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正传(续)

第四章 从末路到中兴关于阿Ｑ从城里回到未庄后的那段日子，鲁迅在《阿Ｑ正传》里用“从中兴到末路”做了章回的标题。这大概是悲剧人物的必由之路，而小周是喜剧人物，所以在他穷途末路回到上海后出现了中兴奇迹。要叙述小周的中兴之路，便不能不将车子搬来作为他人生舞台上的一个重要道具。玩车不仅是他的嗜好、也是他当初谋生的手段，后来还让他去鬼门关转了一圈。小周从小就属于爱车一族，最开始是玩摩托车。穷人的孩子都吃过打蛔虫的宝塔糖，他也喜爱那粉红色的“糖果”，但他后来才知道一起玩摩托车的那个小伙伴竟是上海滩“宝塔糖大王”的落难公子。因为爱车，他偷渡日本前的工作便是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司机。而从日本被押送回来后，他丢了开车的工作，成了工厂里的“清道夫”。两年后，他不再愿意忍辱负重地每天去通阴沟洞，又辞掉了清道夫的工作。当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合拍时，就像是在人生的旅途中登上了高速列车。假如小周当年没有因为偷渡日本丢了开车的工作，那他后来或许就会像厂里的那些老司机一样，在改革开放驶入“国退民进”地界时成为千千万万个下岗工人中的一员。孙子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对于许许多多或被迫或主动放弃“铁饭碗”的人而言，改革开放为他们带来了人生的机遇。当年，“傻子”年广九的沉浮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他炒出来的“傻子瓜子”成了长得又长又粗的“资本主义尾巴”！小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帮他凑了一笔钱，买了一辆二手的“菲亚特”，让他当了出租车司机，也让他有了一条意大利产的“资本主义尾巴”。多年后，他所注册的“晓风出租汽车社”被研究行业历史的人列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私人出租车公司。“八○后”，这不仅是一代人的称呼，也是处于新时代分娩过程的中国社会最燥动不安的时期。不仅是年广九一类长着资本主义尾巴的人物在大显身手，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洋人也夹着皮包纷纷回到了中国。上海虹桥机场门口出租车排成一字长龙，迎候着会用兑换券支付车钱的洋人。那几年，在龙头的地方总是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在给出租车司机当着义务翻译，这个活跃的年轻人正是小周。说起小周的英语水平，应当远在未庄的假洋鬼子之上。这假洋鬼子也就是去东洋混了半年，和小周在日本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大致相当。假洋鬼子说过的英文，在《阿Ｑ正传》里有记载的只有“No”这一个词。而小周除了能说“Yes”和“No”以外，还能吐出“Peace Hotel”和“Ten Dollars”这样复杂的词组。以下的对话是在龙头处经常可以听到的。“Peace Hotel”，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走了过来。“OK！”小周满脸堆笑，很自信地表明他明白洋人要去的地方。“去和平宾馆你要多少钱？”小周转向“龙头”发问。“三十元。”龙头的要价很合理。“Fifty yuan RMB（五十元）。”小周转向洋人报了价。“No！Thirty（三十元）.”这洋人不是傻瓜。“他只肯付二十元。”小周再一次面向龙头。龙头耸了耸肩，表示不愿意拉这趟“差头”。为了国际友谊，避免国际争端和显示大国风范，在众人的默许下，小周很无奈地接下了这个“赔本生意”，将他的菲亚特从长长的车队尾巴开了过来。进入上海的外国人渐渐多了起来，小周的生意也愈发红火了。许多外国人喜欢上了这个满脸都是笑容，会将洋泾浜英语和肢体语言组合成一种各国通用语言的小伙子。正在和上海人恰谈投资的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驻华代表每次到上海时都喜欢将他高大的身躯塞进那辆小小的菲亚特。几年之后，小周还清了买车的钱，卖掉了菲亚特，又动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他说：他是在日本跌倒的，他要在那里站起来。他如愿以偿地办妥了出国手续，完全合法地坐进了飞往日本的飞机机舱。然而，飞机迟迟没有起飞，他急得满头是汗，心想一定是因为他当年偷渡日本的原因，这架飞机正在等待公安人员将他带走。两个小时后，两个官员样的旅客匆匆登上飞机。他们到机场时才发现护照不在身边，全机舱的人都在等他们回家取护照。一场虚惊。人人都在骂这两个旅客，小周更是恨不得唱一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在日本的几年中，他不仅进了语言学校，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又当上了货车司机，依旧和方向盘结下不解之缘。数年前，当他有了一点钱后，他在上海买了辆一百多万元的本驰车，然后给朋友们打电话，声称他成了中国最穷的本驰车车主！无论如何，这比阿Ｑ从城里回到未庄时，将满把银的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要神气得多。当然，更比“戴两个手表”要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