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硬科学的本质就是客观的，与意识形态无关。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文革期间尚且取得了世界级的成果，他当时缺的是良好的住房，伙食和医疗，这些如今国内已经不再缺的物质条件，而不是“批判的眼光，批判的精神和勇气，批判的自由和环境”（湾月枕）之类文科骗子和流氓艺术家们的护身符。
前苏联存在了70年，从来没有过“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但是在硬科学研究方面没有意识形态框框，很多方面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其他有“意识形态言论自由”的仆从国了。直到今天，很多前苏联的二，三流数学家，物理学家，在西方的工作都是顶级的。这些人往往把自己在前苏联时期积累的成果一点点地用英文发表，整得西方人傻呵呵地发愣。
露阴的自由，骂祖国的自由，怎样有助于学好数学和物理？事实上，有了耍流氓自由的美国学生早已完全丧失了学习数理硬科学的能力和兴趣。教授让你证明任何有界变差函数可以表示成两个单调递增函数之差，你如果连有界变差函数的定义都不懂，就干脆以“批判的精神和勇气”回答“依我的观点，我们应该首先讨论这个定理能促进人人平等的多元社会吗？它有助于改进第三世界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吗？”
我读博士时还有几个美国同学，教授还有一多半儿是美国人，其他西方人和印度人占大约三分之一，很少的几个华人。工作二十年后的今天，在我的专业里与我学术水平接近，年龄相仿，在美国做教授的同事当中，西方人已经是少数了，尤其本土美国人少。每年一次的专业大会，一眼望去好几千人，亚裔过了7成。如今很多一流系招不到美国学生，因为数理基础太差。过去十年，我任教的系毕业的博士生没一个本土美国人，其中毕业后担任教职的全是中国人。尽管很多美国大学有政策，要求在录取时照顾本土学生，可这些照顾进来的都不争气，大多数通不过严格的资格考试而出局。美国的数理硬科学现在最想要的研究生来自中国，印度，越南，前苏联东欧，其次是台韩日港澳新加坡泰国，再次的是西欧（主要是德法意西班牙），最差的是美国等英语国家。大致上看，越多“意识形态言论自由”的国家，越产生不了数理硬科学的合格研究生。与学习数理硬科学所需要的刻苦严格的训练相比，花言巧语的律师诡辩术和政客骗术都只是可耻的垃圾。
看来很多对“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上瘾的海不归们也多是不懂有界变差函数的学文科的吧。
