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羊城晚报
潘晓勇―温州潘发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温州潘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金源财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山西教育网限公司、温州市蓝牙科技有限公司、温州欧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2011 年预估年产值达到9500万元。 潘晓勇说， 他未来的目标就是还钱 2012 年端午节后的上海南京东路，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身高约1.72 米的潘晓勇融入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人会把这个阳光帅气的年轻人和“温州走路老板”联系在一起。他依然面带笑容，暴富与赤贫的跌宕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轻微得难以捕捉。 他是2011 年震惊全国的温州老板走路潮中，披着神秘面纱的“走路老板甲”。从身家数亿到负债近3 亿。他怎样从一夜暴富到一夜赤贫？ 他“走路”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灵交锋？ 他怎样以“半黑暗”的状态，辗转于国内不同城市？ 他和他的债主又将如何面对未来？ “走路”240 多天后，潘晓勇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他是首位接受媒体专访的走路老板， 他讲述的故事揭开了2011 年温州老板走路潮那座庞大冰山的一角。 “走路” 他只带走十几万 2011年10月18日对潘晓勇来说，是一生都会铭记的日子。这一天， 他离开温州，开始“走路”。此时，据他被提名“2011年温州创业青年楷模候选人”只有一个月。 时至今日， 他作为候选人的个人资料仍然挂在网上。 羊城晚报：你对“走路”这种说法会不会特别敏感？ 潘： 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全是债主围着我。我当时确实是一走了之， 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4个手机6个号码全部换掉。但走了，其实我挺后悔的。我现在的身份可以说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上海。 我表哥也欠债过亿元，但他坚持下来没有走， 他每天至少接到10个债主的电话。烦恼多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羊城晚报：离开温州当天是什么情况？ 潘：我离开温州是在2011年10月18日。 当天一大早，秘书打电话说，来了十几、二十个要债的人。我就不想回去了。但在市中心遇到另一个债主，他带着六七个人，逼我要钱。我说，我借你的500万元三年，但给你的利息也接近400万，能不能不要这么逼我。但这几个人一直跟到我家里。我感到自己可能受到伤害，于是借口上厕所，拐了弯走了。 完全是临时、被逼的。如果不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不会想走。如果没有这几个人， 我想我很可能坚持下来。但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 可能发生什么？ 我也很难设想。也许进了公安局， 也许像有些人一样，从楼上跳下来……谁也不知道。 羊城晚报：你离开温州后去了哪些地方？ 潘：离开温州之后，我在郊县待了一个多月，想要看看情况。但是发现走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觉没有希望了，就离开了。之后去了上海、合肥、广州、武汉……大概七八个城市。 羊城晚报：到这么多城市，是因为逃避债主追债？ 潘：（笑）死我都已经置之度外了，何况债主追债？ 我找外地的朋友， 希望想些办法，东山再起。当然，我现在没有再想着赚几个亿，我希望能够先做一些小项目，维持生计，再从头开始。但是会收敛很多，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大胆（笑）。 羊城晚报：走的时候你带了多少钱？ 潘：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带。心非常冷，低落到了极点。有一张朋友的卡，里面之前存了十几万元。后来主要靠这十几万。 几亿身家，真正带走的只有这十几万元。 很多人不相信，有朋友说，你光身上的装备就几百万哪。是！ 我的手机十几万元，四块金表加起来上百万。全都抵债抵给人家了。甚至连老爸老妈的房子都卖了。公司能变现的资产全都卖了， 凑了一百多万元，为了发员工的工资。我觉得银行的钱、民间借贷的钱可以欠，但员工很辛苦，员工的钱不能欠。这笔钱我完全可以自己吞下来，但是我没有！ 但很多人还是怨我。 羊城晚报：心理反差会不会特别大？ 潘：是！ 以前我和表哥来上海，表哥坐着宾利，我坐着保时捷，到哪里去，都是司机在楼下等，一路高架桥过去。现在，到哪里去都要等地铁或者公交，到目的地要一个多小时。现在才知道，大上海真是大！ 暴富 钱滚钱炒楼身家数亿 一次偶然的房产交易向潘晓勇打开炒房的大门。从6 万元起家，三年间，他名下成立了8 家子公司， 身家扶摇直上高达数亿元。而一次又一次炒房的翻云覆雨间，他缔造出一个也许只有在当时才可能成真的中国式造富神话。 羊城晚报： 你的企业在2008 年注册，很多人不相信你三年时间做到身家数亿元。可是你又做到了。 潘：我的确是白手起家。2008年6月28日我从上海回温州， 当时只有信用卡套现的6万元。开始做信用卡发卡业务，大半年时间赚了二三十万元。2009年，表弟介绍给我一套房子。我把全部身家，20多万元付了订金。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有人外加50万元买下。这是我赚到的第一个50万元。 我感觉，哎，这个钱非常好赚。这50万又让我在短短两个月里赚到近300万。有了这300 万元后，温州正好有个新盘开盘，30 万元一个名号。我运气比较好，一下又摇中了好几个号。我又以每套外加50 万元到100 万元不等的价格转让出去，又在一个星期左右赚了几百万元。 这样， 我手头一下就有了五六百万元的资金。 2009 年7月以后，雪球越滚越大，我开始想买写字楼。2010年9月，我看中了温州一栋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大楼。当时有人说， 你是蛇吞象。我说我是蟒蛇，我就是要吞下。后来，这栋楼也拿下来了，除了自用的办公区域将近4000平方米， 其他全部转租。到2010年，我已经是超过几个亿的身家。 羊城晚报：除了房地产，你开设了很多家子公司。你真正靠什么赚钱？ 潘：2009 年开始我开设了珠宝公司、外贸公司、鞋厂、装修公司、太阳能公司等，加起来8 家子公司。但真正赚钱的还是房地产。我大量地购买房产，全部一次性付清房款，再拿到银行抵押，用套现的钱买更多的房产。比如说，一套房产我1000 万元买过来，就去找银行贷1200 万或1500 万元，再通过别人做担保，一般是互保，把钱放大，去买更多的房子，变更多的钱，想再做实业发展。 羊 城晚报： 为什么把产业链铺得这么大、这么快？ 因为钱太好赚？ 潘：的确是因为炒房的钱太好赚，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业，没有想利润多少，风险多少。完全凭自己的 想法。比如说太阳能公司， 我就是跑到我表哥办公室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笑） 赤贫 借钱游戏玩不转了 2011 年9 月，当预期中的银行贷款无法获批的时候，潘晓勇感到了危机。但他没有想到，危机竟以如此凌厉的速度杀到。2011 年十一黄金周，潘晓勇亲自为筹备了半年的一家高级餐饮会所点燃开业爆竹。而仅仅一个月后，他竟然负债逾3 亿元。 羊城晚报： 你发现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潘： 大概是在2011 年10 月份左右，其实9 月份已经有那么点危机感了，因为银行的贷款下不来了。一个是银行贷款收缩，一个是国家政策对房地产的打压。 羊城晚报：最致命的问题出在哪里？ 潘：房地产！ 从2011 年4 月份到7 月份，这4 个月别人都已经停止了购买大量的房产。而这期间我又投入了1.3 亿的现金买了两个厂房，七套房子。 这1.3 亿的现金中，将近1 个亿是从民间借贷来的。当时我想，我有1.3 亿元的现金投入，从银行贷1.8-1.9 亿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6000 万元的现金。就像周益民（明星电力前董事长） 说的那样我贷不到钱了。（笑）。 羊城晚报：银行给你的贷款高峰时达到什么程度？ 潘： 有一套房子我2009 年一次性付清980 万元买下。当年银行给我贷1300 万元， 第二年给我贷2000万元。我感觉，照这个增长速度， 我可以套更多的钱， 买更多的房子。 羊城晚报：你认为， 在你破产的过程中， 银行起了什么作用？ 潘： 推波助澜！ 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如果当初我买980 万元的房产，银行第一年没有给我1300 万元贷款， 第二年没有给我2000万元贷款；没有这么多钱放出来，我的产业、投入， 一系列处事不会做得这么大胆。 羊城晚报：你认为银行放大了你套现的勇气？ 潘：是！ 银行存在很多潜规则。比如说， 这套房产的贷款额度不能达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自己的业绩，先贷给我1000 万元，我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那么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 万元了。同时，银行又给我贷了1000 万， 我手里就有2000万现金了。我再把2000 万元质押一次，再贷出来。银行再贷给我2000 万元，那么，银行的存款就有4000 万了。我也套现了4000 万元。何乐而不为呢？ 羊城晚报： 当时宏观政策的改变，也造成了楼市整体下跌，可为什么你仍然认为银行是罪魁祸首呢？ 潘：2011 年9 月份， 每次我去银行，银行就拖我“没问题， 下个星期就放贷”，他们说。因为这样，我把多余的钱全部支付利息了。最后几个月，我每个月支付600 多万元的利息， 最高一月付了670万元利息。如果银行没有这样拖我，我当时给自己留下一两千万元， 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银行贷款还会下来。我把手上多余的钱全部投进去了。 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羊城晚报：假如当时的宏观政策不调控，银根也没有紧缩，你认为你能避免今天这种局面吗？ 潘： 我做的很多实业都是民生工程。 如果再自己走下去， 我会把它们理顺，把实业做实，会有一个自我修复机制。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思路要做实业。我投了4700 万元，买了一个很大的厂房，想把鞋厂搬过来，还想再投1000 万元，把流水线从1 条增加到4 条。但当时已经是2011年9 月份，来不及了。 未来 目标就是还钱 从2011年10月到现在， 大半年过去，在网络上输入“潘晓勇”，债权人追债的帖子仍然可见。欠债未清，故事便没有完结。 大半年间，有人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有人在继续告他。而面对3亿元天文数字般的欠债，潘晓勇说，未来的目标就是还钱！ 羊城晚报：你离开温州之后，有没有债主向你追债？ 潘：债主也在找我。我走后主动给全部的十几个债主都打过两三次电话。我觉得对他们是个心理安慰。我告诉他们，不要急，我正在想办法找钱还给他们。急的话，你们可以去法院告我。但是，没告我的债主，我有钱了会第一时间还他，告我的债主，我最后还钱，时间可能三年，五年，甚至更长。 现在很多债主已经感到心理安慰，有些人已经撤诉，有些人比如欠他们500 万的，提出能不能年底先还10%，或者分三、四年，五年还。但是，也还是有两三个人在上诉，或者要联合起来找我。我也没办法。 羊城晚报：现在的欠债情况怎么样？ 潘：目前还有27套房子抵押，欠银行贷款2.2亿元。民间借贷还欠5000万元。去年的时候，欠民间借贷1.1亿元。后来，我名下的很多资产， 包括大楼都抵债抵掉了。算下来，目前还有将近3亿元左右的欠款。 羊城晚报：房产大缩水，银行欠债怎么处理呢？ 潘：我当初是在温州房产最高峰的时候向银行借了2个多亿。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8000万。银行也面临这个问题，是作为坏账处理呢，还是上报央行，或者等国家有个批文再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羊城晚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潘：就是想把钱还上。只要人还活着，还是这个思维方式， 有能力就一定要还钱！ 这就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有人在怨我，说我还有几千万元，不还给他们。还有人组织起来去告我。如果我没有活路，我怎么还钱给你？ 我才29 岁，能达到3 到4 个亿， 我觉得这辈子足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我还有自己理想和目标存在，所以我才能坚持到现在。 回首往事 摸到好牌 打得太烂 亲历了2011 年震动全国的那场温州老板“走路潮”，潘晓勇有时候觉得，2009 年到2011 年这三年以几何速度疯长的财富更像是一场梦。这场梦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这是一个好的时代，本来已经摸到一副好牌，遗憾的是没有将这副牌打好。” 关于实业：盲目放贷变空心化 羊城晚报： 既然实业不赚钱，为什么还要投入实业呢？ 潘：包括我，包括温州很多知名企业在内，当时做实业只是摆样子，提供一个平台，融资的平台，人际交往的平台。 比如珠宝店， 我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 别人说，老潘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鞋、珠宝、建材什么都做。实际上是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 当时的同行基本类似我这样。有些纯粹放弃了家族产业，他们的长辈做实业做了十几年，做得非常好，但到了他手里，实业就不做了，放在那里。而是以实业去贷款，参股一些借贷公司。结果就是，温州的实业变成空心化。 羊城晚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潘：因为这个钱好赚。躺着睡觉都在赚钱。你放出来2000 万元，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 万元进账。一年就有480 万元。这是最低的，平时借，一般利息在4 分到6 分。 羊城晚报：谁能支付4 分到6 分的利息？ 潘：像股票一样，有赚到钱的，也有赚不到钱的。赚到钱的极为少数，亏的是绝大部分。所以一些实业，为了支付高额利息， 就把自己的产业当做平台，去借更多的钱。2009 年到2011 年这三年， 如果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做实业，它的业务量、产品、管理体系，统统会下降50%，甚至以上。一些上万人的企业，减到最后只有一千人，甚至几百人，6 条生产线最后只剩一条。 关于民间借贷：每一个人都像疯了 羊城晚报：当时温州民间资金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潘：2010 年温州老百姓去菜市场买菜都要还半天价， 但我们去买房子，1000 万元的房子我看都没有看，就现金直接付清了。 当时温州民间资金太充足了。 5000 万元以内的借款打个电话就可以，根本不用去别的公司签个借条。 一个骑黄包车的， 都会把积累一二十年的积蓄，放到担保公司拿利息，有些人甚至整个家族陷进去。2010年7月份， 我把借一个亲戚的300万元还给了他， 但他又把300万元放贷出去，还把自己的房子、老婆家7套房子以及弟弟的房子，全部抵押，放到担保公司。现在整个家族的房子全部要被银行拍卖。 当时甚至连KTV 包房都被订没了， 本来最低消费5800 元或8800 元的要提价5000 元。所有人都太有钱了！ 所有人都疯了，所有人都在参与。 当时如果你没有参与，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才是疯的。 羊城晚报： 资金链断裂之后，当时温州的情况怎么样？ 潘： 当时温州已经变成一个灰色的城市。那一年（2012）春节是温州20 多年最冷清的一年。在那之前， 温州一天的烟火销售量都在上千万元以上。2012 年春节只有几百万，甚至一百多万元。老百姓没有钱啊，再加上债主要债，根本没有心情放烟花。当时媒体有篇文章说，是不是温州人连买烟花的钱都没有了？确实是这样。 记者手记 财富，神话，缩影 像是时速180 公里狂奔在高速路上的一个突然急刹， 潘晓勇的创业梦想戛然而止， 尽管你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闪现的企业家理想和企业家精神。 从6万元信用卡套现到身家数亿，这个三年间打造出来的财富神话更像一个传奇。这是常人难以复制的成功，它是一个普通民营企业家从时代中发掘到机遇，却又最终倒伏的残酷教训。 这样的传奇在2009 年―2011 年大量滋生， 又在2011年一夜覆灭。继1986 年导致温州8 万家庭破产的“抬会事件”后，20 多年后悲剧轮回，老板走路风潮将温州重新抛上风口浪尖。这个城市的困局是中国经济的一幕缩影。时代为它造就了富甲一方的“温州老板”，也为它烙下惨痛的伤痕。 假如没有楼市的疯狂， 假如潘晓勇蛮勇的胆量没有得到资本市场一波又一波的放大……假如时光倒流， 身处这样一个黄金的时代，可能发生什么？ 也许，下一次，我们会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