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乐无法
虽然不胖，我自心宽。
(ZT)为什么要社会主义？(ZT)
－－纪念爱公130年诞辰
一个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某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乍看起来，天文学同经济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试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从而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确实存在。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难以分离开来考察的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发现普遍的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制度的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者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并且派出了教士。这些教士通过控制教育达到愚民的目的，把社会的阶级分化确立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起一套扭曲的社会价值体系－－即所谓的礼教，从此以后人民大众的社会行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被这套准则所左右。
但是历史遗留的传统－－可以这样说－－已经是昨天的事了；可是我们从来就未曾走出索尔斯坦·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①所说的人类发展的“肉攫阶段”（the predatory phase）。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属于这个阶段，就算我们能从这些现象推导出什么规律，也很难说能适用于别的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带领人类越过这个弱肉强食的阶段，那么，当前的经济科学就基本上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
其次，社会主义为人类带来了明确的人生目的－－一个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下的社会；科学不能创造这样的目的，甚至通过灌输也不能使人们获得这样的人生目的－－科学至多只能提供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但人生目的这一真谛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伟人构想出来而通过潜移默化而被那些对社会进步决定性作用的大众渐渐接受的－－如果这些伟大的理想在推行的过程中没有夭折的话－－但即使如此社会的进步也必将步履维艰。
基于以上的理由，在涉及到人类社会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提防着不要过高地估计了科学和科学方祛；而且我们更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对有关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段时间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人类社会的稳定性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典型的情况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会有敌对情绪。为了表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客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如果发生下一次战争，人类将九死一生；因此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的发生。”我的那位客人却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灭绝呢？
我相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挣扎着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而且或多或少对此绝望了。这句话只是他内心痛苦的寂寞和孤独的表现而已－－在这些日子里又有多少人所遭受着如此的煎熬呢？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作出任何有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尝试着得出一些结论，尽管我心里清楚我们的情感和努力往往是矛盾的，含混不清的，不像在物理学中的问题，可以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独立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人。作为独立的人，他试图保护自己以及那些亲近的人，试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发展他自己的天赋。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人，他试图得到周围的人的认可和好感，同他们休戚与共，以别人生活的幸福为乐。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变化无常而时常相互抵突的倾向，才能说明，为什么人的性格是这样特殊的；而且这两种不同性格的结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境以及他所能对社会和谐作出的贡献。这两种倾向的程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一个人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和传统，也取决于这个社会的舆论。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与它的同代人以及之前无数代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的总和。虽然人是能够独立地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人的肉体、理智和情感的生活是那样地依赖着社会，以至于在社会框架以外谈“人”是没有意义和无法想象的。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只是因为有着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生活才成为可能，而这亿万的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正如蜜蜂和蚂蚁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可以轻易改变的。记忆力、创造力以及语言交流的能力，使得人类可以不受生物遗传上的必然性的限制而得到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的伟大成就中，表现在辉煌的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自己的生活，以及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一出生就已经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特质，包括那些人类特有的自然冲动，我们应当把这种特质看作是固定的和无法改变的。同时，我们也会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我们通过社会交往以及其他许多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对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根据流行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不同社群之间的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以此可以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自相残杀或是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对社会的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进行改造，才能尽量地使人们对生活感到满意？那么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有些条件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造就了当前既有的情况：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为了人类的继续生存，就要生产足够的物资，从而极精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必不可少的。个人或者小集体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回顾起来，这是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啊。不妨夸张地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简要地说说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上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代人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的依赖，但人们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积极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他们反而把这看作是对其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其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这导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渐渐增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唯我意识的俘虏－－他们感到不安、寂寞，同时丧失了天真、单纯，从而也就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唯一的出路，我想，是投身于社会事业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找到这短暂而又风险重重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看到我们面前的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在不断地彼此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总的来说，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而是严格地按照法制的要求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只需要注意到这一点：生产手段－－那就是为了生产出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绝大部分已经是－－一小撮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个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处于工人劳动力的买主的地位，而工人则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这些商品就成为了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竞争就业的工人数目的关系－－即使是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另一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细化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这会以较小的生产单位被淘汰为代价。这样的结果就会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通过民主手段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即使没有收到财团的大笔赞助，也会处处为他们所掣肘。实际上，资本已经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其结果必然是人民代表不可能照顾到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资本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大众的信息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想得出客现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行使他的政治权力，那是极其困难的，或者说白了在多数场合下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如此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应当注意的是，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至少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所以整个来看，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这就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能得到就业机会－－因此总是存在着这样一支“失业大军”－－让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资本家才能借机压低劳动力价格。既然那些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无力提供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结果必然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讽刺的是，技术的进步，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大多数工人的劳动负担有所减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加上资本家之间的互相倾轧，使得资本的积累和利用过程难有稳定之时，从而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无限制的丛林法则造成了劳动力的空前浪费，同时也导致了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这种人性的败坏，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人们把这种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独占一切的自私主义的崇拜，美其名曰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可怕的恶魔，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注重于社会目标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照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够工作的人，这样就能保障每一个人的生计。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的天赋，还应当努力培养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称颂。
但是应当牢记这一点，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以下这些社会、政治方面的难题：如何避免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被官僚集团所篡取？如何对领导层进行民主制衡以从根本上杜绝官僚主义？只有解决了这两点，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弄清楚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存在的疑问，对我们这个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对于这些问题的自由探讨无疑是犯了衮衮诸公们的忌讳的，因此这个杂志的创立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①索尔斯坦·凡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教师，长期任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他是技治主义的创导人之一。
原文链接（Why Socailism？）：http://www.monthlyreview.org/598einste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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