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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如是的报道，大量地充斥在中国的媒体中，并随即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普遍的“认知”。2007年1月，国内《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将以上这些归纳为中国人比较常见的对世界的五种“误读”。
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读”，不知道为什么该报没有提到，即“俄罗斯今不如昔，人民纷纷怀念前苏联……”
对 于前五种“误读”，文章列举了不少佐证，其中关于韩国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媒体大量报道韩国人踊跃捐献金首饰。其结论就是，韩国最后克服 危机，靠的是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可是，实际接触一些韩国人后，他们的反应却很漠然。“听说过，因为媒体有报道。”而问及当年如何克服危机，他们提供的一 个事实是，当年韩国有很多大企业，不得不卖给了外国公司，如“韩宝”、“起亚”、“大农”等。其中，“双龙”还卖给了上海汽车集团。一度韩国人如何用国货 抵制日货，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实际情况却是，2002年，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53亿美 元。佳能和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市场的90%，本田和丰田，成为该国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在韩国一家门户网站做的调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 韩国，而梦想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倘若依据这条消息，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韩国人根本不爱国？
对于后一种“误读”，实 际的情形，恰如普京总统的一段名言：前苏联70年的历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 代价，则是更大的错误。或者说，在当今的俄罗斯，谁不为前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谁想回到前苏联时代，他就一定没有头脑。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中，其实，最严重的是对日本。
一百多年来，一个自称“九州万方”的泱泱大国，对这个蕞尔岛国，一些时候是在怨妇般地控诉，一些时候又在风流云散般地遗忘。剩下来的，大概就是自以为是的“误读”。
与 日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狭窄、肤浅的层次。在一些根本性 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二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学界，中国研究者们对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视线，甚至没能 超出黄遵宪、梁启超的视野。国人“误读”日本，尤以20世纪90年代后为甚。
一、人与非人
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读”，择其大要，举之有三：
其 一，因为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普遍兽性化，还有网上一些年里各种版本的谣言颇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日本人利用基因技术改变 中国人的基因”，以及据说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这 些都导致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鲨鱼残忍，如狐狸阴鸷，如鼯鼠猥琐，如变色龙不可信。俨然中国人与日本人若不存在人与非人的进化差 异，至少也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距。我们将160年前福泽谕吉看中国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视东瀛为“恶邻”。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 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 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 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 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 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 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 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 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 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 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 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 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 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 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 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 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 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 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 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 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卫兵”，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 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泽东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 战术，学成后，像切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日后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日本赤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度风云际会的日本左翼运动的畸形变种。日本赤军共分为 “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以重信房子为头目的“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日后长期活 动在中东地区。
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军派”，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诞生，劫持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了世界。劫机者九 人中，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27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16岁，还是高一的学生。九人平均年龄不到22岁。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国立、 私立大学学生。劫机者们日后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设立“党创建准备委员会”，有计划地绑架在欧洲的日本留学生，到北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 “革命后代”。到“赤军派”覆灭时为止，从欧洲和日本本土被诱骗、胁迫至北朝鲜的日本人，已达11人。这一跨国事件，现已成为日本与朝鲜之间棘手的外交难 题。
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在1970～1971年间，成了“联合赤军”的训练营地。
青年们在此磨灭个性，消除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彻底“革命化”。军事训练之余，他们用日文吟诵毛的诗词《长征》、《井冈山》，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已进行的“九次路线斗争”，为中国军队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建军节，争得脖子上青筋毕露。
他们内部也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日后，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带里，发现了14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
经事后审讯被俘的“联合赤军”分子，证实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坚定，或是言行被怀疑，而遭到自己“同志”的清洗。其中一个，只是因为戴了耳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围了浅间山庄。
与 这支强大武装力量对峙的，只是“联合赤军”的五名青年，他们手中扣押一名人质。警方先是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 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警方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后者毫无反应。警方请来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看能否提出一些建 议。心理学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呆了两天走了。警察不得不发动威慑性攻势，后者坚不投降，以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对抗着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这是一 次面向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全岛有92.2％的观众，通过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片一片压过了雪光。
政府显然不想将这些“迷途的羔羊”置于死地，双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里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机、电视机，都在播送一条惊世骇俗的消息 ----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警方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动用飞机，把3名青年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在现场声泪俱下，用话筒呼叫孩子。其中，坂东国男的 母亲喊道：
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们，回家吧！
坂东国男遂向母亲开枪，但其余四人放弃了抵抗。不久，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棵树上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内称“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浅 间山庄事件得以收场，及随后暴露的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让日本青年受到的心灵震撼，可能仅次于当年他们的父辈在“玉音放送”里听到日本战败。轰轰烈烈的日 本左翼运动从此进入低潮。赤军也作鸟兽散，唯有其志不死的“日本赤军”，因为再也得不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得不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当 年广大的激进青年，在痛苦地经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哗期后，或是如暴烈了一个夏天的蝉，在深秋霜天的阵阵寒意中，渐渐地干成一个标本。1972年至 1975年间，一些“68年世代”，因为对“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再有社会的歧视、工作的无着等，飞蛾扑火一样走上了不归 路，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
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里发现，1955年便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日共” 七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任名誉主席的野坂参三，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竟出卖“日共”另一位领 导人山本悬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处死。
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了野坂参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岁礼物”----开除出党，这份“礼物”，却没能挽救“日共”自身暮云飞渡的颓势。
一 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 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 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 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