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舟赏景
随波逐流看风景，优哉游哉度人生。
当臭名昭著的文革开始不久，各地的大中学生都投入了疯狂的运动。千万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开始丢下课本，冲出学校，流向社会。从繁华的城市到偏僻的山村，煽风点火，蛊惑人心，走访所谓老根据地。所到之处，寺庙尽毁，传统扫地。一时间，全国的青少年四处流动，凭着臂膀上的红袖章，免费乘车，走遍大江南北，还能享受当地免费吃喝，住宿。美其名曰：大串联。当时各地都有一个叫接待站的部门，就是专门接待流串的学生。我哥那时正上高中住校，老实巴交一本分青年，也被同学鼓动，收拾行李，未告知父母，随着汽笛声声，淹没在那大串联的洪流中。本想乘机免费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刚领略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惬意。到了长江下游老家，就被叔叔扣住，坚决不让其四处流串。大串联偃旗息鼓之后，才灰溜溜地回家。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也被这股躁动的洪流弄得脚板心发痒，整日幻想自己也是那滚滚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正巧，我们院里几个小孩同我一样，对外面的世界也向往不已，以大雄为首，到学校申请了一个当时时髦的红小兵组织，然后每人去做了一个红袖章，开始筹谋串联的事项。记得那时大雄，二保，福生，家芳，明惠十三岁，我和碧碧最小，只有十一岁。现在已记不起我们是如何说服我们的父母的。大概那时候大人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新鲜事物搞的昏头昏脑，自顾不暇。大串联是一场从上到下的全民运动，即便是在家对我们说一不二的家长，也不敢反对吧，生怕一不对劲，就会被扣上反文革的帽子；再则我们的目的地就是50公里远的市中心，是在大人们的心理预期之中吧。
总之，可以像大哥哥姐姐们一样去串联，得到恩准的我们兴奋的不知所以，决定搞当时最时髦的步行串联，可真应了那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说走就走，没人带一分钱，只带了牙刷毛巾和换洗衣服，打着一面红旗就上路了。
记得那天吃过中饭就出发了，大雄一贯霸道，自封队长。他说花一下午走到白石崖，晚上就住那里，他有个姑姑在那里，他表哥已经跟学校红小兵一起去过市中心了，我们还可以取经。因为兴奋，新鲜，在一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中，就轻松地到达白石崖。我们信心大涨，一致认为走到市中心不在话下。虽然那个年代粮食都是定量供应，食品也匮乏，但是大雄善良的姑姑还是用足够的饭菜将我们几个不速之客喂得得饱饱的，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包馒头在路上吃。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河面白雾缭绕，我们就上了沿河修筑的进城公路。大雄要求我们排成一路纵队，挺胸抬头一二一，我们也傻呵呵地照办。二宝先是自高奋勇要打旗走在前面，谁都不让摸，等到走了一段路，太阳升起，公路上车来车往，车尾扬起一阵阵尘土 ，又渴又晒，他就蔫巴了，想把红旗交与他人，但这时谁也不想接手。一路纵队也散了，每个人都拖着步子，汗水流过满是尘土的脸蛋，沟壑纵横。我和碧碧本来都想哭，但是看到众人的花猫脸，又破涕为笑，又哭又笑地蹲在地上，二宝也趁机把红旗扔掉，一屁股坐到地上。大雄从地上捡起红旗，摆出队长的架子吼我们，见我们三人低头赖在地上，家芳和明惠就打圆场说歇一会儿。不能老歇着呀，在大雄的催促下，咬牙站起来又开走，但是完全失去了前进的兴趣，只是机械的拖着步子，歇息的时间比走路还多。大雄气死了：「你们这样乌龟爬一样，天黑以前也到不了。 」我和碧碧听了，觉得好绝望，索性坐在地上，耍赖不走了。大雄叫家芳和明惠把我们拉起来，她们二人也不动，福生和二宝也不说话。
大雄急的团团转，如果就这样打道回府，那就太丢脸了，因为我们可是打着红旗很张扬的离开的。他虚张声势地说：「开会，开会，讨论一下怎么办。」 二宝大大咧咧的提议在路上拦车去城里。大雄断然拒绝：「那不行，我们说好是徒步串联，然后又来坐车，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明惠说：「那就不说徒步，只说串联好了。」 我们都使劲点头。大雄不甘心地强辩：「问题是现在时兴徒步呀，我们学校只有我们这个组织徒步，这是我们的钢鞭，要是没有这条钢鞭，我们拿什么去吸收新鲜血液，组织怎么扩大呀？」 大伙儿不吭气了。闷了一会儿，家芳说：「我有个办法。”」几个人齐唰唰地说：「快讲。」 家芳说：「只要我们不说坐车，没人知道，人家还是认为我们是徒步的嘛。」福生，二宝马上拍掌说好。我心虚地问：「这算不算是撒谎？」家芳赌气的说：「那你说啷个办？」我讪讪地不敢接嘴，求助地看看明惠。明惠说：「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要是就这样回家，实在太不划算了。」我们都点头同意。明惠问：「其实大伙儿还是想进城，对不对？」我们又猛点头。明惠就又说：「那我们表决吧，同意坐车进城的举手。」除了大雄，齐唰唰的六只手举起。大雄黑着脸不说话，二宝傻乎乎的欢叫：「少数服从多数哟。」大雄还是不说话。明惠忙加了一句：「那我们向毛主席发誓，回去后不对任何人讲我们坐车了。」我们又忙不迭地举起右拳发誓，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大雄，大雄低着头，一只脚在地上划来划去，泥沙在鞋底发出刺耳的哧啦哧啦声，好一阵，他抬起头，凶巴巴地吼道：「随便你们，反正以后不会和你们出来了。」
没心没肺的二宝，欢天喜地跑到路边去拦车。那条沿江公路是各地进城的唯一大道，运货的卡车络绎不绝，我们手都摇酸了，那些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就是不停。大雄吩咐：「你们几个女生，站在公路中间去。」家芳不服气地问：「为什么你们不去，你想我们遭压死吗？」大雄说：「哪个敢压你们嘛，司机都会认为男生调皮，我们就是拦下车也会被骂一顿，有可能还是搭不上车。你们女生看起可怜兮兮的，司机同情你们，那我们就有机会搭车了嘛。」嘿，想不到大雄还有这点小心机。我们四个女孩就手拉手站在路中间，我确实害怕，就闭着眼睛，站在我两边的明惠和碧碧肯定也害怕，手都在抖。抖索着一会儿，就听见一辆车吱嘎一声，停下了，我睁开眼睛，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来，恶狠狠地骂道：「不要命了，死妹崽。」我们马上跑上前，叔叔伯伯一阵乱叫，争先恐后地向他解释，恳求，当他弄明白我们是想搭顺风车时，很诡异地笑着说：「可以呀，只要你们愿意，我没意见。」 二宝手脚麻利的爬上车，正准备翻身进车，却又一下蹦下来，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在鼻前夸张的扇，低声说：「猪儿崽崽，臭死了。」 我跨上驾驶室踏板，从卡车栏板缝隙中看到车厢里好多竹子编的笼子，里面装的小猪崽。司机催促我们是否搭车，大家不约而同地爬上车，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此时对走路的恐惧超过了对猪臭的厌恶。
我们齐心协力地在猪笼之中挤出一席之地，站在飞快行驶的卡车上，风吹着我们的头发，太阳照着我们的脸，即兴奋又得意。可惜好景不长，在一个岔路口，司机停下车，告知我们他要下岔路，我们只好怏怏地下车。边走边又拦车。有了前面的经验，我们胆子大了，脸皮也厚了，先后又搭了两次车，最后很走运，搭上了一辆军车，开车的军人很和气，将我们送到一个接待站。接待站一位看来很疲惫的中年男人对我们很冷淡，让我们的热情有点小受打击。机械的登记了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组织的名字，然后发给我们一人一张纸卡，说是凭此卡在接待站吃饭，住宿和市内坐车。
男生们分在一间大屋子，地上摆满了铺着草席的草垫子，我们四个女生分到一间屋子，里面有六架上下铺，我们被告知，上铺睡一人，下铺睡两人。我们进去时，上铺已被占领，我们只有下铺。我本来想和碧碧一张床，但家芳说她和明惠个子大，会比较挤，一大一小好些。一路上，我觉得明惠像个大姐姐样，就选和明惠一张床，碧碧和家芳。然后我们拿着脸盆去洗漱，换了好几盆水，才算把自己搞清爽。听到吃晚饭的哨响，我们像饿狼扑食一样冲进食堂，三个硕大的木桶里分别是米饭，煮得烂烂的白菜和刷锅水一样汤。我们狼吞虎咽的把自己喂饱，然后大雄召集我们开会商量明天的行动。照理说，从小地方串联到大城市，应该去听辩论，看大字报，但是我们的目的哪是为这个，我们其实就是一帮怀揣好奇心，到大城市看西洋景的普通孩子。大家七嘴八舌的争相报出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大雄拍板说先去那个著名的体育场，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重要群众集会都在那里，我们打着串联的名，一定得干一件与串联有关的事。然后我们就可以顺道参观其他地方。他说得很有道理，无人反对。
第二天，我们问好了坐那一路公交车去体育场，就兴冲冲地出发了。到了体育场一看，我们这拨乡巴佬还真是震撼，体育场好大，我们学校的操场比起来就是小院坝。我们在那里想象了一下群众集会时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盛大场面，感慨了一番，就准备离开，谁知三个男孩为了下一个要去的地方争执起来。起因是大雄想去拜访一个大学的造反派头头，此人因号称被老毛的夫人接见过，名气很大。福生本来是大雄的好朋友，但这一路上不知为何对大雄看不顺眼，一直对大雄冷嘲热讽。听到大雄的心愿，当时就断言那个头头不屑见大雄这个小屁孩儿。大雄不服，两人争吵，越争越烈，最后大打出手，我们劝又劝不住，拉也不敢拉，急的不行，我和碧碧吓得放声大哭，他们才怏怏住手，谁也不说话，就蔫蔫地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
回到接待站吃过午饭，明惠说她肚子痛，趴在床上，家芳也不知去哪里了，我和碧碧觉得很无聊，就跑到接待办公室要了一支粉笔，在走廊上画了格子玩跳房子，有几个中学生后来也加入我们，后来她们又带我们去她们一伙，听她们聊天，讲串联的趣闻，各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第三天上午我们四个女孩跟着几个大姐姐去看了本市的地标-市中心的碑和漂亮的大礼堂，还带我们去另外一个接待站吃了一顿较为丰盛的午餐，回到驻地向男孩们炫耀，嘴馋的二宝把我们一顿埋怨，怎么不叫上他。男孩们还是去大学 逛了一圈，大雄当然没见着他的偶像，但他说总算去本市的文革发源地看了，串联的目的也达到了。大雄叫我们立刻收拾准备回家。我们边大呼：「回家喽 ，」边欢天喜地收拾。
这次大家都心照不宣，理直气壮地走向公交站，拿着那张卡，坐公交车回家了。我们的串联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