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3)
七十年代中期我中学毕业，按当时政策，必须要到农村去。套用那时的流行语「 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彼时是非常极端的时期，偌大的中国，从大城市到偏远地区，都在搞大批判。城里的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到乡村，帮助搞批判，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生产队每月会不定期，根据当时的形势开一次批判会。晚饭后，全队成年人聚集在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汽灯高挂，男人们抽着叶子烟，女人们人手一只鞋底，乘着这亮光和这空闲，飞针走线纳鞋底，姑娘们则挤在一起交流彼此为未婚夫做的绣花鞋垫，不时发出一阵吃吃的笑声。
这种大会通常先是知青读报纸上那些批判资本主义的流行文章，接着民兵把本队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押上来，呵斥他们弯腰低头。大家齐呼口号：「打倒地富 反坏，地富反坏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等口号。然后驻队干部讲话，告诫农民：「国内外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 」云云， 分析本队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等等。最后队长再讲一下生产安排，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散会。
人们打着火把或是电筒在田野里分散开来回家。我每次都要看到最后一点亮光消失才进门。那散落在漆黑夜里田野上的光点，尤其是火把，总会让我心里涌起万般情绪，是寂寞中的安慰？是悲凉中的温暖？很难表述。我竟然不止一次，也不止对一个人说，要他们每次都打火把来。他们一致嘲笑我，说如果不是太穷，谁会舍弃方便的电筒而用火把。
每次被批斗的有五个人，姓陈的老头是地主，何姓中年男是原旧政府的宪兵，地主婆姓刘，徐姓中年寡妇是原旧政府的军官太太，还有一个姓康的年轻人，他跻身挨批行列的理由特别荒唐，因为父亲早死，母亲常年生病，所以由他代替母亲。
那个陈姓地主老婆已死，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离家读大学后就再没有回家，家里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光棍，最小的十八，九岁吧。听村里老人讲，陈地主其实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他从小就开始在地里干活，因为地比较多，不但自己全家上阵，农忙时请短工，还收留了一个远房的落魄亲戚，常住家里干活，土改时认定他请了长工，所以评为地主。
每次队里开会决定来年的生产计划时，除了队干部，驻队干部，还要请几位老农来参谋，而老农们都希望陈姓地主也来，说陈地主农作最有经验。老农们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这个提议让驻队干部很尴尬。
在那个物质匮乏，文化生活也困囧的年代，年轻人的文娱活动就是晚上聚在一起打牌，或说些低俗的玩笑。陈家全是男性，用一个村民的玩笑话，他家的耗子都是公的，所以是一个男性青年聚集最合适的地方。我猜陈地主不能也不敢拒绝，或许他心中存有一点侥幸，讨好年轻人，批斗时可以减轻一点皮肉之苦。但是讽刺的是在批斗会上，这又拿来作为陈地主的一项罪行：「拉拢腐蚀青少年。」
徐寡妇的丈夫在内战中阵亡，作为旧军官的遗孀就是原罪。与陈家相似，她家是姑娘们聚集之处。徐寡妇一人单住，加之徐寡妇做一手好针线，又在外见过世面，姑娘们就把她当作时尚顾问和手工教练。我第一次看到徐寡妇时，也有点惊讶贫瘠农村还有如此端庄得体，温文有礼的女人。得知她的身世后，我自个在心里说：「怪不得与众不同。」当然，姑娘们的光顾也让她多了一个跟陈地主一样的罪名：「拉拢腐蚀青少年。」
让我颇为不解的是，批斗完以后，那些在批斗会上义愤填膺的男女民兵们照旧去陈地主家和徐寡妇家聚众玩耍，平时也没见他们横眉冷对，同姓之间的亲戚还互有往来。他们是怎样把两件水火不容的事过渡得如此丝滑？
姓何的被评为坏分子非常黑色幽默。他在家排行老二，内战时期，被抽壮丁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长得人高马大，憨厚强壮，加之浓眉大眼，有一种阳刚之气，就被抽调到宪兵队，穿黄呢军装，戴大檐帽，很是风光。内战结束以后，他被遣散回家，本是因壮丁当兵，家里又是贫农，他没有受到任何刁难。谁知他家老房塌陷，在泥墙里发现一枚国民党宪兵的帽徽。他辩解是因为觉得好看才留下来。但是公安部门却依此认为他是暗藏的特务，调查审问了个底朝天，确实没找到特务证据，只好说他是妄想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给他戴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一搞批判运动，就拉出来陪斗，村民经常以此取笑他自讨苦吃。他有一个亲侄子，非常的要求进步，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为了显示自己坚定的革命性，每次都大声呵斥批斗对象，包括他叔叔，还下狠劲按他叔叔的头。虽然侄子不与他来往，但逢年过节在两家共同亲戚的宴请中还是要见面，侄子此刻也要低下高傲的头颅，叫他一声二爸。
刘姓地主婆有点替罪羊的感觉，她家是我村最大的地主，有最多的地。她先生因为常去省城，也喜欢读书看报，对时局变化比较敏感。在政权更迭之际，做出一个很前卫却非常重要的决定，把他家所有田地捐给新政府，新政府赐给他一个：「开明士绅」 的称号，还把他接到城里，当贵宾供奉。文革来临之前他去世了，可是他老婆就倒霉了。好在还有那个称号的余荫，刘地主婆每次只是陪斗，民兵也没太难为她。
姓康的年轻人长得瘦瘦高高的，很白净。每次民兵呵斥批斗对象：「低下你们的狗头。」他不会有任何动作，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低垂着眼睛。不知是他太高，民兵都够不着去按他的头，还是都是同龄人，心有戚戚焉。总之双方似乎心有灵犀，就让他高高地站在那里。
呆在那个山村几年，看过无数次批斗，再加之听了许多村里的家长里短，了解了村民们之间相互牵扯的亲戚关系，感觉他们之间只有利益的纠葛，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农民们从心底也没有阶级阵线这个概念，批斗会就是跟潮流，做样子。这个发现，让我们这些从小就被政治洗脑的学生娃，心灵遭受的打击，真如狂风暴雨般的猛烈。
后来政府给地富反坏摘帽，平反，听说陈姓地主家是村里第一个富起来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