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的核心
灾难重重的庚子年终于过去。但这一年中，中美关系的激烈动荡；使得其博弈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也成为海外华人关注的焦点。那么这种博弈的核心是什么！有战略家称是争夺金融控制权；也有战略家称是争夺科技主导权；还有战略家称是争夺制度价值权。但作者认为这些战略都仅仅是“术”的视野；而不是“道”的境界。因为它无法解释美国在这三个领域具有高度优势下被中国追上。恐怕美国精英对此仍然一头雾水。因此，认清这种博弈的核心是制定任何战略的先决条件。人们需要从哲学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停留于局部利益的得失，以及意识形态的纠结。中国有句老话，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让我们以哲学整体视野，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来探讨那些被意识形态纷争所掩盖的深层社会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当代特征
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上，传统哲学认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理论抽象本身并没问题。然而，问题产生于哲学界武断地将这对矛盾的作用归结为单向性。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例如，小农经济决定了封建社会，工业经济决定了现代社会等等。从哲理上讲，如果一个矛盾仅存在着单向决定性，而没有相互决定性的话；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对立统一矛盾。在工业化早期，生产体系相对简单；因此体系结构的问题往往被忽略； 所以工业化产生的利益问题得到更大注重。那时的哲学家们认为，如果产品没有为大多数劳动者所得，就会产生财富两极分化；那么经济问题就成为政治问题。对此矛盾的政治解读，产生了工业化必须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对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里，资本主义诉求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诉求导致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因为这两者都包含着某种极端，历史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向自己对立面转化。资本主义社会引入某些社会主义元素；而社会主义社会抛弃了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在这种趋势下，虽然两极分化仍然尖锐，但它的对抗性比工业化早期大大削弱。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全球渗透，社会体系呈现出复杂与非线性的特征。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简单。时代与社会体系的质变，使得体系结构问题渐渐地浮现在人们面前。如果摆脱政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束缚，以解构的方法；我们会发现当代的社会基本矛盾是：【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从哲学的整体论与动态稳定论角度，这个矛盾综合了前两矛盾。用一句哲理的话来总结，“工业化本质从早期的技术化转变成当今的组织化与系统化”；如同让将来的AI子系统相互合作，而不是“自作主张”，相互博弈。如果社会能处理好【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之间的矛盾，那么财富两极分化就会相应地改善。复杂体系与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体系的整合与优化（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渐渐成为增强实力的关键。在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上，我们已经看到，以前认为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协调这对矛盾才是治国精英在思考政治问题前，首先应当考虑的哲学问题。它不仅是国家战略规划的立足点，也同时是国策制定的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人们发现，良性协调这对矛盾，体系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持续而不自相矛盾的政策，团结与引导公民的能力，以及民众承受短期利益损失的胸怀。因此，这些协调都不是市场与资本的功能；更不是企业的强项。面对这样的现实，企业家的作用在减弱，而国家的作用在增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如何处理这基本矛盾。
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类似凯恩斯主义，即有国家协调的市场经济。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以国有企业为骨干，私有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体系的形成产生于为解决经济转型时出现问题的过程中。它强调了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改革来推动体制转型，并保持其可持续性。如此的经济实用主义，经过几十年最后形成目前的体系。国家宏观政策在此始终起了主导作用；最终造成了经济模式与体制的大幅调整。这个改革过程恰恰暗合了平衡协调【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的诉求。到此我们似乎明白为什么中国在金融控制，科技主导，制度价值三方面都远落后美国的情况下，仍然还能在经济实力上赶上。也就是说，在几十年中，中国通过各种改革措施，整合并优化了各类生产要素，整合并优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收获经验与教训。这其中，不仅良性地改变了国家经济制度，而且建立了完善的，高效率的工业体系。妥善地处理好了【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中国以后的发展显然取决于是否能继续在这条道路上不断修正错误，而不走向激进与极端。
美国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它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推崇自由资本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会妨碍个人自由。但在此理论之外，美国也有相当部分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因是完全拒绝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的空想。私有资本总是逐利的，国家资本才可能是公益的。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在这两者上形成某种互补。美国的医保社保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军工企业类似中国国企。而国债却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中美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简单讲，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体系整合与优化的力量；而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应付危机的措施。当民主争利达不成妥协时，过头部分就以国家债务来承担；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危机时，更只能以国家债务来救赎。而在其他方面，国家在经济的主导作用非常微弱；完全由市场自由决定。市场自由的机制能调节供需平衡。但通过自由资本主义来实现市场自由，常常与期望相反。因为资本的炒作与投机行为经常背离自然的供需关系。这样的结构在工业化初期也许勉强。但在与中国这样对手的竞争下，立刻显示出战略短板。高成本与低效率使得美国工业产品无法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于是，他们走向了唯意识形态，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中国用国家资本协调市场平衡与提高生产效率；并优化体系结构中缓和财富两极分化。而美国用国家资本救助企业危机与社会保障。这种国家资本的差别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即，如此庞大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仅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并且还负债累累。怪不得，法国总统马卡龙说，西方应当正视对资本的监管。面对西方热衷的新自由主义，他不得不感叹：西方文明主导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也许会想，既然国有企业竞争力强大，美国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国家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中国模式根植于自身文化。美国即使想学也很难。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其根源。
西方政经理论的文化背景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界对人本性的解读之上。本性是哲学词汇，指事物不可改变的固有属性。文艺复兴后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们都表达过对人本性的负面解读；叔本华就是一个例子。有些这方面论诉甚至是从宗教体系中，以政治方式衍生出来。这些观点认为，人性本质是恶的；并且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而改变。因此在制度上，社会只能是小政府；而大政府一定会做恶；所以国家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这样的小政府有利于权力制约，还能防止其干预市场与人权；以致最后干预自由。为说明问题，作者以美国精英的论诉来展开探讨。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 Reinhold Niebuhr。他不仅是宗教人士，而且是政治评论家；曾经获得总统自由勋章。他的传世名言 - “人能接受正义，民主成为可能；人会偏离正义，民主成为必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他同时又认为社会本身是不可能有道德的；社会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行为。并且社会只会将人内在的“罪”引发出来，进而丧失个体道德。这种对人性的解读渐渐成为美国甚至西方的主流。它导致社会思潮有偏向极右翼的倾向。民众对政府充满不信任；使得其政治体系只有制约，没有协作。他们以反共的名义来否定任何带有集体性的价值理念。这样的政治伦理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中缺乏道德理性。道德不仅仅是私德，它更是一种哲学视野。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美国的文化现实，使得调节【体系可持续所诉求的效率】与【体系的可整合与优化的机能】矛盾的平衡就很困难。而且，国家很难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它看起来像宿命；那么它最终会走向何方？让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启示。
形成文化底蕴的历史根源
历史始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人类文明到今天，存在着两类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民族国家是指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例如日本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虽然先进，但它们无法将自身文明复制到其他种族；更不可能复制到多种族混合的国家。因为此类文明依赖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文明国家是指由许多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世界存在两个半文明国家；其他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个半文明国家就是中国，美国与欧盟。欧盟只能算半个；因为欧盟还没形成真正的国家尽管它有潜力。人们也许会问？汉族占91.5%的中国为什么是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呢？其实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由多民族综合形成的。例如：匈奴，西夏，契丹，蒙古，女真，等等其他民族都先后融入广义的汉族。文明国家的特征是通过文明价值观将不同种族融入国家实体；而不是依赖于种族传统来维系。因此，在文明层次上，文明国家要高于民族国家。现成的两个半文明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两千多年中，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的文明价值；即，传统文化的道德。或者说，道与德。正是这个文明价值观造就了中国作为文明体系在历史上延续下来。虽然国家有时衰弱，有时分裂；但道德总使得分裂回归统一。相反，美国与欧盟的历史就相当短；美国才两百多年，而欧盟形成才几十年。它们的情况就简单的多。美国的前两百年的人口，以及欧盟的人口基本上是由高加索人组成。因为文化传统接近；那时美国与欧盟像文明国家，但不完全是文明国家。只是在近几十年中的全球化中，非高加索人大量涌入美国与欧盟。这才使得它们具有真正文明国家的特征。但问题也产生于这样的人口结构改变。这全球化趋势给美国与欧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与文化困惑。正因为西方文化底蕴中缺乏强调社会整体的道德，多民族包容不得不落在个体权利膨胀的新自由主义上；政治正确在这种场合应运而生。可是，没有道德支撑的政治正确在现实生活中非常虚伪，它不可能不引起民众的反感。于是我们看到了近几年的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出现了特朗普主义；而英国不愿意失去自己民族Identity 而退出欧盟。当我们将特朗普从特朗普主义剥离开来；这思潮的本质就显露出来。它只不过是对移民趋势的恐惧，和对恢复白人保守传统的渴望。探讨到处，我们看到美国及西方正站在十字路口。即，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整合国家，以及走向文明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历史告诉我们，仅仅建立在势力之上，而不是道德之上的文明国家都没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它们都面对着相同的社会基本矛盾。而协调这基本矛盾的根本是背后的文明价值。如果文明价值是大海，那么制度与政策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如何调节制度与政策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走向极端；才是今天中美博弈的核心。一句话，中美真正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