惜。如果她当初选择上大学，青春年华会更加多彩，眼界也会更开阔。即使喜欢做空姐，大学毕业后还可以争取。但是当时很多市民看待读大学，只注重毕业后的工资，实在太狭隘。她也没有明说，但是眼神里流露出遗憾。我猜是我的语气或表情暴露了我的想法，她察觉后产生共鸣。

因为习以为常，在后来很多年里我都想当然地以为坐飞机就是这样，工作间隙中的空姐们会自然与你搭讪、谈天说地。二十多年后我又在国内坐飞机，发现空姐们对乘客待搭不理，职业化的微笑背后藏着冷淡。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明白了。当年坐得起飞机的人很少，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更少。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出差时必须西装革履。大概那些空姐把我看成稀有的青年才俊，所以特别友好。

婆媳之缘

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都安顿下来后，我和雪梅准备趁春节假期回东北省亲。

自从离家上大学，我就习惯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愿让父母掺和。认识雪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告诉父母。直到读研后期、我们已经讨论过结婚了，我才简单地对父母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没想到几天后母亲通知我，她马上要来上海出差。我那时不懂拳拳的父母心，还以为只是巧合。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偶尔回忆当年，一下子悟到母亲那时的心情，便去询问家人。原来她当年来上海就是为了要看看雪梅。

母亲在上海时我带雪梅去拜见，但她们相处时间终究短，不可能深入了解，母亲还是拿不准我们的感情程度。母亲历来觉得我最优秀，但是六四以后她一直为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有了女朋友，她的担忧又多了一项内容。她担忧我在交大挨整、毕业分配差、以后工作不顺、怀才不遇、爱情也保不住。她担忧我即将遭遇这一连串打击，怀疑我能否扛得住如此沉重的人生挫折。离开上海时她私下对我说，她身边有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言外之意，让我放宽心、不要太在乎；如果和雪梅不成，她能为我另外物色到好媳妇。母亲是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以后被甩时不要太灰心。她当然也偏心，高估了她儿子在东北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尤其忘记考虑了儿子头上的六四阴影对潜在亲家的心理冲击。那个年纪的我对待父母的话，经常是左耳进右耳出，不怎么往心里去。这次我也一如既往地顽固和木讷，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所以她说了也是白说。现在回想，父母为我担惊受怕、苦心焦虑，我却很不体谅，惭愧！

再后我毕业，回到吉林。刚进家门，母亲就问我，“你和雪梅怎么样了？”我说，“结婚了。”她再问，“什么叫‘结婚了’？”我说，“只是领证了，还没办婚礼。”然后三言两语讲个大概。我强调没办婚礼，是怕她骂我连结婚都没让父母参与。离家读书期间，父母经常责备我与家里联系太少，我不想又被骂。母亲听完我的话，停顿了一下，过一会儿突然说，“这样也好，领了证，两个人互相猜疑就变少了，分开后都可以更安心。”在领结婚证之前，我其实告诉过父母，但是说得太简略，造成他们半信半疑，觉得不像是真的。领证之后，我在上海忙得焦头烂额，没机会、也没心情向他们详细汇报。他们一直收不到后续信息，又不了解雪梅，自然怀疑我们关系生变。显而易见的可能包括，在最后关头雪梅拒绝、我们没结成婚，或领证后我真要离开上海，雪梅父母压迫她反悔，我们刚结婚就要离婚。我父母觉得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是对我的巨大打击，所以不敢问我最新情况，怕戳到我痛处。这又是一件本可不必让父母担心的事！

按常理，在我回到吉林后，我家应该为我和雪梅操办婚礼，但是我“六四领头学生”的名声，比我人更早地回到了家乡。在政治上，东北远比上海左。当时各单位还在“肃清六四余毒”，稍有职务和地位的人都对六四非常敏感。我父母的邻居和同事们经历过文革，对政治问题都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如果请他们参加一个“六四分子”的婚礼，他们即使不明说什么，言行也会多一份谨慎，心里也会有顾虑和负担。我家自然不希望让朋友和熟人们为难，我和雪梅也理解大环境。我俩本来就对这种仪式兴致索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请客摆酒席等更是排斥。所以我们最后没有办婚礼，雪梅也就一直没有机会来吉林。这次春节省亲是她第一次到我家。

在吉林，满眼的冰天雪地让雪梅欣喜不已。于是我带她去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雪原；再到松花江畔，体验梦幻般的雾凇世界。短暂的塞外假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为了御寒，东北房屋的密闭性都较好，再加上地广人稀，所以室内噪音很少。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听觉就变得很敏锐。有时挪动身体，衣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也会显得很响，让在拥挤和喧嚣中长大的雪梅感觉新奇。在居家日常中，她主动陪我妈干家务，又与我姐妹有聊不完的话。她一心一意想做个好太太、好儿媳，性格简单真实，让人一眼看到底，所以很快我家人就喜欢上她。尤其我母亲，对她态度大变，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来自远方的儿媳妇。

探亲结束，全家人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在候车室里，父亲对我谆谆叮嘱，我垂手肃听。母亲则把雪梅拉到一旁说悄悄话。我在远处听到母亲对雪梅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以后就交给你了…”；雪梅则对母亲保证，一定把我“照顾好”，让母亲放心云云。我不禁心里发笑。我当然感激她们关心我，但是她们怎么把我看成孩童？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雪梅认真地对我说，她很喜欢我母亲，也和我母亲很合得来。为了强调，她列举了一长串具体理由和事例。可惜，听了她的一席话，我竟然无感。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她非常重视与我家人的第一次相聚，在吉林的待人处事都很用心、很努力。但我视而不见，没有体会她的心境，也不懂得自己的媳妇和自己的母亲关系融洽是多么可贵。现在回想，觉得自己很傻、但很幸运。

爱情在那时的上海

a.租房之所见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外资企业把西方高工资引入上海，强烈吸引青年专业人才，推动科技领域就业市场水涨船高。国营企业因此普遍经历严重人才流失，只得也大幅提高年轻工程师们的工资待遇。在这种局势下，我和雪梅的收入都快速增长，不久就远高过一般市民，于是我们开始花高价租房，后来又几次更换租住的房子。在找房过程中的见闻对我触动很大，影响了我对上海的看法。

当时的住房制度还沿袭毛泽东时代的状况。私人没有房屋所有权。上海市区内所有住宅楼房都属于政府或国企等公家单位。它们把房子分配给员工，收取极低的租金。理论上公有住房不能转租，所以不存在合法的租房市场，但有规模很小的黑市。少数大胆的公有住房持有者，在黑市上把公房高价转租给别人，换取现金，以补贴公家单位很低的工资。当时政府正在酝酿房地产市场化，所以默许了黑市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上海住房极端紧缺，我们不可能从公家得到房子，只能求助黑市。朋友们告诉我，上海市唯一有点规模的租房市场在长宁区政府门前。于是我经常去那个地方逛，寻找房源。时间久了，我对市场的了解也多起来。

黑市上的绝大多数买方是上海本地人，因为结婚或兄弟分家等原因需要租房。我也遇到过一些特例，比如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生嫁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无业残疾人，台湾人的父母出钱为他们在上海租房。当时在一般市民眼里，每个台湾人都是富翁。这个女孩说话声音总是很大，行为高调，脸上挂着成功者的骄傲。另一位上海本地女士，在外地当兵时嫁给了一位来自上海郊县的军官。两人同时退伍，各回各的原籍。但是当时郊县条件远比市区差，女方不愿去，男方就放弃政府分配的工作，来上海自谋职业，于是他们需要租房。那位女士怨气很大，逢人就讲上海女人嫁给外地人的艰苦。与我们情况最接近的是一对北方小夫妻。他们本是同学，刚刚从北京的某个大学毕业。女生是北京人，男生是大连人。男生没办法留在北京，于是双方父母托关系，为他们争取到同来上海的名额。在上海，他们不能在单位宿舍里同居，所以要租房。

我本以为，在租房市场上会有很多像我和雪梅这样情况的年轻夫妻，就是外地男青年，从上海的大学毕业，又在上海的外资企业里工作，与上海本地女生恋爱结婚。按当时的制度，绝大多数这样的人和我们面临同样问题，就是男方没有上海户口，夫妻不能从公家单位得到住房，也需要来黑市租房。我很想结识他们。人在孤独中打拼，就渴望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可以交流经验、互相借鉴。但是我在那个市场上努力寻找数月，竟然没有遇到一例！虽然一个人的观察总有局限性，但这个结果还是震撼了我。一个12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有几十、甚至上百所高等院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又有成千上万家外资企业，雇佣着大批持外地户口的优秀男青年，但我竟然找不到一对外地男与上海女！联想在学校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我认识到这是普遍现象。

天然的爱情不可能拘泥于出生地或户籍。肯定有很多外地户口男和上海本地女内心相爱，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放弃。他们的爱情败给户口及相关考虑，全军覆没了。当时一个年轻外企雇员的收入经常十数倍于一般市民。就算在婚姻中追求物质好处，上海女生与这批精英外地男生绝缘，也明显不划算。在那时的上海，排外与歧视已经极端到非理性的程度。我不禁感慨，这座城市太市侩、这里的爱情太懦弱！

b.不付出真心，怎配得到真心？

一方面我爱上海，因为雪梅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年华、很多亲人朋友还在上海。上海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厌恶当时上海的狭隘排外。近距离观察这座城市多年，结果我对它爱厌交织。记得刚到交大时，我曾惊艳于江南女生的温柔婉约。呆久了却发现，校园里聚居着上万名优秀青年，却鲜见真挚勇敢的爱情。与任何地方的青年一样，上海青年也盼望得到真爱，就是希望对方爱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物质条件，但是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婚恋对象预备了严苛的门坎。比如在交大校园里，绝大多数上海籍女生竟然公开和明确地拒绝与任何不能马上出国、也没有上海户口的男生交往。我理解出国和留沪等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但也无可否认，这些女生把物质条件放在了真情之上。人与人相处要将心比心，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样的女生凭什么指望有人真心爱她、把她的人看得比她的物质条件更重要？如果有一天她老了、丑了，或她的男人官位高了、赚钱多了、遇到更年轻漂亮的女人了，她凭什么要求男人不因为这些物质条件的变化而甩了她？不付出真心，就不配得到真心。

撇开道德，单讲人的自然感情，女生专注利益，即使漂亮、读书好，也很难获得真爱。比如当时交大上海籍男女同学之间并没有户口障碍，却也极少出现真诚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他们都很聪明，又互相知根知底，所以很容易看懂对方内心冰冷的算计，于是心还未热就先凉了，很难产生爱情。要想获得真爱，就要爱情至上，不能利益至上；利益至上，就扼杀了爱情。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但适用于女生、也适用于男生，适用于上海籍同学、也适用于外地同学。真的把它讲出来，绝大多数人也认同。但是在面对现实情况时，当年太多人选择以利益为重，抛弃爱情。其中少数人在恋爱或结婚之后为了利益背叛爱情，他们对不起爱人。更多的人出于功利考虑，不敢追求心里的爱情，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有爱情。从社会道德角度，他们并没有伤害别人，但是他们却害了自己，他们错失了难能可贵的爱情机缘。青春不再时他们回首往事，心中的遗憾自己最清楚。

传统爱情有一些基本特点，就是在平常接触中，男生被女生的美貌和人品打动，真心喜爱她，主动追求她。女生则早早准备好自己，留给潜在追求者足够的机会。如果在相互了解后发现男生确实爱自己、自己也爱对方，女生也要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真情。可惜在当年的上海，由于人们过于强调婚恋里的利益好处，这样古今中外都通用、简单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近乎绝迹。

c.难寻为爱勇敢的人

在我熟悉的其他环境里，大多数人也把婚恋与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东北，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之间，子女联姻经常首要考虑家族利益；在农村和城市中下层，谈婚论嫁有时像卖女儿。但是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有的出于青年人火热的天性、有的甚至因为对社会无知所以无畏，敢于冲破世俗常规，抛开功利顾虑，追求真心爱情。虽然他们人数很少，结局也经常不好，但是大众还会在私下里追捧他们的事迹。他们为爱情而勇敢的故事，即使是悲剧，也为沉闷的社会带来些许光明，让芸芸众生感受到一丝因爱而来的生机与希望。

然而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我却没有遇到类似的、拒绝向世俗低头的少数人群体，即使在精英知识分子云集的象牙塔里也没有。这个城市里的人似乎都甘愿屈从于环境，懦弱地把自己的心灵锁在物质利益的条条框框里，看到天然的爱情被挤压成丑陋的畸形，也不知挣扎反抗，其中包括那些身居文化气氛浓厚的名牌大学、处于青春勃发年纪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们。这些天之骄子和骄女们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追求浪漫精神，也最应该摒弃低级趣味，但他们也如此市侩，让人觉得可惊可叹、也可惜可怜。大概因为被铁腕统治了几十年，本来既精明、又积极进取的上海人已变得卑屈驯服，向上的精神被阉割，只剩下猥琐的精明。他们专注小利，却无视大义，丢掉了“为爱勇敢”的人性之光。

我长期寓居校园，了解社会较晚，但是看懂后我强烈地排斥它，不像很多同龄人那样选择改变自己去适应它。我不愿曲意迎合，社会当然不欢迎我、不会为我留下多少生存空间。看清了自己与环境方枘圆凿，我离开上海、出国留学的决心就变得更坚定，雪梅的人品在我心里也显得更可贵了。

七家庭生活

初到美国

在国内打拼几年后，我获得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读博士。不久后雪梅也顺利抵美，与我团聚。从未跨出过国门的两个人，一夕之间飞到地球的另一边，按理说应该感到强烈隔膜，但我们却很适应，很快就安居乐业了。我又回到校园，重新潜下心来做学术。她则有了安稳的家，开心地做起了家里的女主人。同时她也积极出门交朋友、练习英文、做短工，每天都有新见闻，回来后兴奋地与我分享。我们初到美国，生活既紧张又愉快，两个人都情绪高昂。

经历中美两个社会，我们切身感受到天壤之别。在美国，我们不再忌惮那个从来没见过、却无处不在的六四黑名单，也不再害怕被政治迫害，或被“内部监视、控制使用”了。身为老百姓，我们不再被官员们欺压和蔑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再担心户口、人事档案、或粮油关系，也不再操心单位介绍信、晚婚证明、准生证、独生子女证明、孩子上户口、上学的政策和手续等等问题了。我们不再又要花高价、又要偷偷摸摸在黑市上“违法”租房了，也不用再揣摩单位领导的心思，乞求他发“善心”分配给我们住房…。类似的重要区别还有很多，数不胜数。

在上海准备留学时，朋友们私下交流为什么要出国。一位交大同学引用《诗经》中一段话表达心志：“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意是“我供养你，你却不为我着想。我发誓离开你，去那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才是我的安身之地”。这几句诗讲出了没有被奴化的中华远古先民，在面对统治者的压迫时，内心怀有的威武不屈。

我和雪梅在国内摸索多年，试图寻找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逐渐看懂了自己在社会大局中的位置。我们前途道路上的那些重大障碍，其实都是掌权者故意设置、并且坚决不想改变的。他们要维持金字塔形的绝对集权制度，使得最顶端的极少数人可以永远压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出于这个根本目的，他们极端仇视“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民主思想，血腥镇压六四学生运动。他们把中国人分成等级、一层压一层，所以就有了严苛的户口制度、官本位文化、以及体制内待遇碾压体制外等现象。在这个制度下，14亿人中至少13亿都是受害者，缺乏基本的自由与权利，永远被欺压。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这辈子有所成就，就必须依附权力，帮助掌权的小集团欺压老百姓。任何人爱这个国家、发现了它的症结所在，即使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它进步，也没有机会改变现状。认清了这个大局后，我们不想同流合污、或荒废生命，所以不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

在美国，身上的重重枷锁终于解除，我们自由了！我平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到了周末和假期，我和雪梅驾车去各地旅行，探索我们的新大陆。在缅因州，我们去看浩瀚、苍凉的大海。在佐治亚，我们探访《飘》的故乡。曾经深夜在西弗吉尼亚开车，几个小时不见人烟，四周也没有其他车辆，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俩。清晨在俄亥俄，我们无意中驶入一个大峡谷。左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右边是险峻的高山，直插云霄。高速公路就是悬崖和高山之间的一条线，画了一个巨大的、逆时针的弧形，从眼前延伸到远方，尽头消失在天边飘渺的山与山之间。霞光从左侧照进来，把天空、山峰、峡谷、以及之中的草地和树林都染成一片火红。我们的车飞驰，而这幅壮丽的峡谷风光画就缓缓地变换着角度，超长时间地占据我们的眼帘，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车曾抛锚在弗吉尼亚乡野，一位警察和几位不相识的普通人主动帮助我们，他们的热心与平等相待让我们感激。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在庄严、宏伟的州议会大厅里，我们现场观看议员们议事。在华盛顿特区，我们驻足于林肯纪念堂巨大的内墙碑文前，默读《葛底斯堡演说》，感怀“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在纽约州开夜车，我们在高速路上一片远离城市、无人看管的泊车区短暂休息，偶尔一抬头，看到深邃、璀璨的银河从宏大的天穹的一边抹向另一边。亿万颗星星，好像各个清晰可见，都在无声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许久地回望它们，心里激荡着敬畏和感动…。

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又没有负担。虽然举目无亲，但摆脱了在国内的各种烦恼，心情舒畅，满怀希望。后来因为孩子们加入家庭，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结束了。但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里的多彩经历、以及对新家园的美好初印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孩子们来了

在美国读博士总是时间漫长。最开始，我的专业偏工科，后来转为商科。期间我们先有了宝贝的大女儿，之后发现我俩都喜欢孩子，于是不久后又迎来了双胞胎儿子。短短十几个月之间，我们从两个无牵无挂的青年，陡然变成了一个忙碌、沉重的大家庭。总的来讲，在美国的最初几年里，为了应对紧张的学业和抚养孩子的责任，我们的压力和繁忙程度远比在中国时高，但是生活环境却变得平安祥和很多。回想那段时期我们的家庭生活，记忆里既有轻松好笑的故事，也有辛劳拼搏的片段。

生活美好，时间就过得快。在那段如水流过的岁月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家里有婴儿降生。每次雪梅生孩子，我都在她身边。看到新生儿从她身体里出来的那一刻，总让我不禁感慨，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只有雪梅能做，而我不可能，所以我理应在其他方面补偿。孩子们的到来逐渐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把我原本简陋的婚恋观从云里雾里拉回到现实。首先，雪梅生了孩子还要养孩子，需要在家务上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应该承担赚钱养家的责任。我开始理解她“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再者，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钱在生活里的必要性，不那么鄙视钱了。第三，因为养育孩子需要很多物质条件，所以未来母亲要求孩子父亲能赚钱，就合情合理。我开始反省自己原来的愤世嫉俗，并慢慢理解，只要理顺优先等级、不把物质条件看得高过真情，女方在婚恋中考虑男方的物质条件，就是正当的。

雪梅第二次怀孕时，我们的心态远比第一次放松。怀上好几个月了，她才去医院做常规胎检。检查室里，护士用超声波扫描仪察看她腹中的胎儿。随着扫描探头的移动，显示屏上的胎儿形象也跟着变化。我坐在护士旁边，眼睛一直盯着屏幕。待产的父母都有一种隐蔽心理，就是特别害怕未出生的孩子有缺陷。这时屏幕上出现两个大圆圈。我问这是什么？护士故意拉长声调说，“这是两个脑袋”。在那一瞬间，我被吓得心突然往下沉，全身的冷汗一下子涌出来。我以为胎儿是畸形，有两个脑袋！那个护士继续认真地看着屏幕，又过了漫长的几秒钟，她转过头来，带着夸张的笑容对我说，“恭喜你！这是双胞胎，是两个儿子！”我这才慢慢缓过神来，由悲变喜。

因为是双胞胎，所以生产时的阵仗特别大。医生和护士们都很重视，服务无可挑剔。生孩子时，所有妈妈都是孤单的英雄，竭尽全力与天地独斗。而爸爸最多是个有心无力的助手。雪梅这一次生两个孩子，挣扎与叫喊也是别人的两倍。生时，她声嘶力竭；之后，筋疲力尽。我忙前忙后，但深感自己没有什么关键作用。全部忙完，已经是后半夜。两个宝宝被安置到育婴室。雪梅早已累得昏睡，被推到一间单人病房里休息。我则坐在她床头的小茶几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在手提电脑上赶写论文。读博士期间，各种严格的项目截止日期一个接一个，我必须分秒必争。

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她朦胧中睁开眼睛，环顾四周。看到我，便朝我伸出一只手。我赶紧也伸手握住她的手。她回应了一个虚弱、但骄傲的微笑，然后稍微伸展一下筋骨，翻身朝向我，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疲倦得什么也没说。可是她的手还抓着我的手，一直不肯松开，仿佛要用手心里的热度向我传达她此时的万千心绪。她的头发散乱，都结成了绺；脸庞浮肿未消，还看得出汗迹。那都是在生产时被大量汗水浸湿，后来又自然晾干的结果。我坐在床边，在静默无声中端详着安然睡去的她，怜爱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久久不散。

有人说，女人生孩子会变丑、影响夫妻感情。甚至有些太太因此不敢生孩子。其实那都是幼稚、偏驳的想法。孕育小生命确实需要妈妈的巨大牺牲。每次生育都在雪梅身上留下痕迹，消磨掉一层她原本明艳的青春光芒，但那都抵不过孩子带给她的喜悦和由衷的满足。我也会默默地感动，觉得我们的生命因孩子而交融和延续、家庭有了新希望、平日的辛劳也更有意义。在我心目中，生养孩子是雪梅无私的奉献。她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赠送给我们的下一代，为全家点亮了未来，厥功至伟。

容貌与爱情

自从1990年春天的那场邂逅，我一直独爱雪梅。我就是个普通人，认识她之前也倾慕过其他女生，而且经常喜欢某个人一段时间后就失去兴趣。即使现在，马路上遇到漂亮女人，我有时还会禁不住侧目。但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却发现自己一直专情于雪梅，而且不觉得这样专情是什么难事。我从没觉得哪个女人比她好。年轻时我就听说过“婚姻有七年之痒”、“结了婚的男人都觉得别人的老婆比自己的好”等不上台面的流行话。当年不理解，还以为自己太年轻，所以不懂老夫老妻之间的相看两厌。但是结婚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没有体会到。与这些俗套理论相反，我作为过来人的心得是，如果你认真对待人生就不难发现，那个与你相爱的女人最美、最好。女人的其他方面，包括容貌，都远没有她是否爱你和你是否爱她重要。

早在恋爱期间，具体讲，在我向雪梅表白之后、她说她爱我之前，有一次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谈起她认为的、自己容貌上的缺点。大概她正在严肃地考虑是否把我抬举成她一辈子的“真命天子”，所以想得长远，要把丑话都说在前面，防止我现在“情人眼里出西施”，未来却发现她的不足，然后心中的美丽幻影破灭，埋怨反悔。她详细罗列了自己最不自信的几个长相特点，甚至还讲到女人年纪大了都会发胖，她可能也一样等等。总之，她给我打了很多“预防针”。我听完她一席话后，心里挺高兴。因为她是我还没有追到手的女神，女神竟然这么谦卑，主动承认自己有很多缺点，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至于她说到的那些具体方面，我并不是眼瞎没看见，而是看到了但不觉得是缺点。有些我还认为是优点，增添了她的魅力。说到底，我已经爱上她，就自然接受了她的全部，根本没有不喜欢她的任何部分。

多年以后，岳父母曾与我严肃讨论生育对雪梅容貌的影响。我们出国之后，他们一直希望雪梅回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找到好工作，然后发展事业。生孩子前，雪梅就在父母面前流露过想做全职太太的愿望，他们不太当真，以为她只是太忙太累、随口抱怨而已。生孩子以后，雪梅想法更加明确，开始盘算回归家庭的具体步骤。她父母得知后非常诧异，完全不理解，坚决反对。他们想到我是东北人，当时东北人名声在外、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就以为是我不想让老婆上班。我向他们解释，雪梅要做全职太太，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我也曾与他们一样惊讶，现在也不完全理解，但是我听她的。于是他们与雪梅长谈，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种家庭讨论断断续续好几年。父母的最终目的是雪梅要经济独立、事业有成，这样在家里才有地位，也不辜负他们的多年培养。他们认为关键因素是雪梅将生多少孩子。孩子少，雪梅就不好意思不上班；孩子多了，她做家庭主妇的可能性就变高。于是他们劝我们不再要孩子，劝不动雪梅，就来劝我。他们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女人生孩子多就老得快。到时候雪梅老了、丑了，你也不喜欢，甚至会嫌弃。”

生孩子真的让雪梅变老变丑吗？我开始注意，发现她确实变化明显。有时我从某个角度瞥见她，会突然感到陌生，觉得她不再是那个与我在校园里热恋的女生了，仿佛换了一个新人。那时我们都三十岁出头。她少了学生时代的纤细与娇柔，多了成熟女子的圆润和曲线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不同场景下有好多次，我一边看着她忙里忙外、一边暗自感叹，“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她怎么还这么好看！”我隐隐的自卑感又在作怪，担心自己变得平庸，而她还那么迷人，我快要配不上她了。生养孩子和操持家务，让她满头的乌丝里开始生出白发，如凝脂的皮肤也有了少许皱纹。但她精神饱满、目光明亮，经常笑容灿烂，感染身边人。我领会那是因为有了孩子，她从心底里感到满足。生育的确磨损掉她一部分青春光芒，但也让她生命力喷薄。身体改变不代表变丑，生育赋予她少妇特有的雍容艳丽。她依然非常美，只是美得与以前稍有不同。我依然爱她，她有皱纹我也觉得可爱、她有白发我也觉得妩媚。她这样变化，我没什么不喜欢，她也无所遗憾。

产妇心理会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变化。雪梅偶尔为容貌焦虑，还自嘲“一孕傻三年”，觉得怀孕生育后自己的头脑变慢了。新妈妈都容易情绪波动、担心自己魅力不再，雪梅也不例外。我的感受是，她全心全意地爱我和孩子们，我对她的爱情有增无减，她完全不需要瞎操心。我不敢断言女人的青春与美貌对夫妻感情不重要，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心目中，她的任何容颜改变、韶华渐逝，都远比不上她对家人的爱重要。这个结论并不来自什么艰深的分析，而是我的切身体会。比如她怀双胞胎的时候，肚子特别大，好像马上要爆裂，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比例。我看到了，心里就被柔软的感情占据，其中既有爱又有敬。她也感觉到我对她感情和态度的微妙变化，所以在那个时期她特别自豪，在家里举手投足都像个女王。我确实不再像热恋时那样，看到她飘逸的发梢也会目眩魂摇，但我对她有了新的崇敬感，那是恋爱阶段没有的。总之，她因怀孕和生育而身体变形，都是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引起我的嫌弃心理，反而使我更爱她。我把这些感受讲给她听，帮助她远离无谓的自哀自怜。

关于那个时期，记忆里也有几个片段我不觉得她美、觉得她烦人，但从来不是因为她生孩子后变丑了，而是因为两个人吵架。吵架时我们互相厌烦，都希望对方走远点。好在我们很少吵架，每次吵架后闹脾气的时间也不长。

人们常把爱情与年轻美貌联想在一起，不言而喻地假设女人的年轻美貌是爱情的终极源泉。但是我体会，至少在结婚之后，女人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一样可以激发丈夫的爱情，就像男人辛苦养家可以激发太太爱他一样。人们平常很少谈论这后一种爱情，倒是经常渲染女人由于生孩子和为家庭操劳，变得人老珠黄，失去男人的欢心。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并不代表它正确。我挖掘自己对雪梅容貌变化的体会，比如她生孩子后变胖了，我就觉得那是风韵；之后她又瘦下来，我重新青睐苗条。我总结，当我感受到她爱我时，无论她怎么样我都觉得她好，包括觉得她美。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怀孕和生育让她身体变得更强健，并给予她深层次的自我实现感。相由心生，她因此变得好看。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她的模样左右我心中“好看”的标准。我并没有一套固定的美丑标准去衡量她的容貌，经常她是什么样子我就喜欢什么样子。

爱情是一种连锁反应，我感到雪梅爱我，我就自然更爱她；她领会到我爱情的增加，又变得更爱我。就这样，爱情激发爱情。在这个升华过程中，感情之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容貌，都相对不重要。与岳父母的警告以及流行观念不同，我不觉得雪梅生育后变丑了，而且容貌在我们的感情中也没那么重要。在我心目中，爱一个女人与觉得她美，其实是一回事，二者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我早已认识到美与单纯的容貌好看不同，美远不止于好看。我欣赏雪梅独特的美，一直被她吸引，不但在她生育之后如此，在更后来，孩子们逐渐长大、她在别人眼里已青春不再的时候也一样，所以我才敢说爱她。我们的感情互相促进，她也爱我、努力持家，用心程度近乎完满，于是其他女人就没有什么可能让我觉得比她好，我也轻而易举地在过去几十年里做到了对她专情。

夫妻磨合

但是回顾婚后生活，在压力最沉重的时候，我和雪梅也经历过一场感情危机。那时双胞胎儿子还不满周岁，大女儿应该两岁多，雪梅已修完所有硕士课程、正在工作，我还在读博士，岳父母暂住在我们家。我们双方父母都曾多次来过美国，为家里带来浓浓的天伦之乐，也给我们很多帮助，尤其是帮我们照顾孩子。孩子们都记得年幼时祖父母们的样子，我俩更是感激不尽。当时，我的研究项目进入深水期，看不清前途。雪梅的工作很好，当然压力也大。我的办公室离家不远。每天早晨起床后，我都快速完成洗漱和早餐，然后赶去工作。中午和晚上回家吃几口饭，马上再回办公室，直到午夜才回家。在夜间和周末，长辈们需要休息，雪梅和我就接手照顾孩子。每天夜里，总是一个儿子先哭，另一个儿子随后附和，然后大女儿也加入。于是三个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催人抓狂。我们从睡梦中爬起来，安抚孩子们、检查尿片、换尿片、热奶、喂奶、拍背、等孩子打嗝、再哄他们一一睡着…。这个过程每夜至少一次，经常两三次。从儿子们出生到一岁半，我和雪梅就没有睡过完整的一夜。

雪梅是三个婴儿的妈妈，又要应付繁忙的专业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下，她开始焦虑，担心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后来她回忆，觉得自己那时得了“产后抑郁症”，但是当年我们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另外，有孩子后，雪梅的心态变化很大。她时刻挂念小宝宝们，我不再是她心里的重点。她开始经常对我抱怨，发脾气。虽然嘴里讲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我家务做得太少之类，但是那种语气和表情，总让我觉得她对我整个人都不满意。我不知所措，试图多帮她，但不得要领，效果不彰。

有一天她又发牢骚，大意就是埋怨我不关心家、对她帮助不够等等，然后气呼呼地对我说，“以前我什么事都相信你，现在我不那么相信你了！”我听到了，立刻感到一阵冰凉掠过心头。感情永远需要双方共同维持，任何一方停止信任，爱情之火就会熄灭。从恋爱时期到儿子们出生之前，每次我们遇到困难，雪梅都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她对我的坚定信任一直是我内心的巨大动力。而眼前的她说出不再相信我，难道她顶不住压力了、要放弃我们都在为之努力的未来？如果她真的没了信心、撤回对我的托付、不爱我了，那么我们多年以来的共同奋斗、连同一起创立的家，就会失去意义。

现在回头看，现实压力和产后抑郁在当时叠加在一起，让雪梅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她心目中，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却发现我没什么用。那时养家要靠她，因为她的工资远高过我的奖学金；照顾家和孩子更靠她，我的贡献很有限。工作让她每天忙碌不堪，尿片和奶瓶又没完没了，她逃无可逃。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里既委屈又无奈，时不时陷入狂想，觉得我们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外在困难属不可避免，我们正在努力克服。如果她内心冷静，我们通过努力完全可以挺过去，就像出国前我们战胜过很多困难一样，所以关键是她的心理。面对抑郁的折磨，她孤立无援。我是她最亲近的人，她杂七杂八的抱怨和偶尔的口不择言，本质上都是向我求救。但是我的心思全在紧张的学业上，在当时没有体察她的煎熬，甚至怀疑她是否还爱我。这是我的不对，说来惭愧。

自从她说不相信我之后，我心里一直刮冷风。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难得有机会，我们安顿孩子们睡下，交代好父母，然后出门散步。途中为了打破尴尬，我随口说，“假如今天才相识，我们还会喜欢上对方吗？”这本是没话找话的即兴玩笑，说完了才发现它暴露了我的隐忧。那一刻，气氛一下子凝重起来，我们都沉默了。四周夜色苍茫，那句话仿佛就挂在眼前的空气中，想躲也躲不开，想甩也甩不掉。两个人再找不到话可说，只能静悄悄地走在空荡荡、阴森森的林间小路上。回想以前感情好时，我们在一起做什么都高兴；现在有了裂痕，即使双方肩并肩也无话可说，近在咫尺也感觉遥远。记忆中当时月光清寒，路边成排的参天大树在夜风中摇曳，枝叶萧瑟之声像潮水拍岸，一浪接一浪，肃煞迫人。

又过了一两天，她特意安排我们的二人时间，开场就严肃地说，“我想通了，夫妻感情最重要，以后不再怀疑这、担心那了，着急也没用”。她的言语对我总有巨大威力。这次沟通以后，我们之间点点滴滴暗积了几个月的隔阂、以及几天以来已经浮出水面的感情嫌隙，一下子就消融殆尽了。其后的几年里，我忙于学业与工作，家务方面也努力，但不敢讲有多大进步。她肩上的家庭重担实际上并没有减轻，但她基本不再怀疑埋怨我了。即使偶尔情绪低落，她也不像以前那样全归罪于我。每次回想起那段重压之下的日子，我都感激她、佩服她。

恋爱并不因为结婚而终止。每当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两个人都会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并从内心的爱情里汲取力量。爱有多深，就愿意为对方、为家庭使出多少力气，付出多少代价。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雪梅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次感情危机也一样。经过一番波折与沟通之后，她再次选择竭尽全力，自我牺牲。她说出不再相信我之后的那些日夜里，我对婚姻的信心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我们沟通后她改变态度，重新振作起来，又挑起家庭女主人的担子。我看到了，就自然被她感召，信心回归，我们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更进一步。这种爱情升华的过程，结婚前如此，结婚后也一样。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产后抑郁是一种病。我问她，“当年我那么没用，你是否想过离婚？”她说曾想过“死了算了”，但没想过分手。我吓一跳，第一次知道她想过死，原来她的抑郁曾那么严重！她完全靠自己恢复，我没有帮她什么，深感歉疚。另外，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谈论离婚、死亡等阴暗话题，因为早有共识，诚实是两人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我俩都不喜欢遮遮掩掩，也都受不了对方遮遮掩掩。记得在相识后不久我们曾讨论过对彼此的要求。她说不许我“欲擒故纵”，就是希望我表里如一、爱她就要表达出来，不要让她猜。如果我疏远她，她就离开我。她不想靠猜来维持我们的感情。我对她的要求是，“如果哪天想分手，无论什么原因，都请直接告诉我，不用怕我受不了”。我同样也期盼她有事直说、永远不欺骗我，即使以替我着想、为我好为借口，我也不要。

我们最严重的吵架也发生在那个时期。结婚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吵架的次数不算多，总共三五次。每次都由具体小事引起。最长的，几个小时也就过去了。这个“史上最严重”发生在大女儿大约三岁、儿子们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当时全家一起吃晚饭，但女儿哭闹着不吃。雪梅本来在给儿子们喂饭，就撇下小的，转身去照顾大的。我觉得女儿在胡闹，大人不要理会她，不应该娇惯她。于是我们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过了个吧小时，我首先投降。雪梅矜持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这样的大声吵架，后来还有过一两次，都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但都没有那次激烈。表面上，两个人因为孩子、家务等吵架，但实际上我们都不在乎那些琐事。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都极端忙碌，有时心力憔悴，按捺不住烦躁的情绪。

三个孩子稍微长大一些，吃喝拉撒睡大致自理了，我和雪梅还是很忙，但是心情舒缓了很多，脾气也自然好转。她时而还会有小性子。我看到她脸色阴沉，就会嘻嘻哈哈地哄她以求自保。反过来当我意见坚定、情绪激烈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不吭声，等待我的茶壶风暴自然消退。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矛盾或大问题，又都心存戒备、不想让小摩擦升级，所以就基本吵不起来了。

雪梅是主妇

雪梅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在同一时期，她修完所有硕士课程，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找到高科技专业工作，并在公司里成为技术能手。我博士毕业后到纽约工作，只有周末回家。她与孩子们留在原地。从周一到周五，她又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三个幼儿，生活异常紧张，每天都像一场战斗，但她样样事都做得好。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的事迹。在那个小城的中国人之间，她的故事成了被口口相传的佳话，她成了大家谈论的模范太太。每个周末我们都带孩子出去玩。在马路上、商场里、或聚会中，总有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雪梅是怎么应付如此繁重、让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生活安排？我们则有一说一地回答。他们听完后就会祝福我们，夸孩子们可爱，并赞叹雪梅真能干！

一次我们家办派对，来了很多人。我看到一对夫妻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就准备去和他们打招呼。那位太太是雪梅的朋友，我见过很多次，却不太熟。她的丈夫也只是点头之交。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这位太太转头看见我，就毫无铺陈地、很大声地对我说，“我老公天天在家里把我和你家雪梅比较，说我笨，不像雪梅，又能生孩子、照顾家，又能上班赚钱！”说话时她的眼睛直盯着我，故意避开身边的老公。她的声音清脆，语气严肃，带着明显的怨气和抗议。房间里的人大概都听到她的话，但都假装没听见。她老公先是一怔，然后面红耳赤，尴尬地陪着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我，没心没肺地大笑不止。

另一次聚会中，一位太太特意找到我，不服气地对我说，她照顾一个孩子比雪梅照顾三个孩子更辛苦。她是我们的邻居、雪梅的朋友、全职主妇，有一个女儿，刚刚蹒跚学步。她父母与她同住，帮助照顾孩子和家务。但她还是很忙，并且逢人就历数做新妈妈的各种辛苦。她和我理论，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不需要妈妈时刻参与，所以妈妈可以抽空休息；而一个孩子只能和妈妈玩，永远需要妈妈，妈妈就只得一直忙碌。我以前就听说过她常在邻居们面前拿自己与雪梅比较，于是对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每天早晨把两个孩子送到你家，让你帮我照顾。这样雪梅就只看管一个孩子，像你现在一样累；而你每天都有三个孩子一起玩，就会像雪梅现在一样轻松了”。她听到后，立刻心领神会，笑而不语。从此以后，我再没听说她与雪梅攀比。

谈到家庭生活，很多人好奇有关钱的问题。我和雪梅都来自1970、80年代清贫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按美国标准，我们都算非常节俭。也许继承了父母的思维，我赚钱的目的从来不是奢华享受，而是希望生活里不再有钱的压力、思想不被钱困扰、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喜欢的事。我读博士期间，雪梅自费读硕士，孩子们又相继出生，我的奖学金就显得太微薄了。那几年是我们最缺钱的时候。身边面对类似情形的其他留学生，有从中国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好意地告诉我们，他们享用了美国的社会救济，并建议我们也申请。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行动。

有一天我们带孩子在邻居家里玩，突然需要换尿片，却发现忘了带。女主人就随手送给我们十件装一大包。我们要付钱给她，她说不用，尿片来自社会救济，是免费的。她只有一个孩子，就申请到这份救济。她告诉我们，政府的救济计划非常大方，各种婴幼儿用品都免费，每个孩子定期定额领取，她家孩子根本用不完。

当时我和雪梅处处省钱，但不敢省孩子身上的钱。每个月家里花在奶粉、罐装水果、尿片、湿巾纸等婴儿消耗品上的钱都数倍于我们大人们的生活费，是一笔沉重的开销。缺钱时就必须精打细算。而且那时我们离开中国不久，又常有父母同住，所以家里讨论钱时习惯把美元折成人民币。记得我们曾认真计算过，孩子每换一次尿片的成本就高过我在交大读书时一整天的生活费，而一个婴儿每天大约需要换5次尿片！这些与拉屎拉尿相关的花销，还只是孩子总花销里的一小部分。

邻居的话再次把申请救济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吃晚饭时，隔着餐桌我问雪梅，“我们要不要考虑社会救济？”她抬眼与我对视，还没开口，我们就从眼神里看懂了彼此的心思，前后不到五秒钟。我们都藏着一份自尊，以自己独立、不依靠他人为骄傲。孩子的福祉高过这份自尊。如果孩子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我们大概会放低自己、申请救济。但是当时的状况远没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决定不伸乞求之手。

那时雪梅操持家务、管钱，我配合她，我们用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比如她读硕士的大学规定，一个学期内修三门或更多课，学费都一样，于是她就同时上很多门课。虽然很忙很累，但是可以提前毕业，节省学费。我们向信用卡公司借了一部分钱，又得到一点父母的资助，最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因为节省成了习惯，再加上美国的高工资，所以她开始工作后，我们的财务收支立刻平衡。我工作后，我们再没感到过钱不够用。她继续主管家务和钱，我乐得远离这些事。说来有趣，我的专业是商科，工作中天天和钱打交道，生活里却很排斥钱。

工作几年后，我在公司里的重要性和级别都大幅升高。一次我出差去见几个重要客户，由两位做销售的同事作陪，从纽约出发，经停多个美国大城市。路上为了寻开心，他们开始讲自己老婆的笑话。一位说，他太太不久前买了一辆豪华车，但是莫名其妙地不喜欢，所以刚刚又买了一辆更贵的。另一位紧接着说，他请太太安排三个星期的家庭休假，结果太太自己做主，与几位闺蜜家庭合伙，租下一个埃及小岛，还预订了私人飞机来回美国。我在旁边听着，与他们一起嬉笑，心里却很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雪梅太节省了，从不主动要求奢华。我平时也想不到为她买贵重礼物，以后应该多关心她。

途经西雅图，白天忙完公事，晚上难得空闲。同事们推荐了一家欧洲名牌店，于是我就跑去逛，心态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快我就被几位美女售货员围住，接受关于奢侈品的“速成教育”。她们认真讲解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为雪梅选了一个天价女式包。出差归来回到家，把包献上，没有料到，雪梅觉得它没用、又贵，坚决要我退掉。我再三请求她收下，也曾提议去换别的牌子或款式，她却心意已决，毫无商量余地。其实我理解她心思，她并不怕花大钱。以前买更昂贵的东西时，她都干净利落。她不同意买这个包，因为觉得这是乱花钱。她一直在按自己的标准努力做个好太太，而她心里的那套标准里包含了“不乱花钱”。

我回到公司上班，那两位同事问起雪梅是否喜欢那个包。我说退了。他们再问，是不是雪梅觉得它还不够高档？我就讲了经过。他们听后大惊失色，连声感叹，“Saint！（圣人）”、“Angel！（天使）”。之后，这件事很快在公司里传开，变得人人皆知。年终公司聚会，这两位同事偕同他们的夫人，一起跑到我和雪梅面前，严肃求证“天价包事件”的来龙去脉。两个男人先发问，两个女人竖着耳朵听，然后女人们再插嘴补充问题。听到雪梅亲口逐一确认事件的所有关键点之后，两位太太的神情变得严肃和若有所思。调查完毕、他们起身离开时，两位男士似笑非笑地斜觑着自己的太太，仿佛在说，“看看别人家的太太！”两位女士则凝视着雪梅，眼神里全是敬意。

我心目中的雪梅

我在纽约工作时，同事和朋友中有很多优秀的单身青年，有男有女，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名校毕业、聪明能干，都是高薪精英，但是经常感叹爱情难寻。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却有一个大家庭，在他们眼里有点另类。所以在一起吃午饭、或下班后聚会时，他们会与我讨论婚恋问题。有些女生就问，到底怎样做才能找到男朋友？我总回答说，这看似玄妙，其实很简单。你要留长发，穿高跟鞋、束腰长裙，不要戴眼镜。在天气好的时候，比如春秋季有微风的日子里，你要经常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动，脸上要带着自然和自信的笑容。你这样，男生就会主动追求你。我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中有人会认真追问，也有人会哈哈大笑；有人觉得是好主意，有人怀疑。现在回想，我的建议太过具体，有点滑稽。

那时，我和雪梅平日里分处两地，都非常忙。周末在一起，还要奔波于孩子们的各项活动之间。仿佛每时每刻都被各种事务占据。无论面对面还是在电话里，我们的交谈总是关于眼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语气永远急促。生活的压力下，我们不再有机会经常谈心，也没有多少时间留给彼此。但是，也许她都不知道，在夜深人静、凭窗仰望月空的时候，或者在开车往返两地的途中，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比如答应我求婚时她激动、坚定的泪眼，在北京重逢时她的欢喜，大女儿出生时她骄傲的笑容，等等。但是我回想最多的还是初识的情景。她灿烂地微笑，衣裙飘逸，风采照人。在我回忆的画面里，她周边的景物淡去，只剩下她走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天地成了她的舞台，她就是我的女主角。这样的思绪提醒我劳碌的意义和家庭的源头。我们每天忙于工作和孩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工作和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她是我心中的最美。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遇到过很多来自上海的朋友，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有在上海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初次见面时总要互相介绍。当听说我不是上海人、我们也不是因为要出国才结婚时，他们经常感到惊讶。有些人就会礼貌地旁敲侧击，问雪梅家在上海哪个区？读的是哪所中学？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他们无非好奇，雪梅是“正牌”上海女孩吗？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困难，才不得不嫁给外地人？因为我经历过多次类似场面，所以总在这样的对话刚开始时就领会到他们的目的，但还得像背台词似的一一回答他们那些表面问题，“…静安区、育才、交大教授…”，然后看着他们的表情由惊讶变得更惊讶，我心里就会觉得滑稽，但还要控制住自己的表情，不让他们察觉我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避免让他们尴尬。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这样，我就感慨，上海人婚恋中的地域观念这么重，雪梅选择嫁给了我，真是不容易！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颗为爱勇敢的灵魂。

随着小女儿出生，我们的家庭生活开启了新篇章。新生儿需要照顾，雪梅顺势留在家里、不再工作。那时距离她第一次告诉我她梦想做家庭主妇已经十几年了，我们终于实现了她少女时代的愿望！在同一时期我开始筹备创业。我所在的行业竞争极端激烈，我必须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才可能有机会。于是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平时每天工作到半夜，只在周末回家。雪梅则承担起全部家务，包括教育四个小孩子的责任。因为有她在，每个周日晚上离家时，我心里都很笃定。通常我周五下班后回家。而每每从周四开始，我整个人就莫名地喜悦，好像有音乐在耳畔奏响。那时我切身体会到雪梅回归家庭对于我和孩子们的意义。从现实角度讲，因为有她这个全职主妇的坚定支持，孩子们才保持了良好的生活质量，我才有创业成功的可能。从感情角度讲，她让我们这个极端忙碌的家庭充满温馨。平时我上班、三个大孩子上学，我们都盼望回到她身边，她就代表家。

感悟夫妻关系

我和雪梅都努力爱对方，也都相信对方爱自己。这种爱情里的对等，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夫妻平等”。但是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共同面对外部世界时，她选择站在我身后，把我推成了一家之主。年轻时我模糊地以为，夫妻平等就是“夫妻一样”，就是丈夫和妻子都有职业、都照顾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个大方面都不分主次。我们的婚姻观念本来很不一样，但是因为爱她，我听从了她的安排。现在回头看，如果她当初没有那么坚持，按照我的粗浅想法，我们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选择夫妻二人都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生养四个孩子，孩子们年幼时得到的关怀和照顾会大幅减少，我的事业也会更多地被家事拖累。事实证明，她主张的“男主外、女主内”符合我们的实际，远比我的构想更合理、有效。

《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又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年轻时我以为这些话违悖夫妻平等原则。但是有了长期家庭生活经验后，我有了更深理解。《圣经》把夫妻比作基督与教会。基督爱教会、教会爱基督，二者之间有最完美的爱。《圣经》对夫妻相爱的要求之高，令人生畏，也常令我惭愧。如果夫妻都像《圣经》说的那样强烈地爱对方，他们就平等了。因为夫妻平等的基础、也是婚姻美满的根本，就是爱。夫妻之间的其他因素，包括谁赚钱多谁赚钱少、谁主外谁主内、谁领导谁跟随等，都比爱次要、都应该被利用来辅助爱。《圣经》承认男女不同，推崇丈夫领导家庭、妻子跟随丈夫。其中的领导和跟随，只是责任和分工不同，不代表夫妻在人格上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我熟悉的家人和朋友里，绝大多数女人在内心深处把家庭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依托，通过无私照顾家人、支持丈夫来表达自己的爱、实现自己的价值。与这样的女人结成家庭，男人就需要承担起挣钱养家、保护家人、和领导全家的责任。在我和雪梅之间，她把我当成一家之主，我工作赚钱、她照顾家庭，大致算是我领导家庭、她跟随我。但无论在思想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觉得互相平等，并没有孰贵孰贱的观念或感受。

除了要求“我爱雪梅，雪梅爱我”之外，我对于婚姻与家庭其实没有什么执念。我很少在这方面费心思，因为雪梅思考得比我多、比我深，我听她的就可以了。我们之间的相处和我们的家庭模式，都是按她的想法运作的。

八结束语

这就是我和雪梅从相识、到最小的孩子出生，那十几年青春岁月的概况。刚下笔时，我只想记录在洛基山脚下谈到和想起的一些好笑的往事。之后把初稿拿给朋友们看，引来他们热烈反响。在感慨爱情与人生沧海桑田的同时，他们又提出很多新问题，深入探究我们经历与思想中的方方面面，让我意识到文章原有构思的不足。于是我开始改写，添补了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生子等过程中的关键事件，让情节更具连贯性，并力图全面介绍我们当年面对的主要问题、各自的心态、一起选择的对策、以及后来我的反思。写多了，想到的就更多，但是发现篇幅已经很长了，只好匆匆收笔，就有了现在的版本。在我伏案疾书时，一直觉得是在把我和雪梅的故事写给心中那些亲切和熟悉的人们。

首先，我要写给我和雪梅的交大同学们。在国内时，我们相识、恋爱、职场打拼、最后出国等，每一步都得到同学们的帮助。比如我第一次邀约雪梅，就是请一位双方共同的好友牵线搭桥。刚恋爱时，两边同学分别为我们打探消息、出主意、分析形势等，帮我们克服最初的陌生感。毕业季我找工作，多位同学帮我联系他们自己的单位。刚从北京回到上海时，我借住在留校同学的宿舍里。后来我需要租房，同学利用社会关系帮我寻找房源。出国前我缺美元，同学帮忙去黑市换…。每当我和雪梅想起这些老同学，就觉得很温暖、很感激，觉得我们和他们密不可分。

客观地讲，当年同学们祝福我和雪梅，但也怀疑我们是否能长久，因为他们那时就预见到我们后来遇到的各种困难，并且他们看过或听说过太多校园情侣在与我们类似的境况下选择分手。后来我和雪梅真的结婚生子、生活美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大家自然好奇我们的经历。毕业后几十年里的每一次同学聚会，都有人问起我们的爱情与奋斗史。这次洛基山聚会也不例外。我把回忆写出来，就是对亲爱的同学们做出交待，并衷心感谢大家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和祝福！

人们总把“困难”和“痛苦”联系在一起，觉得外部困难就会带来内心痛苦。当年那些在毕业时选择分手的校园情侣们，就是害怕未来的困难会让自己痛苦，所以事先主动放弃。我和雪梅的感受却不同。如周围人所料，我们的婚恋确实遭遇一连串困难，比如父母反对、两地分居、没有户口等。困难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但爱情带来甜蜜与希望。二者相抵，困难与压力就不算什么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也远比痛苦多。

回想当年，我们被自己爱的人爱着，满怀希望地拼搏。我们运气比较好，最后算是心想事成。但是任何人在爱情与奋斗中度过青年时代，即使后来失败了，也不算虚度光阴，也会青春无悔。艰难可能挟带痛苦，但也是让人生精彩的机会。在逆境中我和雪梅从爱情里汲取勇气和力量，各司其责，努力打拼。肩并肩的奋斗让我们更加了解、信任彼此，两个人因此变得更亲密，爱情也更牢固。我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就是为了佐证爱情不仅美丽，而且可以释放人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帮助人冲破看似坚不可摧的险阻。只要双方都献出真心，困难与挫折就不能泯灭心中的希望，二人就会携手努力。无论后来是否终成眷属、是否万事如意，相爱的两个人都可以一路快乐。所以爱情值得被信赖，应该被追随！

第二，我要写给雪梅的家人、朋友、和过去的同学、同事们。在育才中学、交大和美国的硕士班里，雪梅都是学业好、乐于助人的学生，被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她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工程师，因为能力强、做事又好又快，受到老板和同事们尊重和欢迎。她父母和亲友们本来期望她在事业上有更大成就，所以得知她选择做全职太太后，他们曾经有些惊讶和不理解。其实无论照顾家庭还是出外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应该受到大家尊重和鼓励。雪梅把家和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我们很幸福。她的成就不逊于任何上班的人，值得亲友们为她骄傲。

年轻时，男生和女生都需要为升学和工作忙碌，区别不明显。但是经历半生之后却发现，大多数女生还是选择以家庭为重、以支持丈夫为己任。无论事业型还是家庭型的女人，都有自己的信念、理想、奋斗、磨难与成功。但是前者更有机会在社会上抛头露面、被公众了解，而后者却通常默默无闻。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贤妻良母们把主要精力贡献给家庭。如果家人们不讲，外人就无法知道她们的事迹。在我和雪梅的共同生活中，我目睹了她做人生重大决策时表现出的高贵人格、她对爱情的忠贞、面对艰险时她的挣扎、心想事成时她的欣喜，等等。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我都是唯一见证人。与那些发生在职场中的感人故事一样，雪梅的经历也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如果说出来，也可以激励人、对社会有益。所以我要为她写这篇传记，向大家报告她的人生，以告慰所有关心她的人。

第三，我要写给我们的四个孩子、以及家族里的其他晚辈。与雪梅相识后不久我就发现，在她温柔的外表下面蕴藏着一股对爱情的狂热。可以说，她恋爱就是“燃烧”自己。看到自己的努力与牺牲让爱情之火越烧越旺，她就感到最深的满足。看懂了这点后我觉得，她这样追求爱情，与先哲们历尽千辛万苦追求真理与正义，本质上一样。他们都全身心朝着自己认定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在奉献中由衷地快乐。他们的满足感源于给予、不源于索取。这其实就是基督的精神。它是卓越人生的真谛，也是爱情的真谛。勇敢追求爱情也是伟业，勇敢追求爱情的人也是英雄。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精彩爱情，关键在于他能否听懂来自心底的召唤、是否勇敢追求爱、能否抵御各种现实诱惑。爱情是人生终极目的之一，不但独立于财富、地位、名声等世俗目标，也独立于婚姻与家庭的成功。爱情经常导致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但那只是爱情的副产品、不是目的。爱情的目的就是爱情本身。假如我和雪梅在恋爱阶段或结婚后发现彼此不适合、分手了，或愿上天永远禁止，在以后某个时刻我们感情破裂、婚姻失败了，是否就证明我们年轻时的爱情错了、曾经的奋斗与牺牲都白费了呢？不是的！因为爱情在当时就给了我们快乐与心灵满足，激励了我们，让我们平凡的生命迸发出异彩。爱情予人最关键的“回报”发生在当下、在内心，未来的或外在的“好处”都只是锦上添花。很多人不理解这点，以为爱情只是获得所谓“长远幸福”的一种手段，因此降格了爱情的重要性，在婚恋中更在乎金钱、房子、好工作等。这些东西可能让生活更舒适，但无法弥补爱情的缺失。

年轻时我见过不少这类人，选择为利益婚恋，不敢追求真心爱情，或者对已经开始的恋爱失去信心、轻易放弃。近年来我又遇到他们，已是中年、事业有成、家庭完整，但还暗地里惦记着年轻时没有开始的、或没有进行到底的爱情。他们心中的遗憾溢于言表。现在很多男人相信，甚至一些女人也认同，爱情是性欲的衍生品，那是荒谬的。爱情里有性，但是爱情并不从属于性。爱超越性，远比性珍贵，也远更难得。在追求性满足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人，不会自动获得爱情。奉行这种观念的人是缘木求鱼。所有人都应该珍视爱情，而想做贤妻良母的女生尤其如此，因为爱情经常是她们生命中最核心、最伟大、和最美丽的事，直接关系到她们全身心的努力是否值得、以及一辈子过得是否有意义。

爱情并不高深复杂。年轻人无需羡慕前辈的经历，因为爱情也会从你心里自然生长出来。我和雪梅的关系模式比较传统。年轻一代的处境与我们不同，表达爱的形式也很可能不一样。其实每一对恋人的相处与处世方式，都是他们在应对真实境况时，一点一滴自己创造出来的。只要双方都真心，爱情就会美好，具体形式不重要。现在很多孩子受流行风潮影响，以为用一百只蜡烛、一千朵玫瑰就能制造出浪漫、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难为情地示爱就是勇敢，这种想法太肤浅了。浪漫源于两人心心相印。你真心爱对方、并感觉到对方也真心爱你，你们在一起做什么你都会觉得浪漫。面对困难、面对威逼利诱，你们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彼此忠诚，才是真的勇敢。

最后，我要写给雪梅和我自己。在回忆和落笔的过程中，当年的种种或甜蜜、或艰苦的场景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自己也被感动。我们这样一对平凡夫妻的爱情和家庭，也经历过那么多波折与拼搏。现在我们生活平静，不再面对大的威胁或困难，每天想的和谈的经常是一些小事，爱情的誓言换成了关于柴米油盐的讨论。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促使我们缅怀当年对爱情的信心。过去，无论在幸福的热恋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里，我们都坚信和守护彼此。今后，我们还应该互相勉励，不要在安逸中淡忘了当初的承诺，不要让琐事磨损了感情。青春时代的爱情是未来爱情的基础，但不应该被视作保证。我们还要努力探索怎样在每日生活中互相珍惜、成就彼此，让共同的人生之路继续精彩，并充满意义。

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五周年，这篇回忆也是我送给雪梅的银婚礼物。

【正文完】

初稿成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下旬，后来热心读者们提出很多问题，并给予真诚的建议和批评，于是文章又有了多处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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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读者

文章发出几个星期以来，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渠道，我陆续收到很多读者感言。其中绝大部分发自肺腑，让我心暖。谢谢大家！原以为文章中有太多关于交大、上海、和上世纪80及90年代的元素，很多读者不熟悉，会有隔膜感。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真心的爱情故事有足够力量穿透那些阻碍，让不同时空中的人心产生共鸣。

论教育背景，我本是理科生，重逻辑轻感情、近数字远笔墨。以前我只写过一些注重理性思辨的论说文，从没写过情感类文章。这篇源自偶然，是被朋友们刨根问底后的自然天成。落基山聚会时，同学们问我和雪梅相知相恋的历史，态度认真，触及当年的关键细节、以及我们的深层思想过程。我最开始有点惊讶，但慢慢品味后就明白了，很多同龄人在反思人生与爱情，那些尖锐的问题就来自这种反思。思考的人经常希望与别人交流，了解别人的经验，作为审视自己和理解社会的参考。在那次聚会中，大家把我和雪梅看作了这样的“别人”。

年轻时，同学们憧憬美好爱情。但经过了或平淡、或起伏的半生，看到过太多爱情输给利益考虑、或在尘世中慢慢消磨殆尽的例子，于是很多人暗自灰心气馁，甚至怀疑真爱是否存在。聚会时朋友们推敲、甚至质疑我们的故事，因为心里有一个更大、更根本的疑问。就是在我们年轻时那个真实环境里，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能否战胜严苛的户口制度、毕业分配、两地分居、父母反对、出国潮等强大的现实障碍，使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并带来一生幸福？我的回答是，“只要坚持就可能！”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放弃对爱情的信心。这个宗旨、外加同学们充满洞察力的问题和诚恳的态度，促使我严肃地回忆几十年前的经历和想法，然后认真组织语言，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并在后续的讨论中，尽最大可能理解每个提问者，然后有针对性地回答。这样深入交流后，文章就水到渠成了。希望它抛砖引玉，为严肃的读者们提供一份思考时的借鉴。

在私下里，好像失恋或离婚的人更愿意倾述自己的真实经历与想法，幸福的人则相对沉默。在流行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里，绝大多数美好的爱情故事幼稚虚假，比如琼瑶的很多作品。而爱情悲剧经常更贴近生活、让人信服，比如我在交大读书时风靡上海滩的《孽债》。这就造成了生活中众多成年人，因为很少听闻真实可信的幸福爱情，不太相信爱情，觉得“软”的爱情不如“硬”的物质条件可靠。于是他们堂而皇之地宣扬似是而非的婚恋观念，比如“门当户对”、城市人不要配农村人、大城市的人不要找外地人，等等。这些论调可能伤害不经事的青年。年轻时就对爱情没有信心的人，不太可能勇敢地追求爱情。少年人心里对真爱的天然渴望，如果被市侩观念泯灭，即使爱情的机缘就在眼前，他们也会无视、或不知珍惜。每每听到这些误导人的观点，我总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动力或愿望逐一反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真实的经历告诉大家，让读者看到一份简单、真心的爱情怎样促使两个平凡的人克服各种障碍，人生过得幸福和有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上海朋友的意见、建议和鼓励，对文章很有帮助，我非常感谢。但是由于文中批评了当年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上海读者表示难以接受。虽然是少数人，但他们的态度坚定、并且有一定代表性，让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我在上海生活多年，内心喜爱这座城市，自视是半个上海人。我批评上海，不是为了丑化上海，而是替当年的上海青年惋惜。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经济和思想领域引领全国，吸引各地优秀青年云集于此。上海青年，尤其是上海顶尖大学里的莘莘学子，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但是他们中的太多人接受狭隘的地域观念，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让自己错失了爱情机会。我看懂了，不禁为他们唏嘘，于是在文章里直抒己见，希望能帮助他们看清一些爱情与人生的道理。

几十年来，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一边倒地负面描写那个时期的上海人。大家熟知的艺术形象，比如《渴望》里的王沪生、《芳华》中的林丁丁、《孽债》里为回城而抛妻弃子、或抛夫弃女的上海知青群体、以及众多电视连续剧里的上海人，都是为利益背叛爱情的刻薄角色。《芳华》的作者严歌苓，自己就是上海出生的女生，她笔下与她同龄的上海女孩同样也是无情无义的物质女。我和朋友曾逐一回忆广泛流传的、反映我们这代人青春年华的文艺作品，我们竟然都没有找到不惧困难、坚定捍卫爱情的上海人角色。雪梅是一位标准的上海姑娘，文中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这篇传记体文章讲述真实的历史，全方位刻画她对爱情的忠贞和勇敢，实际上反驳了流行文艺里大量存在的、对上海人的习惯性偏见。

有读者反应，文章里议论太多，让人不能痛快淋漓地欣赏爱情故事。那是我故意为之。我不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一部通俗言情小说，而希望为严肃思考人生和爱情的读者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案例。最初，在聚会中我的口头叙述、以及本文的早期版本都只讲情节、很少议论，但是朋友和同学们听过或读后，讨论的话题迅速深入，很快就上升到人生哲学与世界观的高度。比如他们提问的焦点曾包括，当年我和雪梅是否有隐藏的、更关键的功利目的？我们一见钟情是属于精神层次、还是因为雪梅“有一副漂亮的物质皮囊”？女人不工作、不挣钱，家庭地位会不会降低？爱情的源头是内苯乙胺和多巴胺等激素、或人体里其他化学物质吗？等等。我理解这些提问者，因为我自己思考时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但是大家讨论的抽象程度之高、议题的深化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预料。大概因为参加讨论的读者们都聪明博学，对爱情、人生、和社会思考得已经很深，不屑于言情小说式的肤浅浪漫。

这些讨论还暴露出，即使在背景相似的同学之间，深层次思想观念也经常差别巨大。中年后回头看就很容易发现，这种思想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和爱情经历的不同。但是在平时，即使在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极少谈及这类话题。现在大家因为我的文章而有了深入交流的机会，让我备感荣幸。记得在学校时，有的同学读琼瑶、三毛等言情作家的作品，被感动得激情满怀，但是后来面对自己的婚恋时，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却照旧，还是依循现实考虑、背弃浪漫精神。究其原因，那些作品为了商业目的，着重煽情却思想浅薄，不足以帮助人应对真实的生活。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字也那样，只感动人、却不为人带来实在的改善。我的读者们已经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我就应该尽最大可能、完整透彻地回答他们。所以我努力把当年面对的局势全景、自己的思考与判断、以及事后的反思都写出来。也许文字会因此变得抽象一些、阅读时会多一份沉重，但是这样写对态度认真的读者更有用，所以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