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同在爱荷华 ——茹志鹃和王安忆，1983（1）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
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
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
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
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
“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
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
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
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78年，我在离乡三十年后，和Paul及两个女儿一同回乡。那时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请作
家来爱荷华，在北京曾努力过，和夏衍先生也谈过，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
作家才能应邀到爱荷华来。那几年来的作家，都是“文革”后的“出土文物”。他们是牺牲过而
又被牺牲的一代，活过抗战，活过国共战争，活过“文革”，终于得到第二次解放。他们对隔
离了多年的世界，充满渴望和好奇。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
《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
》。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
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
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
，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
说充满反讽。王安忆在那之后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
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
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
。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
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
行。
那年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来到爱荷华，也是他第一次从台湾出境。因为左倾思想而
坐牢八年，一出狱就蒙着被子听他祖国消息，听到国际歌热泪满面的陈映真，居然在爱荷华
碰到来自他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个香港的左派潘耀明！他真个是如鱼得水
，笑得很开心，有时调皮地卖弄一两句党的领导的话，还是标准的京腔。
他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
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陈映真和茹志鹃一拍即合，他好不容易碰
到一个祖国来的同志！茹志鹃呢？一个台湾同胞居然有如此进步思想，实在佩服！
吴祖光对中国的现实多持批判态度，慷慨激昂，毫不留情。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
轻人的叛逆。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 我在他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
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
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
作家的聚会，搅在中国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之中。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中国事
，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