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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两个半“完人”?
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有个说法,即,中国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被人认为是”完人“;而曾国藩被认为是半个”完人“。得出这个结论,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别的话,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那么如何细分人的品格呢?从社会实践看,无非是两个方面,即“讲理”与“做事”。社会是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不“讲理”寸步难行。无论是”政治“还是”处事“都基于理。而“做事”就是将理融入成就事的每个流动细节中,及人群里。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去反思上面这个说法,也许会感到它并不完善。更合适的说法是:中国只有一个“完人”,两个“半完人”。孔子是讲理的“完人”,但并没有从政的完美成就。而曾国藩是做事的”完人“,但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仅仅王阳明,既是讲理的”完人“;又是做事的”完人“。与网友探讨中,有人曾经提出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我认为,这正是证明王阳明既明理,又敢担当的能力。革命的确是天道的组成部分,但它仅在体系完全丧失可持续性时才有道理。在没有革命的可能下,迅速排除动乱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它需要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
以“完人”标准的分析,对我们的人生也许有启示。“讲理”要做到辩证与全面;不能情绪用事。而“做事”要尽可能成就他人;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人世,都能像王阳明的平静心语那该多好;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你说的有道理。应该圆融于理,圆润于事。
现代学儒释道之人,多半只知道在心上下功夫,不知道“物形之,势成之”。讲起来头头是道,只得半个人。然而不打成一片,半个也不可得,空中楼阁算一半么——我的个见。
“中国文化界”,大概不知所云。以事功为标准,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