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表面可见的表现形式和表达形式，而且特别显著地存在于哲学、宇宙本体论、人类学及伦理学中。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开放、多元化的世界，必须在各民族的文化对话中相互尊重，并且时刻准备着面对各种文化如何共存的问题。
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中。当瓦尔特及其他西方人肯定孔子思想的普遍性时，我认为，从中国人的角度，有必要意识到孔子思想的本土性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就此，我提出几点以期共同探讨。
孔子思想更注重生活，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
梁漱溟先生就东西文化的差异指出，欧洲从希腊时就关注认识宇宙万物的问题，而中国人关注的则是生活本身。孔子学问的基本点就是讲人生的道理，讲生活。
在我看来，孔子思想对于生活本身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同时又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的更新中不断得到修正。显然，孔子思想的生活气质使中国人容易将其吸收并自然地贯彻在生活中。现在，尽管大多数人不一定阅读四书五经，但在生活中却潜移默化地保留了儒家的原则。
瓦尔特对孔子思想的肯定是值得赞赏的。但他认为孔子思想具有“普世性”，我并不同意。基督教文化强调普世价值，而孔子不关心普遍统一的概念，只关注现实生活。中西提出问题的模式不在同一个套路上。
西方人总是把人当作认知对象，试图从形而上学和生物学的角度认识人，探索人在实际存在背后的“本质”，并把人分解剖析，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强调人的个体性。孔子讲人，看重的是世俗的生活，解决的是如何和谐有序、仁爱地生活在君王统治的社会中。
孔子的仁强调自身修养和爱人，有助于再建人类道德
瓦尔特看到了孔子学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可借鉴之处。
的确，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大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汤一介教授指出，当我们面临“道德滑波、信仰危机、理想破灭”的趋势之时，重新肯定和发扬孔子的思想是有益处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极力主张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克己复礼，实现和谐的社会生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有105处谈到“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如何做人的思想。孔子的“仁”主要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和对他人的爱。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显然，克己和复礼是不可分割的：既要严格修身，又要以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切，主要是因为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爱人”以“亲亲”为基础，即从爱自己的双亲出发。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人不但没有否定孔子及传统思想，反而更加重视它们，同时也试图根据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来提升中国自己的文化。
孔子的“仁”兼顾亲和性和艰难性，有利于人们建立乐观的思想
孔子在谈“仁”时，既讲它的可行性，又讲它的艰难性。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关仁的简易可为性，冯友兰先生总结说：“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但人之为仁又很复杂。既要在现实生活中反复自省修身，又要在与人交往中自觉地恪守伦理原则；既要自然地顺着自己的内在性情去贯彻执行，又要严格以道德原则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时时处处衡量自己的言行。梁漱溟为此指出，“离了中，离开了恰合生命之理，此即所谓违仁也。”正因为这样，孔子感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在讲解和发展“仁”说上，都试图进一步把“仁”广涉到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上。唐代的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已经明确地把“仁”看作是对人和对万物的态度。到了宋代，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正当人们期待以大家可以接受的“全球伦理”重建当代社会的时候，正确理解“仁”的贯彻的“两面性”（它既简易，却又艰难），将有利于树立人们的信心，有利于加强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天”完全不同于“上帝”，是对规律的遵守和把握
在与人为善和人的能力的有限性方面，《论语》和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论语》所说的天和天命不同于基督教的天和上帝，更不包含基督教中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能把它们两者和合为一。”所以，儒家讲到“天”时，其重点是讲天人合一，而不是讲彼岸的、超脱人生现世的天国，更不是鼓励人信仰宗教。
《论语》所说的“天”，既不是西方人和基督教意义上的leCiel，也不是西方现代科学所指的天。基督教的天是彼岸、超验的，它是人和大地万物的创造者，又掌管着人的来世归属；而现代科学所说的天是地球及其外的宇宙空间，是超乎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而瓦尔特先生的观点和西方的人学观念相关，在西方，探讨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从宗教的角度探讨世界和人的起源，才能彻底认识人的本质，也由此把宗教当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瓦尔特：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学者的视角 孔子智慧照耀东西世界
两年前，为让法国人了解中国文明的概况，我写了《中国史略》，其中有这样一段：“即便20世纪的中国不断试图摒弃孔子，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孔子又常驻心间。他提倡忠孝礼义，因为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及宇宙的和谐。……无冕之王孔子，是对其人民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而他的人民却往往最忽视他思想的深邃以及伦理的本原：那就是建立在经验与学习之上的责任与关怀。”
孔子是“真理的使者”。其学说集前代之精粹，用以教人成为“君子”。同时期，波斯人正聆听着索罗阿斯德的教诲；希腊人还处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希伯来人正在了解最初流传的预言故事；罗马正形成它即将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西方精神及风俗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人类的认知而言，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未能超越的时代。
孔子对人类社会及个体的理解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更深刻
继承自夏商周三代的儒学，首先正是一种个体的伦理道德，它要求对己负责，关怀弱者，尊上，尤其是尊长。长者，自然比幼者更富经验，因而，也更为“审慎”。《论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儒学及其伦理道德怀有这样的使命，它要赋予每个人确保自己从天及道中得救的可能性；它显然拥有一套形而上学。
关于信望爱等美德，都存在于孔子学说中
对于我，一名身处拉丁文化，但又对中国如此好奇的天主教徒而言，把儒学当作一条使儒者接受基督天启的正道，等于将孔师的智慧置于人对世界感知的最高峰。仔细想想，这一判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辜鸿铭引导我不断深入阅读孔师之说，主要是《论语》——这些“批评之言”，论及个人在社会及宇宙和谐中所负责任的方方面面。正如我看到的晏婴对孔子的评价是：“久而敬之。”
孔子所传递的信息是普遍性的。且听其中几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信、望、爱，对神的三种美德均在其中——孔子并未为其命名。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孔子拥有“心灵”，如同所有中国人一样，“心灵”是其智识的中枢。孔子与最有名的希腊哲人们同处一个时代——在他去世10年之后，苏格拉底诞生；与他们相比，在对于宇宙、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理解中，孔子占据了上风。实际上，他丰沛的情感使得他的慷慨宽厚更加接近于慈悲。
关于五德：仁在义前，忠诚为首，中西同理
在中国的传统中，权利并不存在，每个人只有对于他人的义务，义务意识只会偶尔缺失。中国传统上将五德中的仁爱置于平等、“义”之前。当我将目光投向我所处的拉丁文化，在西方文化之母罗马那里，我发现了在西方存在千年的秩序（我指的是基督教之前的秩序）也是与孔子同时期：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推翻了国王，宣布成立国家（称“共和国”，即众人之事务），那年，孔子42岁。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处于父亲即“男性家主”权威之下的家庭，其核心道德是忠诚：对于城邦——天然而非地理性的实体——的忠诚，这种忠诚凝聚了构成城市的罗马人民，正如凡有遵照汉族习俗的汉人生活之处便是中国。这种忠诚既是对其秩序心怀信任，也是对其所处之地忠心耿耿。人们在其中“遵照祖先习俗”；人们尊崇家神——“已故祖先的灵魂”，正如所有的中国家庭尊崇祖先一样。
关于五常：蕴含孔子对于“恒”和“天命”的理解
孔子谦虚而自尊，信赖历史与经验，这位纯经验主义者自称他什么都没有创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他并非因此就成为怀古者或反对现今之人。
孔子的言论暗含了五种关系：即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使这五种关系融洽和谐；五种关系与五种德行组成了“常”——一种必不可少之“纲常”。孔子超人乎？非也，人谓之“圣人”，一个赋予其绝对神圣性的词语。他是完人，懂得每时每刻都必须接受的“气”仍赖于天命。
中国批孔和学孔正是孔子对于人类道德能力限度认识的最好佐证
孔子眼中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看到了其中的变与恒,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行为——无论集体或个人行为——进步的极限，这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根源。
对孔子的研究带来了对于中国道德、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以及暗含对“天”的反思，儒家伦理要求“尊崇”它——支配人世的天。“五四”的革命者摒弃了儒家学说，批判它因循守旧和独断专行；在他们看来，这种墨守成规和独断专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袭着中国社会。鲁迅称“在旧时文明支配下的等级制度使人们互不相识”，这种文明支配是“人肉的筵宴”！他们把孔子与这种“支配”、这种“人吃人”联系了起来——大错特错！“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代已变！不久前，《人民日报》报道：“假如孔子研究不再仅限于图书馆之中，它会让现代世界重获精神力量。”
还原孔子，他是中华之日月，孔子学说将对人类发展作出持续贡献
在孔子对天和天命的感知这方面，葛兰言作了精准的论述：“在孔子的个人思想中，宇宙秩序的观念既是一个中心概念，亦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它与一种特殊的宗教式信仰相对应。孔子有着尊崇天意的冲动，他相信天意支持着他教化世人的使命；相信他的心灵与天意相通。”葛兰言或许有些仓促地概括道：“弟子们并未继承孔子的信仰。”
因此，正是他们，使得理性主义的西方人将孔子学说视为一种厚古且纯粹流于表面的道德。人们由此忽视了这一点，即：对于寻求“中庸之道”的人而言，能够到达 “中庸”的“道”是由“上天的行动”来决定的。孔子通过观察与学习达到了对世界的理性感知；但经验和谦恭使他不会利用这种感知来制定某种被视为通向崇高伟大、通向幸福的合理“体系”。
对孔子思想中的精神性应予还原
孔子认为，“君子”应促进世间的和谐。为此，他要行“仁”——“人类的德行，对他者的仁慈、自由、普遍且无私，人对上天之德的分享”。
这只是简单的道德吗？连被视为信奉无神论的当代中国都在其中觉察出一股“精神力量”。我们应将其所有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归还给儒学：道德上，它支配着与他人的关系；精神上，则支配着与宇宙的关系。智慧约束着孔子“窥探上天奥秘”的企图。
我们研究孔子，以了解是什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精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仅强调义务、团结、习俗和礼教，而忽视了权利。这种权利源自儒家所禁止的思辩：法律是习俗和经验的产物，其原则和礼仪是由时间即经验所决定的。这种经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有好也有坏。这是道德的教训？不，是历史的教训！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在历史中，记录下了要建设、或要经受的未来。
孔子思想的回归是中国人对中国之道的再认识
孔子在官方语言中的回归、在许多中国人的思想及情感中的回归，即为“道”——忠于自身的中国之道——这种灿烂的文明，在其最光“华”夺目的时刻，“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旦它重新发现了2500年以来一直指引它入“道”，授予其真性之人，它就会持续为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论语》有云：“仲尼，日月也”；他，正是中华之“华”的源泉，只要借助他，这道“光华”就将“永恒”！这道“光华”就能超越国家的疆界，肩负启迪人类的神圣使命。
儒家弟子们在中国通向未来的征途中已经注意到了孔子学说，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点，不断从外界接受启迪；在他们看来，这些启迪为的是国富民强，它们不仅来自于思辩哲学，也来自于技术、法律和其领域；而他们更会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它们，使它们适应中国！孔子思想的普遍性使儒家伦理得以让全世界的人们重新关注人的责任和尊严，这与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恰恰相反；相应地，儒家伦理会从全世界吸收最为丰富的启发，将它们中国化，再献给中国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