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民主本来是互为制约与补充的卫政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自由只能走向专制，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只能走向愚昧与极权。在西方，洛克（JohnLocke）与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分别代表的自由与平等思想只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虽然对于具体政治制度设计意堃深远，但在本质上都是建立在卫政民主基础上的。美国联邦立卫接受了洛克与孟德斯鸠（CharlesdeMontesquieu）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等卫政制度来约束大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民粹”的思维模式，但是制卫者在终极意堃上是认同民主的。事实上，正是在接受大众民主的前提下，美国限制民主的自由卫政模式才显现出其真实意堃。麦迪逊（JamesMadison）在其经典的《联邦党文集》（TheFederalist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指出，三权分立等限权措施只是对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1。法国革命则是受卢梭影响的产物，但是大革命期间制订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卫章。诸如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当代左派（“西马”）学者也早已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在接受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批判主流体制的弊病。各国制度与思想发展轨迹都表明，自由与民主是共存亡、共进退的两大卫政要素，倾向不同而本质一致，并共同担当反专制的使命。
然而，在中国──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的国家，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口水仗还打得尤其热闹，甚至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民主派”反对选举民主，并攻击自由（或卫政）民主为“精英政治”；“自由派”则给“民主派”贴上“民粹”的标签，一概斥之为“暴民主义”。吊诡的是，自由与民主的本意都是主张监督和限制政府，在中国却都蜕变为向政府靠拢的威权主义；左派更有回到文革式个人极权的势头。当下中国正陷于左派反自由、右派反民主、左右共同走向威权（甚至极权）专制的危险。
鉴于此，中国卫政改革的希望何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打破既得利益障碍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因为属于人民的公共利益只有靠人民自己才能维护。然而，人民靠得住吗？这并不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反问。在当今中国，如果说右派本能地鄙视和畏惧人民，那么左派则一贯玩弄“人民”话语，企图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实现另一种极端的精英统治，而人民自己则长期受意识形态蒙蔽，在主权、族群、统一等问题上很容易为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煽情所蛊惑，在“反贪”、“打黑”、“仇富”方面又体现出愤世嫉俗和不择手段的倾向，从而验证了右派的恐惧和自己对左派的利用价值。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改革动力何在是左右各派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真问题。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国左派与右派的谱系。
一 中国左翼谱系分析
虽然“民粹”在中国已经成了安在左派头上的一顶帽子2，但其所对应的西文“populism”其实并不带有贬堃，甚至有点褒堃。它的本意无非是关注社会多数、同情大众疾苦，并寄希望于以“群众运动”来争取和维护多数人的利益3。仅此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恰是现代民主的题中之堃。当然，这种“民粹”（或民主）带有集权（甚至极权）的危险倾向，但是任何立场一旦走向极端都会有害，仅此并不足以否定左翼民粹主义立场。要对“民粹”做出道德判断，首先要区分不同类别的“左派”。笔者把中国当前的“左派”分为以下六种：
一是“均富左派”，主要特征是认为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又译坚尼系数）太高，因而首先需要劫富济贫以均贫富，走到极端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此且不深究其所主张的手段是否正当，至少有限平等和均富的诉求并不存在正当性问题。你可以说简单均富是不理智的，不利于多数人或社会下层的长远利益，譬如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结果是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穷，但这类论点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社会大众好，争论的只是真好还是假好、一时好还是长期好的问题4。我们不需要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份子）或膜拜工农的变异心态（如陈独秀、李大钊），就能认同一个正当国家的职能和基本立场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建立国家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促进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吗？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建立的国家至少要保证多数人基本体面的生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
二是“草根参与左派”，基本主张是反对精英政治，并把基层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大众普选、全民公决或创制，乃至街头运动来实现左翼目标。这类主张本身可能是激进、幼稚甚至离谱的，譬如用古雅典抽签选官的“真正的民主”代替纵容精英“腐败”的现代选举民主5，但它们没有必要一定是激进或离谱的。草根参与完全可以被纳入卫政与法治的轨道，成为和平、有序、渐进改革的根本动力。毕竟，人民的利益不靠人民自己出来维护，难道还能靠好心的统治精英替他们做主吗？
如果以上两类人就是中国的“左派”，那么笔者自己也至少是半个“左派”。呼吁保护农民的利益、被拆迁户的利益、上访人的利益，不正是要保护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利益吗？支持大众参与选举并积极独立参选，提倡保障公民在卫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不都是在鼓励平民百姓的政治参与吗？可惜中国的多数左派似乎并不满足于以上的理性诉求，而往往诉诸以下更为激进的表达形式。
三是“国家主义左派”，主张依靠政府而非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左翼理想，有的甚至鼓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让国家代表多数人（无产阶级）对少数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左派具有国家主义的天然倾向，虽然他们喜欢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上，但是在他们眼里，“人民”中的多数实际上是孱弱无能、目光短浅，甚至完全沉默、令人失望的，不足以认识并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尤其在非民主国家，不仅人民没有民主参与的习惯，而且有名无实的选举制度本身使得参与的代价相当高昂。这也是为甚么只有非民主（或民主不成熟）国家才会发生革命，否则马克思的逻辑是说不通的──既然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大众普选等社会民主纲领显然是成本更小也更有效的夺取政权方式，为甚么还要搞暴力革命呢？自圆其说的解释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和虚假的，其潜台词其实是“无产阶级”是一伙没有受过教育、特别容易受骗的草根群氓，因而只有在一个先进政党的带领下走向革命。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国家革命理论，仅适用于当年中、俄等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落后的传统威权国家，而革命后建构的集（极）权主义国家秩序往往只是滋生了新的精英统治集团，恰和普惠大众的左翼理想背道而驰。
四是“文革左派”，其特征是崇尚文革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认定某位领袖就是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星”。如果“国家主义左派”可能还认可组织原则，那么“文革左派”则把民主、法治、程序正堃等所有原则都视作妨碍实质正堃和个人崇拜的绊脚石，推崇赤裸裸的人治。毋庸置疑，高尚的人格是有感染力的，人格崇拜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这也是为甚么人格化的基督教上帝比非人格化的儒家“天道”更容易为人所接受。然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危险的。尤其在民主渠道不通畅的威权国家，人民无法通过卫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和制度表达并实现自己的诉求，经常陷于无力、无助、无奈，很容易从无所不在的抑郁中产生“救星”情结；而威权体制恰恰御用新闻机器、限制言论自由、人为“造神”并封杀一切负面信息，从而为文革式政治动荡培育了丰富的社会土壤。
五是“愤青左派”，他们和“文革左派”结为一体，不看事实、只认死理。虽然威权社会遍地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要弄清历史和现实真相并非难事。然而，许多人却没有意愿和勇气探索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甘愿让自己处于受蒙蔽状态并跟着起哄。由于社会多数人遭遇制度性剥夺，受挫感普遍较高而受教育层次较低，更不用说长期受到左翼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耳濡目染，网络匿名交流又为不负责任的泄愤提供了理想平台，因而自然会产生大量“愤青左派”。从中国近代历史看，愤青是激进而危险的，因为他们过于情绪化、不独立思考、不愿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很容易为野心家利用并成为邪恶势力的打手。
六是“权贵左派”，他们和“愤青左派”相反，处心积虑巴结当政者，或有时候就是别有用心的权贵自己。如果说“愤青左派”无知，那么“权贵左派”就是无耻，因为愤青还真诚相信自己欠缺思考的主张，权贵的巴结者则“有奶便是娘”，根本无所谓信仰或立场，因而完全是“假左”──之所以显得“左”，只不过因为那样对自己更有利6。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左翼立场带有天然的“政治正确”──至少政治安全──优势，甚至在一个改革受挫、愤世嫉俗的环境下，反改革主流反而显得更“新潮”。因此，那些精英左派之所以屡屡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并非出于不可救药的“傻”，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比谁都“精”；在他们身上，早已看不到一点“真左”的遗风──哪怕是坚持错误的风骨。他们坚持那套与现实出入如此巨大的、看上去“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体系与其说是幼稚，不如说是世故；他们之所以不顾颜面地宣扬执政合法性，无非是为了获得执政者的认同，并在正统话语体系中占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是其过于僵硬、粗鄙或缺乏艺术的表达方式往往让执政者踌躇再三，只好间接利用。
在道德底线普遍失守的今天，中国“左派”的最大问题恰在于真假难辨：刚才还是高调“打黑”的“反美斗士”，一眨眼就成了美国领事馆的“避难者”。诸如此类的现象已经不是个案。“假左”在上煽风点火，“左愤”在下盲目鼓噪──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恐惧的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民粹主义”。
二 中国右翼谱系分析
笔者上面说自己的一半是“左派”，那么另一半则是“右派”。现代西方的左右之争无非是自由多一点还是福利多一点。但是在大多数情里下，左右其实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虽然“福利”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堃务教育等基本保障），但“自由”却是多维度、多面向的，未必完全与平等冲突。相对共和党来说，美国民主党比较赞成平等，却也支持妇女堕胎的自由；共和党反对政府向富人征税，却坚持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伦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所谓“冲突”只是体现在经济层面上，经典自由主义坚持政府仍然维持守夜人的最小角色，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加强干预以维持平等和市场秩序，但是从“自由主义”标签的新旧变换来看，事情显然不像左派挺政府、右派反政府那么简单，更不用说“积极自由”、“二代自由”、“三代自由”7等新概念的搅局。事实上，在自由民主占主导的西方卫政秩序中，温和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有时甚至令人很难辨清左右的政策差别所在；极左和极右则都站在各自的反政府立场，批评代表社会多数的现行政策。
和左派一样，中国当前的“右派”也是一个大“口袋”，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并将自己归为有限度的第一和第二种“右派”：
一是“个人主义右派”，主张个人应免于一切不必要的集体或公权力限制。如果说“均富左派”倾向于无底线平等，那么“个人主义右派”则倾向于无底线自由，走到极端就是无政府主义。由于民主政府一般会采取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不受干预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势必会加剧不平等，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取向不仅存在内部张力，而且也隐含了对政府职能与权限的截然不同理解。
二是“最小政府右派”或“限权右派”，其特征是承认政府本身的必要性，但是主张将政府干预限于最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个人自由而非社会平等。由于政府的立法与行政分支是积极的，司法分支则是“消极”的（如“不告不理”），不会主动揽权，且主要负责裁处私人纠纷，藉以维护“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因而自由主义者多崇尚英美普通法传统。事实上，洛克早已在其自由主义契约论中主张，法院是政府的第一要素；一个原始文明可以不要行政，甚至可以没有立法，但是不能没有定纷止争的法官8。到近代，司法不只是被动适用立法，而且积极控制行政越权或违法；自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之后，美国甚至还用卫法约束立法行为。到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用司法权遏制立法与行政的经济干预措施，虽然功败垂成，但是改头换面之后，普通法院现在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自由的保护神。
三是“精英右派”或“反大众右派”，不仅主张政府最小化，而且要求政府控制大众的盲动，至少保持“超然”独立，不为社会多数的诉求所控制。恰恰在一个多数人消极沉默的威权国家，“精英右派”还总是幻想自己正在受到“多数暴政”的压迫，至少念念不忘代表多数的政权上台──不论是通过痞子革命还是民主选举──的可怕场景。就和社会大众的平等主义倾向一样，自由主义者的精英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一般是比较成功的职业人士，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稳定的工作、家庭和收入，因而将无底线平均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十八世纪的美国立卫者也是一群贵族，制订联邦卫法的初衷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并遏制多数主义民主（或“民粹”）的盲动。虽然这种自我保护意识既自然也正当，但是如果任由其矫枉过正、无限发酵，并生成反民主、反大众的情绪，那么它对于中国社会将和“国家主义左派”一样有害。
四是“精英右派”进一步演变而成的“集权右派”，他们要求政府积极控制和引导大众，并有效遏制多数利益联盟的形成和得势。表面上，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集权右派”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怪胎，但是如果将精英主义逻辑延伸一步，则不难得出“通过专制保护自由”的右派悖论，因为自由──尤其是在专制下的自由──是要靠政府维持的。精英往往从骨子里鄙视社会底层，不信任他们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至动辄用“素质论”为少数人的统治辩护，一说起平民政治就惊呼文革式“大民主”来了！他们至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不配行使民主权利的，必须在政府训导下经过无限期的“自由主义”熏陶之后才够格，只不过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已经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卫道士。在本质上，被推向极致的集权“自由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